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关于《工蜂》一书利用本人博客及其他信息编造访谈个案的声明

关于《工蜂》一书利用本人博客及其他信息编造访谈个案的声明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冯仕政

 

近日，本人发现，廉思先生主编的《工蜂》（中信出版社2012年9月版）一书在关于大学青年教师“陈文宇”的访谈个案（见该书第40-51页，个案作者署名“迟祥”）中，多处引用本人博客中记述的故事和言论，穿凿附会本人工作和授课中的有关场景，涉嫌损害本人的名誉，侵害本人的知识产权。为此，本人郑重声明如下：

一、本人从未接受包括该书在内的任何关于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处境的访谈。书中“陈文宇”接受“访谈”时的若干言论系该书撷取本人的博客拼凑而成；“陈文宇”的若干行状虽与本人工作和授课的若干场景高度相似，但也是该书根据本人博客中的有关信息穿凿附会的结果，中间掺有不少臆想和夸张的成分。

二、书中“陈文宇”的若干言论（尤其是那些“语录”）绝非本人所言；书中访谈者与“陈文宇”的对话问答之事也与本人没有任何关系。本人从未接受这样的问答，也未出台过这样的“语录”。

三、本人一向坚持与人为善的原则，但该书给本人造成一个严重的两难困境，即，该书对我博客内容和工作场景的“利用”，会误导读者以为“陈文宇”就是我。但基于客观事实，我不可能承认这一点；承认这一点，对我的形象和自尊是一个极大的污辱。而如果我为了息事宁人而违心地承认这一点，我将不得不面临相应而来的第二个困境，即，我的《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抄袭《工蜂》！因为我书后记中也引用了我自己的博客（见我书第293-294页），所引部分恰与《工蜂》一书抄袭的部分高度重合，而《工蜂》一书的出版时间在我书之前。也就是说，《工蜂》一书逼得我，要么承认我就是“陈文宇”，要么承认我抄袭了“陈文宇”。基于客观事实，这两者都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面对这样一个两难困境，我别无选择，必须发表这样一个声明。

四、我与《工蜂》一书作者及研究团队没有任何私人恩怨，发表这样一个声明，既是为了维护本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想借此机会促进学界自我反省，以期提升学术道德，净化学术环境，推动学术繁荣。根据科学研究的规范，所谓“个案访谈”，不同于塑造文学形象或小说人物，必须保证资料的真实，杜绝任何编造、抄袭和欺骗。近年来，社会学的访谈方法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学生所采用，但编造或骗取访谈资料的事时有发生，在学界内外的影响都极为恶劣。此种形势倘不加以制止，中国的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将不断地沉沦下去。我相信，对于我的这一立场，廉思先生一定赞成。因为他曾在《工蜂》一书的后记中表明心迹：在学术追求中要始终坚持“尊上，不唯上；读书，不唯书；求实，不唯实”的态度（参见该书第347-348页）。而“求实”，正是社会科学研究，包括做个案访谈，必须遵循的科学精神。

五、鉴于“陈文宇”个案的传播极为广泛，很多网站甚至专门摘出这一个案，放在显著位置作为《工蜂》一书的卖点，我希望廉思先生能够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消除该个案的传播已经或将来可能发生的不良影响。

六、鉴于目前已经是“群众媒体”时代，群众的反应对事件的走向及后果影响极大。为了回应舆论可能产生的疑问，下面本人将从三个方面对有关问题做进一步说明：

（一）事实与证据

《工蜂》一书关于“陈文宇”的“访谈”可以分成言论和事迹两个部分来考证。

1、关于“陈文宇”的言论

在《工蜂》一书中，“陈文宇”的不少言论出自我的博客。为了便于阅读，在正文中，我只列出我相关博客的链接，而相关博客的全文则作为附录列于文末，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比对。这些文字我曾发给一些朋友看过，除了有新浪博客的网页证据之外，我还有邮件证据和人证。

之一

“喜欢的课题，再枯燥、再漫长我都愿意做，还能够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任务；而对不喜欢的课题，感觉简直就像上刑场，心里非常抗拒，即使举手之劳也不愿为之。”（《工蜂》第45页）

“做课题早晚是那么一哆嗦，你还在那里磨蹭个啥？”（《工蜂》第45页）

“你不知道，难就难在接受‘那么一哆嗦’。就像男人和女人，真要结了婚，一切按部就班，倒也简单，难就难在一开始怎么能够接受彼此。接受一个不喜欢的课题，就像说服自己接受一个不喜欢的异性一样艰难，达成这个交易的成本是很高的呢。”（《工蜂》第45页）

“学者啊，就像一部汽车，可以往东开，也可以往西开。但人毕竟是有性情，有偏好的，有时候就只愿意朝这个方向开，而不愿意朝另一个方向开；如果愿意转向，开起来倒简单，但难就难在让他转向。能当学者，就看你能不能经受住这种压力。”（《工蜂》第45页）

以上四段文字，均出自我于2011年1月5日20:08:10发表的博客：《搞研究得有真感情》（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110f410100oghx.html），作者只是为了连贯上下文而对文字做了极微小的改动。最后一段甚至把意思改反了。我的本文是说学者不是一部汽车，他却改成了学者“就像一部汽车”，搞得那段话的意思都前后矛盾了。

之二

“现在大学体制的问题就在于，天天逼着教师开窍，却搞得他们很不开心。既然不开心，开窍也就免谈了。管理者只知道开窍之重要，却从不关心教授是否开心。当前大学改革的关键，我看就是要让人开心。如果能做到开心与开窍的良性循环，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也就不远了。”（《工蜂》第46页）

“这样的课题[指很不喜欢的课题]，做起来浪费时间和精力，更可怕的是折磨你的心情！就像嘴里被塞了一泡狗屎，恶心得你好多天连山珍海味都不想吃了！很多人羡慕大学老师自由，其实他们不知道，大学老师常常迫于生计或其他压力而不得不被动或主动地‘吃狗屎’。”（《工蜂》第46页）

以上两段文字，出自我于2011年1月5日16:27:49发表的博客《开心才能开窍》（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110f410100ofyb.html）。也许是因为这两段文字还有点意思，所以传播较广。大家到网上搜索便知。北师大的田方萌先生为《工蜂》一书写过题为《中国青年教师的困境与出路》的一篇书评，于2013年11月4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的“国际生活”版（http://cn.tmagazine.com/books/20131104/tc04tianfangmeng/）。该文引用了上面第一段文字。我正是通过朋友转来的这篇书评发现了《工蜂》一书编造“访谈”材料的情况（具体过程详后）。中信出版社在新浪微博上推广该书时，则引用了第二段文字（http://s.weibo.com/weibo/%25E5%25B7%25A5%25E8%259C%2582%2520%25E9%2599%2588%25E6%2596%2587%25E5%25AE%2587&Refer=STopic_box）。

然而，让《工蜂》一书没想到的是，我今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一书在后记中也全文引用了这篇题为《开心才能开窍》的博客，只是应编辑要求，对其中有关“狗屎”的字句做了改动。而让我自己没有想到的是，我的言论已经被《工蜂》一书发表，并且变成了“陈文宇”的言论。这样，就发生了一个知识产权问题。如果以两书在出版时间上的先后而论，读者一定会认为是我抄袭了“陈文宇”，但这完全不是事实。

之三

该书关于“陈文宇”的个案，取名“憋杀时代”。我在2011年1月6日04:20:21发表有博客《憋杀出头鸟》（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110f410100ogo8.html）。从《工蜂》一书关于“陈文宇”的描述来看，该个案的作者曾经看过这篇博客（详后）。因此，该书的“憋杀”一词也许取自我的博客。但因为“憋杀”二字太短，仅以两个字的相同而断定抄袭，证据似嫌不足，故这里先不做这样的结论。但我必须表明，我的“憋杀”是我自己创造的，并非抄袭自《工蜂》。

之四

该书还附有“陈文宇”的语录20条。（《工蜂》第49-50页）

由于书中成段成句地引用我的博客作为“陈文宇”的言论，读者一定会以为这些“语录”就是我的言论。事实上，这些语录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知道它们所从何来。尽管其中一些“语录”与我曾经说过的一些话意思相近，但既然不是我的原话，就不能称为我的“语录”。尤其是，其中不少“语录”既无思想，亦无文采，甚至可以说愚不可及，连我自己看了都莫名其妙，不得其解，怎么可能是我说的？

之五

该书中说，“陈文宇”因为反感学生做“挑战杯”太功利和浮躁而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没有想到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功利了。在学生面前，我的帮助总有点‘热脸贴冷屁股’的意味。学生参加‘挑战杯’越来越不是为了挑战自己的学术水平，更多的是为了获得那个奖杯，为了让自己在今后的保研中加分，能够在找工作时让简历更光鲜一点。我可不喜欢这种投机取巧的态度。”（《工蜂》第44页）

这段所谓“博客”，是该书根据我的一篇博客的意思，摘录其中一些话，再加上作者的编造而写成的。我的那篇被“利用”的博客题为《蚂蚁的力量》，发表于2011年1月22日19:09:24，详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110f410100ow5e.html。

之六

《工蜂》书中还附有一个与“陈文宇”对谈的“问与答”。（《工蜂》第50-51页）

这一部分也与我毫无关系，我从未接受过这样的提问，也从未进行过这样的回答。有趣的是，“问与答”部分的最后一段甚至探讨了“中国梦”的内涵。“中国梦”概念是在2012年11月底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次讲话之后才广泛流行的，而该书的版权页显示，该书出版于2012年9月。也就是说，该书作者与“陈文宇”早在习总书记讲话之前就已经开始讨论“中国梦”问题，政治眼光让人佩服。而我本人，在习总书记讲话之前，从未注意到“中国梦”问题，尽管把“陈文宇”附会到我头上可以增加我的政治光环，但基于做人做事的诚实，我仍然只能说，“陈文宇”再高级，也与我没有关系。

除上述内容之外，书中还有很多“陈文宇”的言论，都与我没有关系。为免声明的内容过于琐碎，恕不一一列举。

2、关于“陈文宇”的事迹

书中还列述了“陈文宇”的若干事迹，有的是我的课堂场景，有的系根据我博客中透露的信息改编而成，有的则与我完全没有关系。

之一

该书以参与观察者的视角描绘了一幅“陈文宇”与学生围绕“挑战杯”展开对峙和对话的场景。（《工蜂》第41-42页）

我确曾在课堂上和其他场合多次批评现在很多学生太功利和急于求成，参加“挑战杯”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能力，而是为了拿奖、保研；也确曾有很多学生找我辅导“挑战杯”、“创新杯”，我也曾多次当面要求他们端正思想。这些事情，我在两篇博客中有所记述，一篇是《蚂蚁的力量》（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110f410100ow5e.html）；另一篇是《这个老师水平不高》（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110f410100odhl.html）。但该书所记述的“陈文宇”与“高个子”学生的故事，以及那些打了引号的现场对话与我毫无关系。我也不记得曾有做个案访谈的研究者在我指导学生时在旁边“参与观察”。

之二

该书中有记，“陈文宇”曾在《社会运动》课程上因为学生作业不努力而勃然大怒，然后中断正常课程安排，专门讲一次“怎样写论文”。（《工蜂》第43-44页）

这部分记述基本属实。我在2011年春季曾为研究生开设《社会运动研究专题》，并有一个与“陈文宇”个案的作者“迟祥”同名的学生选修了该课程。课堂上确曾发生上述情节，但该书的细节记述不够准确，那些打引号的话也不是我的原话。但念因其属事后追记，这点疏失可以原谅。对上述情景，上过该课的学生应该都还记得。我在人大的课程基本都在秋季，春季只有这么一门课程，且只给研究生开，此后两年我都未再开设这一课程。我把这个场景揽到自己头上，谅不会有人说我是掠人之美，自作多情地对号入座。因为中国大学里开设社会运动研究课程的教师极少，再加上上述情节要吻合，除我之外有第二人的可能性极小。

关于这门课程，我在博客中也有一些藏头露尾的记载。一是2011年6月17日19:22:04，我发了一篇很短的博客《课结束了》（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110f410100tzo1.html），只有一句话：“今天上这学期最后一次课。课结束时，居然有些感动。不知道感动些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感动。”接着，6月18日14:21:13又发了一条博客《真和谐》（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110f410100u0m3.html），贴了一张照片，是课程结束后应学生要求拍的合影，他们发给我，我贴在博客里。

之三

该书中又记，“陈文宇”曾因对某课题很烦，不得已对付交差，结果被主持人痛骂一顿，后来因为心情转好，又较快较好地完成了。（《工蜂》第44-46页）

此事部分属实，仍参见我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条题为《开心才能开窍》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110f410100ofyb.html）。但我在博客中，基于隐私考虑，很多细节没有透露。于是，《工蜂》一书不得不凭想像添油加醋，以增加“逼真度”，结果闹出笑话来：课题主持人根本就不是一位“慈祥的老爷子”，而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教授；那位“老爷子”痛骂“小陈”的话更是子虚乌有的捏造。这位作者也许熟悉我的情况，知道我的博士导师是一位“老爷子”，以为这件事是记述我给导师干活的情景。但遗憾的是，这件事跟我的“老爷子”导师没有任何关系。

我怎么知道上述情景是作者根据《开心才能开窍》一文编造的？因为他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甚至引用了我博客中的原话，比如：“一坐到电脑前，没写上几个字就心烦，于是就开始上网”、“又有别的事来相忙”、“无奈之下，只好请人代为完成”，等等，只不过为了连贯而做了个别文字改动。

之四

书中还讲了一个“陈文宇”去某电视台做节目，在现场辩论中大胜，却在最终播出的节目中被剪辑得“大败”的故事。（《工蜂》第46-48页）

我敢肯定，这是《工蜂》一书作者把我的经历附会到“陈文宇”身上的结果。我确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具体描述请见我于2010年12月29日 08:54:29发表的博客——《媒体的权力》（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110f410100oav2.html）。“陈文宇”的那个故事出现在此文的倒数第二段。

也许有人会说，类似的故事一定有很多，你凭什么说“陈文宇”的故事就是在附会你？原因仍然如上，那就是，作者在描述这个故事时，直接从我《媒体的权力》一文中摘录了大段文字。比如，“媒体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他们想说的话塞到你嘴里，然后说是你说的”、“经过电视台的一阵删繁就简、移花接木，节目中的陈文宇完全成了‘反面典型’。在对方义正辞严的谴责之下，他表情木讷地蜷缩在那里，间或跳出来强词夺理，结果引来对方更加义正辞严的谴责”、“辩论之初，拥护他的人还很少，连被电视台划为和他一方的人也投靠了对方。待到辩论结束时，他已成为大多数了。他当时颇有自得之色”，等等。只不过有的地方为了照顾上下文，作者将我博客原文中的人称代词由“我”改成了“他”。

之五

该书中又讲到，“陈文宇”曾被一些政府部门邀请去参加维稳方面的会议，然后描述了参加会议的种种情形。（《工蜂》第48-49页）

其中涉及的种种情形我不知是真是假，但与我本人毫无关系。我确曾在一些场合抱怨过政府部门对政策建议的要求太急功近利，过分强调可操作性，但文中提到的参加“平安城市”和“3111工程建设”等方面的会议、领导将“陈文宇”留下喝茶并耐心请教、上班途中看着校门口的摄像头“哑然失笑”等事从未在我身上发生过。我甚至不知道“3111工程”是个什么东西！对这些与我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我之所以还要在这里辩白，是因为上面“之一”到“之四”描述的事迹与我的事迹如此相像，以至于人们会顺理成章地认为，这里“之五”也会说的是我的事。但事实并非如此。

之六

该书中讲到，“陈文宇”所在单位受一些地方政府邀请去总结该地“发展模式”，单位领导想拉“陈文宇”进入课题组，这让很“陈文宇”很纠结。（《工蜂》第49页）

我曾在博客《憋杀出头鸟》（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110f410100ogo8.html）中讲过类似现象，但那只是我根据耳闻目睹的现象有感而发，我从未参加过此类课题组，也从未有领导想拉我参加此类课题组。“陈文宇”的经历即使真的发生过，也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工蜂》中还有一些“陈文宇”的事迹，同样，为了避免声明的内容过于琐碎计，恕不一一辨正。

综上所述，《工蜂》一书中的“陈文宇”，是利用我博客中的文字和信息，以及我工作和生活中的若干场景，再加上作者的想像和道听途说拼凑、编造而成的。书中关于“陈文宇”的描述，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足以以假乱真，以真乱假，从而误导读者，让读者以为我就是“陈文宇”。但这完全不是事实。而如果我否认自己是“陈文宇”，又会面临“抄袭”《工蜂》一书的指控。基于上述事实和证据，读者可以明鉴：我既不是“陈文宇”，我也没有抄袭“陈文宇”。相反，是“陈文宇”编造和抄袭我。

（二）事实的发生与发现

我发现《工蜂》一书关于“陈文宇”的“访谈”材料涉嫌编造和抄袭，过程是这样的： 11月5日上班，刚进办公室坐下，就收到朋友发来的一条微信，内容是田方萌先生关于《工蜂》的书评，题为《中国青年教师的困境与出路》。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田文中引用的“现在大学体制的问题就在于，天天逼着教师开窍，却搞得他们很不开心”等一段话，明明是我的博客，该文却说是《工蜂》一书中一位“青年教师”接受访谈时所讲。这让我大为好奇，于是决定搜一搜详情。结果搜到卓越亚马逊网站为推销《工蜂》一书而从中撷取的一段 “文摘”，也就是“陈文宇”这个个案（见http://www.amazon.cn/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dp/product-description/B008ZZ5MCI）。仔细读去，我发现这个“陈文宇”的访谈材料中有很多情况与我相似，引用我博客中的言论和故事甚多，而我从未接受任何关于青年教师生存处境的访谈，我也不相信他们确实去访谈过一个真叫“陈文宇”的人，因为“陈文宇”不可能说的话跟我完全一样。我觉得这个事情太可笑，于是马上写了一篇博客，题为《我对“自己”大开眼界》（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110f410101iszn.html），挂到网上，并通报给一些朋友。

我与《工蜂》一书的主编廉思先生认识已有一些年头。他在进行“蚁族”研究时曾向我询问过一些意见。这一点他在《蚁族》一书中曾有提及。但对他的“工蜂”研究，我则只通过间接渠道有所耳闻，因为曾有学生就是否参加他的“工蜂”课题组来咨询我的意见。因此，直到11月5日那个发现之前，我对《工蜂》一书的出版及内容完全不知情。为了写这个声明，我才不得不买了一本《工蜂》，以便查明事实和证据。

在我的印象中，大约一两年前，确曾有学生试图就大学青年教师的处境问题对我进行访谈，但我没有接受。碍于情面而勉强交谈几句的情况也许是有的，但接受正式的访谈则绝对没有。否则，最后整理出来的“访谈”资料绝不会大段摘录我的博客，也不会出现那么多错讹以及与我无关的情节。相反，另一些事实则表明作者很可能是蓄意编造：《工蜂》一书关于“陈文宇”的简介称，他“2001年毕业于Q大哲学系并留校任教，现为Q大政治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运动”。而我呢，同样是2001年毕业留校任教，但不是“Q大哲学系”，而是人大（也许可以称为“R大”）社会学系。与“陈文宇”一样，我的研究方向也是社会运动，我的专著《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可以为证。我当副教授的时间与“陈文宇”当副教授的时间也对得上。此外，我的本科毕业于人大哲学系。如果“陈文宇”本科也是学哲学的，那也对上了。总而言之，书中的“陈文宇”与我有同，也有异，有欲掩弥彰之嫌。这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作者造假时的心理纠结——既不能太编造，也不能不编造，左支右绌之下，只好闪烁其辞。

可这位作者还是露出了破绽：第一，在国内，社会运动尚是一个非常新的研究领域，以致专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我基本都认识；第二，基于社会运动研究的学科特点，从事该领域的主要是社会学者，外加少数政治学者，再考虑到中国该领域的学者本来就极少的情况，像“陈文宇”那样哲学系毕业而专门从事社会运动研究并开设相关课程的学者，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几乎不可能有。谓予不信，大家可以根据《工蜂》一书提供的个人信息搜一搜，能否在中国大学里找到这样的学者？如果找到了，那么“陈文宇”就是我和这位学者的“合成”；如果找不到，则“陈文宇”纯属编造。不管是哪种情况，从科学规范来说，都属于编造，是绝不允许的。

也许有人说，这是作者故意变乱“陈文宇”的个人信息，以便保护他的隐私。这种看法是绝对错误的：首先，作为社会学规范，为了保护隐私，“访谈”材料可以模糊一些信息，但绝对不能编造信息，尤其是不能像《工蜂》一书编造访谈对象的简历这样，编造会影响读者理解社会实质的信息；其次，如果要保护“陈文宇”的隐私，将其就职的大学化名为“Q大”已经足够，或者更彻底一点，干脆不交待他毕业和就职的专业，同样不会影响读者的理解。为了保护隐私而编造访谈对象的简历，完全没有必要，而且违背科学规范。

此外，在我的印象中，也曾有学生交给我一份关于大学青年教师的调查问卷让我填写，我只是在这个学生的一再催促下，碍于情面而勉强应付了一下。那个调查问卷是结构式问卷，开放题很少，因此，即使按照我填写的问卷，也不可能出现“陈文宇”个案中的那么多内容。

（三）我是想借机炒作自己吗？

据闻，《工蜂》一书的主编廉思先生此前已因《蚁族》一书而声名大震。因此，可能有人怀疑，我是不是想借廉思先生大名来炒作自己。在这个争相出名的时代，人们有这种怀疑，我完全理解。但如果怀疑我也是这样的人，则是大错特错了。与“陈文宇”一样，我也是2001年博士毕业后入职的。在参加工作的这十几年中，出名的机会不敢说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2007年，曾有记者引用我一篇专业论文中的材料去“攻击”河南省南街村，部分维护南街村的网民误以为我与该记者沆瀣一气，愤怒地对我进行“人肉搜索”。一时间，黑云压城，多家国内外媒体要求采访，也有朋友“建议”我借机炒作，但我坚决地拒绝了。尽管在此事中我“比窦娥还冤”，但为了避免卷入媒体纷争而影响清静，我坚持未在媒体上辩白一句，以致至今还有人认为我是该记者的同党。事实上，我从未接受过这位记者的采访。关于此事的细节，可参见我书《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第295-296页。这一“网事”在网上还留有痕迹，诸位如有兴趣，可以检索之。

我的研究方向是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信访，以及社会运动与革命，都是社会热门话题，平时要求采访的记者也不少。早年我对上媒体颇有兴趣，但也因此而对某些媒体滥用手中权力歪曲甚至捏造事实的作风体会甚深——我那篇被《工蜂》引用的博客《媒体的权力》着重谈的就是这一点。因此，我逐渐对媒体敬而远之。大约自2007年以后，除2012年因轻信某家媒体的操守而接受过一次采访外，我拒绝了所有采访，包括上某著名电视台当所谓“评论员”的机会。从我的博客中，大家不难发现我对媒体的上述态度。我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这一立场，我的朋友和学生，特别是上过我课的学生都知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想出名，我有的是机会，完全不必借“陈文宇”一事来炒作。在这件事上，这个声明已经表明了我的态度和证据，今后除非极为必要的澄清，我不会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你与廉思认识，为何不与他私下沟通，而非要诉诸公论？这样做，似乎有悖人情。是不是你们之间有什么过节？周公尚且恐惧流言，我作为一个凡夫俗子，对外界的此类质疑何尝没有深深的顾虑？是否要发这么一个公开的声明，我确曾沉吟良久。事实上，我与廉思先生虽然谈不上深交，但也没有任何过节和利益纷争。我之所以最终仍决定诉诸公论，是因为：

第一，这个事情已无私下挽回的余地。如声明开篇第三条所述，《工蜂》一书已经陷我于两难困境，除去公开声明，我已经别无选择。如果我选择私相授受，对我的学术生涯来说无异于埋下一个颗“不定时炸弹”——没准儿哪一天，人们真的以为我就是“陈文宇”，拿“陈文宇”的种种言论和事迹来想像我和取笑我——当然，即使“陈文宇”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很高大，我也不想攀附之。也没准儿哪一天，人们会根据我书中有关文字与“陈文宇”言论的相似性，而怀疑我剽窃了“陈文宇”。如果不及时公开事实真相，万一发生上面任何一种情况，我又向谁说理去？为了消除这颗“不定时炸弹”，我只能以公理超越私情，发这么一个声明。事实上，我的担心绝不是杞人忧天。就在我的博客《我对“自己”大开眼界》发表后第二天，就有一名叫“嘿_马甲客”的读者留言说：“我扫过这本书，看了‘陈文宇’这章节的。。。今天之前，还一直以为访谈过您呢。。。”

第二，我自认为是一个很顾及他人感受而愿意作出牺牲的人。正因为如此，我有点担心，万一有人前来说项，我会扛不住压力而让步，最终导致自己学术生涯上的这个“不定时炸弹”不能及时清除，留下一个长期隐患。这对一个非常珍惜名誉的学者来说，无疑是非常可怕的前景。名誉对学者如同生命，没有理由要求我牺牲它。

第三，以往学界的一些纠纷，事实和证据都呈现在“前台”，即使当事人不公开揭露，其中的因果关系、是非正误和权益归属依然是清楚的。与此不同，在此案中，很多事实和证据隐藏在“后台”，除当事双方之外，其他人很难通过呈现在“前台”的证据发现事实真相，甚至会得出与事实相反的结论；并且，由于这些证据处于“后台”，知晓的范围很窄，因此很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灭失。这迫使我不得不通过公开声明把“后台”的东西呈现在“前台”，一方面可以揭示真相，另一方面也可以保存证据。

第四，也许有人认为我这是小题大作，不说也没人知道，自然也不会损害你的名誉。但事实上，于公于私，都不能说我在小题大作。于私，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前途面临风险，没有人会对已经呈现在面前的风险无动于衷。如果我现在不及时阐明真相，待到年久日深，证据灭失，万一有事时，我想说也说不清楚了。于公，当今中国社会假冒伪劣层出不穷，为害之烈有目共睹，良善之士莫不深恶痛绝，难道对学术造假就应该网开一面？公开《工蜂》的上述问题，在保护我本人的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能有力地促进《工蜂》研究团队及其他学者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更加严谨。为了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健康成长，我愿与廉思先生共勉之！

 

2013年11月8日

 

附：我的相关博客

l 《媒体的权力》：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110f410100oav2.html

l 《开心才能开窍》：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110f410100ofyb.html

l 《搞研究得有真感情》：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110f410100oghx.html

l 《憋杀出头鸟》：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110f410100ogo8.html

l 《这个老师水平不高》：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110f410100odhl.html

l 《蚂蚁的力量》：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110f410100ow5e.html

文中提到的另外两篇博客，一篇是《课结束了》，只有一句话，在文中已经全文呈现，故不再列入附录；另一篇博客《真和谐》，只有一张照片，无文字，亦不列入。

 

开心才能开窍

(2011-01-05 16:27:49)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110f410100ofyb.html

有一课题，从一年多前就被催着完成。暑期曾下定决心完成它，无奈一坐到电脑前，没写上几个字就心烦，于是就开始上网，一天又一天的时间就这样蹉跎过去了。前段时间，又被催。当时不但没心情，而且又有别的事来相忙，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请人代为完成。“成果”倒是交出来了，但质量实在太差，课题主持人看完初稿之后，把我痛骂一顿，要我在指定时间内改出来。回家之后，埋头苦干。说也奇怪，进展居然出奇的顺利。更奇怪的是，后来写的东西，并不是从头原创，其实就是我在暑假中已经想得很清楚，但没有心情写下去的东西。现在心情好了（虽然挨了痛批，但并不影响心情，一则主持人大度，不会记我的仇；二则鄙人有自信，不怕完不成），居然一写一个准儿。你不知道，我在暑假中干这活儿有多恶心：很多意思明明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但就是不愿落笔；即使落笔，也从来没觉得自己的文笔如此枯涩过——把文字倒腾来倒腾去，居然连一个很简单的意思都说不清楚！为什么？也许有人认为是我的脑瓜子不开窍，但我自己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自己当时不开心。因为不开心，所以不开窍。现在开心了，脑瓜子也就开窍了。

我早就认识到自己这一点：如果心情不好，连带智商都降低！所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可怜的是，大学老师并不是那么自由，常常得主动地或被动地接一些自己不那么喜欢，甚至很不喜欢的课题。这样的课题，做起来浪费时间和精力，更可怕的是折磨你的心情！坏了心情，连自己喜欢的事情都没法做了。就像嘴里被塞了一泡狗屎，恶心得你好多天连山珍海味都不想吃了！很多人羡慕大学老师自由，其实他们不知道，大学老师常常迫于生计或其他压力而不得不被动地或主动地“吃狗屎”。

科学研究是一个高度脑力性的活动。我们的脑袋，既受智力的支配，也受情绪的支配。因此，首先要开心，然后才能开窍。现在大学体制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天天逼着教师开窍，却搞得他们很不开心。既然不开心，开窍也就免谈了。管理者只知道开窍之重要，却从不关心教授是否开心。当前大学改革的关键，我看就是要让人开心。如果能做到开心与开窍的良性循环，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也就不远了。

 

搞研究得有真感情

(2011-01-05 20:08:1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110f410100oghx.html

喜欢的课题，再枯燥、再漫长都愿意做，并常常能够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任务；而对不喜欢的课题，简直就像上刑场，心里非常抗拒，即使举手之劳也不愿为之。为了完成那些不喜欢的课题而耗费的“交易成本”，往往比“生产成本”本身要高出数倍、数十倍。什么是“交易成本”呢？就是因为心理上反感、厌烦，迟迟进入不了角色而消耗的时间和精力。这是为了克服心理障碍，说服自己接受这桩“交易”而发生的成本，故称“交易成本”。而“生产成本”，则是进行搜集资料、研究、写作等创造成果的工作而直接耗费的成本。要完成一个不喜欢的课题，往往先得厌烦个十天半月，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耗神得很。这个课题不想做，受其牵制，其他课题也做不了。时间和精力就这样哗哗地流走了。但真要逼急了，动起手来，三天、五天也就完成了。常常被人嘲笑说：“早晚是那么一哆嗦，你还在那里磨蹭个啥？”他不知道，难就难在接受“那么一哆嗦”。就像男人和女人，真要结了婚，一切按部就班，倒也简单，难就难在一开始怎么能够接受彼此。接受一个不喜欢的课题，就像说服自己接受一个不喜欢的异性一样艰难，达成这个交易的成本是很高的喔。

教授常常被当机器使，一会儿做这个课题，一会儿做那个课题，似乎人就是一部汽车，可以往东开，也可以往西开。但毕竟人毕竟有性情的，是有偏好的，有时候就只愿意朝这个方向开，而不愿意朝另一个方向开；如果愿意转向，开起来倒简单，但难就难在让他转向。当然，也有一些教授，似乎对课题没有什么特殊的偏好和感情，什么课题都能做。我真佩服这样的“多面手”，特别是佩服他们的“理性”和“冷静”。但我一直很怀疑，对研究只投入智力而不投入感情的人，能把课题做好吗？

 

媒体的权力

(2010-12-29 08:54:29)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110f410100oav2.html

现在常常有人说，媒体是所谓“第四权力”，名列立法、司法与行政权力之后。不仅如此，更其甚者，似乎媒体天然代表社会的良心和正义，前三种权力都有腐败和滥用的危险，而“第四权力”则似乎对此有天然的免疫力。是这样吗？有先贤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绝对地导致腐败。诸种权力之中，独“第四权力”能逃出这一定律？

曾经接触过几次电视，是在国内外，至少是在国内非常、非常、非常有影响的电视台。接触几次后，我决定再也不上媒体了。原因无他，我发现，媒体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他们想说的话塞到你嘴里，然后说是你说的。被人家裁剪是多么的没意思，更何况我不是靠媒体注意力获取生存的人，从此就坚拒上媒体了，尤其是电视。

话说那一次，电视让我去做嘉宾，讨论在风景区“乱刻乱划”应不应该入罪的问题。起因是当时一位无锡还是常州的老人，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一不小心得到机会到台湾旅游了一趟，兴奋之余在景区的岩石上留下了自己的大名，结果被媒体按图索骥找到了本尊。节目采用辩论形式，每方二人。我是反对入罪的。我的观点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社会学原理：文化差异。我的大意是说，在景区乱刻乱画固然不对，但不要把这种“不对”绝对化，而要注意到文化差异在其中发生的作用。即，有些人所谓“在景区乱刻乱画”并不是因为道德败坏，蓄意破坏公物，而实在是因为见识有限，囿于自己的“亚文化”，没有意识到这样刻画有什么不对。他们不是坏人，他们是缺乏见识的弱势群体。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治人以罪，未免太严苛了，并且效果未必好。因为他们本来是好人，只是缺乏见识，现在一不小心居然被贴上“坏人”的标签，可以相见，因为这个标签，他们今后会受到社会的歧视和白眼，难以在社会常轨中生活，想不做坏人都难了。我自认为，承认文化差异、尊重文化差异，这是多么入情入理的观点！但在现场，遭到反方嘉宾基于“道德正义”的猛烈抨击。我当然也不示弱，举若干例子以示义：在中国，公共草坪一般是不让踩的，踩草坪是缺德的表现，但在美国，草坪就是让人踩的，很多地方，政府还专门在草坪上建了一些设施，供烧烤之用。基于这种文化差异，美国人到中国来，踩草坪时一定不觉得内心有什么歉疚。对方反驳说，那是因为美国人少，草坪踩不死；中国人多，大家都踩，草坪会坏的。我说，这就对了，你要知道，一切规范的合理性和效果都是有限度的，越过这个限度，一切合理的就会变成不合理的，有用的就会变成没用的。现在把一切“乱刻乱画”都治之以罪，就是不顾文化差异形成的规范及其效果的合理边界，把一个规范的合理性和效果绝对化了。

其实，大家想想这个道理。不说远了，在中国的古时候，景区是可以“乱刻乱画”的，崔颢的千古绝唱《黄鹤楼》就是直接写在黄鹤楼的白壁上嘛。在当时，也不是只有名人诗人才有“乱刻乱画”的权利，也有“不自觉”的俗人“乱刻乱画”的。我曾经看过两首讽刺这种俗人的“诗”，道是：“如此放大屁，为何墙不倒？那边也有诗，所以顶住了。”又云：“虽未曾见诗人面，想必诗人丈二长。若非诗人长丈二，如何放屁上高墙？”都是把“不自觉”的“俗人”题诗讥为放屁。

再说说现在农村。你到农村瞧一瞧，哪家哪户的墙面不是被刷上大大的标语或广告？广告也许花钱向农户买了墙面，但那些宣传计划生育、人口普查的标语是绝对没有花钱买的。连产权很明晰的住家的墙面，都可以“乱刻乱画”，何况产权不明晰的景区岩石、墙壁呢？在这种文化的耳濡目染之下，农民自然不觉得“乱刻乱画”有什么不对。

我不是鼓励“乱刻乱画”，而是主张轻易不要罪不罪。既然很多此类行为是因为文化差异造成的，那么，在旅游过程中多加教育、多加提示，让那些局限于自己亚文化的人打开眼界，了解一下其他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就可以了。他们本来不是坏人，只要多加教育、多加提示，他们是不会去“犯罪”的。不教而诛，政之大忌也。那种不分青红皂白主张入罪的论调难道不是“不教而诛”吗？古时候那些俗人乱刻乱画也只是被讥笑一番，也没有入罪嘛。

辩论之初，拥护我的人还是很少的，连被电视台划为和我一方的人也投靠了对方。待到辩论结束时，我已成为大多数了。我当时颇有自得之色。但节目播出时，我才发现，经过电视台一阵删繁就简、移花接木的裁剪，我完全成了“反面典型”，在对方义正辞严地谴责之下，表情木讷地蜷缩在那里，间或跳出来强词夺理，结果引来对方更加义正辞严地谴责。我的一位同事也看到了这个节目，她自己都不好意思地评价我说：“咱们XX太老实。”呵呵，谢谢她的婉转。我很“老实”吗？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想过。经过媒体的塑造，我发现自己确实很“老实”。

后来，该台另外一个节目找我好几次，说是绝对不会剪裁你的观点，只会“放大”你的观点，每个嘉宾都至少有20分钟的发言时间。我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再也不去了。

 

憋杀出头鸟

(2011-01-06 04:20:2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110f410100ogo8.html

人人做学问，都想做出头。所谓“出头”，就是赢得了较好的声誉和较高的声望。那些从芸芸学者中做出了头的人，就是其中的“出头鸟”。当上“出头鸟”，当然有好处，毕竟声名远播，可以较其他人以更低的成本拿到更多的资源，不亦快哉？但“出头鸟”也有风险。对于这种风险，鲁迅以前指出过两种：捧杀与棒杀。“棒杀”是因为树大招风。同样一个观点，没出名时，你说一说，不过是个人独白；而一旦出了名，就不同了，你的话就有了“社会影响”，而这种“影响”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威胁，于是他们就想方设法把你一棒打杀。这是“棒杀”。而“捧杀”呢，则要高明一些，它是在旁边给你喝彩，让你非常得意、非常高兴，于是更加卖命的演出，结果把自己累死了。就像一匹马，被跑道两旁的欢呼所感染，越跑越起劲，最终用力过猛，口吐白沫，死了。“棒杀”是比较野蛮的做法，只要智力没问题，就能洞察其奸；“捧杀”则比较隐蔽，非有火眼金睛，难以识别；即使识别了，非有非凡定力，也难以自持。

除了上面这两种，这里讲讲第三种：憋杀。近闻某单位接受某地方政府的邀请，前去总结该地的“发展模式”。该单位领导自然不可能亲自去总结，必须组织一帮教授去。为了表示重视，同时也为了展现该单位的实力，自然得物色一些名教授，不是什么人都能参与的。那些被选中的名教授呢，既然领导找到你，说明领导欣赏你，你当然不能不识抬举。但真要做呢，这个课题还真是愁死人：或者不符合自己的兴趣，或者不符合自己的专长，或者不符合自己的观点，或者不符合自己的时间安排，……，总之是有一大堆不对劲。做还是不做？做吧，不对劲；不做吧，开罪领导，还想不想活了？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前面是悬崖，后面有老虎，岂不枉将他憋杀也么哥！

出头，好还是不好呢？

 

蚂蚁的力量

(2011-01-22 19:09:2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110f410100ow5e.html

开一个博客，不是为了吸引“粉丝”，而是为了寻得一个手段，方便随录所见所想。昨天看一个博客，说他一段时间没上博客，过段时间再上时，接到网站的通知：你的某篇博文因为有某种嫌疑，已经被删除了，抱歉。我闻言大惊，原来博客作为一种存储手段也不是那么可靠，于是赶紧将已经完成的博文备份到自己的电脑上。备完份后，同样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零零碎碎地，我居然已经写了三万余字。而我开通博客不过月余，中间还有十天左右因事离开北京没写。算下来，平均每天产量在1500－2000字之间。这个产量和总量都是我开通博客之初和写作博客之中没有意料到的。我不得不感叹坚持的力量。就像蚂蚁，每次工作的产出只有那么一点点，但只要坚持下去，积以时日，一定有成。但现在的社会，从上到下，太急功近利了，总想大干快上，不肯踏踏实实地于细枝末节处下功夫，结果欲速则不达，大干快上变成了瞎折腾。

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从教育部到学校甚至鼓励本科生做科研，推出的“挑战杯”、“大学生创新计划”等工程，在大学里掀起一阵阵热潮。被热潮卷到的，不仅有学生，而且有老师。我也不能幸免，总有很多学生要求你做指导。开始我是很乐意的，但最近一两年有点意兴阑珊了。因为大量的学生做“挑战杯”之类的科研，不是为了锻炼自己、提高能力，而孜孜于那个奖杯，以便今后保研时能够加分、找工作时能够简历光鲜一点，因而总想投机取巧，不肯下苦功夫，或害怕失败，不敢闯、不敢试，或对老师的指导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这样的学生见得多了，我指导他们做研究的热情也就慢慢地冷却了。我发现自己是如此的不合时宜，总是劝他们不要总以奖杯为念，而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扎扎实实做点事情，即使失败也没有关系，关键是自己能够从失败学到什么。看到他们失望的眼神，我也很失望。失望的眼神见得多了，我也就不想再去自讨没趣了，还是退避三舍的好。

 

这个老师水平不高

（2011-01-02 07:03:2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110f410100odhl.html

常有学生来找我指导论文。我总是对学生说，你得自己先做起来，不要怕吃亏，不要怕吃苦，只有你通过亲自实践，提出了更具体的问题，老师才能针对具体问题做更具体的指导，毕竟你研究的问题，老师也没有专门研究过，因此开始只能给一些原则性意见，不要指望一上来老师给你一幅地图，你照着这幅地图走下去，就胜利地到达彼岸了。可有学生就不是这样思考，总希望老师授以锦囊妙计，他不用动脑子，只要依计而行就可以了；一听老师做原则性指导，没有提供操作性意见，他们就不耐烦，就很失望，认为这个老师水平不高，是在敷衍他。对此，我也只能苦笑。

就像厨师指导学徒做菜，开始当然只能讲一些原则；只有学徒亲自实践，把菜做出来了，他才能有针对性地指出哪儿火候不到，哪儿颜色不对，等等。怎么可能这个厨师上来一通讲，学徒依言一一行去，就炒出一个好菜来？可是总有学生怕把菜炒坏了，希望老师讲得更具体点。可是，不针对一个具体的菜，老师怎么讲得具体？学徒如果不亲自炒个出菜来让老厨师对着讲，老厨师当然只能原则性地讲；在这个阶段，即使讲得再具体，学徒仍然会听得云里雾里，照样炒坏菜。话又说回来，不炒过一些坏菜，怎么可能炒出好菜？炒坏菜是从学徒变成一个好厨师必须付出的成本，导师只能尽可能降低这个成本，而不可能完全消除这个成本。可惜，就是有学生希望老师能够把这个成本完全消除。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说老师水平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