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教师的困境与出路

        两年前笔者留学归国，正式成为北京师范大学一名教师。某日我参加同学聚会，发现其他四人都开车过来，只有自己乘公车赴宴。我心里不由得发问——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当我和一位师长谈起此事，他安慰我说：“你将来比他们混得更好，虽然起步晚点。”言下之意，我过去的确做错了什么。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一书中写道：“再也没有任何群体比旧时的同学更堪为比照了。……世上最难忍受的大概就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比我们成功。”看到大学时代表现不如自己的同学今天混得更好，我们尤其有理由抱怨这个世界。德波顿开出药方，建议我们与那些幸运的家伙保持距离，做到“自己周围的鱼儿不比我们大”便好。
        《工蜂》正是一本描述我“周围鱼儿”的书，它的副标题是“大学青年老师生存实录”。尽管这一群体被戏称为“青椒（青年教师）”，此书却没有多少辛辣的味道，读罢只让我感到几分苦涩。根据该书提供的调查结果，仅有31%的高校青年老师表示自己的收入大于支出，72%的受访者感到压力“非常大”或“比较大”。相较而言，我拥有的物质和工作条件还算宽松。像德波顿建议的那样，知道这一点的确缓解了我个人的身份焦虑。
        此书主编廉思曾创造流传甚广的“蚁族”一语。他才出“蚁穴”，又入“蜂巢”。《工蜂》沿续了“社会性生物”的研究思路，将视角对准了他自身所在的青年教师群体。就我理解，“工蜂”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说青年教师工作繁忙，报酬微薄，处在高教体系的最底层；二是说他们缺乏人文关怀，逐渐变成了专业化的知识生产工具。虽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这良心也会患上心力衰竭或心血管硬化。我们就来看看廉思和他的研究团队如何诊断病理。
        《工蜂》一书分三大篇章。第一篇“蜂貌”以新闻笔法记叙了十几位青年学者的生态状态和心路历程；第二篇“蜂骨”采访了一些知名学者，以对话体呈现了他们对学术体制的观察和思考；第三篇“蜂声”则是一份社会学意义上的调查报告，用统计数字描绘了青年教师的群像。三种不同体裁使此书成为非驴非马的四不像作品，缺乏统一的框架和连贯的分析。作为一本研究知识分子的专著，《工蜂》明显为大众阅读而撰写。该书甚至没有提供参考资料目录，却在书末附上一份会议纪录，类似某些电影片尾的“拍摄花絮”。
        尽管《工蜂》并非一本严肃深刻的学术著作，这里我并不想求全责备。在学风浮夸的中国学术界，作者具有忧患意识，并躬身了解实情，已属难能可贵。此书的确反映出当前大学教师群体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在其他国家不是不存在，可在中国尤为突出。例如，某学者申请一个科研项目，之前须打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其间须准备繁琐的报批手续，最后还要应付僵化的结项审查。在整个项目进程中，研究人员一半时间恐怕都没有花在研究上，难怪近八成的青年教师表示科研时间“太不够用”或“很不够用”。
        过多的教学工作也占用了工蜂们大量时间。在被问及科研时间不足的主要原因时，一半受访者归咎于“教学任务太重”。我认识一位南开大学老师，她自称一学期要教五门课；而一位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朋友每周的课时高达三十小时。《工蜂》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四分之一的青年教师每周的教学工作量在十一课时以上，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将近一半的受访者反对继续实施扩招政策。
        肉体的疲倦尚可承受，精神的困顿则难以忍受。选择大学老师作为终生职业的人，多多少少有一些理想情结。当他们为了评职称而去拼揍低劣的论文，为了讲课费而去教授平庸的学生，却依然追不上不断攀升的房价时，那种幻灭足以让人产生强烈的虚无感，并否定自己走过的书山之路。《工蜂》提供了一个侧面的例证：尽管高校青年教师还保留着学生时代养成的藏书习惯，这些读书人的读书时间却少得可怜。除了专业教材， 46%的青年教师一年之内读书册数在十本以下。亚里士多德曾言：“我们反复做的事情造就了自己。”那么我们不做的事情便消磨了自己。
        原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孔宪铎曾这样概括他的治校之道：“聘请最好的人才，并让他们保持快乐。”《工蜂》书中接受采访的一位青年政治学者也说：“现在大学体制的问题就在于，天天逼着教师开窍，却搞得他们很不开心。……如果能做到开心与开窍的良性循环，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也就不远了。” 中国的大学体制显然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廉思团队调查了一些有海外经历的青年教师，其中四成人对回国的选择表示后悔。
        很多原因促使大学青年教师感到不开心，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学术机构缺乏独立性。正如《工蜂》第二篇的开卷语所言：“……在这个名为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却不再是价值的尺度，而仅是价值的工具。”今年暑假，我在贵阳参加了中国社会学年会，它算得上国内社会学界最高级别的学术会议。会上共设四十多个论坛，大多紧跟“城镇化”的政策步调，还有一个解析“中国梦”。我并不认为社会学不应当研讨现实问题，可这个年会似乎将学科自身发展抛到了一边——你在会上甚至见不到一个关于社会学思想史的论坛。
        市场力量对学术价值的侵蚀并不输于政治权力。清华大学举行百年校庆时，将政治局成员的头像放在诸多大师之上，已广为国人诟病；而该校将一座教学楼冠名“真维斯楼”，更是成为坊间笑柄。清华大学当然有权为企业冠名，可更应将这种荣誉给予学术大师，以彰显他们为该校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服务于商业价值的短视举措激励着大学教师走出书斋，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经世济民”。笔者在北师大的同事于丹老师，便是其中的知名代表人物。法国学者布迪厄针对学者向媒体靠拢的现象批评说，那些看似民主的媒体评价手段取代了专业学术标准，从而赋予商业逻辑一种合法性。把恺撒的还给恺撒，把摩根的还给摩根，把牛顿的还给牛顿，这应是大学争取学术独立的目标。
        尽管外部环境目前不甚理想，工蜂们与其整日抱怨，不如多想想自己的修为。青年教师的工资虽低，体面生活尚可维持，而且他们享有教育医疗等若干福利，某种意义上也属于特权阶层。国内的科研经费自然不比美国，可相对容易得到批准。说到底，现在的软硬件设施比西南联大优越太多了，可我们又做出多少成绩？《工蜂》的调查数字显示，就SCI或SSCI收录的国际期刊而论，九成以上的受访者过去三年没有在其上发表过任何论文。除了诸事缠身，青年教师未能专注于学术工作，恐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工蜂》公布的调查结果中，有关职业满意度的报告最令我惊诧。在被问及是否愿意从事目前的高校教师工作时，近七成（68.8%）的受访者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换言之，三分之二以上的工蜂们被逼无奈地拾起教鞭， “公务员”、“企业管理者”或“金融从业者”才是他们的理想职业。可见，大多数青年教师的人生旨趣并不清高，反而与主流价值观高度一致。汲汲于名利而不可得，冷板凳自然也坐不踏实。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这是工蜂们必须面对的价值选择。学术界尽管受到政治和商业力量侵蚀，毕竟还给青年教师们留出一些自由空间。人在江湖，难免随波逐流；钻进小楼，只管自成一统。政治学家萧功秦因而建议后辈们抱着“千山我独行，何必相送”的态度，“在体制内争取自我边缘化”。怕是要多读些圣贤书，年轻人方能练就这等淡泊名利的功夫。
        回到身份焦虑的问题，德波顿的建议其实颇为消极。“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学术事业自有其趣味和价值，青年教师不应在空间上与同辈比拼，而应在时间上向前贤看齐。这不仅有助于他们缓解焦虑，也将促进士林重振学风。笔者希望在一代人的努力下，中国大学教师能够恢复其应有的地位和尊严——既使他们仍乘坐公共汽车赴宴。

此文已刊于“纽约时报国际生活”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