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记得是一九六八年夏天,我闲着没事,在院里的大松树下看人下棋。突然大喇叭播出了一段消息。具体措辞记不得了,大意是办大学没什么好处,所以以后就不办了。四周的人好像没听见一样,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我听了却觉得五雷轰顶,脚底下有点站不稳。虽说世事纷乱,变化无常,我们对未来有多种猜测,可怎么也想不到会跑出来这么一个结果。这么大一个国家,大学说不办就不办了,这可真是古今中外,罕见罕闻。虽说过去一两年也曾见过一些奇哉怪也的事情,总觉得会有尘埃落定的一天,以后大家还会马拉车,牛耕田,各司其职,而对我们来说最适宜的事情,就是上大学。如果大学不办了,我们还能干什么?斩断了一向期待的与智慧的缘分,以后只能在红尘中挣扎,干点缺乏挑战力的粗浅事情,说一些缺乏想象力的平庸言语,营营役役,至死方休。这一闷棍落在头上,打得我们昏昏沉沉。以后在上山下乡的漫长生活里,总有点浑浑噩噩的做梦感觉。虽然日后也有招收工农兵学员之类的事情,但以我们的家世背景,想得到推荐无异是痴人说梦。所以十年后听说大学又恢复招生,而且要通过考试录取,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我们就像阿拉伯神话里的魔灵,被箴封在铜瓶里多少年。如今头顶上的瓶塞子终于打开了,但会不会已经为时太晚?真可谓“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总不能错过机会,即使是迟来的也罢,总要从铜瓶里钻出去。说起来廉颇虽老尚能饭,就算一饭三遗矢都不碍事,戴上个daiper就得。怎么着也得抖擞精神,上场一战。 七七年我跟两个弟弟,加上二姐四个人一齐上阵考试,但只有最小的弟弟上了大学,其余三人惨遭滑铁卢。其实我们的考试成绩都相当不赖,成绩揭晓后心里乐得开了花,喜孜孜地参加了体检。而当时未达到录取线的人是没有体检资格的。那些日子看什么都顺眼,大有“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劲头。只觉得“皇路当清夷”,天地间一派祥和之气“含和吐明庭”。当时还可以算得上是风华正茂,一股子书生意气直冲斗牛宫。得意起来不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阵一阵意气如虹。虽然还没有把当年万户侯视为粪土的豪气,但已经狂态可掬。恨不得跟李太白一般,高唱着“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绝尘而去,没想到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事情是明摆着的,我们三个肯定是因为家庭政治问题被刷了下来。其实小弟能被录取也纯属侥幸。他当年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而我母亲在钢铁学院管招生的人中有个关系,于是母亲登门求恳,希望能在政治审查上网开一面,这样才得以蒙混过关,不然便是全军尽墨。 我们三人落第之际,好似“分开三片顶阳骨,倾下一瓢凉水来”。老父亲好一阵郁郁寡欢,唉声叹气,只怨自己当年踏错了一步,在政治上吃尽了苦头,临老还要带累自己的儿女。我们心里虽有一种凄苦的感觉,但丝毫没有怨及老父的意思。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大家都是盲人骑瞎马,跌跌撞撞,身不由己,不管是老父还是我们,都没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老父这一辈子已经够苦的了,又何忍在他的心上再添创伤。想起不久前踌躇志满的狂相,觉得实属可笑。他奶奶的,不就是上不了大学吗?男子汉应该心胸宽广,既有视功名如草芥的胸襟,也有承载人生苦楚的担当。就是沿着一条凄风苦雨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也算是一种特别的人生体验。想起金圣叹临刑时讲的话:“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这才是摆脱了小儿女情怀的大丈夫胸襟。没想到天不灭曹,七八年又有一轮入学考试对我们开放。事实上,这是我们这帮超龄老童生的最后机会。我们三人摩拳擦掌,再度上场。这一年的政治审查大大放宽,终于赶上了末班车,踏进了高校门坎,老父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现在回想起来,我和二姐考上大学并不出奇,因为我们是老高二的学生,只要没把当年那点学问就着饭吃了,能考上学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小波是老初二的学生,与高中毕业差着四年成色,能考上大学相当不易。考前他没日没夜地背诵书上的条文,把数理复习材料上的题目排头做去。记得他对于几何题尤其喜欢。这种对图像的爱好似乎是一种家族的遗传。我们兄弟几个都有颇强的对于视觉直观的把握和想象能力,这一点在小波的小说里也有所表现。在《青铜时代》里,他把视觉想象的本事施展到令人惊叹的程度,为虚拟的历史故事增添了大量的图像细节。对于我来说,在工程上,特别是机械上的视觉感应好像是与生俱来,可以轻易地想象复杂的机械结构。就连我们的父亲也有一种天生的对视觉直观的偏好。他本是研究逻辑的,按说应该有一个枯燥而抽象的头脑,但他偏偏对形象的东西感兴趣。他在多年前就力排众议,主张在借助语言的抽象思维之外,人类还有一种依赖形象进行的思维,这种形象思维对于远古的人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他甚至还试图在普通逻辑学之外开辟出一门形象思维的逻辑。在这方面,他虽然还发掘得不够深,但在那个浅陋荒疏,思想呆滞的时代已是极其难得的了。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家。当时我们正在温习功课,准备大学考试,但我正在处女朋友,难免一心二用,另外对高考也存有轻视之心,觉得是小菜一碟,所以在女朋友那儿混到半夜才回来。到家一看,好家伙,两个弟弟拿着一道几何难题在等着我。据说他们一伙人一起证这道题,费了好大劲才有人证了出来,现在要试试我的本事。我拿过题来一看,果然挺难。我一心二用地忙了一天,早已身心俱疲,在暗淡的灯光下画出图形,想了一会,差点没睡着了。可是我不能在弟弟面前倒了架,只好迷迷糊糊地想下去,用了将近四十分钟才想出来,没想到居然得到弟弟们的称赞,说比他们的解法简单多了。第二天上午,我们又做几何题。这时我已经睡足了,只觉得身心舒畅,脑筋灵便非常。拿起几何题片子,以一分钟一道的速度解下去,唬得两个弟弟挢舌难下,说我这老高二的底子,果真是名不虚传。 小波在高考前一通恶补,仗着头脑灵活,记忆力出众,居然也考得不错。单就分数而论,差不多的大学都可以平趟。那时的形势是十载积压的学子一齐上场,考生年龄上到三十二三,下至十六七岁。因为政府提倡晚婚晚育,不然就会有父子同场赴试的佳话。由于考生众多,而大学只那么寥寥几座,所以录取率其低无比,和今天上大学之便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小弟晨光在文化革命时只读到小学五年,那一届学生虽然后来也打着初中毕业的招牌离开学校,但实际上仍不过是小学程度。因为后来虽然也有复课闹革命那回事,但完全是虚应故事,学者无心,教者也无心。据说全班只有小弟一人认真听讲,下课后还去求老师答疑,被老师叹为异数。小学程度和高中毕业毕竟相去太远,所以他能考上大学才是真正不易。据我所知,在那一届毕业的学生中,能考上大学的绝对是凤毛麟角。 小弟是我母亲的晚生儿子,所以母亲对他多了一分偏爱。再加上小弟一两岁时,患脑炎住院,连日高烧不退,好似虎口余生一般,从此更成了母亲的宠儿,受到了特殊待遇,至少是很少挨揍。这样日久天长,小弟逐渐在全家人心理上占据了一个特别的位置。小波从小性情温和,不爱争竞,像出家人一样一切随缘,所以他和小弟在一块时几乎没有当哥哥的权威。套一句摩登术语,就是被边缘化了。有一回妈妈卧病在床,小弟走过去嘘寒问暖,说出一番贴心的话来。小弟在这方面最为擅长,姐姐们都笑他:“大家一般都是个人,偏他长了个八哥般的巧嘴。”他说道:“妈妈你好点了吗?你想吃什么东西,我叫小波给你买去。”我在旁边听到这句话,觉得很好笑。这句话说出了他和小波之间的微妙关系,好听的话由小弟来说,出力的事让小波做去。可是小波再怎么说,也是个哥哥,小弟把自己摆到支配小波的位置上,这好像有点僭越了长幼名分。所以我们以后总把它当笑话说。小波却丝毫不以为忤。 小弟中学毕业后,分到北京烟厂工作,不需要上山下乡,这在当时已是一等一的肥缺。他的文化在同龄人中算得上佼佼者,但毕竟是小学五年级的学养,连信都写不通畅,说起话来也没有书香门第应有的文采。我和小波有时嘲笑他两句,无非是诮其不文,每天和一帮没文化的傻小子们混在一起,成了书香世界的化外之民。他听了之后深以为耻,决心奋发图强,完善自身教育,作一个有文化的上流人。与此同时,父亲也不断告诫我们,不要让光阴白白流去,要趁着年轻学点东西。于是他找到大姐当年的中学数理化课本,认认真真的学习。书上的习题每题必作,做完了就拿去请大姐批改。他还正儿八经地写作文,写完请父亲或大姐批改。如此年去又年来,他这一片向学之心始终如一。他把别人用来玩耍时间都拿来念书,数理化,英文之类门门都修,终于在文化层次上获得大幅提升,可以与我们比肩。七七年考大学时,他的成绩居然不逊于我们这些当哥哥姐姐的。 按照大姐的评价,小弟的才力在兄弟姐妹中算不上头等的,但他念起书来扎实细致,一丝不苟。他在家里自学中学数理时,书上的每道习题都作过,生怕有遗漏的死角,所以他知识之扎实,不亚于科班出身的,因此才能在七七年一举考上大学。小弟钢院毕业后,又到美国留学,先在肯塔基,后来又转到新泽西,拿到了化学博士学位。然后到密西根大学作博士后,最后到福特癌症基金会工作。在小波去世的第二年的一个晚上,他在底特律这个罪恶之都的一起劫案中被杀害。如今这件惨痛的事情已经洇入家人的内心深处,化作一个疤痕,所以不提也罢。 七七年小波高考落第,这样才有了他七八年到戏剧学院应试一举,只可惜受了肖伯纳的连累,又未能中选,只有鼓其余勇再试,终于在七八年上了人民大学。 在高考之前,小波面临选科的问题。一般人多半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或者擅文,或者擅理,可以择其擅者而从之。而小波两者都擅长,而且两者都喜欢,如何选择就成了个伤脑筋的问题。当时小波已经在和李银河处朋友,李银河认为小波在文学上有极高天赋,力主他学文科,甚至跟他说,好好写,将来诺贝尔文学奖是你的,但这一主张违背我们家的家训。我父亲在哲学界从业多年,那一阵子天雷滚滚,草虫皆惊,整天在提心吊胆过日子。所以他郑重地告诫我们:如果不是寿星老上吊嫌命长,尽量离意识形态远一点。后来小波来征询我的意见,我把我的看法归结为四点。首先,世上的学问有真传和假传之分。有句老话说,“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如果得了假传,在万卷书间忙得屁滚尿流,还要当一辈子糊涂人。无论什么时候,理工科的东西基本上属真传,而文科则未必如此。诚然,今天的文科已经有了巨大改善,但在七十年代末,文科基本上以假传为主。如果上四年学,天天学一些糊弄人的玩艺,岂不是虚掷光阴。其次,人到世上来一回不容易,怎么也应该对世界上的事情尽可能多懂得一点。数理是世界结构的重要一环,如果在这上面有所偏废,思想训练不足,将来想起事情来就可能蒙查查分不清丝缕。再一说,学理工科也未必就一定跟写作冲突。《无名的裘德》的作者托马斯•哈代就是个工程师,而写《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那位,不知其名,据说竟是个数学家。数理思维和艺术想象是两个行业,有人可以同操两业,说明二者在本质上并不抵触。或许有了数理基础,形成更大的知识格局,对写作会有帮助也未可知。另外,他读了那么多书,智商又高于常人,文科上的道行已然可观,比起文科的毕业生来也不遑多让,又何须再多学四年。最后小波终于听从了我的劝告,选择了理工科,考进了人民大学的商品学系。 …… 如果把人生想象为一个巨大的团块,在这个团块上就有两个凸出的东西。一个是情欲的感受,另一个是死亡的谜团。毕竟繁殖和求生,是进化在人身上安排的最基本的动机。对于梅拉尼来说,情欲和死亡具有无与伦比的刺激,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成份,她甚至在对死亡的种种幻想中体会到情欲的快感。在小波的身上存在着同样的倾向。小波的作品中有不少性心理的描写,为此被很多人视作格调不高。对这种批评他完全听而不闻,因为他只是忠实地写下了生活中他认为美好的东西。他以一种证道者的态度探索着宇宙之道,记录着生命中浓烈动人的成份。小波的《黄金时代》在香港发行时,被列入风月小说,并改名为《王二风流记》。这固然是为了商业炒作,但港人把它看作色情小说,实在是瞎了眼。在小波的作品涉及情欲时,我觉得他只有一半陷身于内,另一半浮在空中,以一种批评者的眼光进行挑剔,甚至冷嘲热讽。正因为这种一半陷身于内、一半浮身于外的态度,他笔下的情欲和《金瓶梅》,《肉蒲团》性质完全不同。即使在情欲膨胀几欲决堤时,仍然维持着内心的堤防,保持对情欲的反省,有点在道心的坚持中经历风浪,不肯随波流去的意思。 回想我们童年的时候,死亡的念头好像令人厌憎的阴影一样盘踞在心中,如同一个开放的创口,传来丝丝痛楚,令人不敢正视,又难以避开。一想到人生是一个末端开放的管道,我们最终会从那里漏出去,堕入恒久的长夜,就怎么也快活不起来。死亡的不同形式也令人陷入迷思。死亡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但如果这件事情带有一种美好纯净的本质,毕竟也算是一种安慰。“质本洁来还洁去”,不光是属于林黛玉的梦想。梅拉尼在昆虫尸体和风干的小动物身上发现了洁净的死亡,这和人化为泥泞的腐烂本质完全不同。在我们童年的冥想中,这类事情也曾千百次在心里萦回:死亡的腐烂面目是一种痛心的悲哀,而像昆虫一样洁净羽化则使世界蒙上了一层温和动人的色彩。在这类事情上想得太多也许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试想如果你有一天看见一个孩子愁眉不展,你问他为什么不高兴,如果他说考试没考好被爸爸揍了一顿,这是个正常的孩子。如果他说他正在因为将来终归难免死去而难过,你会怎么看待这个孩子,会不会把他当成个半疯?但我们就在这种半疯状态下度过了许多时光,专心地沉溺于有关死亡的令人泄气的思考。 死亡就其本质而言无色无味,决非一个负面的东西,由此可见对死亡的恐惧完全是违背逻辑的。与死亡相联的情绪,事实上是造化为生物设立的樊篱,就像牧羊人在悬崖前设立的电网,防止羊儿落进深渊。但有些特别的羊也许就爱上了电击的滋味,在电网上挨挨擦擦,乐此不疲。“临刑前的示众场面,血迹斑斑酷烈无比的执行,白马银车的送葬场面,都能引起我的性冲动。在酷刑中勃起,在屠刀下性交,在临终时咒骂和射精,就是我从小盼望的事。”这虽然是小波小说中的片段,未始不是他真实的想法。想起梅拉尼轮番使用吊索、手枪和毒蘑菇激发死亡的快感,就感到人们灵魂的相通之处,不管他们是生活在东方还是西方,是男人还是女人。小波的心脏有先天性的缺陷,这是因为我母亲怀他时遭逢变故,日日以泪洗面,持续性的悲伤造成了小波发育异常。他和那位梅拉尼走向生命的终点的方式十分类似,都是单独死在一个房子里,其后被人发现。而死因也相同,都是心脏衰竭。这些雷同之处使我长期以来抱有一个怀疑,就是有些特别的心理素质是不是和心脏缺陷存在某种关系。譬如说,有缺陷的心脏会不会释放一种非正常的心电信号,或者分泌什么特别物质,使人在想到死亡时,就产生一种神秘的悸动快感? 小波对自己的心脏毛病心里有数,我猜他早就感觉到自己的寿命不会很长,所以他一向散布这样一种观点,就是人生只有四十岁以前才值得活,过了四十岁,就是一个缓慢的受捶过程,所以后半截不如不要。他结婚以后,坚决不要孩子,我想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在去世前不久,他肯定从心脏那儿得到了十分不祥的信号。他在给我的最后一个email中说:他感到情绪灰暗,觉得自己是个worm,也就是洋拉子一样的蠕虫,什么都做不好。他还和一个北京的朋友说:他觉得他要死了。现在想起来,当时他的心肌炎肯定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但是大家都没把他的话当真。 小波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我后来也出国留学,所以相聚的机会屈指可数。所以我不准备多写他以后的生活,只除了一件事。小波在美国时就开始奋力笔耕,写下了《黄金时代》,《唐人小说》等作品,但早期的销售业绩很是糟糕。他的《唐人小说》文字精雕细琢,有一种流畅起伏、优雅得体的内部旋律,可就是卖不出去,真可谓“郁郁乎文哉,一个都不来”。只好请家人,包括姐夫扛着书满城找书摊托售。他把书寄给我,想听听我的意见。我现代西方小说看得少,脑子里还是巴尔扎克、雨果一类的旧东西。想起古典作家连篇累牍的细腻描写,就建议他多写点细节。我猜他后来在《唐人小说》中加入无数想象出的细节,使它膨胀为《青铜时代》那样的大部头,就是听了我的主意。现在想来,这无疑是一个有趣的尝试,但我也不知道我这个主意是不是恰当。毕竟现在已经不是巴尔扎克的时代。比起几百年前,今天最显著的不同就是影视文化的出现。在真实细腻的程度上,文学已难和电视机的感性表现竞一日之短长,就像绘画在写实方面败给摄影术一样。如果今天他再让我出个主意,我会建议他向心理描写方面努力。因为文学可以在内心疆域中直接落笔,变化灵动,而影视文化在这方面属于隔靴搔痒,笨重不灵,永无赶上来之可能。小说家的用武之地是在内心舞台上制造和捕捉情绪,然后尽可能地把它们传达出来。他们不需要滥施笔墨,地毯轰炸,而可以找好穴位,施行点穴之术。当然我可能也无须出这个主意,因为他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而且做得很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