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中国也是能买岛的，50年，够了！

本人人生理想之一是在地中海买坐小岛，因为中国土地不能私有，国外可以，刚才读吴晓波的博客，才知道这哥们98年在千岛湖买了坐小岛，还一年买一套房，挺富的吗，经济独立，思想才能独立啊。转载3篇文章，一是他的博文（西川的诗是译得很美，这生活是写意），一是对他的报道（这杨梅种的，一举多得），一是周年洋为《年报掘金》做的序，吴晓波刚好可算作其观点的例证

有点长，慢慢来

2006-09-18 |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先给你抄一段诗歌，是去年刚刚去世（8月14日）的93岁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写的：

“如此幸福的一天/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蜂鸟停在忍冬花上/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在我身上没有痛苦/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这首诗歌是出身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中国诗人西川翻译的，因而读上去一点都没有隔膜的味道。米沃什写它时大概已过了70岁，从容而没有尘土气。

我现在是在千岛湖自己的岛上读到它的。这两天江南的天气很好，虽然到了初秋，下午的太阳竟还是暖洋洋的，两个小时前，我一个人摇着一只小木舟到了湖中心，试了试水温觉得还可以，就跳下来游了一会儿泳，然后躺在摇摇晃晃的小船上看天上的云。千岛湖的水真的很好，人在水中好象嵌在里面一样，一眼可以望到自己的脚趾。因为，空气很清新，因而声音传得很远，岸边渔家两夫妻闲聊的声音都遥遥的传来听得很清楚。这样写意的日子我好象很久没有碰到了，此刻又读到那么干净的诗歌----而且还真的能活在这样的风景中，千岛湖早晨的雾若有若无实在是惊人的美丽，我的屋前有一片不大不小的草坪，正对湖面，种着七八种不同的花树，过几天桂花就马上要开了，现在风吹过桂树，它就不停的摇，好象一个很喜欢摆显的小妮子。我觉得，人生中止在这里大概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

我将在这个半岛上度过一周，说起来是为了没有完成的写作，其实是想一个人躲起来读一些书，写一点字，其实，最后写出来的是什么并不重要了。

我带了一大堆报纸和杂志来岛上，它们都很枯燥，除了满目的商业竞争之外，就是血腥气的数字，它们的创办人大多是我认识的人或朋友，那些出现在纸上的每个人都是当今中国最显赫的人物，他们在照片上的样子都好凶猛，要么在竭力的说明什么，要么就是得意地炫耀，千篇一律的我没有看到一丝真正发自内心的微笑。我知道自己从来便是他们中的一个，从来就是，并以此为荣，只是现在，在游泳和读了米沃什的诗歌后，我突然发现很可笑。梁启超曾说，中国2000年，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二十四姓族的砍杀史。其实何止只是中国史，从荷马史诗到伊拉克，一路上滴血走来，却哪里逃得出砍杀两字，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再看今日中国或世界的事物，从中国的商业争斗到美国的总统大选，在在种种，莫出此外，这样想去，便很能让人平和了。

能读到好的诗歌，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我回到杭州当立即去买米沃什的诗集，此人生于乱世，少年时参加华沙起义，目睹二十万人在两周内一一死去，青年时叛走他国，被族人视为“无耻的背节者”，壮年时爆得大名又长期被美国人怀疑是“苏联鼹鼠”，到死都没有搞清楚自己是波兰人还是立陶宛人。可是，在晚年他却还能够写出那么干净的诗歌。“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大海和帆影其实从来就在那里，只是我们没有直起腰来。

写到这里，伸个懒腰。遥望淡淡暮霭中的千岛湖，心中竟还是若有所失。唉，心中放不下的那一点情怀，此刻，正随松柏后面的落日一起，无声坠下。

 

吴晓波：投资湖中岛悠然种杨梅　2008-3-3

从杭州开车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位于浙江淳安县境内的千岛湖。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这里拥有一个小岛。若赶上杨梅采摘的季节，自由行的游客花50或是100元，就可以到岛上放开吃一顿杨梅，还可以带走固定的斤两，这些都颇具“农家乐”的意味。岛上，还有吴晓波自己盖的两层小别墅，平日里用来自家的“度假”。

　　1998年，吴晓波30岁，他买下这个小岛。说是“买下”，其实是一次性付款，拥有50年的租赁使用权。

　　“我是搞财经的，长远的一些问题能看清楚，我一直认为，中国土地最值钱，房价处在上升通道，所以从那个时候一年买一套房，坚持了10年，包括在千岛湖买的这个岛。”这是吴晓波坚持多年的投资观。

　　“岛主” 吴晓波

　　千岛湖共有1078个岛屿，吴晓波买下的是其中一个面积100多亩的半岛。成为“岛主”之后，他除了写书之外，还有心无心地打理着近4000棵杨梅树。保守估计，这些杨梅至少每年可带来50万元的收入。吴晓波的直觉告诉他，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房地产开发，买一个岛，还有其他的收益方式。

　　购买小岛最初的原因，是当地林场有很多山林地拿出来承包，或是给农民，或是给其他的自然人，因为是农业用地，所以当时的价格非常便宜。买岛之前，吴晓波很认真地向国家农业部政策司征询过意见，得到的答复是，国家鼓励私人购买山林用地，只是不鼓励炒卖土地罢了。这种政策方向让吴晓波放了心。

　　县政府要求，这个100多亩的岛上不能荒废，必须要种上经济作物，而且不能盖很多房子。按照当初的协议，宅基地的比例为4%，吴晓波有5亩多地可供盖房，楼房限高两层。若是开发商的思维，定要盖上两三栋拥有小型私家庄园的别墅。

　　10年前，吴晓波买岛的时候，遍地的山林地没人瞧得上眼。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大不同了。

　　大规模的圈地热潮始于吴晓波买岛后的5年。

　　根据淳安旅游局局长汪成设在《浙江日报》发文回忆，当时最早参与开发的浙江开元旅业公司，用3亿元在临湖的山顶兴建了有100套单体别墅的开元度假村。而4年前那些尚不值200万元的开元度假村别墅，现在被炒到了1000多万元。

　　于是，有了很多因为“圈岛”而暴富的例子，无一不与房地产开发相关。例如，两三年前，位于千岛湖湖区中心地带的桃源山庄开盘，定价每幢290万元。但很快就被一个炒房团以1.4亿元全部买下。而开盘定价1.6万元／平方米的绿城·千岛湖度假公寓，现在售价则超过了2万元／平方米。又如，2001年，一位商人曾经用50万元买下一个20余亩的小岛，现在估价在1760万元以上。

　　淳安县当地官员还曾表示：位于辉照山黄金地段的千岛湖滨江度假村，当时拿地的价格不过2万元／亩，连水面在内一共为500多亩，拿地总价不过千余万元。现仍在建设中的单幢别墅最低报价却已达1560万元。这就意味着，卖出一幢别墅，就可以收回租岛的成本。

　　类似“圈岛”暴富的例子不胜枚举。相比而言，吴晓波的岛，像一片世外桃源一样静谧。

　　但是直到现在，这个小岛上不过有一栋两层的小别墅，还有供农民居住的4间平房。“岛主”不想盖太多的房子，至少现在还没想过。

　　“肯定会有一天，再也没有人愿意读我的文字，再也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我的书，可是我只会这门手艺，有了岛，我就可以去做农民，每年等一次收成，其余的时间就读书、陪太太、看云聚云散。”这也是吴晓波的文字，租岛养老的想法表面上看来十分奢侈。

　　4000棵杨梅树

　　10年前，在选果种的时候，吴晓波曾问林场场长，什么最贱？场长说，杨梅最贱，每年只要施肥一次，除草两回，平日不用打理，而且，杨梅种下8年才有收获，一般农家拼不起这个时间。于是，吴晓波决定大范围种植杨梅，他请来一对老夫妻住在岛上，帮自己打理遍坡的杨梅树。

　　从2004年开始，吴晓波开始收获杨梅。如今，整个小岛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农业示范基地。

　　岛主的杨梅今年获得了大丰收，满打满算，一个岛挂了近20万斤杨梅。而在杨梅采摘的季节，售价为1.5到2元/斤，于是开始有诸多的“果贩子”主动与吴晓波挂钩。

　　“一棵杨梅树最多可以挂果100斤，那么4000多棵杨梅树，就有可能产40多万斤杨梅。按照收购价格全部卖掉，每年就是40万到50万元的收益。而按照杨梅树的生产周期，旺产的时候，每棵树可以挂果2000斤。”

　　今年，吴晓波的小岛，吸引了近上百人来采摘杨梅。

　　按照协议，吴晓波还可以做40年的岛主。守着100多亩的小岛，和不足4000棵杨梅树，吴晓波乐得做一把“农民”。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农产品（爱股,行情,资讯）更能抵制通货膨胀了。何况，每年至少40万元的纯收入，还可以持续40年呢。

　　“为什么要把岛卖掉呢？就算是有人收购，我也不想卖。”在吴晓波看来，即使是有心无心地打理一个岛，也可获得不错的收益。本报摄影记者/任玉明

　　Related相关

　　作为“交通西进”重要组成部分的杭千高速公路将于2006年12月建成通车。在杭千高速建成后，杭州到千岛湖的通车时间将缩短为一个半小时，上海到千岛湖的时间也缩短为3小时，千岛湖已成为周边城市居民周末休闲度假的胜地。

　　据了解，1999年千岛湖镇中心的房价每平方米基本在800元左右，而如今，房价一路攀升到每平方米2500元。沿湖一带的度假村、湖景房，房价更是直逼杭州市区。(郝倩)


《年报掘金》序三：价值投资成就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周年洋




　　英国哲学家佛格森说，没有财产的人无疑就是野人，只有野人才将自己的未来完全托付给自然环境。文明的第一要义就是运用理性预防未来的不测，从而有了为未来预留的“财产”。哈耶克说：“当我们日常生活的基本供给被他人控制了的时候，我们的精神自由和生命权利就都会受到严重威胁。”没有财产，近乎野人，日常生活供给被完全控制的日子，中国人记忆犹新，这段“极左”思潮控制我们生活的日子离我们并不遥远。历史事实和诸多哲人的思考告诉我们，财产权利是个人自由的基本保障，是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基础。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那种“一大二公”的极左时代已经过去，极左思潮的影响在慢慢消失，市场的空间在逐渐敞开。但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国知识分子面临更严峻的抉择：有了独立思考的可能，但缺乏经济上的独立。如何在独立思考和经济独立之间进行选择呢？
    生计对任何一个现代人来说都是沉重的压力，对知识分子尤其人文知识分子来说，这个压力尤为沉重。今天能称为知识分子的人，都在现代教育体制下耗费了至少16年光阴（中小学12年加上大学4年），最多的应该是22年（3年硕士3年博士），付出的时间和金钱的数目已经不小。作为农民占据人口大多数的中国，这其中多数学子来自农村，这16年的教育费用，不是把大部分农民家庭拖垮，就是陷入负债累累的窘境。在这漫长的16年里，父母兄弟姐妹毫无怨言地为培养一个大学生奉献自己的一切，同时还牵扯着无数亲朋好友的资助和支持。也许不是所有人都指望这个大学生毕业后能够发大财，但是这所有的恩情和亲人的付出，在中国的环境下，你不能不承受回报的压力。在一个物质贫乏普遍贫穷的大环境里，为了理想献身的高尚空话显得非常苍白甚至还有一点讽刺的意味，对于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得到的所有恩惠，最好的报答是物质，是金钱。父母亲朋的过高期望和自己迫切感恩的愿望，这就使得我们今天可以称为知识分子的人的生计压力比一般普通人更沉重。
    况且，今天的知识分子（包括人文知识分子和基础理论研究者）依然承袭了中国古老知识分子的传统，“百无一用是书生”是古代文人诗中从来没有中断过的诗句，今天依然是大多数知识分子时时萦绕于心的人生况味。陈平原教授在《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中说，在清朝时期，像著名才子汪中这样做幕僚的人，“替权贵撰文，但保留‘著作权’，现在卖给你，将来可是要编入自家文集的。”现在要是“秘书们把代笔之作收入自家文集，那首长的书就出不成了。”今天文人的这点自尊都剥夺了，这可真的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人文知识分子除了教书、卖文、卖字（通过自己的书法得到一些墨金，本来是中国文人的经常性生意，是正宗的生财之道，在民国时期，像章太炎、吴稚晖、于右任等都是靠着一支笔支撑家里一切日用开销，时人以得到他们的墨宝为荣，少则10个银元，多则100个银元。这些逸事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的生活史》中多有记述。今天的中国，靠书法为生的人很少了，其价也不可能和前贤媲美。）之外，没有其他挣钱的特殊技能，基础理论研究者可能申请一些研究项目，但在眼下竞争课题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光凭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恐怕胜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还有体力限制（虽然不再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那么柔弱，但是重体力活肯定是干不了的）和很多内心里的道德约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崇尚义薄云天,崇尚视金钱如粪土，重义轻利），这所有的约束条件使他能够挣钱的空间比其他人少了很多。
    可悲的是，金钱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又是那么重要，因为按照儒家的传统，“齐家”是一个士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虽然其含义不仅仅是养活家人，还有教化家族的意思，但养活是最基本的。家庭对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的小试验场，还是延续宗族血脉的大业，是政治上升迁的动力，也是失落时的慰籍之所。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养活自己和家人并不容易。中国文人一直靠做官来获得物质财富，靠读书耕田的话，基本上不能养活自己。差不多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文人都是“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文人要想发达，最佳的道路当然是成为朝廷的官员，但是，十年寒窗有几个能中举，又有几个能获得皇帝的宠爱而平步青云，当然是少之又少。自从秦朝选择郡县制以来，中国就一直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个国土上的任何物产和百姓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在君主集权的体制下，文人离开皇权的范围，很难有好的谋生之所，经济上根本没有独立的地位。虽然在那时的技术条件下，如果触犯了皇帝，可以逃进深山老林隐居起来，但是恐怖的君主专制发明了株连九族的刑律，以家庭作为绑票，逼迫任何一个想要动摇专制体制思想基础的人放弃自己的思考。如果在专制时代想独立思考，你不仅会失掉发达辉煌的官职，更有可能给你整个家族带来杀身之祸。家族是古代文人的生命意义所在，而官职又是光宗耀祖的唯一道路。为了独立思想，为了看不见的诸多后人子孙的幸福放弃自己的家庭，几乎是难以想象的疯狂事情，不说牺牲生命，就是放弃官位导致家族陷入困顿之中，又是哪一个理性的文人能做到的呢？
   历史上文人的谋生道路极为逼仄，陈平原在《从人文之文到学者之文》书中提到文人获得生活必需品的方式。一种是像李贽，由不同的同僚提供食宿，但这会束缚自己的思想，减弱自己的批判锋芒，如李贽因为寄居耿定向家，就不能像平日一样放肆批评耿定向，在语言上小心谨慎多了；一种是成为官员的幕僚像汪中一样，虽然代官员写的文章可以入自己的文集，但自己才高八斗却寄人篱下，至为压抑和抑郁，无法得到独立的生活；再一种就是像陈继儒，延招吴越间的穷儒老宿编书出书，亦儒亦商，成为一个靠市场生活的文人，过一种比较独立的生活，摆脱正统意识形态的压力。但是陈继儒这样的古代文人少之又少，而且多为同时代文人讥讽。这样，我们便看到历史上众多文人穷困潦倒，也看到诸多文人在政治高压下，为了自己和家庭的生计只得屈服于皇权专制，改变自己思考的方向，违心地说假话套话，生活在痛苦的煎熬中。我们便看到中国文人普遍的软骨病，看到独立思考在中国几乎绝迹，自从独尊儒术以后，中国文人一直在注经解经，寻求微言大义，再也没有创造。
    当历史走到20世纪中叶，尤其是50到70年代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全体噤声。能够保持自己思想立场的知识分子，或者选择离开这个世界，如傅雷夫妇选择自杀以逃避与生计相关的对自己思想的背叛；能生存于这个世界还保持独立思考的，我们只看到一个顾准。在君主专制时代，每个人还可以保留一定的私产，但20世纪50年代中国选择的公有制，完全不允许私产的存在，在那样一个没有个人私产的时代，没有屈服就没有生计。社会主义的先驱托洛茨基在1937年说出的一句话相当精辟：“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原则所代替。”在生死与独立思考面前，大多数人当然会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符合人性的自然，即使今人也没有资格去谴责这种选择。
    即使顾准那样的选择是我们赞赏的，但因此而带来的悲惨，我想也是任何人都不愿意承受也不愿意看到的。据其弟弟陈敏之回忆，顾准从1952年至1974年12月病逝的22年，可谓“艰难坎坷，历尽折磨”。顾准的追求很简单，那就是居里夫人的一句话：“即使在人类知识宝库里投进一粒沙子也是伟大的。”但就是这样今天看起来如此顺乎自然的追求，给他自己和家庭带来是惨痛的结局。“妻子含冤屈死，子女因坚持‘信念’而断然与父亲‘划清界线’，年近九旬的老母咫尺天涯，至死不能一见，所有这一切个人的不幸，对于一个一样有七情六欲的人来说，需要作出多大的牺牲才能忍受！鱼与熊掌，个人、家庭的幸福和对真理的追求，在我们这个时代，本来并不是绝对的对立物，并不是水火不相容、不可得兼的，然而，在那个年代，只是为了‘保留自己的这种追求’，他却不得不作出这样的选择。”顾准所以能坚持独立思考，成为那个时代的良心和知识分子唯一的荣耀，其原因说出来可能颇为残酷，但却是唯一可能的理由，那就是他已经孑然一身，它可以豁出去了，如果他的子女和他还有牵连被作为绑票，他会如何呢？
    顾准是那个年代的凤毛麟角，但在20世纪30年代还有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那就是被毛泽东赞赏的鲁迅，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为什么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呢？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把它归为彻底的革命或爱国。但学者陈明远通过对鲁迅日记的研读，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鲁迅的硬骨头来自于经济独立。他说：“鲁迅一生总收入相当于今392万以上（按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人民币币值计算），成为名副其实的‘中间阶层’即社会中坚。他受之无愧。从‘而立之年’以后的24年间，平均每年16万多元、每月9千—2万元的收入，充分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正因为较为富裕的经济基础，让鲁迅在残酷无情的法西斯文化围剿之中，还能坚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既不让政治收买，也不受商业腐蚀。
    今天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没有达到鲁迅那样的经济独立，像在大学的知识分子（部分经济学者不在其列）依靠政府提供的工资生活，一旦大胆放言，在今天行政主导大学的体制下，有可能失去饭碗，而使自己和妻儿陷入困顿之中。大学本来是一个独立思考的大本营，但因为行政主导了大学教授的薪水，全国所有大学在同一个部门管辖之下，相当于只有一个雇主，任何有悖于行业潜规则的思考和言论都会危及到自己的饭碗甚至可以说自己家庭的幸福和身家性命。
    蔡元培先生1907年留学德国期间撰写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他结合自己对中西的观察和比较，发现学术是否发达跟国家强盛密切相关，他说：“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在这竞争剧烈的20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中国古代的文人，经济上无以独立，就是今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没有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他们的生活资料完全来源于国家这个唯一的雇主。在这样的状态下，为了生计，往往就会服从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而牺牲独立思考。经济上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在大学，在国家资助的研究机构，他们都没有可能去追求思想极致？不追求思想的极致就很难有什么独特的思想创造。中国要达到真正的强盛，需要学术的繁荣，学术的繁荣需要独立的思考者，但当前这种依靠国家豢养的方式很难培养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只会培养一批奔着短期功利的学术投机分子。思想独立，学术繁荣，国家强盛，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方式来达到这些目标呢？
    思想的独立从来来自民间，一是民间机构的支持，一是知识分子拥有财务自由，自己决定研究的方向。前一类情况是各类慈善基金对学术的赞助，比如著名的卡耐基、洛克菲勒、福特基金会，对教育、科学和文化进行了大力的支持，在美国这样的基金会大小有5万多家。后一类情况就是像一些贵族家庭或富裕商人家族，用家族的金钱去从事学术研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做了这样的描述，“在一个犹太家族中往往经过两代人或至多三代人以后，追求财富的劲头便告衰竭，而且恰恰是在家族的极盛时期遇到了一些不愿接受自己父辈的银行、工厂、规模巨大和生意兴隆的商号的子孙。例如，有一个罗思柴尔德勋爵成了鸟类学家，有一个华伯（Aby Warburg）成了艺术史家，有一个卡西尔（Ernst Cassirer）成了哲学家，有一个塞松(Siegfried Sasson)成了诗人，这些都不是偶然现象；他们都被一个无意识的相同欲望所驱使，即：要使自己摆脱那种只知冷酷地赚钱的犹太人小天地。也许这也正表现了他们那种隐藏的渴望：通过进入知识阶层，从而使自己摆脱那种纯粹犹太人的气质而获得普遍的人性。”后一类在今天可以产生一个变种，就是利用今日世界的赚钱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自己的财务自由，从而潜心研究和进行思想创造，不怕政治压制，也拒绝商业腐蚀。
   今天，中国民间机构支持学术还不成气候，富裕的商业家族还没有把金钱分配给追求精神的子孙，支撑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只有靠自己的智慧。在我看来，知识分子获得财务独立的途径就是价值投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唯一可能的道路。价值投资的原理并不复杂，其精髓就是，寻找业务清晰易懂、业绩持续优异、由诚实能干的管理层管理的公司，然后用合理的价格买入。巴菲特的巨大成功已经证明了这种方式的可行性，在中国能不能进行价值投资的争论没有意义。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价值投资是极为简单的事情，它唯一需要的是理性，是看得长远。只需要起初挣到20万到50万左右的第一桶金，遵循价值投资的精髓，不用占用知识分子太多的时间，就可以让伟大的企业为你赚到一生饮食无忧的金钱。
    知识分子的优势是学习能力强，富有理性或者说有思考的习惯，但缺点是过分强调认知、研究而很少付诸于行动。孙旭东先生的这本《年报掘金》是知识分子学习并实践价值投资的最好读物。我读过很多研究价值投资的书籍，对我领悟价值投资之道有很多助益，但是价值投资最终是要落实在公司层面的，如何看财务报表，如何给公司估值，从而给出适当的安全边际，是一件非常需要功夫的事情，是科学也是艺术。《年报掘金》在这方面给出了众多鲜活的案例，对于我们寻找优秀的企业，避免陷入泥潭公司会有诸多启发。笔者自己多数时间沉潜于哲学的抽象世界，虽然对价值投资的研究和思考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是对于公司财务的研究，对于估值的思考欠缺很多。孙旭东先生在这方面是笔者的老师，在读这本书之前，我读过他的不少研究文章，这些精彩的文章对于我理解要投资的目标公司提供了关键性的帮助，《年报掘金》一书的出版则是我学习财务分析和公司估值的最好教材。对于所有像我这样只满足于大概、抽象地看待企业的价值投资者，这本书的出版是我们的福音。
    在中国提倡价值投资，不仅是一条物质充沛的道路，更是成就自由思考和精神富裕的捷径。知识分子成为价值投资者，并不是仅仅为了你自己，而是为了学术繁荣国家强盛这样更伟大的使命。眼下，有多少知识人因为经济拮据而陷入生活的困境，不仅不能进行独立的思考，反而要制造一些精神垃圾或者为禁锢精神的力量添砖加瓦。今天的中国，过于情绪化的言论，比比皆是，思想之混乱，无以复加。但其中有多少言论是经过自己大脑思考的，又有多少言论不是在成为别人的跑马场呢？我们看到的不是独立的思考，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奴役。虽然每个人在通过自己的嘴巴言说，但实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今日的乱象是跟那些知识分子制造的精神垃圾分不开的。
    新生的力量需要看到普世和符合人性的思想传播和思想创造，这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但是大学没有贡献，媒体出版也无所作为。理性思考，独立思考是这个国家需要的，而这需要一大批知识分子遵循人性本有的倾向，为这个社会创造出起码的价值基础和道德基础。要让中国有更多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那就需要更多价值投资者。作为知识分子，应该透过价值投资早日摆脱生计的困扰，致力于提升中国精神的思想创造。
    是为序。




                                                                       2008-9-7于大运河畔，2008-9-11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