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着悲哀微笑

   《娱乐至死》是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的代表作，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在这一时期，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出现日渐使娱乐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使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新闻、宗教、体育、政治、艺术等无不围绕着娱乐而进行，娱乐已成了一片罪恶的海洋，而我们却身处其中自得其乐，其结果是我们因娱乐而死。可以说，波兹曼历其时，写其势，深刻剖析了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揭示出电子媒介是如何对我们的社会文化进行改造的。
    任何一个认真读完此书，并加以思考的读者，或许都会心生些许悲哀，甚至绝望。这是缅怀印刷时代的一曲挽歌，也是批判电视时代的一首战歌。 它通过印刷时代的主流媒介——书籍，向我们娓娓道来，我们则以印刷时代的传统仪式——阅读，来接受思想的洗礼，所以，任何一个认真读完此书，并加以思考的读者，都该微笑，因为，你们在电视时代仍然顽强地坚守了阅读传统，不屈地举行了思考仪式，正是由于你们的存在，书籍才没有消亡，人类才没有娱乐至死，相应地，到目前为止，波兹曼的预言也幸运地还没有完全实现。
                               一
    美国各大媒体评论认为这本书展现了波兹曼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刻预见和尖锐批评。我不知道，这“各大媒体”中是否包含了电视，如果包含，这恐怕是对电视和波兹曼的双重讽刺。电视既然可以将新闻、政治、教学、宗教等都娱乐化，当然也可以将学术娱乐化，甚至将批评自己的言论和著述娱乐化，因为，一旦如此，对电视的批评效力势必严重削弱。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波兹曼在麦克卢汉结束的地方开始”。确实，开篇两章，波兹曼即循着麦克卢汉的思路深化了其“媒介即讯息”的观点。他提出“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何为“隐喻”？何为“认识论”？二者都是电视所难以表现的，需要我们深入思考才能理解的抽象概念，也只有采用这种抽象的方式加以批评，才能有效防止电视采用图像的手段对这种批评加以肤浅的表现，从而弱化批评的力度和深度。
    根据波兹曼的论述，我们知道，“媒介即隐喻”说得是每一种媒介都蕴涵着超越其自身功能的意义；“媒介即认识论”说的是媒介能影响和改变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将二者结合起来，波兹曼就告诉了人们，每一种媒介都蕴涵着超越其自身功能的意义，这种意义就是它能改变人们的认知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运用媒介，另一方面媒介又反作用于我们，媒介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它具有哪些能为人们所利用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的反作用力对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进行了哪些改变，只有认识到这些改变，以及这些改变所带来的影响，才是我们研究媒介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也只有这样才能警醒那些沉溺于媒介功能而无暇它顾的广大使用者，使其意识到自己在潜移默化中被媒介进行了哪些方面的改造。
    波兹曼指出，媒介的形式决定了媒介的内容，任何一种媒介技术都不是中立的，而是有自己内在的偏向，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
   “我相信，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媒介对人们认知的影响正是来自于其对某种特殊媒介内容的偏好，即媒介技术自身的倾向性。“我们不可能用烟雾来表现哲学，它的形式已经排除了它的内容”，同样，“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印刷时代，媒介的内容主要通过文字表达出来，而电视时代，媒介内容主要通过视觉形象来传达，即印刷媒介技术偏好文字，电视媒介技术偏好图像，这是技术本身天生的，不可逆转的。
    文字和图像作为承载意义的媒介，又存在着自身的偏好。文字偏好于深刻、抽象的思想内容；图像则偏好于浅显、具象的事实性内容。当我们阅读时，文字本质上是通过眼睛作用于我们的大脑，而当我们观看时，大多数图像则仅仅作用于我们的眼睛，不会深入到脑细胞的层面。即使是描述具体事实的文字，也需要通过大脑的转化才能在眼前形成一幅具体的图像，而思想往往就是在转化的过程中被激发；图像则恰恰相反，它不需要动用脑子对抽象的文字符号进行转化，因为它本身已经是活生生的具体形象了，但正是其鲜活具体反而限制了思考的进行，从而扼杀了可能产生的思想火花。
    说到底，文字才是真正的创造，图像归根到底并不是真正的创造，只是对现实的临摹，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这就决定了文字承载的内容需要人们进行精妙的思考，偏好于人们的理性；而图像承载的内容只需要人们发出“啊、呀、哦……”即可，不需要人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偏好于人们的感性。
    印刷时代和电视时代人们认知的差异表面上来自于印刷技术和电视传播技术的差异，实质上是来自于文字和图像偏好的不同。
                                    二
    印刷时代和电视时代的文化到底有什么差异呢？我们来看看波兹曼是怎么说的，“在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话语和现在有很大不同——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在电报时代“话语内容无聊、表现无力、形式散乱”，而到了电视时代，“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基于以上认识，波兹曼写道——
“我相信电视创造出来的认识论不仅劣于以铅字为基础的认识论，而且是危险和荒诞的。”
    为什么说电视时代的认识论就是低劣的，甚至是危险和荒诞的呢？这或许根源于人们弘扬理性和贬抑感性的一贯传统。在印刷时代，我们习惯了对自身以及所处的周围环境进行连贯的、富有逻辑的思考，以此来得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从而指导我们的生活。到了电视时代，信息传递的时间缩短，导致对信息进行思考的时间也随之缩短，并且出现了大量不需要思考的琐碎信息。人们不再需要动用大脑进行思考，因为信息都是鲜活生动的图像，人们也没有时间进行思考，因为信息多得让你目不暇接，你生怕思考会使你错失更多重要信息，所以，我们对自身所处环境的判断就完全随着感觉，而缺乏理性的思考。
    就像维特根斯坦说的：“Don’t think , but look.”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勿思且看的躲躲猫世界，扩张了视觉，却萎缩了思考，所以，印刷时代和电视时代最根本的差异就在于一个是思考的时代，一个是观看的时代。
    “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这是波兹曼书中最振聋发聩的警告。“娱乐至死”中的“娱乐”绝非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并不单单是指电视里那些“娱乐节目”，或者被电视娱乐化的新闻、政治、宗教以及教育等。在这里，它是同“思考”相对的一个广义概念，“不思考”即“娱乐”。所以，电视的危险性不在于它生产了大量的娱乐节目，而在于电视这种媒介技术天生就具有排斥思考的倾向，随着电视成为元媒介，就会培养出一代代拒绝思考的观众，形成一种缺乏思想的文化，这才是电视真正的危险所在。
    波兹曼在书中也指出，电视的危险性不在于控制电视媒体的人和他们所生产出来的节目，而在于电视媒体本身，它的危险性是与生俱来的。然而，很多人并未认识到这一点。
    “电视本身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危险的事正是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一直不断鼓励电视去做的。”
    这些知识分子和批评家就没有认识到电视真正的危险所在。电视的特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深刻思想和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没有“一种媒介的表现形式可以和这种媒介本身的倾向相对抗”。如果我们为电视寻找的出路是让其违背自身倾向去承载这个时代缺失的思想，那势必是走不通的，并且是极其危险的。
    波兹曼认定电视是纯粹的娱乐工具，所以，它对人类最大的好处就在于提供纯粹的娱乐节目，电视最糟糕的用途就是它企图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例如新闻、政治、宗教、艺术、教育等，然后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包装，这才是对文化最大的伤害，因为它会使严肃的文化娱乐化。波兹曼认为应该让有偏向的媒介技术归于它们合适的位置，恰如圣经所言：“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娱乐的就该归娱乐，严肃的就该归严肃，强行将娱乐的电视用于严肃的事务，就会走向反面。
    纵观整个媒介发展史，我们悲哀地发现，媒介技术越发展，思想反而越缺失。新的媒介技术不断压缩思想的空间，直至最终将其抛离隆隆前进的技术列车。
    时间和空间是传播的两大障碍，空间的障碍说到底仍然是时间的障碍，所以，一部媒介技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同时间的征战史。而思想的产生是需要时间成本的，伟大的思想不可能在一瞬间产生和完成，往往需要一代人或几代人长久而连贯的思考，才能培育出璀璨的思想之花。在电视时代，人们接受的都是杂乱破碎的信息，让人很难进行连贯的思考，更重要的是，电视根本不允许你进行长久的思考，它需要的是速度和效率。所以，在电视时代，我们赢得了同时间的战争，却牺牲了自己的思想。
    于是，在这样的时代，广播电台可以喊出：“给我们22分钟，我们将给你整个世界。”没有听众会对此加以反对，因为思考已经成为重负，琐碎的事实才是我们娱乐的源泉。“不论历史还是电视的现实情况，都证明反省或精神超脱是不适合电视屏幕的”，对电视来说，历史根本就不存在，所以，我们也就不奇怪电台会发出“22分钟，给你整个世界”的狂言。
    对此，波兹曼不无揶揄地写道：“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文化不会因为假信息和错误观点而灭亡，但历史从来没有证明过，一个自认为可以在22分钟内评价整个世界的文化还会有生存的能力。”
                                 三
    纵览全书，波兹曼无时无刻不流露出对电子媒介技术的悲观主义情绪。前文提到波兹曼同麦克卢汉有很深的理论渊源，其“媒介即隐喻”和“媒介即认识论”的观点就是对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观点的延伸，但在对媒介技术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的态度上，两人却走上了不同的方向。
    麦克卢汉所处的时代，电子媒介刚刚展现出巨大的威力，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冲击。麦克卢汉认为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打破了旧有的时空概念，使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整个世界紧缩成了一个“地球村”，电子媒介使人们重新体验部落文化中村庄式的接触交往，使人类社会在高级阶段上又重归部落文化，而不是国家文化。他极力推崇电视媒介那种超越所有感官的接触性，认为电子媒介时代是口头表达方式的光荣再现，是推动人性统一的媒介文化的重新“部落化”，可以重新创造普遍的全球性社会和谐。从对技术的社会影响预期来看，麦克卢汉显然是一个电子媒介技术的乐观主义者。
    即使在对电子媒介对人体感官的微观影响方面，麦克卢汉也是乐观的，他认为，电视不仅扩张了人类的视觉和听觉，而且由于强烈的现场感和接触感，还扩展了人类的触觉，因此，现代人正在找回长期失落的“感觉总体”，重新回到一种感觉平衡的状态。由于电视是一种集视、听、感觉于一身的综合表达媒体，所以，这种属性使它成为最接近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的媒体。
    在麦克卢汉为电子媒介高唱赞歌几十年后，波兹曼已经身处电子媒介泛滥的时代，在最初的兴奋过后，电子媒介给社会生活及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这种背景之下，波兹曼更多地挖掘了麦克卢汉研究的阴暗面，对电子媒介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在波兹曼看来，文字是一种抽象的符号，它要求我们阅读的同时必须思考，而电视直接用图像影响观众，它甚至是忌讳思考的，因为思考会妨碍观看，而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就要置身于人类精神传统之中进行思考，书籍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电视却会使我们背离这个目标，把我们引向文化的反面——娱乐——一种迷恋当下，排斥思考的“文化”。在电视的强势影响下，一切文化在不同程度上都转变成了娱乐，“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波兹曼的这个思想在前文已经有了论述和引申，可以说整部《娱乐至死》就是波兹曼在电子媒介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所发出的盛世危言，也是投向电子媒介最犀利的匕首和投枪。
波兹曼虽然在“麦克卢汉结束的地方”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但最终他们却分道扬镳，麦克卢汉走向了技术乐观主义，而波兹曼则坚定地滑向了技术悲观主义。
                                  四
    和麦克卢汉一样，波兹曼也表现出技术决定论的倾向，虽然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但他们对电子媒介技术的影响都有夸大之嫌。波兹曼认为电子媒介技术的合力迎来了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电视将“图像和瞬间时刻的结合发挥到了危险的完美境界”，“电视已经赢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了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
    波兹曼的这些观点虽然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也确实如此。但他明显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或者说人的理性的作用。电视纵然是排斥思考和理性的媒介，但思考和理性作为人与生俱来的品质，并非电视所能消灭的，它在电视时代只是处于被压抑、被忽视的地位，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积累，理性势必被越来越多的唤醒，而不会越来越多地被电视所吞噬，这也正是教育的功用所在，即唤醒人的理性。
    波兹曼针对娱乐至死所开的药方，恰恰也是利用学校教育，让人思考并理解——
“什么是信息？它有哪些不同形式？不同的形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同的知识、智慧和学习方法？每一种形式会产生怎样的精神作用？信息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样的信息最有利于思维？不同的信息形式是否有不同的道德倾向？信息过剩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知道存在信息过剩？崭新的信息来源、传播速度、背景和形式要求怎样重新定义重要的文化意义？例如，电视会不会赋予‘虔诚’、‘爱国主义’和‘隐私’一个新的意义？报纸所指的‘大众’和电视所指的‘大众’有什么区别？不同的信息形式如何决定它要表达的内容？”
    只有通过思考这些问题，提升公民的媒介素养，使他们意识到媒介的危险所在，才是防止娱乐至死的一剂良药。恰如波兹曼所说：“如果某种媒介的使用者已经了解了它的危险性，那么这种媒介就不会过于危险。”
    同前面发人深省的批判相比，波兹曼提出的解决方法显然是让人失望的，所以，有人批评他过于乌托邦，只有批判，没有建构，这本书也缺乏实用性和指导性，但这本书本来就不是一本电视时代的行动指南，试图从中寻求方法的读者势必会无功而返。
    思想的目的主要在于它的启示作用，而不在于它的可行性，很多伟大的思想都不具可行性，但我们可以从中受到某种启示，而在别的方面有所行动。也因为如此，书中难免会有一些偏激的观点和看法，但窃以为极端才能启示，中庸只能导致平庸。
                                   五
    在书的结尾，波兹曼写道：“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这正好可以作为“对着悲哀微笑”的另一种阐释，它实实在在地刻画出了电视时代悲剧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