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蛇口的质疑也接踵而至,深圳南山的一份刊物《街道》在1997年发表《告别蛇口》一文,引来万人评说。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对蛇口的评说缺少一个最基本的坐标,它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符号,如果把蛇口看做一个企业,那么无论过去和现在,它的成功都是值得称道的。 《告别蛇口》开宗明义:“对始自1979年的中国改革而言,蛇口曾经具有极为神圣的象征意味,蛇口试验在80年代的中国改革事业中以其自身的非凡创造性与奇迹般的坚韧劳作,成为这一至少两代人参与的、极具风险与挑战性的社会大事迹的真实写照。今天,‘先走一步’也许没有了早些年探索行进中的惊心动魄与默然无语中的痛忍负重,但是,1979年其后的10余年,小小的蛇口在广东海岸线一块不足10平方公里(实际为不足3平方公里)土地上斗胆求索的每一步,都曾是大中国社会中的一声惊雷。雨过天晴,中国改革已历史性地向前迈出了一大步,那么,对中国、对蛇口,蛇口的曾经与蛇口的现实还意味着什么?” 担当改革的试管,是蛇口的一种天命。蛇口隶属招商局,而招商局是中国最早的国有企业,诞生于清末的洋务运动。参与其中的实业家和思想家郑观应写下《盛世危言》,指出“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蛇口20世纪80年代的各项改革就是“改良政治”。但是企业就是企业,最终要归位到企业的本职和本原,早期“改良”是历史使然,不能从始至终都“改良”。因此,过了近20年之后,还以“政治改良”的坐标来看蛇口,是非常不合适的。如此,有的人就得出结论,蛇口失去了以往的荣耀和锐气,蛇口没落了。 其实,如果把蛇口当做一个企业,就会看到蛇口是成功的。先不说蛇口在港口和房地产业的巨大资产,单就成名的企业家而言,马蔚华、马明哲、麦伯良、任正非、王石、张思民、徐少春,都出自蛇口。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最早上市的老五股之一的深金田老总黄汉青也在蛇口码头上做过装卸工。因此,中国企业家队伍中有一个“蛇口系”。 蛇口是上市公司最密集的地方,中国上市公司中也有一个“蛇口系”。安达是深圳老五股之一,招商局下面还有蛇口和赤湾港两个码头都是上市公司,招商地产、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集集团、金蝶软件都是上市公司。驻扎在蛇口的上市公司还有科健和南玻。 为什么蛇口能产生这么多知名企业和知名企业家?《中国企业家》杂志前总编辑牛文文对“蛇口基因”作了三点概括: 一、“公企业”。中国大企业的主流形态,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民营企业,但这些蛇口企业是一种新品种,万科的郁亮说应该叫“公企业”。它们不接受没有大战略大愿景的国有股东,为此不惜换股东,但也决不搞MBO或老板个人控股,即便是私人企业华为,老板任正非据说也只有5%左右的股份。于是,它们就取得了一种在国家战略和企业(家)战略之间的平衡,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又保证了强烈的企业家精神-这正好是100年前招商局创始人们身上流淌过的血液! 二、大行业。平安(保险)、招行(银行)、中集(集装箱)、华为(通信设备)、万科(房地产),这些企业的行业选择,具有极强的开创性和未来性,不要说在它们创业的那个年代,就是在今天也是非常具有扩张空间的“大行业”。而且,这些行业,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们开辟并定义的。为什么这群企业家能够不约而同地选择这样一些“大行业”?要知道,在30年的历史中,充满各种可以赚快钱的行业和业务诱惑,但他们几乎一致地坚守了当初选择的主业-有远见不容易,能坚持更不容易。 三、不犯王法。低调是企业人的本分,即便是高调如王石,碰到诸如宏观调控、《劳动合同法》这样的高度敏感的事情,也一贯和政府保持一致。所以,在30年一波接一波的企业出事高潮中,这些蛇口企业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在高速发展的转型经济体里做企业,这份清醒和自爱,格外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