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正赶上全民作诗的时代。我经常看人大校刊上刊出的大人写的诗，觉得呆里呆气的，一点不见出色。有一次，老师让我们也写些诗，放在黑板报上。我一时心血来潮，仿照人大校刊那些诗的样子，作了四首十六字令，觉得比大人写的一点不差，就交了上去。这些诗完全是虚张声势的套话，没有真情实感，所以后来全忘了，只记得有一首的结尾是“革命烽火赤”之类。没想到又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去，审问了一通，问我是不是从报纸上抄袭的，使我感到极大的屈辱。 这段作诗的事情我跟小波闲聊时提起过，为此没少受到他的嘲笑。他把这段大跃进年间写诗的故事写到了自己的文章里。按照他的说法，有一天他在废纸箱里偶然发现一篇我的诗作。这首诗被糟改为：“共产主义，来之不易，要想早来，大家努力。”他看完之后就毫不犹豫地把用它擦了屁股。这使我有一点忿忿不平的感觉，因为我的诗再不好，也没差到那个程度。再一说当时朝野的诗人满坑满谷，无非也就是我的水平，凭什么他们的诗就可以登在报纸上，从收音机里放出来，而我的诗就只能填进茅坑？这个道理找谁说去？回想起那年月作诗的事，完全是一筐子笑话。多少胸无点墨的人自以为压倒了李白杜甫，实际上给人家提鞋手指头都嫌肥。那时候昔年的大才子郭沫若摆出了老莱娱亲的架势，作出一副天真的模样，就差手里玩一个拨浪鼓了。他在报纸上接长不短地发表一些像“伏老不伏老，泽东真泽东”一类的诗，好像要让大家都看见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土老冒，这大概就是他的韬晦之计吧。那时候缺心眼的粗人比较吃香，处处站在领导岗位上，心思细腻的人好像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十有八九要倒霉。记得我七十年代下煤矿的时候，有一天在礼堂开大会。一个头头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指引下……匍匐前进”，我们在台下拼命忍住不敢笑，把脸都憋紫了。我猜对他来说，“匍匐前进”是一个音调铿锵的字眼，所以铁定是一种无比豪壮的前进方式。他绝对猜不到它的真正意思就是趴在地上像狗一样爬。对于不通文墨的粗人来说，作诗和编顺口溜完全是一回事。有一年，矿领导钦点了几个人编写煤矿工人诗集。这对这几个人来说无疑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可以摇着芭蕉扇在外边晃荡，不用下井了。书成之后，我们哥几个一边看一边笑。篇头的序言里就有这样幽默的句子：“我们(指编者)编写和杜撰了这部诗集”，这句话想来是在“我们编撰了这部诗集”的基础上叠床架屋而来。看来画蛇添足实属要不得，见好就收才是硬道理。书里的诗句光是粗陋不文倒也罢了，有这么两句是：“车车乌金堆成山，滚滚流向中南海”。这两句话严格说来有一种弑君倾向。试想如果堆成山的乌金滚滚流进中南海，将置我们的中央领导于何地？写诗的人真是寿星老上吊，嫌命长，碰上有人举报麻烦就大了，打成反革命是起码的，弄不好还要蹲监狱。 还记得有一回，我父亲带我去实验二小参加考试。实验二小号称是北京最好的小学，需要通过入学考试才能进去。老师给我出了一堆题，其中有一道是：树上有十只鸟，用枪打下一只，还剩几只鸟？出题人的本意，是测验我们是否聪明到这种程度，以至于知道枪响之后，所有的鸟都会吓跑。其实这点小意思，我在第一秒钟就想到了，因为平常用弹弓打鸟的时候不少，当然懂得这点道理。不要说好歹还打下了一只鸟，就是准头不好，跟我平时打鸟一样，一只也打不着，一弹飞去，鸟儿也就都吓跑了。问题在于我不敢确定，他考的是不是这层意思。当时我脑子飞快转动，想到了许多其他的可能性。当然我可以说鸟统统飞走了，但如果这些鸟因为什么原因不能飞，譬如有伤或有病，或者这些鸟中有些是窝中雏鸟，这种回答显然就有问题。当时脑袋里还迅速闪现了鸟是聋的以及鸟爪被粘在或捆在树枝上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虽然不大，但究竟是无法彻底排除的，所以回答“一只鸟都不剩”是满危险的，也许还是不要卖弄聪明的好。也兴许出题老师的意思原本没这么复杂，兴许他只是想考考减法。在我反复掂量的时候，老师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我只好选了一个老实的答案：还剩九只。老师说“错”，于是我名落孙山。事后回想这件事，我琢磨想不到枪响会惊飞鸟儿的孩子大概根本没有，回答还剩九只鸟的孩子，恐怕都是和我一样，在掂量出题人本意时想得太多，难以决断。也许是酸葡萄心理作祟，我觉得答错这道题的人未必就比答对的人笨。所以想用这道题判断儿童智力的人，实在就像小波常说的那样，是“屁股眼大丢了心”，大大低估了儿童的智力。大人们自以为聪明，其实往往很蠢。 接下去的几年，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有关大人智力的负面证明。有一天，学校老师带着我们种起了试验田。当时正在推行新的耕作方法，其诀窍一为深耕，二为密植。我们在学校运动场上号了一块地，正好有一分，也就是一亩的十分之一，用铲子把这块地越挖越深。几天之后，这个大坑已经深过我们头顶，老师说，还不能停，接着挖。于是用上了绳子和铜瓢，一帮孩子往铜瓢里装土，另一帮孩子拔河一样把铜瓢提上来。最后终于挖了一丈来深，看起来像个地窖。放学后，我带小波来看我们的杰作，还告诉他千万小心，别掉进去。小波探头往里看了半天，看见坑底全是黄色的泥土，还有一个炒菜锅大小的铜瓢躺在坑底，上边拴着一根绳子。他问我们是不是在打井，我说大大地错了，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前无古人的试验，在他面前的这个大坑里将会长出无数的粮食，足够几十个人吃一年，听得他将信将疑。 然后这帮孩子就到处去拾粪。肥料攒足了，就一层肥一层土的往大坑里填，直到把坑填满。最后在这一分地上下了二百斤小麦种子，就等着秋后吃白面吧。我和小波经常过去看看麦苗长出来没有，次次失望而归。终于有一天，麦苗长出来了，可是远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多，而且长得东倒西歪，病怏怏的，一根成材的都没有。听人家说，我们施肥施得太多，把种子都沤死了。还有人说，亏得种子差不多都沤死了，要是苗都长出来，立在那儿，得比刷子毛还密，挤也挤死了。反正是怎么着也活不成。还听人说，我们挖地一丈深，完全是瞎胡闹。那坑底下的黄土是生土，把生土翻上来，种什么也长不了。再说我们一分地就下了二百斤种子，完全是笑话。我们学校旁边是人大的试验田，人家一亩地下了五十斤种子，还间了好几回苗，说是太密了。到了秋后，人大的试验田多少收了点粮食，而我们的试验田颗粒无收，白白瞎了二百斤种子。 那年头是个令人振奋的时代，人人都处在一种亢奋的精神状态中。我们这些小学生整天提着个苍蝇拍子到处跑，打死苍蝇后就用镊子夹到瓶子里，每天拿到学校给老师点数。教室墙上挂着图表，上边用图钉钉着些红箭头，标志着每人杀死苍蝇的数量。我们还在竹竿上绑上布条，到处轰鸟儿，一边敲锣打鼓，吓得天上的麻雀不敢落脚，不停地飞，直到累死，从天上一头掉下来。我们当然玩得兴高采烈，更得意的是，大人也和我们一起玩，只是他们不肯承认罢了。他们说，他们是在做一件造福世人的事情，叫做除四害。我们除了一阵子四害，忙得不亦乐乎，可是到了下一年，苍蝇还是那么多。麻雀倒是见少，但听人家说，地里庄稼被糟蹋得反而比往年厉害，因为麻雀吃虫，少了麻雀，就多了害虫。看来干点好事真是不易。 那时候的人本事大了去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已成为全民共识。新生事物不断出现在报纸上，譬如滚珠轴承，双轮双铧犁之类。如果说这些东西外国早就有，算不上独创，有一件东西可绝对是独创的，那就是超声波发生器，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这东西一度风靡全国，可以发出超声波，能在食堂蒸馒头，在澡堂池子里烧洗澡水，功效神奇。人大还为它开了个科技产品展览会，我和小波也跑去看热闹。这东西看起来并不复杂，就是拿一根普通的水管，把一头捶扁，在捶扁的地方开一个豁子，再在豁子上嵌一个刮胡子刀片，刀片必须是薄的，可以弯来弯去那种。据说把这东西接到高压蒸汽上，刀片就会高速振动，发出超声波。而超声波，光听这个超字就知道无所不能，蒸几笼馒头还不是小菜一碟？这东西后来获得广泛应用，被装在每一个澡堂子里，因为刀片锋利，不知道割破了多少人的脚丫子。直到有一天这个东西从管道上意外脱落，烧洗澡水的功能却丝毫不受影响，人们才明白，不管它是不是真能发出超声波，这个东西都是纯粹多余的。因为光是管道里冒出的高温蒸汽，加热洗澡水就已经绰绰有余。这么多的大人，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想通这么简单的道理，你说他们的智力是不是有问题？ 那时候最让人觉得有意思的事，还得属炼钢铁了。大喇叭嗡嗡响，整天在说这件事。北京城里里外外建起了炉子，到处浓烟滚滚。就我们在人大见到的，炉子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炒钢炉，比较矮，像个土炕，前边是烧火的炕洞，后边有个烟筒。还有一种比较高，像个玉米棒子戳在地上，叫做小高炉。炼钢炉一开，就不能停，晚上要挑灯夜战。我们喜欢看晚上炼钢，离老远就看见一片红光，笼罩着那片场子，火星像萤火虫一样，星星点点飞上夜空。走近了就听见大人们吵吵嚷嚷，鼓风机呜呜地响。只见几条大汉，想来是人大的学生，戴着头盔，手持钢钎，打扮得像武士一样，轮番冲上前去，用钢钎在炉膛里翻搅。炉膛里的东西好像是一些大块小块的渣子，烧得通红，随着钢钎的拨动，不停地翻转、堆叠，高高低低地变化，同时冒出大量的热气，烤得脸发烫，倒有点像我们玩火时的情形。小孩子都爱玩火，我们有时也捡一些废纸、干草、树棍之类，点起火来，看那些大片的东西在火中挛缩，弯曲，表面发黑，然后罩上一层火焰，哆哆嗦嗦地垮下去，化成灰烬。如果用树枝在里面搅一搅，就看见大量火星夹在黑灰里飞起，轻盈袅娜，惹人遐思。可是那如何能与眼前的情形相比。随着钢钎的戳弄，大颗的火星从炉膛里飞上空中，星星点点，历久方熄，比过节放花还好看。 等到钢炼好，从炉子里掏出来，放凉了以后，我们就过去看。它们与我想象中的那种致密的金属全然不同，是一种半黑不褐的颜色，有点像蜂窝，也有点像马粪，上面满是孔洞，看上去像是含有大量的杂质。我当时就下定决心，如果用这种钢做成菜刀，我是绝对不买的，因为往案板上一刀剁下去，没准就断成三截，弄不好就剁了手指头。如果用这种钢做成汽车，我也绝对不敢坐，因为开不出半里地，没准就要爆炸。后来听说，当年全国的老少爷们练的钢，差不多全是这个样子，不光我不敢用，而且压根没人敢用，全被用来修公路，垫大坑了。 有一天，小波自己跑去看炼钢，一不小心被绊倒，摔倒在炼出的钢块上，把胳膊割了个大口子，让人送到医院，缝了好几针。那个口子相当深，割透了皮下脂肪。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身体内部，没想到竟是这样一些白花花的东西，大大吃了一惊，吓得连哭都忘了。 他后来把这一段遭遇写到自己的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里。他写道：我是五二年生人，五八年六岁，当时住在一所大学里。所以我怎么也不能理解哇哇叫的是高音喇叭，嗡嗡叫的是鼓风机，一零七零是一年要炼出1070万吨钢，那些巨人是一些大学生，手里的长枪是炼钢用的钢钎，至于哇哇叫出的小土群，小洋群是些什么东西，我更不可能懂得。何况那天的事情有头没尾，后来的事情在记忆里消失了，就更像个梦。直到我都二十岁了，对着小臂上一个伤疤，才把它完全想了起来。那天我看完了出钢，就往回走，在钢堆边摔了一跤，钢锭里一块锅碴子把我的小胳膊差一点劈成两半。这件事太惨了，所以在记忆里呆不住，用弗洛伊德的说法叫做压抑。压了几十年我又把它想了起来，那天我不但流了很多血，而且我爸爸是拎着耳朵带我上医院的。关于这一点我不怪他。我们家孩子多，假如人人都把胳膊割破，就没钱吃饭了。后来我老想，在炉子里炼了好几个钟头，锅片子还能把我的手割破，从冶金学的角度来看，那些炉子可够凉快的。为此我请教过一位教冶金的教授，用五八年的土平炉，到底能不能炼钢。开头他告诉我能，因为只要不鼓冷空气，而是鼓纯氧，不烧煤末子，而是烧优质焦炭，就能达到炼钢的温度。后来他又告诉我不能，因为达到了那种温度，土平炉就要化了…… 关于被爸爸拎着耳朵上医院的说法并不夸张，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手拎耳朵就成了我爸爸接触他身体的主要方式。有一天小波去理发，理发师拨开他稠密的头发，说：看看，还是两个旋呢。然后摸着他的头顶，惊叫一声，“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峰插南斗”，这不知是在夸奖，还是在褒贬他的头形。一个理发师懂得骨相学，这也许并不奇怪，可是他居然兼通旧诗，可见人大确实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接着他就开始欣赏小波的耳朵，说这不是耳朵，是个秤钩子，用吊车挂上能把人提起来。据小波说，在他受惩罚的时候，我爸爸最喜欢揪住他的耳朵往上提溜。于是他歪着脑袋，皱着眉头，脚尖配合我爸爸的动势尽力上跷，以减少耳朵的受力。但把脚尖跷到头后，他的一切努力再也无法减轻痛苦，只好像技穷的黔驴一样挂在那里听天由命，牙花子不停嘬着凉气。据说我爸用劲大的时候他两脚都能离地。日久天长，他的耳朵在外力作用下变得肌肉发达，跟铁钩子一样。他给我看他平常挨揪的左耳朵，确实比右耳肥硕若干。由此也可见，如果继续揪下去，把他变得像刘备一样双耳垂肩也不是难事。 关于他体内那些白花花的东西，他有以下的记述：五八年我独自从家里跑了出去，在“钢”堆边摔了一跤，把手臂割破了。等我爬了起来，正好看到自己的前臂裂了一个大口子，里面露出一些白滑滑亮晶晶的东西来，过了好一会才被血淹没。作为一个六岁的孩子，当然不可能明白这是些什么，所以后来我一直以为自己体内长满白滑滑黏糊糊像湿棉絮似的东西，后来十几岁时遗精也没感到诧异，因为那不过是里面的东西流出来了而已。但是我爸爸揪着我上校医院时，以及大夫用粗针大线把我缝起来时，我都在想自己是一具湿被套的事，呆头呆脑的忘了哭。大夫看了，关心地说：老王，这孩子脑子没有毛病吧？我爸爸说没有，他一贯呆头呆脑，说着在我头上打了个凿栗，打得我哇的一声。然后我就看到我爸爸兴奋地搓着手说：看到了吧，会哭，是好的。后来我看到回形针在我的肉里穿进穿出，嚎哭声一声高过一声，他觉得太吵，在我脑袋上又打一凿栗，哭声就一声声低下去，我又开始想自己是个被套的问题。我爸爸在很短的时间内生了六个孩子，正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只要头上打一凿栗能哭出来，他就很满意。这件事说明，外表呆头呆脑，好像十分朴实，而内心多愁善感，悲观厌世——这些就是我的本性。 关于人的本性，当时我们也进行了很多讨论。听说人的本性可以从一些外部特征看出来，这足以引起人的浓厚兴趣。正像那个理发师说的一样，小波头上有两个旋，而广泛流传的口诀是：一旋横，二旋拧，三旋打架不要命。所谓“拧”是北京话，意思是倔，一条道走到黑的意思。那时小波已经开始上学，但顽劣之性未改，不听老师的话，全不懂得尊师重道。老师姓慈，他就给人家起了个难听的外号，叫什么瓷尿盆。人往东，他往西，人家打狗他骂鸡，说得好听点叫有反抗精神，说得难听点叫倔驴，确实够得上一个“拧”字。有一次老师把他叫起来回答问题，他站在那里，两眼平视，一言不发，一副死猪不怕热水烫的架势，气得老师够呛，又拿他没辙，对他喝道：坐下，一分。他就这样吃了不少一分。 那时候，大炼钢铁的活动已经无疾而终。人皆有羞耻之心，人大已经把那些炼钢的遗迹清理得一干二净。只有旁边的人大附中南墙里面还有一块地方，堆满了旧炉渣、废钢锭，巨大的水泥和金属构件，还有几个没来得及拆掉的旧高炉。我和小波喜欢到那儿去玩，因为那个地方高高低低，寸草不生，毫无人气，使人想起天地初辟的史前时期，女娲补天时的蛮荒世界，甚至还带有一种灭绝人性、干燥酷烈的魔幻气息。我们都感到了那种枯燥、呆滞的废墟气氛，那种在单调中凸显的形体变化，甚至一种往心里渗透的死亡气息。每当我们用一种只能意会的内心扫描把这个世界扫描一周，就造成了心里无法控制的扭转和颤抖。这种感觉反而激起了他的冒险冲动，他走到一个旧高炉前，手脚并用地努力往上爬。但炉壁上没有太多可以攀援的地方，所以他爬到半截，就顺着斜面滑下来，滑下来后，又另选一个地方开始爬。这样爬上滑下几回，身上都划出了血道子，但他好像中了邪，皱着眉头，做出一副坚毅的表情，继续往上爬，就像他今后的一切幸福都取决于是否能爬上炉顶。最后他终于爬了上去。我问他看见了什么，他说，也没什么，不过是一些旧炉渣、破砖头，还有几泡野屎。据他自己说，那天他的胸口划破了，疼得钻心，但隐隐觉得炉子里好像藏着一个天地间的大秘密，产生了强烈的冲动，不爬上去看一看决不甘心。我知道，他是被那种奇怪的蛮荒气息魇住了，进入了一种抽象艺术的境界。那种脱离人间的蛮荒气息非常特别，虽称不上美好，但也不令人厌恶和恐惧，它使人的遍身毛孔都流动着一种绝对脱离管束的怪诞而舒畅的感觉，好像把一切过去的忧虑和责任从心中释放，准备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我猜他不断爬炉子，就是在搅动和体会那种陌生的怪诞感觉。由此也可以看出他那股无缘无故、百折不挠的倔脾气，当得起一个“拧”字。 当时我们住在西郊人大，过的是一种半城半野的生活。周围的孩子，虽然也算是高等学府的子弟，却带有一种疯疯癫癫的野性。我从没见过比我上三年级那个班更加疯狂的地方。每个人都在苦心积虑地琢磨着如何捉弄别人。上课的时候，哄笑阵阵，皮筋射出的纸弹乱飞，打到前面人的后脑勺上。每逢一个人被老师提问，站起来的时候，别人就会把他的椅子偷偷撤走，等着看他屁股着地的狼狈相。孩子们用小木棍装上尾翼，头上安一根针，做成飞镖，样子就像外国酒吧里投靶的标枪一样。随时随地，飞镖在空中纵横飞舞，教室成了危险之地。有一回，我站在黑板前面一回头，一根飞镖突然钉在我的前额上，挂在头皮上，如同一根像鼻子一样悬挂下来，好悬，差点把眼睛给扎瞎了。有一天，老师正在讲课，教室的门板居然被人卸下，轰然倒在地上，把老师给气哭了，发誓再也不到这个班来。 武斗是雄性的本能。当孩子们碰到一块的时候，经常有人无缘无故地恶语相向，接着就互饱老拳，拉拉扯扯，倒在地上，像两条狗一样在尘土中滚动。有时候还会有几十人互殴的场面，像后来的“文革”武斗一样。记得有一回我们在家里坐着，听见楼下吆喝：“嘿，打三建的去”。“三建”是人大南边的第三建筑公司的简称。也许是因为白领阶层和蓝领阶层之间的根深蒂固的隔阂，人大和三建的孩子互相看不入眼，总是发生殴斗。到后来我们只要发现三建的孩子到人大校园来玩，就要聚众把他们打出去，那天就是这个情形。我们赶紧跳起来，整理衣服，把腰带和鞋带系紧，兴冲冲地跑到楼下。只见从前前后后的楼里，男孩子一帮一伙地跑出来，汇成一股洪流，往殴斗的地方走去。我一边走，一边感到一种凛凛的豪气，好像自己是身披重铠的中古骑士，正在奔赴决斗场。到了那儿，只见双方已处在对峙状态。因为小波人小体弱，我叮嘱他在后面看着，不要往前，就勇猛地冲上前去。这场战事实在乏善可陈，因为对手见我们人多势大，稍微招架了两下就拔腿溃逃。我们掩杀十里，大胜而归。 因为生活在一个经常殴斗的环境中，如何增强自己的武力就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打架胜了固然可以飘飘然三日，假如打败了，那气可不是人受的。我就见过一个孩子被打败，按在地上，骑在上面的孩子跟他说，不叫爷爷就不放他起来。我们都是以英雄自命的人，假如这样的倒霉事降临到头上，爷爷当然是不肯叫的，挨揍也是小事一桩，就是受不了被按在地上挣扎不起来的屈辱，一定要气得以头抢地，三天吃不下饭。为了增强武力，我们没少打熬气力。买不起哑铃，就用两块砖头代替。每天还要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再手扒门框，练引体向上，盼望着瘦骨嶙峋的胸脯上有一天长出大块肌肉，就可以傲视群雄，独步江湖。可惜练了很长时间，胳膊还是细得像麻杆，胸前还是两排肋骨。现在想来，想必是营养不佳影响了发育，如果能像美国人那样顿顿汉堡牛排，没准也能练出施瓦辛格的块头来。 有一天，我们照例到小学操场上练单杠，练得精疲力尽，胳膊酸疼。在回家的路上，碰上了两个宿敌。这两人的名字早忘了，只记得其中一个的外号叫“大寡妇”。大寡妇直向我奔来，刚刚搭上架子，就看见另一个也和小波动上了手。其实我平常并不那么熊包，但那天实在是练得几乎脱了力，叫“大寡妇”三晃两晃，摔在地上。然后他骑在我身上，按定双手。我奋力挣扎，没翻起来，再而衰，三而竭，被人像狗一样按在那里，屈辱得几乎流下眼泪。我平时惯于在弟弟面前摆出英雄架势，这回千不该，万不该，当着弟弟的面被人打翻在地，挣挫不起，以后脸都没处搁了。那天小波真是出乎意外地悍勇。他正和他的对手一递一着地斗拳，看我被放倒在地上，就飞奔过来，拉着“大寡妇”的衣领，一把将他扯翻。于是我从地上跳起来，扳回了劣势，双方好一阵缠斗，直厮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才以平手作结。打完架后，我一边往家走，一边陷入狂乱的回想，眼前都是搏斗中的记忆残片，同时深为有这样一个弟弟感到庆幸。想起被人按在那里一筹莫展，好像一个动物标本，好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真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如果继续被人骑下去，我还能怎么办？徒有一腔爆炸般的怒火，但这种精神上的怒火奈何不了别人，只能把自己烧死。此事想起来就后怕，没有小波的话，我根本不可能从那种困境中解脱出来，以我当时的气性，多半会被气死。俗话说，打虎要靠亲兄弟，这话真是不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