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哲学之争

哲人之间的通信之所以能受到后人的重视，也许不仅仅是想从中感受到哲人浩淼深邃的历史沧桑，更多是我们能从那些已经发黄的信笺中一窥哲人思想的堂奥，以及面对歧义纷争之时渴望从那些浅白直率的言辞中获取更直观清晰的观点。对我来说，读去年出版的《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的时候是如此，现在读《信仰与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则更加坚定了我以上的想法。但正如已经有评论者指出，施特劳斯与沃格林这两位哲人之间的通信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是因为他们在争论中逐渐取得了一致的立场，恰恰相反，正是他们思想中巨大的分歧，他们提出现今也无解答的问题，让这些通信在西方思想史上变得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
正式的通信始于1942年，我们都能意识到这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当时这两位德国学者都被迫流亡在美国纽约。也许，开始的时候正是这种共同的政治命运，以及作为一个流亡学者面对美国主流学界格格不入的距离感，让这两位哲人在孤独的学问道路上开始寻求彼此的认同。明显可以感觉到，最初的交流是客气而谨慎的，从最初的信件中彼此的称呼就可以看出，他们互相称呼“尊敬的先生”，但是对古典哲学的共同热爱，以及在最初试探性的交流中共同对现代哲学的批判打消了彼此的顾虑，而后的交流则逐渐的深入，他们开始称呼对方“我的亲爱的先生”诸如此类的昵称，这表明两位二十世纪伟大哲人的思想的碰撞才真正开始。也许思想只能在不断的碰撞中才能真正交流，而分歧则是意识到意义的伟大所在。令人敬佩的也许就是这一点，普通人争论在面对分歧时会表现出情绪上的愤怒，而哲人之间则表现出大度以及对自身立场的坚定。在第13封致沃格林的简短通信中，施特劳斯就认为在他们之间存在完全相反的看法，特别是古典学方面，“这更让我感到高兴”。也许只有哲人才能意识到这些分歧是多么的重要，那么他们在古典学方面的分歧到底是什么呢？
考察西方文明的源流，众所周知有两大传统：《圣经》传统和希腊哲学传统。这也就是刘小枫先生在《拯救与逍遥》中言到的西方文明的两大支柱：理想与宗教。施特劳斯认为，西方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来源于这两种传统的之间差异和冲突，“西方文明的生命是一个生存于两种密码之间的生命，是一种根本性的张力……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同时集哲学家和神学家于一身，或者，就此事而论，也不会存在一个超越哲学和神学冲突的第三方，或者某种对两方面的综合。”在施特劳斯的笔下，《圣经》传统和希腊哲学的尖锐对立和冲突是西方文明特质，也是西方文明生机勃勃的秘诀所在，“我敢斗胆说，只要存在这样一个西方文明，就会有质疑哲学家的神学家和为神学家所烦扰并感受到这种烦扰的哲学家”，“我们拥有这样一个尖锐的对立：《圣经》拒绝被整合进哲学的构架，哲学同样拒绝来自《圣经》的整合企图”。既然这两种传统的冲突永恒存在，那么在面对这种冲突的时候我们如何选择呢？正如施特劳斯在《耶路撒冷与雅典：一些初步的思考》一文中所问，我们是选择耶路撒冷呢还是选择雅典？这两方都自命是真正的智慧，都极力否认对方有最高智慧的权利。但是最终还有不同，这种不同则表现在，根据《圣经》，智慧是以对上帝的畏惧为开端。上帝的智慧是人类所不具有的，人的智慧无法与上帝的智慧相比，上帝的智慧是神的智慧，因此面对这种智慧，人类只能选择倾听。而根据希腊哲学的看法，智慧始于好奇和追问。这种智慧始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曾对人言：“我不反对你们神圣的智慧，我只是不理解它。我的智慧只是人的智慧。”什么才是人的智慧呢？这就是不完善的智慧，只有能意识到人类智慧的残缺，才能展开对完美智慧的追求，所以要寻求完善的智慧或者说神的智慧，我们只能不断的追问，这种追问就是哲学。施特劳斯面对这种智慧的抉择的时候说，我们虽然不甚聪明，却盼望日趋明智，我们都是智慧的追求者，因此，“主张我们希望先聆听，再做决定，我们就已经选择了偏爱雅典而非耶路撒冷”。
也许到这里，分歧已经很明朗，施特劳斯选择终生服膺希腊古典哲学，选择了雅典，而沃格林选择了耶路撒冷，选择了《圣经》，选择了信仰。但是不要以为选择了一方就是对另一方毫无兴趣的摒弃，这种极端主义现代观念恰好是施特劳斯所批判的。施特劳斯认为，虽然我们在信仰与哲学之间不得不选择其一，但是“哲学家当敞开面对来自神学的挑战，神学家当敞开面对来自哲学的挑战”。事实上，施特劳斯曾经说过他的一生有两个兴趣，那就是上帝与政治。而从《耶路撒冷与雅典：一些初步的思考》一文中也可以看出，施特劳斯表现出的对《圣经》传统熟稔以及对这一传统深厚的解读功夫同样让一些所谓现代的研究《圣经》的专家学者感到汗颜。这点恰好印证了刘小枫先生的那个著名论断，二十世纪以后，思想大家必定显身为思想史大家。而施特劳斯和沃格林正是这样的大师人物。
如果我们把施特劳斯和沃格林在信仰与哲学之间的争论作为二十世纪思想史上的伟大事件放在一个新的现代的语境之内来阅读思考的话，对我们也许有新的启发。施特劳斯选择了回归古典政治哲学，勤勤勉勉、兢兢业业在大学内带领一批又一批学生阅读并解释古典名著为一生的职业，已经用他的行动表明的他所服膺的希腊哲学的特质，把哲学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并选择过这样的生活。在现代而不是古代，选择过一种沉思的生活，古代的生活，而不是现代的生活，这本身对现代就是一种无言的蔑视。早在1932年12月27日致好友克吕格的信中，施特劳斯已经表明了这种态度：“我们分歧的原因在于，我不能信仰，因而我在寻求一种没有信仰的情况下生活的可能性。”是没有信仰么？是不能信仰，因为现代之后信仰已被遗弃。
思郁
2007-8-3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