我是在去美国之前才在李平的游说下,离开了工作不到一年的一家国内小型国防企业,也是我的第一个工作单位,离开了熟悉的信号处理专业,加入到这个公司。我在三天内就做了换工作的决定,这也是我一贯的行事特点。所以我对于双方的合作,包括公司的情况,都了解不多。未来,在我基本上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展开于我的面前。我没有时间审慎思考,便必须面对诸多未知开始行动。在行动中思考,在思考中行动,成了我未来工作的特点之一。 体验完海关的百般刁难,在北京分别几个月后再次见到Pete,双方都倍感亲切。这也是Pete他们第一次和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合作,这在冷战时期是无法想像的,他们心中充满了新鲜和好奇。 性的转变之一理性地工作 开始的轻松,随着新年的到来很快就结束了。TRW合作负责人周博士,一个来自台湾的华人,非常看好电视加密收费系统(DTS/DTD)在中国的市场前景。在他一再坚持下,我们立刻改变了工作重点,将其他的项目后延,双方全力投入到了这个项目的开发中。为此,我们马上从国内又调了谭自强来美参加这个项目。谭自强是我研究生时的同学,精通电视技术,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他是国内电视方面的一流高手。他也是被李平游说来的,不过当时他还没有从清华的一个公司辞职。 我们在出国前还是为这个项目做了一些准备的:带来了相关的产品、关键器件及开发工具。当李平把他们在国内开发并投入市场的卫星电视接收机从包装箱中拿出来时,看着那漂亮的、非常具有消费品造型特点的产品,我真的有点吃惊。尽管我在读硕士期间,参与了一部海军用的新型雷达的设计和生产,但是对于家电产品却一无所知,感到这是一件非常复杂难做的事情。且不说内部的电路设计,就其外形设计和制造,我就完全没有概念。我没有想到,他们比我先工作了不过四五年的时间,竟然能设计生产出我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做的产品。 当时我的心理落差相当之大。因为我毕竟是当时我们班,甚至是全清华学习最好的学生之一。看着他们设计的产品,同窗了七八年的同学,在我的眼里竟有了一种神秘而陌生的感觉,真有一种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慨。我的自信心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 TRW在十年前为军事用途,曾经设计了一个视频图像加密解密系统,加密和解密系统分别有两个大手提箱那么大。周博士就是带着那两个"古董",在1993年11月到中国广电部做的演示。当时他信誓旦旦地告诉客户,在1994年2月初,一定把它们变成家用的小盒子再来北京。其实军用系统和家用产品之间除了原理相同以外,基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当时我们大家对这个项目都没有什么信心。不过周博士过人的胆量和推动能力,还是让我们很快就全力以赴开始了工作。 项目开始,首先要做的自然是系统设计。这个过程让我和我的同伴们大吃了一惊。整个系统的设计,是以会议形式完成的。大家各抒己见,Pete负责在白板上记录整理,定不下来的部分,就先画一个云彩样的轮廓,以后再说。他半开玩笑地说:"Wearedigitalguys,analogstuffistoocomplicatedtous.Wejustleavethemthereforthemoment.(我们是搞数字电路的,模拟电路的东西太复杂,先放一放,以后再说)"产品系统设计居然就在这个基础上启动了!这和我所受的教育,特别是我对于国际一流公司应有的做事方式的想像,反差太大了。如此紧张的时间,如此复杂的系统,如此艰巨的任务,就用这种方式工作?我们几个人,都在心中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随后的工作也基本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进行,完全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条理清晰、计划周全和井井有条。我们很快产生了对他们的不屑,甚至嗤之以鼻,而且他们的个人能力也相当平常。毕竟我们都是清华的毕业生,一对一地看,他们好像真的还不如我们。 "系统设计"完成,便开始了电路设计。双方出现了合作以来的第一次争执:彼此都说这是对方应该承担的任务。因为我不清楚双方谈判的情况,便去问李平。李平告诉我,按合同规定应该是他们来做。由于李平和Pete谈不通,我便直接去找周博士。周博士在看了合同之后说道:"这种问题在美国是最好解决的了。把Pete给我叫过来!"Pete一进会议室,周博士便把双方的合同放在了他面前,"Pleasereadthisparagraph.(请看一下这段话)"周博士没有一点客气便直入主题。Pete看清合同的相关内容后,竟然没有任何的废话,说:"OK,I誰ldoit.(好的,我马上做)"这个局面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找周博士之前,我心里一直在打鼓。因为双方已经僵持了两天时间。我自己猜测,Pete至少要辩解甚至是胡搅蛮缠来为自己找台阶,而且可能对我们下面的合作产生副作用-我们的做法太不给他面子了。随后的一切证明我完全错了。Pete他们不仅很快完成了工作,而且依然非常友好地对待我们。 尽管我在悉尼有过两年的留学生活,但是学校毕竟是学校,在哪里学校都有点儿世外桃源的味道。随后紧张的工作,使我没有时间回味Pete在这件事上的表现。但是这件事情在不知不觉中,留在了我的心底,悄悄地引发了我的转变。我开始认真地观察美国人,思考他们的特点和长处,心中的偏见开始一点点消融。我开始逐步了解美国人的文化和行为特征,开始向他们学习用理性的方式来处理事情、与人相处。几年以后,我写了一篇短文《Pete的启示》,讲述了这件事对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