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这本书平心而论不怎么震撼,七天读完没什么高山仰止呼吸困难的缺氧反应。掩卷不沉思,放下不留恋。
不砥砺人心不是作者的错,反是他的贡献。秉笔直书的金融史,原本就不值得尊重不值得称道更不值得效法。
“The Great Game”翻作“伟大的博弈”,绝对讽刺。华尔街,可以是富有的冷血的机警的牛人遍地的,甚至可以公平高效且精彩绝伦,却与伟大无涉。杰斐逊称之为“人类本性堕落的大阴沟”,虽不中也不远矣。
贪婪,整个金融系统发展的原动力。好在恶花也偶尔结点善果。
金融的存在,究其本源有三个目的,融资、保值和获利。
就融资来说,最好的例子是战争。独立战争的结束催生了美国第一合众国银行,其股票于1791年公开发售,一小时内抢购一空。发行价25美元,一度飙升至300美元。南北战争推动华尔街成为仅次于伦敦交易所的世界第二大金融中心。一战之后纽约超越伦敦,美国超越欧洲。二战比罗斯福新政更直接更迅速地将美国拖出大萧条,股指翻番,交易量二十年来首高,华尔街一跃成为美利坚的主街。
对于保值。期权的存在为锁定利润提供了必要手段。利息股息的主要逻辑就是通过未来收益抵消时间的机会成本。
最后,不可回避的获利。获利原就不该成为金融存在的目的。钱和钱的交易除了换手还是换手,拆东墙补西墙,无论如何造不出两堵墙来。但显然的事实摆在眼前,牟取暴利已经成为广大金融工作者的人生主题和重中之重。何止东墙西墙,千万堵墙横亘四野号令八方,局外人云里雾里,局内人兴衰荣辱在所不惜。
一切罪恶皆由此而来。
在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家之前,最根本的获利逻辑很简单,低买高卖。自梧桐树协议签订以来,纽交所场内场外就成了多空双方厮杀的血腥牢笼。19世纪初期,北美伊利运河修建成功,从规模上讲它是南北战争以前最浩大的工程。作为连接阿巴拉契亚山脉东西两部的唯一航路,伊利运河将西部面粉等农产品的运输成本降至1/20,运输时间降至三分之一。依照书中的比喻,密西西比河的财富源源不断流入新阿姆斯特丹,纽约成为“舔食美国商业和金融蛋糕上奶油的舌头”。
也正是这条运河,启动了美国股市的第一轮大牛市。
投机,自荷兰郁金香热潮以来就是牛市的姊妹兄弟,互为狼狈。伊利运河带来的巨大商机给运河概念股打上了价值连城的标签。股价普涨,布莱克斯通运河的IPO甚至获得三倍以上的股权认购。泡沫总伴随炒作泛起。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莫里斯运河股票逼空战。雅各布·利特尔及其同伙以十美元的平均价格吸纳这支股票的所有流通股,一个月之内将股价推升至185美元,逼迫空头血本交割,利特尔也经此一役一战成名,成为美国股市投机的第一人。
当然,投机者的命运都是相似的。无异于赌博的投机永远没有赢家。利特尔在1857年的崩盘中第四次破产,最后一蹶不振。
除莫里斯运河逼空之外,伊利铁路逼空战和古德尔黄金操纵案更为血腥且阴暗。前者的玩家是范德比尔特对阵德鲁、古德尔。而后者则是了古德尔一个人的solo。
范德比尔特以船舶业起家,1794年出生,16岁向母亲借了100美元起家,46岁成为美国最大船东,号称“船长”。但作为美国最富有的几人之一,直到七十岁范德比尔特在金融界的传奇故事才刚刚开始。作为实业方面的领军人物,船长于对运输行业的直觉天生明锐,毅然放弃蒸汽船舶进军铁路业,没有非凡的魄力和宽广的视野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
哈莱姆铁路逼空战可称作船长牛刀小试的一次收割。依靠雄厚的资金和高超的欺骗手段,船长一人和所有空头正面对捍,而卖空者中更不乏拍板铁路经营权的市议员。股价从50美元跃至116美元,之后却由于市议会的利空动作惨跌至72美元。正当空头们等着狠捞一笔之际,却发现股价不降反升。最终范德比尔特允许市议员以94美元平仓,却逼迫投机商以180美元交割,取得辉煌完胜。
此后,德鲁走上舞台,收买议员操纵股价联络空头做市,即便他恬不知耻无恶不作并无所不用其极,依然在哈莱姆股票逼空第二战中输得头破血流。范德比尔特雄厚的资金流动性几乎不可战胜有如巨人。愤怒的船长一度号称要把股价推至1000美元,一半的华尔街机构面临倒闭,人心惶惶没人敢于猜测此次逼空后果。“像古埃及的法老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一样,范德比尔特最终答应放了那些议员,允许他们以285美元的价格平仓。”
可笑的是,金融市场的每一次制度进步几乎都是贪婪的结果。第一个例子仍然与范德比尔特和德鲁的名字紧密相连,当然,一个更伟大的金融天才,同时也更凶残的嗜血杀手,古尔德已经开始了他的吟诵。
十九世纪,股票的发行无法可依,市面上流通股数几乎难以预料,因此给投机创造了巨大的机会也给收购附加了极端的风险。在伊利铁路的股权争夺战中,范德比尔特勾结法官,规定伊利铁路股票不得增发,进而大量吃进以夺取铁路控股权。而他的对家德鲁,同样勾结立法者将大量伊利铁路的可转换债券转变为股票,并肆无忌惮地疯狂印刷新股,使得伊利铁路股票流通总量一夜之间上升20%更不断增涨。瞬间出现的大量流通股立即稀释了船长股权,大幅增加收购成本,在席卷范德比尔特700万美元之后,德鲁以及他所指示的政府官员携款逃离纽约。接下来数月,双方均大量贿赂立法机构官员,整个官场已经堕落得纸醉金迷。两败俱伤的范德比尔特和德鲁达成协议,股价稳定,德鲁退出伊利董事会,范德比尔特获得补偿,但没有如愿控制伊利铁路,因此,德鲁实际上取得了伊利股权拉锯的胜利。伊利股票的持有者发现,短短百多天他们所拥有的股权被稀释了40%。
古尔德的第二次伊利逼空战和黄金操纵是金融史上教科书式的神来之笔。于伊利战役中,为了抽干纽约的资金供应以抬高利率,古尔德大开支票迫使银行提高准备金收紧银根,同时,他又将这些支票作为抵押获取贷款,空手套白狼进一步压缩纽约资金来源,伊利股票在十一月间被打压至开春时的一半。而后当空头卖空伊利股票时,古尔德大量买进,最终抬升股价至52美元,逼空成功,资金放开,德鲁等原先的古尔德盟友损失惨重。
在黄金操纵案中,古尔德计划利用低保证金的杠杆效应,将纽约市场上的黄金吸干,从而抬升金价攫取巨额利润。南北战争之后,作为法币的绿币与黄金一同构成了货币供给的复本位制,由于劣币驱逐良币的原则,黄金供给其实相当稀缺。同时,美国很大一部分外贸商都在黄金市场上卖空以利用套期保值锁定利润规避损失。有了杠杆,也有了对家,古尔德唯一的问题在于必须防范联邦政府的干预,否则一旦国库黄金救市,计划必然宣告破产而古尔德也将连本带利输个精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金融从业人员的一贯风格,古尔德堪称高手中的典范。他通过人脉关系联络上时任美国总统的格兰特,并成功地让这位南北战争时期的战斗英雄相信,为了保证金融运作政府应该放任黄金市场而不施加任何影响力。此后,古尔德成功购买了数倍于纽约黄金供应的期货合同。夏季,当国际供应商开始出口农产品并在黄金市场上卖空套期时,卖空压力依照惯例打压黄金价格。古尔德继续增仓。到九月,黄金价格开始持续上涨,九月二十三日,卖空商无可奈何支撑不住开始购买黄金准备平仓,1869年九月二十四日黄金交易开盘,黄金价格继续上涨,直至160美元。格兰特总统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命令财政部准备平抑金价。古尔德听到风声开始出货。到了周五十一点四十分,早已没了黄金卖家,古尔德的同伙还在高价叫买,恰在这时,一个经纪人因为怒不可遏毅然接单,他自己手中已经没有黄金,如果价格继续上涨,他就必须从古尔德手中以更高价格购买黄金兑现合同,其风险之大无以复加。因为这个经纪人的果断,市场瞬间恢复平静,几秒钟之内黄金价格下降到140美元,而此时,财政部才被授权出售黄金阻止恐慌,一切为时已晚。古尔德净赚多少此后没人知道。是次黄金激战,被称作“黑色星期五”。
伊利铁路的争夺战最终导致了美国《证券法》雏形的出现,而古尔德黄金操纵案,更在十年后将合众国重新带回金本位制度。
金融的力量在二十世纪已经无比强大,金钱成为真正利维坦,兴风作浪翻云覆雨。在金钱面前一切拜倒的真实例子出现在1907年前后。
一个叫海因兹的投机商在纽约华尔街开了一家经纪行。这位海因兹曾在蒙大拿成功地利用“矿脉顶法”(Apex Law)和巧舌如簧占据了统一铜矿公司的一部分资产。在华尔街,海因兹与美国冰业公司联手获得几家银行控制权,并以这些银行的资金作为储备开始投机铜矿股票。他注册了一家联合铜业公司并通过自购和看涨期权推动股价攀升,正当股价由37美元窜升至60美元,海因兹以为胜券在握时,对其公司财务问题的质疑甚嚣尘上,银行开始要求海因兹偿还贷款,看涨期权莫名其妙没有被执行,海因兹的资金无法回拢,关键时刻迫不得已卖出股票。同时,当年统一铜矿公司的幕后老板标准石油开始涌出大笔卖单,股价一落千丈,联合铜业的涨幅瞬间蒸发,股价跌至10美元。海因兹坐庄计划彻底粉碎。
最大的问题至此还未出现。海因兹所控制的几家银行出现挤兑,其中包括了尼克博克斯信托,时为纽约第三大信托银行,不出八天,尼克博克斯信托宣布破产。随着标准石油复仇成功,整个国家金融体系几近崩溃,银行挤兑蔓延开来,存款信用岌岌可危。而此时,美国第二国民银行早已灰飞烟灭,缺乏央行的罗斯福政府束手无策。板荡之际,J·P·摩根走到幕前,整个国家的金融脉搏命悬一线。摩根要求财政部注资3500万美元,财政部长科特柳言听计从,摩根而后运用他非凡的影响力在五分钟之内募集到2700万美元,并果断放出话来,对于此时做空股票的投机商将“适当关注”。接着,摩根所领导的银行家达成协议,不再使用现金而是纽约清算中心的存款凭证作为结算手段,瞬间增加了8500万美元的货币供给。累计一点五亿的注资,艰难地结束了1907年恐慌。
六年之后,吸取信用崩盘之际只能求助于私人银行家的教训,美联储宣告成立。
进入二十世纪后期,金融获利手段日趋复杂和隐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出现了以垃圾债券为集资主要手段,并借助收购狂潮黑箱操控股价的幕后交易,其间最受人诟病而声名狼藉的人物是垃圾债券之王,米尔肯,他在判决后被处以6亿美元的天价罚款,成为华尔街历史上最大金额的个人处罚。在普利策奖获得者詹姆斯·B·斯图亚特的作品《贼巢》中,对这一时期的金融犯罪有着翔实深入的刻画。由于政府在股票交易监控方面的软弱无力,给米尔肯案的调查取证造成了相当的困难,《证券交易法》呼之欲出。
九十年代至今,垃圾债券摇身一变成为高收益债券,各类低评级债券和衍生品相继出现,当今的金融产品已经纷繁复杂万端呈现,在《泥鸽靶》中,作者弗兰克·帕特诺伊以局内人的身份指正了伴随现代金融业而生的原罪。金融,已经不是融资和保值的主要手段,反而成为草原狼的血腥爪牙。即便如宝洁公司这样传统的实业集团,也在1994年公布了令人瞠目的巨额衍生品亏损。巴林银行曾作为英国皇家的代理银行而享誉世界,却由于一位年轻业务员在新加坡从事东京证交所日经225股票期货交易的失败而巨亏6亿英镑,其损失远远超出该行资本总额(3.5亿英镑),因而不得不于1995年申请破产保护,开始清算。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如今的次贷危机,无一不是金融产品滥用或恶意操控的直接后果。
金融产品距离中国并不遥远。对于我国金融体系的考验已于2006年12月11日WTO准入过渡期结束时悄然揭幕。如今中国正面临着如下几大金融问题,并在现阶段难以根本解决。
第一,外汇储备。中国的外汇储备将近一点八亿美元,早在零六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然而,面临美国经济衰退和次贷风波带来的美元疲软,各大洲都面临着全面通货膨胀的威胁。石油与黄金价格飞涨已经是美元无力回天的正面写照。伊朗已经呼吁欧佩克放弃单一美元储备。海湾战争之后,石油价格上涨百分之四百,由于国际石油贸易靠美元结算,对于美元需求是一项无比重要的支撑。一旦石油美元崩溃,美元信用再无依托,中国将面临巨大的利益损失。对此,国内早有呼声要求中国增持欧元甚至日元,调整外汇储备结构,但由于基数太大以及对美国的巨额外贸顺差,短期之内难有成效。
不久之前,中国外汇储备还集中在美国国债这一单循环上,考虑到通货膨胀以及利率关系,年收益-1%。钱多怕贬值,就得花些出去。因而中国政府千方百计扩充国外投资范围和强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之前,就在美国赫赫有名的金融企业黑石集团身上砸进30亿,持股期限四年,虽然巨亏之说已经风风雨雨,但这一投资的战略意义实际超过经济意义,至少说明中国已经承担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且在谋求改善。除中投成立之外,股票、保险、基金各路QDII齐头并进,上海黄金交易所正式开市,也意味着国家将稳步妥善处理外汇问题看作重中之重。
然而,时间是处理外汇问题的首要考虑。美元近年对世界主要货币贬值均告加速,人民币对美元三年之内上涨超过百分之十,已经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人民币被低估应该不存在争议,但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对我国来说也许弊大于利。中国制造已经行销世界,全世界七件贸易反倾销案中就有一件针对中国。2005年,美国一位经济新闻记者做出大胆尝试,宣称一年不使用中国制造产品。2006年,她在书中无奈地承认,中国制造已经渗透到每一个美国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要回避它所需要的代价实在太高况且得不偿失。作为维持全世界低通货膨胀的主要力量,作为一个GDP百分之五十依赖外贸出口的国家,不起眼的汇率波动都会给中国造成雷暴般的影响。同样,参照日本与泰国的先例。汇率变化给外汇和证券投机提供了天然工具,日本死在股票期权,泰国死在汇率,殷鉴不远就在夏后,防人之心绝不可无。
第二,金融监管。中国的金融监管长期缺失,不但政府监管无力,企业内部监管更加混乱。先谈后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经历了艰难痛苦的蜕变,从厂长责任制、承包制、产权改革直至国退民进,在朱镕基总理的坚定推动下,国有企业完成了从下游产业的全面撤退,集中到经济上游领域,如原料、通讯、交通、烟草和军事。随着国字号央企垄断命脉产业的完成,国有资本总量空前庞大,零五零六年相继上市的国有银行率先打入世界前十,中石油更一举夺下世界市值第一的宝座。如此累累桂冠已让国人目不暇给。然而,国有资本实力究竟如何却是个值得探讨的命题。《激荡三十年》引述《南方周末》记者陈涛一文称,类似中石油这类国有大型企业的强大盈利能力来源于垄断地位,中石油石油开采成本每桶六美元,而国际油价已经突破100美元,如此咋舌的利润全部来自石油资源,而石油资源无可争议地属于全体国民。在获得暴利的前提下,中石油竟还突破国家限价向民营油站高价售油,作为人民纳税建起的航母型集团,其行为无异于杀父弑母。
国有企业极端暴利引出一个关键性问题,暴利如何分派及如何使用。长年以来,国有企业红利大部分留作自用,以待后续发展,其实质就是私吞垄断利润。去年九月,国资委发出通知,各中央企业将全部公开经营预算,红利上缴。应当说,这是协调国有企业与国民利益关系的重大进步。但是监管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在国资委《意见》中,只用一句话提到红利的社会性用途,即“必要时,可部分用于社会保障等项支出”,如此模棱两可令人难不齿冷。
除红利使用之外,另一国有资产问题也在零四年浮现世人眼前。国有资本使用的监管在中国极端缺失。中航油2003年3月28日开始投机期权交易。2004年1月初,航油价格迅速上涨,期货交易出现亏损。随后经过两次挪盘后,亏损恶化速度加快。2004年10月25日,国际原油价格飙升至每桶55.67美元的历史高点。中航油集团向中航油提供了1亿美元贷款,但也未能帮助中航油免予被交易所强制平仓。自2004年10月26日至11月29日,中航油已经平仓的石油期货合约累计亏损约3.9亿美元,而将要平仓的剩余石油期货合约亏损约1.6亿美元。累计亏损5.5亿美元,成为中国海外公司中最大丑闻。国有企业利用国有资本炒卖期货,或购买其他衍生产品以期通过金融市场牟取暴利,究竟正不正当,该不该杜绝,答案应该不容争辩。然而,由于监管的缺失和混乱,此类情形今后会否重演,谁都不敢断言。
对金融市场的政府监管,中国一直在两条铁轨间徘徊。第一,中国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程度如此之高,以至被指责为政府做市。去年十一月以来股市持续数月狂泻,旁侧更有房价掉头和美国次贷推波助澜,中国政府拒绝救市本身无可厚非,但一半市值蒸发,上市公司开始破产,却给政府造成了不可不救的现实压力。四月二十日政府出手,限制大小非套现,一刀斩下印花税三分之二,是否为时已晚尚未可知,但金融市场稳定仍旧依赖政府调控的惨淡现实却再一次敲响警钟。第二,中国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投机气氛热烈,违法违规操作日益严重,政府却管无可管。国内股市换手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现在是793%,按8倍计算,美国0.97倍,日本1.4倍,韩国1.05倍,香港0.97倍,台湾1.27倍。人民大学吴晓求所长指出,2007年中国市场已进入历史上违法违规操作最为猖獗的一年。三种行为值得警惕,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以及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和疯狂增发。曾经一度兴风作浪的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之争给中国股市造成了至今根绝不断的牵绊,而吕梁、宋如华、唐万新等一个个臭名昭著的名字与之荣辱与共即是制度缺憾导致违法犯罪沸反盈天的铁证。
美国华尔街三百年的问题,在中国十年之间相继凸现,其为祸之猛之烈,不应小觑。
第三,融资环境。中国大型国有银行在零五年换血注资之后资本状况奇迹般改善。以工行为例,零四年坏账率还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居高不下,零五年已低至百分之四。此外,国内庞大的储蓄总额以及经年不变的低储蓄利率给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提供了先天保证。因此,对照工商银行以及汇丰银行去年的财务报表,我们能清晰地分辨出工行的优势所在,巨额利差收入成为拉动这类国有银行盈利增长的主要来源。
然而,与之相对的问题在于,国有银行朝南坐的服务态度依然没有改变。虽然非利息收入的比例有所提高,但仍然只占工行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左右,对照汇丰银行将近百分之六十的非利息收入,天壤云泥可见一斑。
国有银行持有如此数量的储蓄资源,却没能对中小型企业的融资需求提供必要支持,这是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另一拦路虎。国有银行给国有企业放贷二话不说,却对中小民营企业视若无睹,而国内资本市场又极端缺乏必要的融资手段,如风险投资,只一家红杉中国稍具实力,公开发行股票成本大门槛高,公司债券市场规模又小得几可忽略不计。以上因素造成的结果有两个,国有企业总能贷到钱,永远不倒闭,民营企业没奶喝,徒唤奈何。
近年来最具争议的融资案件当属2003年孙大午集资案。孙大午出生于河北省徐水县,家境贫寒白手起家。到2000年前后,他所创办的大午农牧集团已经拥有16个厂和一个学校,最辉煌时产值过亿。作为一个贫穷者的儿子,他对于家乡繁荣怀着难以割舍的责任感。大午集团有医院有公园有学校,承载着1600名职工的生活,带动了乡镇周边服务产业的兴盛。孙大午曾自拟对联“安得淳风化淋雨,遍沐人间共和年”。正是这样一个乌托邦的信仰者,最揪心的却是贷款。一般农村信用社要违法收取10%至15%的回扣,而商业银行更对他不加理睬任其自生自灭。于是,贷款无门的孙大午迫不得已于1995年开始个人集资,大午集团为每一笔借款开立借据并支付百分之3.3的税前利息,几乎是当年存款利率的两倍。在大午所在的郎五庄,几乎家家都把余钱存入集团,这些钱款24小时可以取用,八年间没有出现过信用纠纷,直至2003年5月27日,孙大午被捕,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这一案例大部分摘自或转述自《激荡三十年》,吴晓波在文中提到,2000年之后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乡镇市场被全面放弃,广大农村地区成为金融盲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日益狭窄,民有资本发展被严重制约。孙大午案件所揭示的正是此一现实的残酷和尴尬。
一个律师写道,孙大午的集资没有挥霍没有浪费,均转变为造福乡里的生产资料和福利设施,公司与当地民众之间相互信赖互为依存,应当属于合法的借贷行为。茅于轼先生为孙大午四处奔波,称之为“没有受害人的非法集资”,老先生撰文说,这样的社会行为如果算是犯罪,就要质疑制度本身是不是有修订的必要。
外资银行相继进入中国后,国有银行还有没有资格朝南坐,是不是肩负着促进国内中小企业发展的责任,这是值得关注更亟待解答的叩问。汇丰银行已经获准进入农村市场,国有银行应该做而没有做且不屑做的所谓欠发达地区,正由实力雄厚与视界高广的外资银行一步步涉足,扪心自省,实属笑话。
金融,也许罪恶也许疯魔也许泯灭人性。但作为中国,一个日益深陷全球化变局的世界性大国,所面临的不是一场游戏,真真正正是一场伟大的博弈。规则西方制定,实力西方强悍,甚至输赢成败都由西方裁决。在如此空前的挑战面前,中国回避不了也不应回避。
面对三百年打磨成长癫狂而后冷静如冷血的西方,几无胜算的中国将往何处去,我不乐观,但不忍心悲观。
(写于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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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伟大的博弈
作者: [美] 约翰·S·戈登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原作名: The Great Game: The Emergence of Wall Street as a World Power: 1653-2000
副标题: 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1653-2011)
译者: 祁斌
出版年: 2011-1
页数: 400
定价: 5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08616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