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格林与施特劳斯的争论容易被概括为信仰与哲学的争论,一旦这么概括就包含了更多的问题。其中的复杂性施特劳斯有着公正的概括,施特劳斯指出一旦以哲学判断启示,或以信仰判断哲学,荒谬性就将显现,而这正是现代性带来的问题。
施特劳斯是犹太教徒,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他没有消除启示的意思。在施特劳斯的体系中,启示是更高层次的,当前讨论的是人可以讨论的领域,其中的价值、高贵性都是因为它是属于人可以触及的。施特劳斯将启示的归于启示,将现世的、属人的归于人。他对启示的泛化有着深刻的忧虑,启示的确证与检验似乎是超出人力所及的,那么这就不应该成为人探索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才能兼顾哲学家与犹太教徒的身份。
既然施特劳斯将启示放在更高的位置,他能做的也就清楚了。施特劳斯选择了雅典,这是非常简单的,因为这是人能做的唯一选择,也是建构秩序的不二法门,否则,带来的只能是僭越。在施特劳斯看来,在雅典以外的一切来源性的人间权力都带有僭越的影子。在这种意义上,施特劳斯说人不能同时成为哲学家与神学家也就清楚了,这也是施特劳斯如此坚决的原因所在。关于启示的问题,施特劳斯是存而不论的,他的教徒身份弥补了这种缺憾,只有在那里他才能接触启示,在那里他的另一种身份将代替哲学家的身份。然而,以学者身份出现的施特劳斯是不能妥协的,对哲学的保护是他的使命—对僭越的反抗。仅仅是对哲学的回归是不能有说服力的,毕竟,这样的回归可能造就另一种灾难,或许是另一个乌托邦。考虑到施特劳斯对待启示的真实态度,问题就不再是纯粹的选择了。
相较于施特劳斯,沃格林收窄了启示(或者说是扩展了理智)。当然这只是说法上的区分。实际上,如果这样,施特劳斯与沃格林的区别就只是说法上的区别了。然而,这也是逻辑、努斯这些存在的困境,人类困境的阐释始终只是人在理顺的众多说法,实质的内容或许是无法探及的。这与施特劳斯与沃格林的差异是相连的。所谓的探索只可能是在语言之上的探讨,这种认识的区分造成了包括理性与启示、身体与灵魂等看似所指清晰,实际旨归各不相同的众多概念。这就坠入了语言的陷阱,而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能讨论清楚一些问题,这些既不能绝对忽视,也不能绝对肯定,否则,要么是伪答案的出现,要么是虚无之境。
沃格林的理论包含着更多的激发性成分,其中的神秘主义路径不言而喻。之所以沃格林所说的“体验”不会坠入新教“因信得救”的境地也正是因为这种激发性的神秘主义来源。神秘主义不属于大众,它只可能是部分社会精英的专属,这在中世纪西方与伊斯兰都有广泛的体现。这种“体验”如果是神秘主义的,那它就将包含哲学家的存在。沃格林在观念史中论述过处于信众上层的宗教形态,那是哲学家的专属又不仅仅是哲学的领域。此种领域的存在时沃格林较为认可的信仰形态。神秘主义与阿奎那的努力保持着距离,阿奎那的融合显然是哲学家的理想,但其中失却的是关于灵魂秩序—基本来源的可能,沃格林恰恰认为现代性的问题起源于这些理性调和努力产生的时刻。因此沃格林不愿意承续简单的哲学努力,这种做法是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人类的存在超出单纯理性部分实在太多,单纯的哲学不能说明真实的情况,所以也不能形成秩序。
到此,施特劳斯与沃格林的区别就显而易见了。两者的相遇或许是真正的奇妙所在,问题的展开是自然的,这是出于现代性深重灾难下的西方文明的宏大背景决定的。施特劳斯与沃格林的差别可以理清,但是问题却是悬置的。最终并没有谁说服谁,而是两者各自回到自己的探索。既然理解了各自的立场与方式,其他的区别既然不能以哲学探讨作结,问题就成为更深层的探索的目标。
既然现代性的问题我们了解的越来越深入,对启示与理性的选择也就不可是必然的结果了。沃格林和施特劳斯的差别不在于选择哪一方,这只是他们的讨论在语言形式上的缩影,这一缩甚至缩略了更重要的内容。关于理性与启示的问题是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的,或者说人只能选择一种涵盖更广的立场,一种起点。而这种立场尽管不足以涵盖真理、掌握神之所在,但是在理性与启示的各种区别中,我们看到了人之不及,这样的立场注定只是起点。在起点的地方我们只能尽可能少的选择,即使甚至不知道未来有没有路。
JIE心随风飞--2011.2.12
理性与启示--起点与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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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信仰与政治哲学
作者: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原作名: Faith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Leo Strauss and Eric Voegelin,1934-1964
副标题: 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
译者: 谢华育 | 张新樟
出版年: 2014-4-1
页数: 485
定价: 39.8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施特劳斯集
ISBN: 9787561751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