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质性别的抗争：丛林世界中的艰难突围与姐妹同盟的重建

“存活于中国，做了中国的老百姓，是应该有着多少心和多少头脑，来担负这时代的悲哀和使命呢！”

这是20世纪30年代一位普通女性发出的叹息。
不难想象那个“是应该有着多少心和多少头脑”才能勉强应付的时代：封建旧道德未尝真正根除，外临强敌入侵，内部又是纷争不断，南北割据，战乱频仍；一方面是与买办、官僚相共生的城市新兴资产阶级开始掌握社会的话语权，一方面是更广大的农村人口的贫困日益加剧，城市无产阶级贫民的队伍迅速扩大……对于当时中国这个正在形成中的现代民族国家来说，接受早已被设定的“生物种性政治”（颜海平语）的逻辑，卷入弱肉强食的“自然竞争”，已经是不得不如此的选择。而女性，这个被视为“天生弱质”的性别，是不是就应该自然地接受身为弱者的命运呢——被贬低、被压迫、被统治？而且，这命运不可更改因为它出于天然？
伟大的中国女性并不接受这一逻辑。她们或许认清了自己的弱质性别，但却绝不接受“生物种性政治”的强权逻辑。她们一面努力摆脱因为“天然的弱者”而被加在身上的被压迫者的命运，一方面，她们也抗议“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很显然，这意味着她们将要挑战的是——整个世界的男权法则。
然而，并没有一个既有的国家或党派，是以挑战男权秩序为己任的，因为国家或党派的主体——男性，本就是这男权秩序的构成要素。在各种不可能之间，这些女性最终只能转向那个更可能的，这个“更可能”，即是当时被国民党不停地暗杀、逮捕的“左翼”。
作者颜海平选取左联的女作家作为本书的主人公，乃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写作本身即是行动，即是抗争。这些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度被遗忘的女作家——冰心、丁玲、萧红、白薇等等，以她们“弱质性别”发出的抗争的声音，向我们展现了在一个丛林世界里女性所蕴含并爆发出的独特而强大的力量。重现当时那些伟大女性的努力，去探知她们内心的呼唤和渴望，去揭示她们所处的恶劣境遇以及厄境之下她们不屈不挠的奋勇抗争，正是本书作者颜海平写作此书的目的。作者在后记中说：

      它（这本书）是我的一次重温，重温由女性主导的、那些否则便命定成为“弱性物种”的人们的崛起，她们置身于被称为中国现代史的社会废墟和人类灾难的原野中。它也是我唤起在这崛起中看不见的蕴律、行为和运动的尝试；在这个世界的历史又到了一个转折点的时刻，这尝试是我参与到那些值得向往的巨大转变之中的劳动。

作者颜海平的劳动及尝试是有意义的，她至少深深打动了我，当我在深夜里的台灯下读着那些伟大女性的抗争故事，她们的坚持和决不妥协，她们的敢于向世界说不的坚强姿态，她们在流离辗转中拭干泪痕、在濒临死亡的困境中一次次复活的勇气，她们在困境中建立的姐妹情谊和互相扶持……一次次使我落泪，使我在激愤中涌起力量。

在阅读中，我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她们摒弃权贵的诱惑，而甘愿站在弱者一边，并以不停息的抗争中的弱者的姿态，去与当时那个危险重重、灾难丛生的恶世界相抗衡的呢？那种精卫填海般的勇气和虽然微弱但决不妥协的力量，究竟是来自哪里？
我想，在强者与弱者的对峙中，在一个遵从着丛林法则、以弱肉强食为天然真理的时代里，坚定不移地选择站在弱者一边，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因为除了抗争，几乎得不到半点好处。这也因此注定她们只能是少数，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丛林法则的完胜，她们的抗争和努力注定被遗忘甚至被嘲笑的结局，亦是可以推知的。

如果回顾30年来中国大众文化对“民国女性”的再现，你或许会发现，左一个“民国才女林徽因”，右一个“民国才女陆小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张爱玲热”……事实上都是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试图重构符合男性趣味的、有着资产阶级“女人味”的女性形象的诸种表现之一。因为在80年代自由主义话语中，社会主义时代的女性被贬低为“失去了女人味的”、“抹煞了性别差异”的假男人，而推出林徽因、陆小曼等各色资产阶级女性形象，正是自由主义者试图为他们心中理想的女性塑造榜样。林徽因这样一个如鱼得水地周旋于多个男人之间、如法国上等贵妇般主持着家庭沙龙且从来不会冷场的“才女”，无疑正是小资产阶级男性心目中的女神。冰心曾写了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对此进行讽刺，却被后人诋毁为“嫉妒”。固然，有着什么样的心机，也必然以此推论她人。

但从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在20世纪前半叶那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林徽因们和冰心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简单说，林徽因以其“才华”，迅速投身上层文化男性的左拥右抱当中，不但不曾对男权社会做出任何反思，当然更谈不上抗争，相反则是乐于以“女性化”的性别优势，享受着男权社会藉此赋予她的种种资源和好处。当然，这样的女性，在我们这个时代更是层出不穷了——此是后话。

而冰心和她的左联的姐妹们，则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另外一条不是为自己争得好处而是为天下的姐妹、为全人类平等自由而战的道路：

试问鸿濛初辟时，又哪里有贫富贵贱，这些人造的制度阶级？遂令当时人类在母亲的爱光之下，个个自由，个个平等！（冰心：《通讯十二》，《冰心全集》第2卷；本书第118页）

如果仅仅把冰心笔下的“母爱”解读为一种性别本质主义的论述，实在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误读。母爱在冰心笔下是一种导向人类自由与平等的无私的爱，这种爱不止存在于母女之间，亦可以是姐妹之间；或者说，母亲的爱，也是一种姐妹的爱，她本质上是一种女性之间的爱与力量的凝聚，也可称之为“姐妹情谊”。这种女性之间的爱与力量，不止在冰心笔下有所呈现；秋瑾、萧红、丁玲、白薇、庐隐等女作家都曾热烈拥抱并歌颂这一姐妹情谊的力量。
事实上，自古中国女性作家便有姐妹之间酬唱的传统，但五四以来的女性作家并非简单延续这一闺中酬唱的旧传统，她们所召唤的，乃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生物种性政治”的逻辑中，以“弱质性别”的身份对丛林法则提出的抗议，是通过女性之间的认同而试图建立的对强权社会的抗衡力量。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来自于西方文明的“现代罗曼史”正在对传统的姐妹情谊形成冲击和瓦解，与此同时，基督教所倡导的女性美德亦换汤不换药地试图将女性重新推回到她们尚未摆脱的“贤妻良母”的封建旧道德中去。置身于这样的语境，重建姐妹情谊并非易事。左翼女作家大都经历过一个对“现代罗曼史”进行质疑和警惕的过程，甚至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男性作家也告诫过女性投身“现代爱情”可能潜藏的危险，但从后来的历史演变来看，这些有先见之明的告诫似乎并未引起爱浪漫的人们的注意。对此，颜海平通过对庐隐作品的引述评论道：

“现代爱情”变成了一种女性依赖于男性权力的制度遮羞布，它建立在半殖民地经济所有权和社会等级制度的前提之上。这样一些“现代女性”和“现代爱情”的场景，让早期中国女作家的文学表达——如那些姐妹式认知的寓言——及其社会主张的有效性变得问题重重。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左翼女性首先是破除了对男性及权力的幻想和依赖的精神独立的女性；而这样的女性所蕴含的力量是强大的，可见的。比如白薇，她一次次逃离她的上等家庭为她安排的道路，留学日本，后又拒绝田汉请她做演员的邀请，因为做演员意味着在“等级结构和权力游戏中扮演一个女性角色以获取地位的手段”；而当1927年国民党对革命运动进行残酷镇压时，白薇毅然辞去了在国民政府的翻译职务，一名不文的她几乎被饿死，但又一次次复活。再如丁玲，她于1933年被国民党秘密软禁起来，国民党试图给她优厚的待遇只要她“远离政治”，然而丁玲却宁愿搁笔也不愿自己的女作家身份成为统治政权的“象征资本”，三年后她去了延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涌现的对丁玲等左翼作家的诋毁式“研究”（以及与此同时兴起的对胡适等的追思），可以视为（新）自由主义对左翼主张发动的攻击之一。今天，借助颜海平教授的这本著作，我们得以去认识去了解这些被否定的伟大作家。作为女性，从她们的身上，我们或许重新找到抗争的力量——对延续至今且日益加剧的丛林世界说不的力量，这个力量，必然地，依然要依靠姐妹同盟的重建来实现。


一个也许是题外的细节是：这些左翼队列中的女作家，绝大多数与湖南有关。冰心、白薇、袁昌英、丁玲都是湖南人，而王莹则是离家出走在长沙接受学校教育，就连浙江人秋瑾在她20岁到27岁这一重要的人生成长阶段，也是在湖南度过的。莫非，这是所谓“湘女多情”的另一版本？——对人类自由与平等的强烈呼唤和对强权政治的决不妥协？ 生活在这片名副其实的“热土”上，或许踏过她们曾走过的足迹，我感到荣幸，且有一种微末但不会被抹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