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我们看，却不用双眼

《美丽新世界》：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18c 波士顿 革命
19c 纽约 大熔炉
20c 芝加哥 工业时代
now 拉斯维加斯 娱乐至上

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化成了化妆术。

会话不仅仅是指代语言，同时也指一切使某个文化中人民得以交流信息的技巧和技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整个文化就是一次会话，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不同象征方式展开的多次会话的组合。

电视会话的表现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语言，电视需要的内容和其它媒体截然不同，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水火不容的。

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人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这种转换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因为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不可能传达同样的思想。

麦克卢汉：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的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

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在某些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圣经中不允许为神铸像，避免新的神的形象进入文化，只能依靠人们的抽象想像）

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所谓“世界观”的不同。

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了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

分分秒秒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钟表不懈的滴答声代表的是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日渐削弱。

把文字或钟表技艺引入文化，不仅仅是人类对时间的约束力的延伸，而且是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变，当然也是文化内容的改变。

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含了超越其自身的意义。

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和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

Grape of wrath：愤怒的葡萄，骚动的根源，愤怒与暴力的起因。

爱丽斯的漫游象征着在无意义的语义世界中寻找秩序。

任何一种媒介都有共鸣，因为共鸣就是扩大的隐喻。不管一种媒介原来的语境是怎样的，它都有能力越过这个语境并延伸到新的未知的语境中。它能够引导我们组织思想和总结生活经历，所以总是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和不同的社会结构。它有时影响着我们对于真善美的看法，并且一直左右着我们理解真理和定义真理的方法。

书面文字的对象从本质上来说是客观世界，而不是某个个体。

苏格拉底同时代的人相信，修辞是“正确的观点”得以被发现和阐明的正确途径，而苏格拉底选择不加修辞地言说，因此陪审团会认为他的态度决定了他的话与事实不符合。

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联的，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这也正说明了“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决定用什么方式来揭示真理其实是有些武断。

印刷媒介的认识论在日益衰退，电视文化的认识论在同步壮大，这些都是在大众生活中产生严重的后果，其中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变得越来越可笑。

任何讲述事实的形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产生的影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任何哲学都是某个阶段生活的哲学，真理和时间一样，是人通过他自己的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

美国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建立的国家，这在现代历史上是罕见的。

马克思完全明白，印刷机不仅是一种机器，而且更是话语的一种结构，它排除或选择某些类型的内容，然后不可避免地选择某一类型的受众。

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都是用书面语进行的，所以道格拉斯会要求他的听众理解，而不是激情。

在印刷术统治的文化下，公众话语往往是事实和观点明确面有序的组合，大众通常都有能力进行这样的话语活动。在18和19世纪，印刷术赋予智力一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

虽然民主有种种好处，但是它无疑形成了一种助长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的危险，律师们希望美国通过“建立理性的法律”来拯救文明。

美国的报纸广告在某种程度上是印刷术统治下的思想日渐衰落的象征，以理性开始，以娱乐结束。

电报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也就是说，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它是否新奇有趣。

电报使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这些源源不断的信息与它们的受众之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这些信息并没有可以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柯勒律治关于“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可以喝”也许可以代表这个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在信息海洋中，却找不到一点有用的信息。P89

电报的传统是通过生产大量无关的信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所称的“信息－行动比”，你不再会为一条信息而改变你的行程安排。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

在电报创造的信息世界里，人们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因为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新闻存在的语境。我们得到了不能回答我们任何问题的信息，而且对于这些信息我们也不必做出任何回答。电报对公众话语的贡献就是使它变得无聊而且无能。还不止这些，电报还使得公众话语变得散乱无序。电报的主要力量在于传播信息，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释信息或分析信息。“了解”事实开始有了新的意义，因为“了解”不意味着人们能够“理解”事实的言下之意、背景知识和与其它事实的关
联。对于电报来说，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们。

照片表现的是事实，而不是关于这些事实的讨论或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论。照片是我们通过照相机表现出来的东西对世界的理解，但是一切真正的理解起源于我们不接受这个世界表面所表现出来的东西。照片的意义就在于能把形象脱离语境，从而使它们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像电报一样，照片把世界再现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事件。在照片的世界里，没有开始，没有中间，也没有结束，就像电报一样，世界被割裂了，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图

像的中心地位削弱了对于信息、新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现实的传统定义。

文字成为图像的背景。

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一个重要产物是伪语境。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但伪语境所提供的不是行动，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变化，这种信息的唯一用处和我们的生活没有真正的联系，就是娱乐。

伪语境是丧失活力后的文化的最后的避难所。它们用趣味代替复杂而连贯的思想。

电视已经赢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

电子和图像革命所产生的最令人不安的后果是，电视呈现出来的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是奇怪的，而是自然的。

后视镜思维：认为一种新媒介只是就媒介的延伸和扩展。这种人犯的错误就是完全误解了新媒体是如何重新定义公众话语的意义。

一旦技术使用了某种特殊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地位，或融入到了经济和政治领域，它就会变成媒介。换句话说，一种技术只是一台机器，媒介是这台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和大脑一样，每种技术也具有自己内在的偏向，在它的物质外壳下，它常常表现出要派何种用场的倾向。印刷术没有被用来复制图像，电视也没有用来做照明器具，因此我们在谈论电视或其它的时候，我们不是指的一种技术，而是一种媒介。某种技术可能无法充分发挥其潜能或者只能产生最低限度的社会效应。

萧伯纳第一次看见百老汇和四十二大街上夜间闪烁的霓虹灯：如果你不识字，那些灯光无疑是美丽的。

如果电视仅仅是提供娱乐内容也无可厚非，问题是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

新闻节目是一种娱乐形式，而不是为了教育、反思或净化灵魂，而且我们还不能过于指责那些把新闻节目作此定位的人。好电视同用于陈述的语言或其它口语交流的形式无关，重要的是图像要吸引人。

讨论的话语不仅减慢了电视节目的节奏，而且还造成一种不确定或者不完美的印象。

思考的过程不会给电视带来任何看点，因为思考看不见。原本具有高超语言驾驭能力和政治见解的人现在屈服于电视媒介，是致力于表演水平的提高而不是表达他们的思想。

一种媒介的表现形式永远不可以同这种媒介本身的倾向性相对抗。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看，这是为什么它叫电视。人们想要看到斑斓夺目的画面，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要，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

电视中表现的世界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

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是电视时代的人民选择的。

我们看见的不仅是零散不全的新闻，而且是没有背景、没有结果、没有价值、没有任何严肃性的新闻，新闻完全成了纯粹的娱乐。

电视为真实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定义，讲述者的可信度决定了事件的真实性。

电视观众绝对不会因为舞台上的角色说有杀人狂在附近流窜就慌忙打电话回家一样，他们绝不会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当真。所有关于残暴行为和死亡的报道都是夸大其辞，都不必当真或者做出理智的反应。

在电视超现实的外壳下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作为特点，在美学中这是达达主义，在哲学中这是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这是精神分裂，在舞台术语中这是杂耍。

现今看法和18、19世纪的看法完全不同，也许称它们是“情绪”可能更合适一些，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个星期这些看法都会改变的缘故。

假信息不一定是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让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无根据，没关联，支离破碎，流于表面。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很多事实，但是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

电视培养出来的品味是：不好笑的东西我们不关注。

公众已经适应了没有连贯性的世界，并且已经被娱乐得麻木不仁了。

宗教之所以成为娱乐是由电视本身的倾向性决定的，而不是因为这些所谓的电视

传教士存在的缺陷。

复制的过程丢失了一切赋予教育重要性的东西。如果观众不能沉浸在非世俗世界

的神秘氛围中，那他也就不可能获得一种超凡脱俗的宗教体。


电视最擅长的长处是它让具体的形象进入我们的心里，而不是让抽象的概念留在我们脑中。

大众教育的危险在于它可能真的变成一种娱乐。

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会成为宗教的内容。

如果政治真的像娱乐业，那么它的目的就不是一目了然，公正诚实和超越平凡，而是要做到看上去像这样。

电视广告的对象不是产品的品质，而是那些产品消费者的品质。广告商需要知道的不是产品有什么好处，而是购买者有什么问题。于是，企业开支的重心从产品开发转向市场调查。电视广告把企业从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引向了设法使消费者感觉产品有价值，这意味着企业的业务已经成为一种伪疗法，消费者成了信赖心理疗法的病人。

在电视上政治家给观众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形象，而是观众想要的形象。这正是电视广告对政治话语最大的影响。

历史在形象政治中发挥不了重要作用，因为历史只有对那些相信过去能够滋养现在的人才有价值。书籍代表历史，而电视只能代表现在，过去发生的事件的录像也需要当下。从电视媒介的角度来看，代表历史的正是作为电视屏幕背景的那一片“灰色的混沌”。在娱乐业和形象政治的时代，政治话语不仅舍弃了思想，而且还舍弃了历史。

斯泽斯拉夫·米洛什：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拒绝记忆。
卡尔·肖斯科：现代人对于历史已经变得漠不关心，因为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实用价值。换句话说，导致历史消失的是人们事不关己的态度，而不是他们的固执和无知。

没有连贯的语境，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汇聚成一个连贯而充满智慧的整体。我们已经被改造地不会记忆了。

如果记忆不仅仅是怀旧，那么语境就应该成为记忆的基本条件——理论、洞察力、比喻——某种可以组织和明辨事实的东西。

奥威尔讨论的是一个存在于印刷时代的问题，而在电视时代，我们要担心的是电视信息的过剩，而不是政府的限制；在公司国家美国传播的信息面前，我们根本无力保护自己；这场为自由而战的战斗要在完全不同的两个阵地上开始。

禁书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损害学生的阅读自由，而是电视，但是不是禁止，而是取代。

电视使得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

伴随学习的过程形成持久的态度才是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

西方教育三次危机：
1.5bc 雅典人从口头文化到书写文化 柏拉图
2.16c 印刷机出现 约翰洛克
3.now 电视 麦克卢汉

电视像字母和印刷机一样，电视通过控制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认知习惯获得控制人们教育的权力。

西塞罗：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作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不管我们的看守人接受的是左翼思想还是右翼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差别，监狱的大门一样坚不可摧，管制一样是森严的，偶像崇拜一样是深入人心的。

人们往往针对众人皆知的人性恶习提出一些明确的思想，但是对于娱乐问题却无法归入任何人的思想体系。

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还不能意识到技术必然会带来社会变迁，还在坚持技术是中性的，仍然认为技术始终是文化的朋友，那么你就是实在太愚蠢了。通讯模式中的技术变化比交通模式中的技术变化更能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

禁止在电视上播放政治广告。

为我们提供纯粹的娱乐是电视最大的好处，它最糟糕的用处是它企图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和宗教——然后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包装。

对于电视的批判最后还是要依赖电视本身的力量。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