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热爱这个怒气冲冲的人间

书读得一气呵成，可见写得非常精彩。读过后写了一点评论，未完成。过几日，重新翻过一遍，再来写，却有了不同的感触。施泰因、阿伦特、韦伊，这三位或许男人比女人更了解的女性，究竟在远去的那段残酷的岁月中，完成了怎样的命运呢？她们的生活经历中，被淡化的寂寞、爱情、家人以及困惑，是真就不曾成为人生的主题，还是因为她们被抛进了现世中人与人的纠结中，而不能自已？究竟是她们见证了一段女性独立的时光，还是她们无奈得成为了历史的玩偶，在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命运抉择中，上演着迷失与扎根的表演。在社会变革、种族主义、集权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较量中，她们最终都客死异乡，像飘零的叶子，被强大的时间吹落进了尘土。可是，这并不璀璨的落幕，却像断臂的维纳斯一般，让她们的一生，再次在时光的烙印中显得格外迷人。或许，正如书中所说，这种斯多葛派的坚持，让“她们的心中都怀着一种强烈的愿望：要了解这个怒气冲冲的人世间，要和这个世间和解，无论如何都要爱这个世间，爱命运，爱世界。”

如果说她们的共同之处，最为显著的是：她们都是女性，都经历了上个世纪的30、40年代，都是犹太人，都是哲学家……我想恐怕也不会有其他人会有如此巧合的境遇了。书中没有过多的对她们的人生进行铺陈式的介绍，而是把视角定格在了1933年到1943年这十年间，让她们跳跃命定的出生与注定的死亡，在一片喧闹中，绽放自己的人生。这样的淡化与渲染，让期许从中得出任何关于女性话题结论的人，恐怕都会有所失望。因为，在社会问题纷繁的十年间，身份的认同已经不再是件个体化的事情，而是必须挤入某一个圈子中。尽管韦伊拒绝用“我们”自称，可在后人看来，还是习惯性地将她们归入“我们”的行列中。这就是她们所对抗和热爱的命运，和她们开的玩笑。

施泰因大约是三位中，最为随性的一位。当然，这样讲也并不确实，因为并不能因为她在希特勒时期，选择进入教会的庇护而忽略她的坚韧与献身。当她被出卖，而被押解到集中营时，她知道的，那将是她命运的终点。但是，这个终点又将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因为她必须以赎罪的最高体现——献身，来证明耶稣救世的真理。施泰因对于犹太教和天主教的感情，是一种绝对的顺从。尽管韦伊很赞成“顺从必然性”的表达，可是施泰因的个性中，更能体现这种顺从。她并不反对自己的犹太教身份，却认定与《新约》密切联系的天主教，让她确实地找到了生命的根基。施泰因在哲学路上的求索，也因为她的改宗后开启了新的方向。尽管怀着对老师胡塞尔哲学的肯定，但是她满脑子的阿奎那，注定让她在胡塞尔和阿奎那之间进行了艰苦的比较研究。这个能建立起比较的桥梁，便是他们“都把哲学当作严密的科学来研究，即确信一切有理性的东西”。（P25）可以说，最终的施泰因是在信仰的道路上获得了生命的垂青，也真实的实现了她“爱命运、爱世界”的内心期许。

韦伊是三人中最为矛盾的一位。在身份上，她厌恶自己的女性身份，自小给父母的信中，就以“你们的儿子”来落款。在信仰的门前，她清楚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许就是因为太过清晰了，所以她才对一切现有的教会、教条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批判。她对于“我”和“我们”的严格遵守，注定让她的哲学思想和信仰寻则都不可避免得遭到多方的责难。她之前的和平主义态度，和之后对于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及法西斯特性的判定，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在思想的拉扯中，最终选择放弃药物治疗而结束生命，或许亦是一种矛盾体的最终归宿。在政治生活与哲学研究中，以一种难得的尖刻继承着阿兰的思想。从她对希特勒的评价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她所坚持的独立性。她认为希特勒“只想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让自己的名声永垂史册，而这个目的他已经达到了。”（P143）而大多数被关入集中营，最终命归西天的无辜生命，作为真正的受害者，却丧失了自己的命运与名字，成为了虚无的个体。她对于个体命运的关注，是一种对于生命体本身尊严的极高肯定。所以，她反战，后来又不得不加入战争的队伍，为得都不过是为生命自尊捍卫而已。

阿伦特则是三位中哲学体系最为明确的一位。她从海德格尔那里接受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基本体系，又在雅斯贝尔斯那里，继续完成着自己的哲学生命。她对犹太复国运动的支持，并不完全因于她的犹太血统，而更多得来自一种对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反抗。她同样也不抗拒自己的女性身份，甚至很好得利用了自己的女性特质来进行思考和研究。汉斯﹒ 约纳斯就曾说过：“她女人味十足，这就是她不是女权主义者的原因。”（P37）阿伦特起先或许并不为自己的犹太身份感到有什么不妥，其实，她是忽略了自己的这一身份的，她当时只想做的便是哲学研究，而没有把目光投向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中。直到希特勒开始迫害犹太人时，她才愈发地坚定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她是人们常常听她说到的那种‘萨特式’犹太人，即只是在别人的注视下才做犹太人。”（P53），但是这并不影响她对犹太人的同情和在革命期间所表现出的勇敢，只能说她的身份认同过晚，或者说只有激起了相当的危机感，才能使得她的身份确证下来。同样，阿伦特也不拒绝政治，因为当她意识到哲学已经被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时，她就毫不犹豫得开始了对政治的研究与控诉。可以说，她与韦伊最大的不同，便是她不抗拒“我们”，且确信她老师的“此在”，确认这既然是不可摆脱的命运，那就应该在其中完成命运。所以，她的名言“经历造人”，成为了对她人生最好的理解。阿伦特与韦伊在另一点上，则有着惊人的相似，那就是她们对于政治的关注并不是学院式的，她们也真正的实现了存在主义的“被抛”的方式，将自己投入到政治社会生活中去。她们同样的进入到工厂去做女工，用哲学家的视角观察着劳动的真正特性，和人的真实状态。尽管这样的努力，并不能真正地带来理论上的飞跃，但却实在地为她们提供了经验的丰富性，让她们可以看清局势。阿伦特著述丰富，并且一生充满着战斗精神，并时刻用“扎根”的精神追求着生命的本质。

书中将三人穿插来写，并且附以当时的历史背景，对于了解犹太主义、反犹主义、极权主义、法西斯、共产主义运动的时代风貌极有帮助。虽然着重表达地是三位女哲人的不同见解，却也为了解上世纪上半叶对于政治问题的诸多表达提供了线索。进入20世纪后十年来，政治哲学的研究在国内开始悄然兴起，可还是缺乏一些历史性的直观与体察。这本书，或许比起三位哲学家的女性身份来，她们的思想和思想背后的历史更令人着迷。那个时代，所涌现的一批西方思想家，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本雅明、加缪……都是在命运的洪流中令人感动的勇士。而这三位女哲学家，同样以自己的信仰书写了让人感慨的一生，并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我们谁都无法与自己的时代脱离。这是我们不可避免的宿命。但是，请不要难过，或许这正是我们创造一切新思想的土壤。我们“既必须‘理解’这以残酷的现实，又必须试图与之相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