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之走盘”与“出位之思”

——读《白银资本》之后所感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①一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些反响或许出于中国学界对《白银资本》所透露出来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敏感；②或许出于作者反诘欧洲中心论，名正言顺地把中国奉为1400—1800年世界经济体的中心，又一次满足了某些国人的自尊心；又或许出于《白银资本》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③但关键的是《白银资本》标志着与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相异的新的世界体系论的初步确立，它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提供了一种观察历史的新视角，有助于敲碎单一的思维模式，启发我们多维地审视和思考历史。本文不是评论《白银资本》，而是笔者看过此书之后，萌发的一些感想，不惧粗浅，记录如下。
        
        丸之走盘
        
        这里借用的是杜牧的比喻，“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记于临时，不尽可知。其必知者，是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④为何会提及这个比喻？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虽然“远不是没有问题，无论是就总体的理论假设和分析方法而言，还是就具体的历史细节而言，都大有讨论的余地。”⑤但他确实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有力的颠覆。需注意的是，这种颠覆却存在致命的缺陷，弗兰克用以集中火力攻打欧洲中心主义的武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正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工厂的产品，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就是“反欧洲中心的欧洲中心论”。⑥于是，我们不得不怀疑，弗兰克用以反欧洲中心论的这颗“丸”，是否已经走出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这个“盘”，或者只是仅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这个“盘”中作“横斜圆直”等方向上的变动，实际并未“出于盘也”？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论证：1400—1800年间已存在一个具有全球分工和国际协作功能的世界经济体系，而亚洲、尤其是中国，是这个经济体的中心。①他还非常突出地运用了长周期理论、
康德拉杰夫周期理论等周期理论，以扩张的A阶段和收缩的B阶段轮流交替来说明西方的后来居上。②同时弗兰克认为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运转导致了这种周期的出现。弗兰克在很打程度上运用这种周期理论做出了东亚将取代西方再次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预言，东亚（或许还会扩展到南亚和西亚）在21世纪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A”阶段。但这种周期理论究竟有多少的适用性？它是真的存在还是仅为一种目的性的假设？都尚不知晓。所以我们不能忽视《白银资本》潜在的这一隐患，而弗兰克所建立在这个理论上的“反欧洲中心主义观”是否能如其所料的出现转向，从而达到“横向的、整合的、全球视野”也是难以预测的。
        弗兰克反复强调的超越各种种族中心论，恰好是与欧洲中心主义论调一样，充满了“假定存在着构成历史发展的基础模式”③的普遍适用原则的先验预设。由此产生的结果可能有是：一，整体主义历史观本身成为“欧洲中心主义”式的普遍性命题，名变实不变；二，整体主义历史观在今后“垄断”历史研究领域，形成多元化的研究范式，但于终极意义上而言，又使学术界转向与之反向（即单元化）的研究，重新落入一种主流历史观占据主导地位的窠臼。就此两点而言，任何一点都不具备历史意义，于是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所论证出的结果（这颗“丸”）对于走出欧洲中心主义这个“盘”是否具有现实意义，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我们却不可否认它的功效，“丸”出不出“盘”不应是我们所关注的终极目的，“丸”在“盘”中的“横斜圆直”才是重点，这个“横斜圆直”便是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所展示的研究方法及思路。
        《白银资本》一书将中西共同编入到一个由白银流通而连接成的世界经济体中，有助于在中国 和欧洲的绝对中心论中架起一个平行的关系，以此重塑历史，正如弗兰克自己所说的“绝非用中国中心论取代欧洲中心论”，而是推崇“人类中心论”，最好是“生态中心论”。④无论最后成败与否，其思路于我们确有借鉴意义。另外，弗兰克还提供了从世界经济的整体结构来解释各地区经济变化的视角，这能揭示出比只从各地内部去寻找根据更多的内涵，从而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让我们看到世界历史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⑤再次，弗兰克以长时期的研究方法来架构他的整体主义研究，使我们发现世界历史中的繁荣、发达中心一直不断的在转移，昭示了东方再次兴起不无可能。
        这一系列想象的跳跃都如“丸”的“横斜圆直”，无论它最终是否能出于“盘”，也无论它在运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理论上的某些悖论或方法上的某些不妥，而它的确在运动过程中激起了我们思考的火花，发人深思。
        
        出位之思
        
中国学界针对《白银资本》作出了一系列讨论，被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贸易出超能否证明经济发达；二是中西经济如何比较以及中国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三是有关《白银资本》的意识形态色彩。⑥依据这些讨论，我们可以看见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提出了质疑，我们终究难以摆脱“西方中心”的阴影。
        当然，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并非是要抛弃西方（主要是西欧）的经验，而是要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中西社会历史发展的双向比较与对视，“不仅从欧洲的立场出发去看中国，而且也从中国的立场出发看欧洲”，②所以无论以前的“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西方中心观”，到“中国中心观”，或者今后可能形成的“整体全球观”，若都是史学家出于个人好恶对史料择取之后所呈现的“形状”，那么所有的理论、模式就难免流为史学家的个人偏见，我们只在把其成果放在思想史的脉络中做“文化批评”，对其成果做学术上的价值判断③即可。
        如秦晖教授指出的，《白银资本》动用大量资料证明的不过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中国在1400—1800年间的对外贸易大量出超，使大量白银作为贸易顺差流入中国。但是弗兰克却从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事实中推出了一个独创性的新颖结论，即中国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这个结论恰恰没有什么实证基础，也没有什么逻辑依据，甚至从明清时白银输入的规模与“权力资本”积累运作间的比例来看，弗兰克所说的因白银输出减少，才导致中国原本先进的经济体制衰落并丧失世界领先地位这一论点站不住脚。④而弗兰克提供给我们的确是一种新的历史观，这便是它学术价值上的珍贵之处。
        围绕《白银资本》所做的讨论，也为我们回顾和反思自己的学术历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同时让我们注意到自己需要关注的地方，即从中国的客观情况出发，对中国自身的经验的独特价值和特殊性应有充分的认识，据之以中国的“实情”。
        目前很多学者正在为此作出努力，这方面的代表可推李伯重。李伯重在质疑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说是出于对某一事物的执著信念和一种我们没有自觉意识到的内心强烈愿望时产生的，是一种主观情结的产物，⑤虽然有无“资本主义萌芽”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和终极目的，但李伯重这一观点却是打破了中国史学家对外国理论只作“吸收”、“反应”的格局，（见本页注①）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问题。随后其《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一书的面世，更是确立中国史学新典范的主流倾向中的代表作。⑥对于我们看待西方经典，调整自我视角，更新思维模式，放宽历史视界树立了典范。
所以，本文所说的“出位之思”不是提倡违反专业纪律的胡思乱思，而是跳出西方预设的或已设的理论模式（“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所做出的思考。愿这种思考在有关《白银资本》或其它论著的争论热闹过后，不会消失在视线之外，而是得到广泛的关注及运用。

                                                  
                                                    2006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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