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理念、原则与方法

一

在序言中，甘阳先生明确提出要通“毛泽东传统”（共和国开国以来形成的传统）、“邓小平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传统）和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所以，在上篇《新时代的“通三统”》中，他针对的就是两个问题：（一）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是历史连续统以及（二）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也是连续的。在甘阳先生的论述下，毛泽东传统和邓小平传统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不能援引毛传统批改革开放，反之亦然。另外，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也不是如人们想象中那样截然完全断裂的，即使经过了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传统文明亦然扎根在中国人的生命里。

不过我们依然可以发现问题：（一）在论证毛泽东和邓小平传统是历史连续统的时候，甘阳的论述集中在经济层面。值得思考的是，一旦涉及到社会、文化方面，如何构建两个传统的连续性依然需要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当我们始终注意到毛泽东传统代表的是平等/正义，邓小平传统代表的是差异（先富）/市场，两者的差异就突显出来了。而且，仅仅在经济领域谈两个传统的连续性，那么可能会导致这样一种结论：毛泽东传统只是邓小平传统的一个铺垫，甘阳的潜在立场是认同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通过阐释强调毛泽东时代打下的经济基础，以此来肯定毛泽东传统。但这会不会恰恰否定了毛泽东传统？（二）在论证现代中国和传统中国的连续性的时候，甘阳先生的论证没有第一个问题充分，我认为不能仅仅通过援引海外华人的例子来说明中国传统文明的影响，而更应该从学理上去论证儒学传统和马克思传统（前后三十年）如何可能作为一个连续统。这一点，刘小枫先生看出来了：公羊学的圣人革命论和宋明儒学的“满街圣人论”恰恰是正义-平等的现代价值诉求在中国古典资源中的一个根源或基础。（三）还有一点让我疑惑：在论述毛泽东和邓小平传统的时候，甘阳并没有使用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语词，仅仅谈“毛泽东传统”和“邓小平传统”。一种可能的原因是，甘阳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言而喻的现代中国的传统。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甘阳先生的确在刻意避免提及马克思主义，因为毛泽东传统和邓小平传统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政治实践，我们在创造传统，这一传统至少与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有距离的。

二

甘阳先生在上篇提出了打通三个传统的理念，在本篇中则提出了一个操作的总体性原则。在中篇《“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中，甘阳认为要将潘天寿先生针对国画和油画的发展而提出的“中西绘画要来开距离”的观点扩展作为中国人文学术事业的总体性原则来强调。这一原则实际上包含两个内容，一是“中西拉开距离”，二是“中西两端深入”（刘甘二人的古典学立场正是如此）。概括说来，就是通过重新学习古典文化，以古典文化的深度抵抗当代浅薄，通过建立“成年人文化”平衡“青年人文化”。尤其值得强调的是，甘阳在思想文化艺术上强调贵族化、反平民化，而在社会经济层面、物质生活资料的分配上强调民主化和平民化。

我个人认同甘阳先生对于古典文化的强调，不过甘阳先生关于文化和经济领域强调不同的方向的说法，实际上隐含了这样一个观点：现代国家中，不同领域（政治、经济、文化）是相对独立的，因而可以有不同的运作原则。但是，不同领域之间的独立性有多大？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互不影响地在不同领域之间坚持不同的价值取向？我们可以考虑一下马克思的想法：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以说经济领域决定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这是一种总体化的立场。就此而言，施密特的立场与马克思相近：自由主义国家认为诸领域的分离或独立是可能的，国家成为一个中立化的建制。然而，施密特批判地发现，任何领域（如经济）都可以在发展到某个程度之后影响政治领域（如资本能够影响政治决策）。至少在这两个人看来，诸领域是紧密相关的。如果是这样，如何在文化上坚持保守主义，在经济上坚持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坚持自由主义就依然是个不得不仔细讨论的难题。

三

下篇《大学之道与文明自觉》问题意识一样承接上篇而来。上篇从理论上关切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传统的连续性，但这种连续性如何可能？在甘阳先生看来，大学教育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环）。由此，通过分析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甘阳先生指出如何在实践中重建、恢复这一种历史文明的连续性。具体来说，就是为“精英教育”辩护，就是要“打造对中国文明具有充分文化自觉，从而对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具有高度自信的有教养的中国人”，针对的恰恰是“中国今天恰恰是一个极端缺乏精英和精英意识的国家”这一窘境。

通过此文的论述，可以说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发展历程的确能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可以发现，实际上美国曾经也面临着与我们当下相似的问题：美国公民没有认识到自身与欧洲文明的历史关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甘阳先生指出，美国的通识教育问题实际上与美国当时面临的政治环境是密切相关的：一战和二战让美国人反思自身与欧洲的关联。因此，通识教育当时最根本的两个目的就在于，一是让公民明白美国与欧洲的文明传承关系，明白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参与一站（最初通识课程就叫“战争目的”），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美国引发了“西方文明危机感”，为了进一步了解自身和寻求解决，这进一步推动通识教育的发展。经过几十年在不同大学的实践发展，通识教育最终落实在两个维度：一方面提供给当下不同社会群体、不同阶层一种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语言；另一方面，这样的“共同现在”又必然依赖于对于“共同过去”的体认，因此文化认同是建立在对西方文明的自觉承继之中的。正是在这样的传统延续中，共同体才是共同体，才能致力于一个“共同未来”。在我看来，就是从政治认同上升到为文化认同。通过具体分析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具体设置，甘阳先生对我国的通识教育提出了“中国文明史、中国人文经典、大学古代汉语、外国人文经典、外国文明史”这样五个门类设置的建议。

四

总而言之，甘阳先生在此书中展现出来的问题意识超出一般学者太多，尽管论证上有一些问题，但读完全书依然给人许多启发，真有醍醐灌顶之感。上篇论述阐述通三统的理念，中篇讨论实践原则，下篇则给出通识教育的建议作为一种实践方法，虽是三篇不同场合的演讲稿，但内在理路是一致的：重建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我们依然生活在传统之中，我们依然还是中国人，正是这样的事实驱使我们去思考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我们的文化自信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