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媒介还是娱乐至死？

理解媒介还是娱乐至死？
1.总评
　　如果你看懂了《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那你就会发现《娱乐至死》更多的是一个机械分割线性思维的印刷人在电子爆炸下的不解恐慌和逃避，他带着对媒介的一知半解（如他把“形象”简单直接地理解为化妆术和表演术），把电视作为元凶，抨击它对印刷文化的毁灭及使文明倒退，进行着微弱的消极抵抗。他基本上仅以当代美国为对象，视野十分有限，虽多处引用麦克卢汉，但显然并未读懂，只捡了些皮毛。
　　《娱乐至死》最有价值的地方是本书标题、第六章和最后一章提出的那些问题。他就泛娱乐化潮流而提出警告，但可惜把电视作为元凶，打偏了。最大的问题是，他的逃避态度导致他始终只能对电子时代隔靴搔痒，又偏了。很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喜欢线性推理，喜欢假设，但又缺乏证据，导致得出很多错误结论。如47页“如果要传达意义，内容自然就要严肃。”，这“自然”也太自然了...
　　在现代宇宙理论和老子学说的基础上，《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点化了我多年的思考。于我而言，最大的收获是，《娱乐至死》作为反例和反方观点，在批评它的基础上激发了我的很多思考，我打算将来以电影呈现，帮助大家更好地在电子时代生存，这篇文章大家先凑合看吧。波滋曼选择了媒介的认识论而忽视了媒介的本体论，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他的逃避态度。而这种态度是极其有害的，因为直面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讳疾而避医就没救了。
　　
2.泛娱乐化的猜想
　　我猜想，泛娱乐化的到来，是不是由于几千年的对于感性、游戏、娱乐的压抑而产生的反弹？再大胆猜想，泛娱乐化有没有可能演化为泛艺术化、泛游戏化？当然，前提是人类没把自己炸掉，还有就是信息权要掌握在大众手里，而不是资本手手里。然而，这个前提似乎前景悲观。波滋曼基本只是指出了泛娱乐化这个现象，而没有深入分析触及实质。
　　当然，泛娱乐化还需理清与消费主义的关系。猜想归猜想，泛娱乐化和消费主义，及其背后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并不如麦所设想的那么乐观，资本已经根深蒂固地把世界绑架，准确地说，以麦克卢汉学说的视点看来，问题不在于世界成为资本的主要内容，而在于资本成为世界的内容与形式，控制着其运行。
3.“识图”、“识电”乃至“审美”应作为电子时代的基本生存教育
　　他的两本书中提到了电子时代的种种问题，如政客的化妆术和表演术。我认为，根本原因都是人们开启了印刷时代时，创建了学校，教育人“识字”；而电子图像时代来临时，却没有教人们“识图”、“识电”，没有建立以视听语言为主体的媒介基础教育，这是电子时代的基本生存能力。于是，信息掌握在特权和资本手里，观众就沦为了被动的受众、无意识地接受信息轰炸、成为信息奴隶。于是，他们不知道所谓“形象制造”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形象制造”大有市场，人们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任人宰割。于是，他们可以弄些《三枪》《黄金大劫案》之类的东西出来，大肆宣传大发水军，利用人们缺乏信息筛选能力和信息渠道，骗走你的钱。遗憾的是，正如人们想当然以为的那样（麦所说的自动截除，对新媒介习而不察的麻木），波滋曼想当然地认为看图是先天能力，不需要后天学习。
　　然而，这种教育的阻力是整个世界。对，整个世界，并不仅仅是权力和资本的统治阶级，更包括了某种程度上认可维护其统治的被统治阶级。这，正是体制之网：一开始你恨它，它剥夺了你的自由；接着你会慢慢的习惯它，熟悉它；最后你会离不开它并维护它。这样的现实无疑是令人绝望的，好在绝望之虚妄正如同希望，虽然它的阻力是全世界，但这毫无疑问地是全世界必须走向的方向：更大的交流性与平衡性或曰熵增。
　　
4.理解还是逃避？
　　为什么看《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的人少，而《娱乐至死》人众呢，用尼尔自己的观点来对比书名和容量，后者显然更适合做商品。实际上，前者是一个天才对未来的洞察，他的主要论点都是正确的，尽管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仍会暴露印刷的线性思维；他用诗的形式去写所谓理论书，那一堆马赛克式的论点是需要你自己去整合的，而非作者通过线性逻辑灌输给你，他试图去理解电子时代。而后者则试图逃避，自然，作为印刷文化的卫道士，他的论述逻辑清晰，连贯流畅。
　　尽管他们都没能见到电脑成为新贵（尼尔多见了一些）、网络的兴起、电子游戏的崛起、数字技术的惊人发展、社交网络的发展、多媒体融合成为趋势，但两人得出的结果却完全相反。简单地说，尼尔告诉了我们一个连续性的很有吸引力的观点：在电子时代我们将可能娱乐至死；麦克卢汉展示了电子时代的马赛克一般的繁杂交错又具统一性的图景，需要你自己去整合，需要你自己去理解媒介（技术）——人的延伸。
　　第二章末尾，矛盾的尼尔自承道：“我从来没有说过，媒介的变化带来了人们思想结构或认知能力的变化。...所以，我不想证明这样的可能性，即根据皮亚杰的理论，只有口头语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书面文字的人，而“电视文化”里的人比前两者都表现得智力低下。我的观点仅仅是说：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实现这种变化的途径包括：鼓励某些运用理解力的方法，偏重某些有关智力和智慧的定义以及创造一种讲述事实的形式，从而使某个词语具有某种新的内容。我想再次说明，在这件事上我不是相对论者，我相信电视创造出来的认识论不仅劣于以铅字为基础的认识论，而且是危险和荒诞的。”
　　第二点更让人困惑，“我提出的认识论变化还没有包括（也许永远不能）任何人和任何事。”原来，他就是麦所说的那类颤颤巍巍的知识分子，用一切印刷时代的价值标准——连续性、理性、严肃性、明确性、专门化等来衡量新的电子时代，然后恐慌不已，逃向过去。如常把理性不可置否地当做不可动摇的绝对价值，仿佛上帝没死一样。我一向认为，上帝死后，才有了真正的信仰。实际上，理性主义者以理性为矛和盾，以为已经用理性掌控住了自己的感性，从而忽视了自己的感性作用。再如把不合他要求的定义为“伪语境”、“假信息”等。
　　尼尔美化了印刷时代的一切，“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现今崇尚的是简约整合】，高度的理性和秩序【难道非要我提希特勒么】，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现今讲对立统一，与虚无荒诞共生】，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也是超常的个体自私冷漠】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即时通讯网络】”
　　我所说的一切都不如你亲自对比一下两本书。值得注意的是，两者都是必然是西方中心论的，尽管麦做了大量突破局限的努力，但里面的中国、第三世界仍不具有主体性存在，而只是西方眼里的样子，只是依附性的被述说的客体。
　　
5.童年的消逝意味着什么？
　　作者将近10年后写就的《童年的消逝》，对比《娱乐至死》就会发现作者态度和认知的转变，他不再存有侥幸心理，承认了电子革命的必然性，不再那么恐惧敌视电子了；但依然很难摆脱一个机械印刷人的思维和情感。有趣的是波滋曼认识到电子环境不仅让童年消逝，也让成人消逝，却又随大流地抱着关怀未来的心态把焦点固定在儿童身上。这能找到问题所在吗？值得怀疑。
　　实际上，电子时代的潮流是成人和儿童的融合，这个潮流符合电子环境大互动大整合的总体潮流。儿童和成人的区别是实际上建立在信息等级上的被统治与统治的阶级制度，随着电子时代信息的解放和多元化，自然是要消失的。权力将会逐渐平衡至各年龄段，但是，只要人脑的机理还不为人类掌握，无论信息速度多快，成年还是具有一定的信息优势的。
　　我又有一个大胆猜想，电子环境成熟后，泛娱乐化升华为泛艺术化，成人与儿童融合，是不是意味着所有人都像儿童那样作为整体的人，游戏人生？当然，仅仅是个猜想。
　　他又悲叹道，“电视上播放最多的是承认世界充满了无能、竞争和担忧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也许，问题在于成人不肯进步，不愿放弃自欺欺人。“世界多美好”的善意谎言的破碎导致了青春期逆反，也许不如学着换一种生存方式，学着直面，“尽管世界不那么美好，但美好永不死亡，我们可以使它变得更美好”。当成人，也许是世界上最后消亡的一个偶像，破碎后，真正的信仰、自信、自由、民主、博爱也许才能得以建立。毕竟，建立在谎言（我们还要自欺欺人地加上“善意”二字）上的乐园，是不可靠的。
　　 “电视重新定义了“正确的政治判断”，把它从一个逻辑判断变成了一个审美判断。”我认为，当人们真正具有成熟的审美能力（识“电”、识“图”后还要识“美”），当电视在整个电子环境互动作用下已渐趋成熟时，审美判断作为整体性感知判断优于理性判断。
　　
6.像读诗一样
　　总之，全书都是作者矛盾心理的体现。大家可以参照我的读法，先像读诗一样去《理解媒介》，然后在《娱乐至死》里深化自己的理解。但是，麦克卢汉又说，经验而非理解决定人的行为，即使你清楚了媒介的效应。那么，“理解”和“经验”的差别在哪里呢？二者又如何转化呢？
　　
　　　摘录：
《娱乐至死》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在《娱乐至死》里，波兹曼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乔治·奥威尔曾在《一九八四年》中预占人们将会遭受外来压迫的奴役，失去自由，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肯黎则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了另外一种忧虑，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作为新闻与传播学被广泛参阅和引用的经典，《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想告诉人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
　　与其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表演艺术
　　美国公众话语的解体及其向娱乐艺术的转变。
　　电视上会话的表现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语言。
　　“媒介即信息”。但是，他的警句还需要修正，因为，这个表达方式会让人们把信息和隐喻混淆起来。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狭隘理解，他用隐喻和认识论置换了“媒介”概念，小了偏了，媒介就是文化的形式，技术（媒介），作为人的延伸已成为人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开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
　　在芒福德的著作《技艺与文明》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从14世纪开始，钟表是怎样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被拘役于时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因为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了。确实，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自从钟表被发明以来，人类生活中便没有了永恒。
　　隐喻是一种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作比较来揭示该事物实质的方法。通过这种强大的暗示力，我们脑中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要理解一个事物必须引入另一个事物
　　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
　　符号环境中的变化和自然环境中的变化一样，开始都是缓慢地累积，然后突然达到了物理学家所说的临界点。
　　殖民地美洲没出现文化贵族。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广泛传播在各类人群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
　　印刷机不仅是一种机器，更是话语的一种结构，它排除或选择某些类型的内容，然后不可避免地选择某一类型的受众。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要探索印刷机作为一种象征和认识论是怎样使公众对话变得严肃而理性的，而今日的美国又是怎样远远背离这一切的。
　　在印刷术统治下的文化中，公众话语往往是事实和观点明确而有序的组合，大众通常都有能力进行这样的话语活动。
　　美国的教堂为我们的高等教育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There’s no business but show business.
　　电视节目提供娱乐而非信息，不仅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而且让我们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新的媒介环境意味着必然要重新定义一切，包括旧的媒介】
　　电视节目上，传教士是头号人物，上帝只能充当配角。危险不是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会成为宗教的内容。
　　汉娜·阿伦特：“大众文化”，它的倡导者既不是大众、也不是艺人，而是那些试图用曾经是文化中真实可信的东西来娱乐大众的人，或是那些试图证明《哈姆雷特》和《窈窕淑女》一样具有教育意义的人。大众教育的危险在于它可能真的变成一种娱乐。有很多过去的伟大作家经过了几个世纪的销声匿迹，如今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作品除了娱乐版还能否留在人们心里。【实际上，传统要么作为化石活在博物馆里，要么变异成为当今文化的一部分】
　　在美国，电视广告已经成为政治话语最本质的象征。“形象政治”
　　电视广告的对象不是产品的品质，而是那些产品消费者的品质。电影明星、著名运动员、宁静的湖水、悠闲的垂钓、幽雅的晚餐、浪漫的插曲、快乐的家庭准备行装去乡间野餐——所有这些都丝毫没有提及要出售的产品，但是未来消费者的恐惧和梦想都尽在其中了。广告商需要知道的不是产品有什么好处，而是购买者有什么问题。
　　因为电视广告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多产的一种公众交流手段，美国人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电视广告的哲学。大多数广告都运用了“伪寓言”的文学形式来传递信息。
　　电视广告的主题是教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而且，电视广告具有栩栩如生的图像，通过这些图像我们可以轻松地学会广告想要教给我们的东西。广告想要教给我们的东西很多，如短小简单的信息优于冗长复杂的信息，表演优于说理，得到解决方法优于面对问题。在电视广告语言里，邪恶的根源是“技术无知”
　　公司国家通过电视控制了美国公众话语的流动。
　　谁应该来教我们的孩子怎样看电视？【他多提些这样的问题而不是勉力回答对读者的误导也会少很多】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痛苦的哭声呢？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我特别欣赏约翰·林赛关于禁止在电视上播放政治广告的建议，就像我们现在禁止烟酒广告一样。【政治可以通过电视，但不能作为广告】
　　【接下来是全书最有价值的几段话】
　　问题不在于我们看什么电视，问题在于我们在看电视。要想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我们怎样看电视的方法。我相信我们有理由说，我们对于什么是电视还不甚了解，因为我们对于“什么是信息”和“信息怎样影响文化”这两个问题还没有进行过充分的讨论，更不要说达成共识了。想到人们如此频繁而热切地使用“信息时代”、“信息爆炸”和 “信息社会”之类的词语，我们不难感觉其中的一丝可笑。
　　什么是信息？它有哪些不同形式？不同的形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同的知识、智慧和学习方法？每一种形式会产生怎样的精神作用？信息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样的信息最有利于思维？不同的信息形式是否有不同的道德倾向？信息过剩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知道存在信息过剩？崭新的信息来源、传播速度、背景和形式要求怎样重新定义重要的文化意义？
　　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
　　很多人听到这个问题后会一脸茫然，就好像他们听到的问题是“树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或“云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一样。这正是神话的原则，正如罗兰·巴特指出的，神话把历史转变成自然。
　　我们正处于教育和灾难的竞赛之中，他不懈地著书强调理解媒介政治和媒介认识论的必要性。最后，他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的补充）
　　儿童自身是保存童年的一股力量。
　　儿童是我们发给未来的活生生的信息。
　　童年是一种被发现的社会产物（建立于生理基础上），始于文艺复兴。
　　十二三岁嫩模收入最丰厚，实用意义上的“童装”已经消失，“儿童游戏”消失，童年的研究成为产业
　　成人和儿童在行为举止、语言习惯、处世态度和需求渴望，甚至身体外表上，趋同。
　　希腊热“预示”了
　　没有识字文化、教育观念、羞耻观念，故中世纪无童年。儿童的主要角色是死亡，淹死窒息或遭遗弃，没有主体地位。
　　印刷使成年人成为有阅读能力的人，而儿童没有。
　　印刷术激起了作者日益强烈切无须掩饰的自我意识，并蔓延至读者。
　　阅读成为反社会的行为
　　个人主义-知识差距-书本和学校（有序的课程设置，自我控制）-羞耻心-现代家庭体系（一种教育机构）-儿童福利意识-启蒙运动：洛克（儿童是未成形的人）VS卢梭（儿童最接近自然）
　　童年已经成为某一阶段象征性成就的描述：自我控制、延迟的满足感、逻辑思维的能力
　　印刷强化了头脑、身体二元性看法，助长了对身体的蔑视
　　如何平衡文明的要求和尊重儿童天性的要求？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科学架构：儿童头脑里有一个无可否认的结构和特殊的内容，儿童有性能力和性冲动。必须顾及天性，否则可能人格错乱。儿童和家长之间早期的相互影响有决定作用；没有压抑和升华，文明史不可能实现的。
　　约翰·杜威，《学校和社会》，哲学架构：儿童的需求必须根据孩子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来决定。应该问“这孩子现在需要什么”
　　1850-1950，最高峰。
　　萧伯纳：一切职业都是针对外行的阴谋
　　羞耻感是克服冲动的心理机制，行为举止则是这种征服的外部社会表现。【避讳，往往带来盲目的恐惧、崇拜、神秘、阴暗，且使人压抑又常常以不正常的渠道释放并带来欲望的反弹，性讳、神讳均如此】
　　青少年这个概念可能会寿终正寝
　　电视（网络、电子游戏更甚），使大家长期处于高度性亢奋，而且强调性满足上的平等主义。
　　童年是被发现的意味着，电子环境可能只是压制它的存在？
　　美国的三个伟大问题：言论自由是建筑政治结构的可靠想法吗？民族大熔炉能产生文化吗？让科技主宰一切能让人道主义、人性发展吗？【为毛以科技独裁为前提？他忘了泛娱乐化和消费主义了？人支配技术还是技术支配人？也许就看谁更多样整合自立】
　　学校已经变成禁闭场所而非学习场所，教育者对应该如何对待儿童是赶到困惑的。
扩展读物：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埃勒尔《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维纳《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约瑟夫·韦森鲍姆《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芒福德《The Myth of the Machine》；肯尼斯·博尔丁《The Meaning of Twentieth Century》；布尔斯廷《The Image》
　　
　　补充一点：前面所说的信息掌握在特权和资本手里，观众就沦为了被动的受众、无意识地接受信息轰炸、成为信息奴隶的现状，早已受到挑战，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被颠覆，因为，必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艺术的第九艺术——电子游戏所向披靡的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