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燕：一张扭转世界格局的车票

 中国为什么会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于西方，是众多经济史学家想解释的问题。当然，亦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欧洲中心论的众多学者——以韦伯为代表，则认为新教带来的自由精神，奠定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文明；而中国，则以其保守和落后，必然接受这一落后的命运。
我们似乎还是不知道中国曾经的繁荣为何结束，但是我们知道她的确曾经繁荣。高等数学的著名奠基人之一——德国自然科学家莱布尼茨写过一本《中国近况》。他在该书中指出，“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对此“二元中心论”观点，莱布尼茨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世界任何地方的商业繁荣都比不上中国。”
莱布尼茨同改变现代社会进程的大科学家牛顿生活在同一时代：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初期。《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封面扉言这样总结了西方和东方的经济关系：“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了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更为具体的，贡德•弗兰克认为，“从1492年航海大发现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体系是亚洲时代。确切的说，东亚，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而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这段时期，正是欧洲从一个三等厢座位扩张到一整节车厢的关键时期。
对于这段时期在全球经济史和东西方经济平衡力量对比过程中的重要性，历史学家众说纷纭。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坚持，1500年前后作为一个神圣的分水岭，决定了李约瑟之谜在中国永远数百年无解的困境，而西方则以其强势的海外扩张和贸易掠夺道路，开创了在本质上同今天区别甚微的现代世界体系。马克思则认为，这个时期发生在1600- 1800年的某个时期，莱布尼茨的生活年代被囊括其中。
《白银资本》则以独特的视角，展开了这段精彩纷呈的历史。各国各地区在里面轮番出场，上演了一场国际资源和货币流通体系主导权的争夺大战。里面即充满“偷窃，或者勒索”的硝烟弥漫，更有市场、分工、技术进步等现代经济主导因素渐次起主导地步的演化过程。而白银的亚—欧—美三洲之间的三角流动关系，则贯穿始终，穿起了期间几乎所有的经济发展悬念，完成了历史从“各自分散的小经济圈”过渡到“现代世界体系”的完整过程。欧洲，终于也以一张艰难得手的三等票座位为起点，顺利驾驭其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这个过程的前端，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当今世界经济体系——或者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朝贡体系。中国是该体系的中心。欧洲商人到中国来是为获利，但中国和欧洲人往来却不为获利——或只为彰显中华的繁华和恩施。中国从未显现出饕餮的消费能力，因此始终不存在出超问题；但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多边朝贡贸易网，同时从这个贸易网之外吸收着大量的商品，尤其是白银”（《白银资本》，第109页）。而“欧洲人的素质，使得他们始终很难挤进这一朝贡体系”（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当然，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十五世纪之前的欧洲基督教文明同中华文明一样，长期排斥趋利的资本主义文明。
客观看待13世纪之前的欧亚贸易量，欧洲人甚至谈不上买一张亚洲经济列车三等车厢的座位，因为亚洲经济的繁荣是个封闭循环。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财富令全欧洲人非常艳羡，正是这两个城市在欧洲和东方之间所扮演的中间人角色奠定了她们商业繁荣和手工业强盛的基础。在公元1000年以后的经济复兴时期，这两个城市竭尽全力接触亚洲的贸易和财富，甚至在整个中世纪黑暗时期，意大利城市也都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这汇总角色。热那亚在1291年就曾经在竞争中尝试绕道非洲航行前往亚洲。
当然，早期的尝试失败。欧洲只能面对如下三条从地中海经济圈通向亚洲的商路：
第一，北路通过黑海，被热那亚人长期支配；第二，中路通过波斯湾，被巴格达所支配着；第三，取代中路的南路通过红海，促成了开罗的繁荣和威尼斯经济伙伴的发达。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扩张，1258年巴格达被攻陷，中路迅速衰落，南路迅速发展。但从13世纪中期到14世纪结束期间，所有这些商路都饱受欧洲的长期经济萧条之苦。如何搭上亚洲经济的快车，成为欧洲各国竞争力角逐的首要问题。
哥伦布在这种背景下到了美洲，他以为发现了印度。“美洲的发现以及经由好望角抵达东印度的通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记载上最伟大的两个事件”（亚当斯密）。《白银资本》看来，这个故事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欧洲做了什么，而是这件事情带给世界什么——或者说，带给亚欧关系什么样的转变。
《白银资本》第3章中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简单的数据统计。从1493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第二年开始到1800年，世界白银产量的85%和黄金产量的70%来自于拉丁美洲。其中超过80%的白银运抵欧洲，而欧洲又将其中40%运往亚洲。除此之外，留在美洲本土的仍有20%运抵亚洲。中国在这三百年间，共计输入白银6万吨。
从拉丁美洲获取贵金属——无论以什么方式，用来结算同亚洲的贸易逆差，这是欧洲经济买到三等厢座位的开始。征服拉丁美洲并占有贵金属，并不意味着它如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所说的那样，欧洲内部诞生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或者诞生了全新的资本主义文明，它只是意味着：欧洲，获得了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得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并寻找成为新的经济中心的机会。在得到这个机会以后，数万吨的白银流动带动了全球贸易的旋转木马，欧洲经济和亚洲经济都在进一步的沿各自轨道向前推动。欧洲在白银输出中加速了市场分工、海外贸易、商业信用等市场机制的成熟，亚洲则在白银吸入后扩大了乡村经济、手工业发展和人口增加。这也正是《白银资本》细细展示的重要进程。
那么，中国和东亚为什么逐渐从世界经济舞台上消失？这是一种赢者的诅咒，还是历史主角轮换的必然？《白银资本》继续跟着白银的步伐，深入到东亚和中国经济的内部。结论是很惊讶的。与其说欧洲的努力使得它自身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不如说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白银资本》，第6章）。在亚洲因为欧洲白银供给以及随之往来的世界经济中、尤其是在亚洲的国内和出口市场上购买力、收入和需求的增长，使得亚洲国内的收入分配越来与扭曲，成为制约农业出口经济的主导因素。波斯、印度自从18世纪中期后逐渐丧失了纺织品的竞争优势，贵金属流向出现逆转。这两个国家最先、也最轻易的衰落。
相对于波斯和印度，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一直保持到18世界末期和19世纪初期，然后由于人口的富裕，使得劳动相对机器极其廉价，丧失了用机器大工业替代传统手工业的最初机会。到18世纪后期，中国的实际劳动工资和购买力已经开始低于欧洲大多数地区。最终，人口-生态-经济形势到19世纪终于迎来了逆转：中国从政治经济开始走向全面衰退，西方开始真正兴起。标志是，一系列因素引发的白银流向逆转。
从欧洲人获取拉美的白银流向亚洲，再到白银从亚洲流向欧洲，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可能已经永远停留在过去，但也可能仅仅是一种历史的轮回。但在《白银资本》看来，这不是历史的跳跃，也不是历史的谜团。千年岁月自有它的跌宕起伏，但更有循序渐进。在白银流动的后面，这段扑朔迷离和并不遥远的经济史，竟是一个这样简单和娓娓道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