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繁荣：大众创新的胜利

近代以来，持续的繁荣一直都是人类社会不懈追求的目标，与资本主义几乎同时诞生的经济学，自落世以来就一直将其作为最核心的研究主题。从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及扩张性财政政策到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还有芒德尔、拉弗等供给学派，这些经济学上熠熠生辉的名字背后无一不透着对于繁荣的渴求。如今，在这一长串的名单后面，我们还将加上一个新的名字埃德蒙•费尔普斯。

作为200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费尔普斯是当代就业与增长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由于长期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让费尔普斯对繁荣的意义和原因有着独特的理解。而这些观点和理念最终浓缩成他最新的一部作品——《大繁荣》。

“大繁荣”的爆发源于以创新和活力为核心的现代经济

在《大繁荣》中，费尔普斯从历史角度着手分析人类社会繁荣的原因。他截取了18世纪到20世纪这两百年间的西方经济史，详细展现了现代社会是如何在经济繁荣中孕育成熟的。费尔普斯认为，人类社会最持久的一段繁荣期在19世纪初首先从英国开始爆发，这种繁荣此后在一个世纪内蔓延到了欧洲大陆以及北美。这样的一种现象，被美国经济学家W•W•罗尔斯称为“经济起飞”，费尔普斯则称之为“大繁荣”。

费尔普斯在描述这段历史的同时，还对历史上的德国经济历史学家和奥地利学派提出了质疑。经济历史学家们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起飞，归因于以大航海时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发现。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所有的物质进步都由科技力量推动。此后属于奥地利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为这种理论加入了一个新的元素：需有企业家把新的科技知识可以支持的新工艺和新产品开发出来。这种科学主义的观点加上我们熟悉的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最终构成了人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大繁荣爆发原因的普遍理解：科技发明造就了两次工业革命，最终实现了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统治。

然而，费尔普斯却直截了当地对这种观点提出反对，或者说他认为这种观点的认识过于简单。费尔普斯认为，科技进步不可能是经济知识在19世纪爆炸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这种爆炸式增长一定是某种经济形态出现的结果。只要这种经济机制能够维持有效运转，就可以长期促进自主创新，最终把国家推入持续迅猛增长的轨道。对于这种制度或经济形态，费尔普斯用了“现代”来给予定义。他认为，正是由于现代主义观念下形成的现代经济，才有可能带来“大繁荣”的历史奇迹，而这种现代主义和现代经济的核心则来源于草根的创新和活力。

现代经济的起源很难用简单的语言概括，归根到底它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复杂演化的结果。这种复杂性在许多人文学者的著作中都曾得到展现，例如英国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国经济学家汪丁丁在对麦克法兰的这本作品评议的时候，曾对现代世界出现背后的复杂性进行过分析。他指出，西方的两大思想传统——英美的和欧陆的，它们之间始终存在紧张关系，也正是这些张力，使西方社会得以演化。而在《大繁荣》中，费尔普斯则把这种现代经济产生的复杂过程总结为四个方面：以自由、财产和金融为核心的经济制度、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崇尚节俭、勤奋和身份的资产阶级文化、人口和城市的增加。

现代经济的到来引发了人类社会巨大的改变，它把各种类型的人都变成了“创意者”：金融家变成思考者，生产商成为市场推广者，终端客户也成为弄潮儿。费尔普斯认为，现代经济把那些接近实际经济运行、容易接触新的商业创意的人，变成了主导从开发到应用的创新过程的研究者和实验者。这样的一种体系也就成为西方社会在18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两百年内持续繁荣的推动力。不仅如此，费尔普斯还指出，现代经济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止于经济，在文化艺术领域，现代经济的观念和体系在文学、绘画和音乐等同样以创意为核心的领域内，亦结出了“百花齐放”的硕果。

对个人来说，繁荣是人们本能地追求美好生活的结果

作为一个极具人文主义观念的经济学家，费尔普斯并没有将现代经济的阐释停留在宏观层面。在《大繁荣》里，他把“繁荣”的定义和影响还延生到了个人生活的领域。

学过政治经济学的我们都知道，人的最高价值就是自我实现。马克思认为，人在实践中不仅创造财富，为自身发展创造条件，同时也可以丰富个人的知识体系，增长经验认识，发展意识和能力，发挥潜能，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从而实现自我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便是人的价值实现的最高形式。事实上，类似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先哲。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提出了“美好生活”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指出，“美好生活”的意思是，人们在拥有某些生活必需品之后，经过深思熟虑会选择的生活方式。进一步的，亚里士多德还指出，“美好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最终目标，它代表着一种“最高的善”。

接续亚里士多德的阐述，费尔普斯则认为，这种“美好生活”其实就是一种“繁荣”的生活。而当繁荣成为美好生活的流行概念时，美好经济必须帮助人们想象和创造新事物，从而实现创新。也因此，费尔普斯指出，许多企业家创造的财富，其实是他们痴迷于尝试某个新奇创意而收获的副产品，这种创造性的生活比起收获和财富积累，可以给人类提供更高层次的满足和骄傲。

费尔普斯在对个人生活的繁荣方面的思考，深受到哈佛大学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的影响。罗尔斯在这部巨作中详细论证了，鼓励和支持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望与正义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紧密关系。由此，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美好生活”所拥有具有的天然正义和费尔普斯对“最高的善”的理解不谋而合。

同时，费尔普斯还从历史上和同时代的其它著名人物那里，寻求到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心理学家马丁•赛里格曼在《繁荣》中提到，人们追求的是“福利”，而构成福利的要素包括生活满意度、敬业程度、人际关系、生活意义以及有成就的生活；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一定对这个观点表示同意，他在积累巨额财富后，成立了规模庞大的慈善基金会；特洛伊古城的发现者海因里希•施里曼也曾表示，他从事商业活动是为了对特洛伊城的研究提供保障。

“大繁荣”的挑战在于现代经济在西方世界的衰落

如同历史上所有陷于低落和挫败的时期一样，人们都会发自内心地怀疑孕育了资本主义大繁荣的现代经济和现代主义。上世纪上半叶出现的社团主义和机械社会主义正是脱胎于在类似的发展背景中，人们期望用这些新的经济模式来替代现代经济。这些模式的观点大多认为，要赋予中央政府强大的能力和权威，对经济进行充分的干预，通过这样的经济制度来平滑经济的风险并使人们获得安全感。

对于这两种模式，尤其是社团主义，费尔普斯认为它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向前现代时期的传统观念退步。依靠政府的管制和干预来实现经济生产，在本质上和中世纪教会与君主对经济的控制如出一辙，它们不过是传统主义披上了新外衣后在历史舞台上的再度登台。因此，这样的制度和体系违背了现代经济所包含鼓励创新和活力的精神，自然也就无法带动“大繁荣”的再现。所以，费尔普斯指出，上世纪末以来，包括英美在内的西方主要经济体的衰退，正是与社团主义的重新崛起有关。在美国，委托和裙带关系在公共部门的泛滥、共同基金的急功近利、大银行大企业和大政府形成的集团造成抵押贷款规模的膨胀，以及主权债务和福利规模的失控，都是这种社团主义势力上位的直接表现。这种思潮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这样来看，资本主义的历史实则就是一部现代主义与传统主义的斗争史，对于这场“从19世纪延续至今的没有尽头的伟大斗争”。

如果说“繁荣”的秘密是所罗门宝藏，那么费尔普斯的《大繁荣》就是寻找到宝藏的地图，而他对现代经济持续稳定运行的强调，就是交给我们打开宝藏大门的那把“秘钥”。为此，在前言里，费尔普斯动情地呐喊，“我要高度赞美大众的兴盛是现代社会宝贵的人文主义财富，呼吁重树失去的精神，呼吁大家不要放弃激发现代社会普遍繁荣的现代价值观。”所以，在《大繁荣》中，我们能读到的不仅是经济成长的诀窍，还有关于人类社会共同幸福的思考。作者将人文主义的精神注入到了《大繁荣》中，于是，这部作品不再只是一部枯燥机械的经济学著作，它还是一部生动的经济史，亦是一部令人思考的哲学书和思想录，更将是一部具有启蒙意义的巨作。

（刊于2013.12.7《文汇报·书缘》，刊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