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大院位于西单,当年是清朝的郑王府,里面有两重巍峨的大殿,还有花园和假山。当春天到来的时候,说它是花木葱茏也不过分。但这是六十年代的旧皇历,如今花木已被刈除净尽,因为是古建筑的缘故,大殿还没被拆掉,但已被高层建筑围起,像徽钦二圣一样坐井观天。 我们虽没作过几首诗,但因为诗文的熏陶,有一点诗人的气质。在生活中不论走到哪里,经历些什么,总会由眼前情景中引发出绵绵不绝、难以名状的花絮般的感触,好像电影中的背景音乐一样。由于在这些感触中沉溺日深,时常不由自主地对这些东西作一种形而上学式的思考。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这个世界提供给我们的东西,除了表层的符号外,还有一些深层的实质性的东西。表层的符号多半是浮光掠影、无足轻重的东西,就像一件物品或一个人的名号,对事态没有实质性的影响。由于有这样一层想法搁在心里,我们对名号一类东西的记忆十分差劲,有时候看完一本小说,情景脉络的勾连变化记得清清楚楚,回忆起来如同身历其境,在其间漫游一般,就是人名一个也没记住。当然,如果一个名字的构成戏剧性地影响了情节的变化,记住这个名字也很自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光是名号,同时也介入了实质的层面。 除了无关痛痒的符号外,还有一些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存在状态的东西。譬如那些奇妙的感触,以不同方式搅动内心的波澜,像是生活中的调味剂,它们就是表层下的实质性的东西。在感触的层次之下,还隐伏着更深一层的实质,代表着这些感触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如果再往深里挖掘,就会看到一个随着时间的推进不断被揭示出来的庞大的网络结构。这些东西才是这个世界较为深邃的一面。 不知为什么,世界上的人很少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他们对于偶然形成、无关痛痒的表层符号感到更大的兴趣。我有一位同学,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了对于官面人物的极大兴趣。我听过他兴致勃勃地列举政府里够得上级别的大员,他们在何部何委任何职,出身何处,他们历史上的升迁,种种官场掌故,种种人际关系,如数家珍一般。我一点看不出记熟这些东西有任何意义,看不出从中可以归纳出任何有意思的结果。一个叫某个名字的人在某年某月坐在某个官位上,好像是一件极为偶然的事情,记熟这些东西,和记熟后院哪一片树叶落在台阶上,哪一片落在墙角,哪一片落在塘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可是在我们学过的一些学问里好像就充斥着这样的东西。譬如历史,记录的多半是一堆皇帝和权臣你上我下,相当于一个官场掌故的集成。特别是政治,讲述的无非是一些处于社会较高层次的人偶然形成的一些观念,好像池水上浮起的一层泡沫,很少包含必然的成分。所以我们对政治总是提不起兴致来。当年高考,我和小波别的考得都不错,唯有政治考得一塌糊涂。 当然,一切严肃的科学都应该重视事实,但我就没听说过研究物理学的人需要记忆后院里树叶的位置,或者某块石头何年何月坐落在某个山头上之类的事情,因为这些偶然的东西离实质性的规律太远。总而言之,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两种人,假定他们一起来到一个地方,平生第一次看见一个电话系统,第一种人首先想到的事情是记熟所有的电话号码,第二种人想到的则是弄清楚隐含在这些装置运作中的潜在精神。第一种人喜欢并能理解的是一个目录索引的层面,第二种人的思想则常常脱离目录的层面,沉溺入一种无法拿到桌面上看清楚,隐伏在意识深处,甚至在意识的盲点中穿梭运作的胸中感觉。从拓展真正的智慧而非貌似智慧的花式的角度来看,第二种人显得好一点,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造就了大量的第一种人。 我们搬到了城里,但对单调拘谨的城市生活并不喜欢,觉得城里人表情呆滞,瘟头瘟脑,手上脸上涂着雪花膏,一举一动都带着脂粉气,好像戏台上的青衣花旦。家里家外,到处是一股樟木箱子、卫生球的怪味。城里人日日生活在其间,好像熏鱼一样被这种怪味熏透了,连性格都发生了变异,做起事来怪里怪气,殊不可解。那股沉闷无聊的气味实在令人窒息。住进城里,才懂得什么叫十丈红尘,难得有一块清静地方。出门一看,除了七高八矮的房子外,周围连树都没几棵,与郊外开阔而浪漫的精神格格不入。但我们别无选择,只好在这里忍着。 比起人大来,教育部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文化。这儿的官员好像已经被岁月磨蚀,变成了一种毫无棱角的圆滚滚的物体,沉没在灰色的凡庸生活中,没有激情,没有出人意表的灵感。每天除了在办公室里等因奉此,侍奉官事,就是回家做饭吃饭。当两个人在路上相遇时,除了说两句“吃饭了吗?”“今天晚上有电影,要不要去看?”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使人觉得他们的心理活动极其贫乏,有点像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或者像笼子里的小白鼠。这个笼子里的每一根铁条都包上了柔软的棉花,它们就在其中无痛无痒、毫无感触地生活着。我猜他们或者是在一种平庸无趣,扼杀想象力的小市民生活中泡得太久,泡掉了激情和锐气,因而变得未老先衰;或者是已经经历过太多的事情,到如今心灰意懒,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由于这种温吞绵软的蠕虫般的性格,教育部的人在“文革”时代没有干出任何惊天动地的事情,按照小波的说法,放屁都放不响,唯一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屁股展览。有一天有一派的几个人被另一派抓住,施行了体罚,体罚的方式是打屁股,屁股上被打出了青紫之痕。为了控诉打人者的野蛮暴行,被打的一派找了一间屋子,让几个受害者趴在桌上,把裤子褪下,屁股撅起来,露出伤痕,并贴出海报让全体革命群众参观。据说参观者颇为踊跃,幸亏被打者没有女性,否则恐怕要挤破了门。这件事弥漫着一种暧昧难明的怪异气氛,无论是参观者还是被参观者心理都有点不健全。就说趴在桌上撅起屁股给万人观看,就不大像一个须眉男子干出来的事情。 还有一件趣事,也足以证明在教育部的干部中,有一种与性意识相关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心理。有一回,一个派别的派众发现另一派的一对男女经常在一个黑屋子里幽会。为了革命的利益,有必要抓住这个机会,从道德操守的角度对另一派进行抨击。于是他们暗中布置了对这对男女的监视,设下了金钩钓鳌鱼。有一天,这对男女又进入黑屋厮会。他们在门外耐心地等了一段时间,算定了这对男女在里面恋奸情热,多半已经入港,就大叫一声,破门而入,把他们双双擒获。然后就大张旗鼓地宣扬他们的革命捉奸行动的伟大胜利,把另一派攻击为藏污纳垢的淫乱团体。另一派经过调查,发现那对男女乃是未婚青年搞对象,虽不合孤男寡女共处暗室,但并无实质性的越界之举。为了洗刷名誉,动员那位女青年到医院妇科做了检查,发现她仍是完璧。这下可有了反击捉奸派嚣张气焰的炮弹。他们把医生的诊断书描成大字报大小,贴了出来,引来无数行人围观。只见上面用拳头般大字写着:“兹证明某某某系未婚女性外阴”。我觉得这句话除了惹人遐思外,还有点搞笑的成分。因为从字面上理解,那位白璧无瑕的女青年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外阴。语法上正确的表达方式应该是:“兹证明某某某胯下系未婚女性外阴”,但这种写法也很搞笑,总之在这件事上措辞不易,还是由它去吧。另外,这场伟大的革命竟然会以如此匪夷所思的方式与一位女性的外阴建立了联系,或者说,一位纯洁的女性用自己(白璧无瑕)的外阴反击了革命的破坏者的猖狂进攻,从而为革命作出了贡献。这实在令人有点忍俊不禁。小波在《黄金时代》里有一段李先生把自己龟头血肿的诊断书抄成大字报贴出来的故事,我猜它准保是从上述未婚女性外阴的故事变化而来。 小波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和大院里的孩子掺和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既然整个世界已经陷入疯癫,而一个疯癫的世界总归会有些好玩的事情,我们何不装疯卖傻,加入这场疯疯癫癫的狂欢,就当是躬逢一个怪异滑稽的世道,天天都是愚人节。他和一帮孩子成立了个什么战斗队,经常贴出一些起哄架秧子的大字报,那时也没人敢说他们是瞎裹乱,谁敢剥夺小将们的革命权利?他有时候玩得太得意了,不免惹出祸来。有一天,因为什么缘故,他爬树去捅乌鸦窝,从一两丈高的树上一个失手滑下来,摔得踝骨骨裂,被姐姐用自行车推到积水潭医院,打了好些日子石膏。还有一次,正值元旦佳节,小波号称要守岁,半夜十二点不睡觉,跟几个孩子跑到红星楼顶放鞭炮。没想到乐极生悲,鞭炮把楼顶一个油毡搭成的棚子点着了。他们在楼顶把鞭炮向天上抛掷,飞溅的火星引起了暗火延烧,到了夜半无人之际,火焰突然透顶而出,照红了夜空,全院人都被惊起。幸亏发现得早,火被扑灭了,要不然一火燎掉红星楼,那祸可就闯大了,他的罪过不下于本•拉登,被送去劳动教养都有可能。这件事真是险而又险,日后想起来手心还是捏一把汗。 小波玩起来顾头不顾腚,手底下没轻没重,看起来蔫头耷脑,一副于人无害的样子,实际上不少闯祸。记得有一年冬天下大雪,我们住在人大的单元楼二层,小波在楼下和一群孩子玩雪,我在二楼隔着窗玻璃跟他吐舌头作鬼脸。他手执雪球向上打来。第一个雪球在玻璃上撞碎了,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只见一个雪球如飞而来,把窗玻璃打得稀烂,而且去势不衰,接着把通向走廊的门顶上的玻璃打了个大窟窿,才轰然落在地上。我奇怪一个雪球何以有这样大的威力,好像与已知的一切自然律相悖,跑过去一看,原来雪球里夹带了一块颇为不小的石头。小波捏雪球时没轻没重,雪里裹了一块石头也觉不出来,这回可闯了不小的祸,就等着回家挨揍吧。再看他人呢,早已逃得无影无踪。 那天晚上,北风呼啸,大雪飘飞,我们一等再等,畏罪潜逃的小波始终不见回来。正是“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一开始大家还说他不能不回来吃饭,到了十点光景,仍然不见踪影,全家人都慌了神,凑到一块儿分析他可能藏身的地方,然后就去分头搜索。“小波”,“小波”,一声大一声小的叫声在人大校园里此起彼伏。这一找就找到了后半夜,所有他可能藏匿的地方都搜索过,所有他可能去的人家都打听过,结果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正在焦虑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好消息,我大舅把他找到了。原来他藏在附近一栋尚未完工的楼房里。这楼房的门窗尚未安妥,但不知何故,也许是怕冻坏管道,已经开起了暖气。 小波就在无窗无灯的黑屋里偎着暖气片取暖。如果不是大舅心念一动,钻到楼里找到了他,他就准备这样度过这个冬日的漫漫长夜。 经过这场恐慌,小波作为失而复得的宝贝,成为所有人注意的中心。全家人都出来迎接,把他像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拥进屋门。姥姥赶紧把给他准备好的饭菜热气腾腾地端上来。父母幸福得嘴唇直哆嗦,“找到了就好,找到了就好”,想到他在黑屋子里又冷又饿地蹲了半夜,痛惜都来不及,事先酝酿好的一顿饱揍当然就免了。事后想来,小波把自己弄得如此可怜兮兮,其中也有滑头的成分。他使的是他三十六计中的一计,叫做苦肉计。 还有一回,他和另一个孩子把几只鸡追得满院乱跑。有一只一头钻进水泥垃圾箱,进入了绝地。小波堵住垃圾箱洞口,用一根棍子,向不断闪避的鸡身上捅去。如此折磨动物是有些冷血,但那时华夏大地上的孩子多是如此。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人们对同类动起手来尚且毫不留情,更不会对其他生命有丝毫怜惜之心。眼看它狂叫扑翅,上窜下跳,垃圾箱里鸡毛乱飞。这场残忍的游戏正玩得有趣,突然间,这只鸡声嘶力竭地大叫一声,拉出一个蛋来,就此倒下死了,这可把小波吓得不善。因为院里的鸡都是有主的,主家追查起来,这杀鸡案定能侦破,他肯定是罪责难逃了。他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还是离家出走,演出苦肉计。 这回他进行了一番长途跋涉,由西郊人大走进西直门,再沿着赵登禹路,一直走到西单,走到教育部大院我们家的另一处住宅,行程有三十多里。这段路对一个八九岁左右的孩子已不算短,起码要走三四个小时。徒步完成这个逃难之旅的原因还是没车钱。当天傍晚时分,我姐姐听见敲门,开门一看,一个形容枯槁的孩子出现在面前。据说小波当时灰尘满面,累得脱了相,楼道里灯光昏暗,姐姐定睛看了一回才把他认出来。这一幕与大卫•科波菲尔徒步逃到他姨婆家门口的情形有得一比。我还记得狄更斯书中那一回的题目是:“我就这样把自己交给姨婆”,所谓“这样”,指的是行李丢光,衣衫褴褛,满身尘垢,连靴子都让小流氓抢了,所以光着脚。除了鞋还在脚上,小波的狼狈相和他相差无几,接着发生的事情也大体相似。大卫的姨婆就如何安置大卫的问题征询有点智障的狄克先生,狄克先生作出了贤明的回答:“把他洗干净”。洗完后再次征询他的意见,他再次作出贤明的回答:“喂饱他”。姐姐给他洗手洗脸,安排他吃饭,只是未能像大卫的姨婆一样就此收留他,第二天就把他护送遣返。经过了这一番折腾,父母见他逃难逃得如此狼狈,从中可见他的战栗畏惧之心,再加上姐姐代他求情,终于决定暂时寄下他那顿杀威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