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人才,不出书呆子 “三十三天天外天,白云里面有神仙。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如今,我的孙子孙女常围在膝前用童稚的声音朗诵这首儿歌,这是我当年教儿女的第一首儿歌。 如今,六个孩子个个成才,成绩不俗,多少人投来艳羡的目光,多少人称我们的孩子为天才。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人的智力相差无几,真正决定成才的,是经常为人们所忽略的非智力,诸如意志、道德、健康、社会交往能力等素质。我的六个孩子,之所以个个成才,而不是成为书呆子,关键在此。 鼓励孩子们从小立志,是我教子的第一步。我的六个孩子个个都有小名,依次叫孟子、孙子、荀子、润子、曾子( 后改为君子 )、西子。有人说我给孩子取的名字狂妄,但是我就要用这些不平凡的名字来激励他们从小立大志。 年轻时,我最崇拜爱因斯坦,因为崇拜,我如饥似渴地研习他的相对论,还曾经把写成的厚厚一沓论文投寄给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科学家钱学森就曾回信鼓励我。所以,孩子出生以后,我们家里到处贴有爱因斯坦、牛顿、居里夫人等科学家的头像,科学家的故事孩子们耳熟能详。小女儿天西五岁就口口声声对我说,要当“中国的居里夫人”。 要做“居里夫人”,没有健康的体魄不行。孩子刚出生那几年,“文革”还没结束,我每天战战兢兢偷看几个病号,挣得一点钱,买回满满一篮子既便宜又新鲜的海鲜,让孩子们吃个够。家里没有运动设施,我就自己动手做了一张多功能乒乓球桌,撑起来是球桌,放下来就是张床。放学回来,兄妹六人常常围着这张桌子鏖战一番。 一家三口外出旅行在当今司空见惯。但是,在1978年夏天,我和小湘就自己设计旅游路线,带着天文、天武、天师、天西四个孩子走遍了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并渡过松花江登上太阳岛,接着又去了赤峰、锦州、北京、天津、秦皇岛、北戴河、青岛、上海。1985年的旅游更是与众不同,我们一家人带着干粮和饮用水,一路风餐露宿,浩浩荡荡向杭州进发,在岳王庙“尽忠报国”的题词前,一家人庄重地留影纪念。 像这样大规模的关内关外、大江南北的旅游,对孩子的成长意义重大。虽然在班级里,他们年纪偏小,但是在见识阅历上,他们并不稚嫩。相反地,他们兴趣广泛,视野开阔,显示出一般孩子所不具备的自强自立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们能够经受得起漫长岁月的各种考验。 总之,我们把教子成才当做自己的人生事业去追求,做了一些人们没有想到或者不敢想的事情,牺牲了一些人们不愿牺牲或者不敢牺牲的东西。有道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正所谓“世事如棋,一着争来千古业”。 原载《 浙江日报 》2005年9月24日 沈宇翔 关于早期教育,我们实实在在地进行了一番认真设计和操作。看过一本书的人往往会把这本书奉为经典,一字一句地逐步推敲,似乎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必不可少的,都必须照办,否则会影响孩子的成长成才。看过很多书之后,才发现书中所写的只有参考价值,而且很多是根据作者的粗浅经验或想法信口开河。即使较为著名的家教书籍也大多偏于空洞理论,而没有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操作方法。另外,很多家教理论派别竟是相互矛盾的,如果把每位家教理论家的意见综合起来,家庭教育根本无法进行,无从入手。 我们坚定地相信,人类在教育方面的探索绝未到顶,以前一切设定的规则和方法只不过是人类现阶段认识水平和能力的表现,绝不是不可触犯的金科玉律。特别是早期教育方面,那些理论家和教师们并未亲自进行过大规模的系统研究,大部分是各自套用别人的说法或个案经验。因此在这方面,实际上是有待大力探索的科研领域。我们就是这样带着双重的任务,大胆地走进这个领域的:一个任务是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另一个任务是探索早教究竟是否有利于成才。 我们曾想到,智力的早期开发可能是三种后果—— 第一种可能是:早期教育不仅使孩子的智力在时间上提早开发,而且有利于孩子智力的更好发展,也就是有利于大脑功能的更好的开发利用; 第二种可能是:早期教育仅仅是智力提早开发,对大脑功能发展利用并无实质好处,只是时间提早而已; 第三种可能是:早期教育虽然表面上提早了智力的开发,但是实质上是打乱了大脑的正常发育,因此实际上是拔苗助长的做法,得不偿失。 对于早教的三种可能结果,我们都认真地进行了分析。如果是第一种结果,那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我们不是大脑发育方面的专家,不可能获取有关这方面的数据,当时也找不到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因此也并不指望这种最佳结果。至于第三种结果,我们认为良好的早期教育打乱大脑正常发育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诚然,无法完全排除第三种结果的出现。但是,我们深知任何一种伟大的追求,都不可能是毫无风险的,人类的每一条成功之路,都是由勇敢的失败者的尸骨铺成的。作为追求奇迹的人,我一生都在冒险,从来把风险置之度外。在看了大量的神童传说、名人自传等有关书籍之后,虽然一度陷入矛盾之中,但是作为一个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摸爬滚打的人,我在处事方面总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在孩子出生之后,坚定地选择了早教。 我们当时认为第二种结果是可以指望的,也就是说,良好的早期教育至少可以提前孩子的智力发育时间,从而为孩子争取到宝贵的黄金岁月。这种结果非常符合我们当时“追赶时间”的心态,我们希望从孩子身上去追回自己因生不逢时而失去的年华。正是这种心态,促使我们坚定地选择了早教。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为了争取时间的早教想法,正好符合现代早教理论和有关大脑发育的最新科研成果。于是,我们的孩子不仅因为早教而争得了许多宝贵的时间,而且也因为早教使大脑功能获得了更好的开发,后者可能比前者更有价值。 所以,说句实话,我们早教原则的确立完全是出于我们自己争取时间的迫切要求,绝不是任何一本书的指导,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来鼓舞我们去这样做。在那段生存问题大于发展问题的苦难岁月里,如果不是心灵深处的一种强烈欲望,是不可能仅在别人的说教下去策划几十年后才能见效的工作。 当时我们没有那份幸运,未能拜读日本著名教育家木村久一的大作《 早期教育和天才 》,也未能领略诸如井深大的《 从0岁开始教育 》之类的好书。有幸的是,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中早已蕴藏了辉煌的早期教育传统,并且哺育出无数的神童和超级天才。因此,无须任何外来经典说教,已足以使一个追赶时间的苦难心灵产生了一种早教成才的欲望。 李白五岁诵六甲,王勃六岁善词章,李泌七岁能棋赋,祖莹八岁能咏诗成章,王维九岁知属辞,杨炯十一岁举神童,甘罗十三岁做丞相,白居易十六岁名扬天下……这些“国产”的神童,对于我们当时的处境来说,才确确实实是挡不住的诱惑。人家能我们为什么不能呢? 早期教育的不同会导致同龄儿童智力发育的不平衡,而智力发育的不平衡必然需要因材施教。古往今来的所有教育理论中,因材施教总是人们经常可以听到的响亮口号,因为它的词义是那么美好那么浅显,所以非常诱人而深入人心。 然而,如果没有早读和跳级作为优秀儿童的出路,那么因材施教只不过是一句空话,无非是为齐头教学加上冠冕堂皇的好名称而已。而且,早期教育也往往变成多此一举,因为反正最后总是被印在现行体制所规定好的模子里。只有跳级才能真正实现因材施教的优越性,使优秀儿童有了奋斗目标和动力。跳级和早读既能为优秀赢得宝贵的时间,又能增加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齐头教学最致命的缺点是忽略了儿童智力发育的不平衡性,刻板地用同一年龄限制并用同一速度去教育智力发育程度相当不同的孩子。不管是幼儿班阶段、小学阶段、初高中阶段,还是大学阶段所学的东西,对优秀孩子也许只要很短的时间就能学完,而且学得很好;而对于那些较差的孩子来说,可能该阶段规定的全部时间仍不能学得很好。如果硬是把他们限制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班级里,苦苦消磨宝贵的时间,对于优秀孩子来说是极大的时间浪费,对较差的孩子而言也是痛苦不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