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书写之里程碑作品《简•爱》在1847年出版时以柯勒•贝尔(Currer Bell)这一性别不明的笔名出版;乔治•艾略特这一男性笔名和其行文风格常常使读者认为其作者理所应当为男性;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1929年寄往出版社的《大卫•格德尔》除了留下了邮箱外没有其他任何个人信息,编辑阅后如获至宝却不知如何联系作者;更难以想象的是,在20史记60年代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每日都有一架飞机在纽约和芝加哥之间往返,它被称为“经理航班(Executive Flight)”;该航班从不向女性售票,而这在当时却是完全合法的。 然而短短30年后 ,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一经出版,就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达九个月之久,销量达四千多万册,并先后赢得美国国家图书奖、1991年最佳小说奖、海湾地区小说评论奖、联邦俱乐部金奖以及国家图书评论奖提名等多种奖项。
这一剧变的确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发端于20世纪后半叶的各种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使得女性终于有机会发出“另外一种声音(Voice)”。女性作家们对男性文坛的权威氛围心存疑惑而唯恐避之不及,也常常对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持批判态度;然而她们都身不由己地受到社会习俗和文本常规的推动, 不断复制出它们本欲加以改造重构的结构来,走不出这一围绕“权威(Authority)”的怪圈。
作为一位活跃的当代华裔女性作家,谭恩美代表华裔女性挑战着美国社会的多重权威,《喜福会》中,叙述者们(narrators)的“多重他者”身份在作品中得到了有效的表达:作为华裔,他们是有别于主流白人族群的他者;作为女性,他们是有别于“正项”——男性 的他者。作者力图借助八位女性的叙述,来刻画一幅真实而不为其他族群所知的美国华人群像,借此发出美国华裔女性的“另一种声音”。基于这一有意识亦或无意识的目的,对叙述逼真性的要求遂幻化成为“隐指作者(implied author)”的指挥棒,指导其取舍底本中的材料,统筹安排故事情节。本文仅从三个方面浅析叙述逼真性的要求如何影响隐指作者试图重构权威的努力以及其最终无法逃出权威桎梏的尴尬。
一、 复杂叙述层次的使用
《喜福会》中的母亲们娓娓道来的那些繁复神秘的“中国”故事时,不约而同地是从小说设定的第二个时间段——20世纪80年代中的某一场景开始回忆自己儿时的不凡经历,这样的安排“符合叙事分层的标准,即上一层次的人物成为下一层次的叙述者”(赵毅衡,62),例如小说第一章吴素云的讲述是由女儿的回忆引出的:
And as she began to roll with one sweeping rhythm, she would start her story. Over the years, she told me the same story, expect for the ending, which grew darker, casting long shadows into her life, and eventually into mine.
“I dream about Kweilin before I ever saw it,” my mother began, speaking Chinese. (Tan, Amy, 21)
这样的安排形成了小说的双层叙述结构格局:母亲叙述自己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故事为一个层次,四位母亲的四段回忆在同一叙述层次内并置;女儿叙述自己在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经历,女儿们的叙述亦在此层次中并置:
(A)
Jing-Mei Woo --- Waverly Jong --- Rose Hsu Jordan --- Lena St. Clair
︱ ︱ ︱ ︱
(B) ︱ ︱ ︱ ︱
Su-yuan Woo --- Lindo Jong --- An-Mei Hsu --- Ying-ying St. Clair
这里属于女儿们的叙述层次A为高层次,因其为低叙述层次B提供了叙述者,叙述层次越高,时间越后。从情节的维系上说,低叙述层次往往是为了解答高层次人物的疑问而设计,这正符合喜福会的情节架构,女儿们对于自身身份的迷失迫使其转身将目光投向母亲的过去。隐指作者在此的有意识安排实际上使抽象的叙述者在高层次中变成一个似乎是“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也就是文中的母亲,使所描述的有关抗战前后中国的信息不至于来自一个令人无法捉摸的虚空而让隐指读者很难相信;同时高叙述层次中的母亲也为叙述接受者提供实体,也就是文中的女儿们。由此叙述信息的传递过程由抽象化为具体,即以母亲向女儿讲述的方式传递,而在包括西方文化(隐指作者的主要目标读者群所属文化)在内的多种文化圈中,母亲对子女的讲述都被认为是比较可靠而可信的。这种叙述层次的架构使叙述信息变得更加可信。
二、 第一人称复式人物角心形式的安排。
《喜福会》几乎通篇都使用第一人称叙述,不用进行精确的数率统计就可以发现“I”和“My”是这本小说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词。第一人称叙述的使用使得叙述视野较为开阔,“特许范围” 所涵盖的信息量较大,叙述者的心理活动完全在她的特许范围之内,如此以来第一人称的使用就为隐指作者价值观的植入提供了方便;而第一人称叙述者主要在谈自己的事,叙述的重心在她自己,因而也为情节的安排提供了方便,使得隐指作者对底本故事的提取和对叙述技巧的使用变得更加灵活而不会引起隐指读者的怀疑。
然而以上第一人称叙述的优点其实会对叙述逼真性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第一人称叙述在很多时候容易给隐指读者造成过度主观的印象,使其怀疑叙述意图的合理性,进而可能造成读者不愿接受叙述信息、认为其是虚假信息,最终无法完成有效表意的后果,更不必妄谈代表华裔女性挑战白人权威的目的了。隐指作者为解决此问题引入复式人物角心结构。小说中的每一章都由一位母亲或者女儿作为角心人物,每位人物都平等地得到了两章的空间来进行她们的叙述(其中只有吴素云是借吴精美之口讲述),这样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被第一人称叙述扩大了的特许范围,给叙述一种客观记录人物形象的假象。这种类似于从多个角度切入同一问题的方法(此方法通常被认为更加可靠)可以降低读者的怀疑焦虑,从而加强叙述的逼真性。
三、 集体叙述声音的运用
“集体叙述声音”由苏珊•S. 兰瑟(Susan Sniader Lanser)提出,它是指在叙述过程中某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被赋予叙事权威;这种叙事权威通过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也通过某个获得群体明显授权的个人声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兰瑟,23)主导文化或者说主流意识形态极少采用这种模式表达,因其违背了西方小说关于意识属于单一个体的常规概念,作家更多地是在表达自我。这种写作模式多见于社会文化中的“异项”同“他者”表达,例如少数族裔写作和女性写作。这些“他者”在社会中长期缺乏话语权,甚至部分他者自己的形象或者对自己的身份认同都是由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构筑而成的,集体叙述声音是他们争夺话语权,重构身份认同的有力工具。
《喜福会》中母亲与女儿们轮番讲述她们各自身世的片段,这种交响乐似的叙述声音组合共同发出了属于这种由家庭和友情构筑而成的集体叙述的声音;它使每个叙述者彼此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同时每个叙述者也成为这幅赫然可辨的华裔女性社群图景中的一员。集体叙述声音的这一复杂特性摆脱了单叙述声音给读者造成叙述主观武断的印象,使叙述更加可信。
四、 结语
总之,逼真性的确是影响《喜福会》写作过程的重要因素之一。隐指作者在此试图改变华裔女性在主流意识文化中的刻板形象的努力经由逼真的叙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文章开始提到《喜福会》的畅销程度就是例证之一。但由于她所做的努力是一种近于改朝换代的努力,即争夺虚构权威的努力,而非对体制的彻底变革,她在致力于代言华裔女性,重构权威的虚构话语的同时亦即展示了西方小说业已建构成形的虚构权威。要超越文学权威和传统,需要对更根本的东西——表现形式与释读方式——进行破化和重建,在这一方向上,先锋小说可能走在了部分“女性书写(écriture Feminine)”的前面。
参考文献
Tan, Amy. Joy Luck Club.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6.
高玉华,张愉. “对峙与融合——论《喜福会》的叙事魅力”. 《世界文学评论》,2007(10)
马丁(Martin Wallace). 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兰瑟, 苏珊•S. 黄必康(译). 《虚构的权威》.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王晓路(等著). 《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赵毅衡. 《当说着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 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逼真性的指挥棒 —— 重构权威的一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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