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群英谱

“1980年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穿军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柳红



1980年代，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为了中国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建设，披荆斩棘、呕心沥血，以极大的热情和激情直接深入和参与改革。他们为让当时的人们接受在今天看来的常识付出了极大的心智，这些付出和贡献转化为了学术理论，转化为执政党的文件政策，转化为启迪民智的普及知识。可以说，没有这个特殊群体的努力，没有他们的桥梁作用，背负着巨大历史包袱的中国改革难以扬帆起航。而这群人，就是《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一书里的主人公们。

《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是独立经济学者柳红的最新著作，由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北京贝贝特）推出。这是一部首次呈现198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群像，研究1980年代历史，尤其是呈现具体而微的经济改革史的碑石之作。这部书还是带领人们进入历史的一个门径，从中我们得以看到80年代的人和故事。一个个真实鲜活、有血有肉的八〇年代经济学人串起了这本书的主线，而他们身上的故事，也就是那个年代经济改革的生动历史。


柳红，一位独立自由的学者
谈起作者柳红，可能许多普通读者并不熟悉这位在经济学领域做独立研究的学者。但谈起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前助手，天才少年子尤的母亲，大家可能就能对上号了。柳红最近走入公众视野，是和作家吴晓波打“抄袭”官司一事。提到这个官司，她本人很低调地说是“涉嫌抄袭”，因为尚未开庭裁决，但经过律师等专业鉴定，雷同部分的程度是很大的。“面对和处理这件事，对我有启蒙的意义。我们对知识产权常常不在意，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你有知识产权你就要保护好它，其实我们保护好自己也是在保护别人。”

柳红现在的身份是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过着清简纯粹的日子。子尤走后，她为了摆脱心中的阴霾，开始素食，做瑜伽，不用空调和冰箱，随身带着水瓶。身体的轻盈和畅快，使她的内心也变得通透起来。两年前，她开始长跑，从最初的几百米、一两千米，到如今每天风雨无阻，坚持跑7公里，最多一次能跑20公里。马上，她还要去参加马拉松，从半程21公里开始挑战，目标是去全国和全世界各地跑马拉松。

50岁的柳红看起来神采奕奕，像个翩翩少女，劲头十足。她的精神劲儿在研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洋洋三十万字的书，她投入了两年的心血，尽可能采用第一手资料，前后采访了70位改革亲历者。面访、电话、邮件，一次又一次的采访和考证，以及浩大的文献阅读，支撑起这部书的厚重扎实。

总结起来，《八〇年代》这本书有这么几个“一”：第一次全景展现1980年代老、中、青三代经济学人的风采和历史；105幅珍贵图片，还原历史，其中不少是第一次发表，当事人亲自提供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并特别赠阅1984老照片长卷：“横空出世的莫干山会”合影。不但讲述了经济学人在1980年代的故事，他们的理想、探索、突破，和大手笔的建功立业；此外，重磅推出1980年代经济界的重要研究机构，全书涉及500余人，再现“光荣与梦想”，可谓1980年代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一秉柳红的率直立场，尊重史实，笔则笔，削则削。


刀尖上改革的一群人
关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历史的著作其实有很多，为什么柳红要写这么一部书？

翻阅有关八〇年代经济改革历史的文字记载 ，我们发现它们基本按照3种“范式”来组织：一是“革命史范式”，将改革历史划等于政治史，以重大政治事件为叙述对象，研究视角是执政党和领导人，如中国改革和邓小平的关系；二是“现代化范式”，经济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因此经济改革的历史主要是经济发展及经济制度和结构变化的历史，如企业或农村改革历史；三是“社会和文化范式”，以社会演变、文化思潮和相关人物为叙述对象，折射出经济改革，如，1980年代“文化热”的研究，隐含了对改革历史深层结构的探讨。

而柳红想要打破这些惯常研究范式的局限性，试图让那些被遮蔽、遗忘、误解了的人和事在她的笔下复活。“把那些被埋没的，发掘出来；把那些走向模糊的，清晰起来；把那些被歪曲的，纠正过来。”虽然这个心愿太宏大，但柳红还是尽可能去达到。

回望八〇年代，柳红想到的不是重大的事件或历史拐点，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面貌、他们的衣着、他们的精气神、他们做的事。所以她以人物为线索来带出故事，从经济学家群体的思想探索出发，以那个时代的一些典型事件为线索，呈现1980年代的时代风貌，为人们了解、理解、认知和研究早期经济改革，提供一个窗口、一条路径。同时，也注意将人和事所处的历史时空，以及大历史的走向紧密联系， 来看80年代承前启后的作用，给读者牵出了一条历史脉络。
从人物跨度上看，书中讲述了三代人，第一代，是像薛暮桥、孙冶方、马洪、蒋一苇等这一代老布尔什维克，20年以前出生的，既是革命者，又是学者；第二代，是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诸如刘国光、董辅礽、吴敬琏等，他们年富力强，承担起历史使命；第三代，曾经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有极大的热情、激情和创见。他们是一个巨大的群体，老中青三代人一起在八〇年代改革的舞台上，一同创造历史。

曾经有一位经济学的老前辈，在看了柳红写的几位老人的故事以后，给她写了一封信，说感慨深沉，他们当时谈改革是在刀尖上，既要承受政治上的摧残，同时又要克服自己思想的局限性，是多么不容易。比如说蒋一苇，他曾是《挺进报》的，逃脱了渣滓洞，幸存下来，一直在机械领域工业部的系统办杂志，，后来也当了右派，文化大革命以后被调进社科院做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再如，孙冶方也在文革时被打入监狱，狱中没有纸笔，直到获释那天，他在狱中的7年里为《社会主义经济论》打了85遍腹稿，出狱后在病榻上给编写小组口授，与死神和时间赛跑。这些老经济学人如同一批拓荒者，在那么多艰难险阻下，却仍然作出了许多大胆的、承前启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和探索。


这是他们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
柳红笔下的每一位经济学人都是有血有肉的，读着书，一个个可敬可爱、书生意气的老前辈的形象就浮现在眼前。比如写薛暮桥有个“奢侈”的爱好，喜欢吃西瓜，家里西瓜少了，就要孩子们去买。像这样的细节很多，使这些人物更丰富，更真实了。

1980年代是经济学家的智慧经过长时间积聚后爆发，经过长久压抑之后而显现、经过长期封闭后开放的一个时期， 其力度和精彩都非同一般。每天都有新思想涌现，有新名字涌现；老当益壮，后生可畏，打破论资排辈，没有功名利禄，经济学界呈现出百家争鸣之态。而80年代的影响又是如此深刻和深远，它留给我们的遗产又是如此沉重和丰厚。所以柳红说，“这是他们的故事，也是你们的故事，还是我们的故事。”

如今，本书采访的第一、二代经济学人已日渐远去，但普通读者可以借这本书了解1980年代，了解他们熟悉和不熟悉的经济学家故事，而对研究者来说，这也成了不能忽视和难以超越的原创之作。

(张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