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过了几年,二姐和小波的户口还是得不到解决。他们的户口已经起了出来,拿在自己手上,只是找不到落户的地方。在北京落户很不容易,只好寄希望于山东,因为我父母抗战时期在那儿工作多年,有一些旧人脉。借助父亲在山东的关系,经过一番周折,二姐终于在烟台毓皇顶医院找到了落脚之处。 一晃又过了两三年,小波的户口仍无着落,父母也着了急,商量着实在不行,就暂时把户口转到胶东老家的山村青虎山去,日后再徐图进取。那年姥姥在烟台去世,母亲到烟台奔丧,归途上去了一趟青虎山,抗战时的老书记还在,姓张,几十年过去了,还是那儿的书记。我母亲和他一起来到北京。张书记已经五六十岁了,可是身材壮硕,胳膊上的力气不下于我这样二十多岁的壮小伙子。看着北京人的生活条件,他不禁生出很多感慨。其实当时北京的富户不多,一般市民,包括干部家庭,过着相当简陋的生活,但在他眼里就像天堂一样。他说他真后悔当时没和我母亲一样离开家乡去参军。张书记参加工作早,曾介绍我母亲入党,并送她和一批青年离乡当了八路军。到如今离乡出走的人都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他留在村里,和乡亲一样过得苦不堪言。他讲了一些往事,其中有一件给我们印象甚深,在我们看来,他在这件事上是积了大德了。 在五十年代末,村村放卫星虚报产量,秋后政府按照报上来的产量核收公粮,可怜老百姓哪里交得出,就是把越冬的口粮和来年的种子都交上去也不够。老百姓想少交一点,上面就派员下来搜查,弄得鸡飞狗跳。说起山东老百姓的卑微可怜,我自己也深有体会,山东真是枉为老根据地,当官的简直不把老农民当人待。有一年我乘船到烟台,在烟台码头上亲眼看见警察是如何对待下船的民众的,他们耀武扬威地大声斥骂,推推搡搡,老百姓畏畏缩缩,被驱不异犬与鸡,这种景象在北京再也看不到。当年老书记把全村老少召集起来开秘密会议,商定各家把粮食分回家偷偷埋起来,谁也不准去告密。如果上边要治瞒产私分的罪,他去顶这个雷。大家红口白牙的发了誓,谁敢去报告,全村人就打死他。 那一年的冬天十分难过,许多农户没有足够的存粮,连做饭的锅都没了。老百姓按照上面的意思砸锅炼铁,到如今弄得山穷水尽,剩下的苦果只有自己承担。寒冬腊月北风呼号,大雪封门,可怜树也砍得差不多了,连取暖的柴禾都难找。到了来年雪化的时候,有些人家的门就再也没打开过,全家人连冻带饿死在炕上,尸骨都没人收殓。周围的村子村村饿死了人,只有青虎山不但人没饿死,有的牲口还留了下来。 讲完这席话,在我们眼中他的形象就高大起来,成了个英雄人物。据说他后来因为瞒产私分受到了处分,但一个人一辈子只要能干出这么一件事,就算没白活,受处分也值了。虽然理想主义精神在疯癫的现实中饱受嘲弄,但我们毕竟经历过一个纯真的童年时代,这点正义感还是有的。我们都有一种感觉,如果不是撒癔症,而是真正拯拔家乡父老于水火,我们也能做到斧钺鼎镬,甘之如饴。 小波随老书记回了青虎山,在老家落了户。老家给他的感觉就是一种无可救药的蚀骨的贫穷。住人的屋子窗口对着猪圈,臭气熏天不说,夏天蛆还往屋里爬。老书记真拿他当贵客待,平时他们吃不上肉,那时费了大劲给他弄了块肉来。小波把肉放进嘴里,差点没翻肠倒肚吐出来,肉已经完全臭了,老书记一家人居然吃不出来。村里的老乡们贫贱之家百事哀,顿顿拿白薯干当饭,打出嗝来熏死人。小孩子没衣服穿,光着屁股,肚子大得像皮球。吃着这样恶劣的饭食,每天还要精神抖抖地干活,早上出早工,要用独轮车把粪送上山。山有一百多米高,他走了一趟,累得腿肚子转筋,胆汁差点没呕出来。推车上坡时要用脚掌使劲巴地,要不然就会滑下来。他一步一挣地往上爬,连吃奶的劲都使上了,几双新布鞋穿不了几天,鞋帮就开了绽。在乡亲们眼里,他虽然在云南干过农活,仍是个细皮嫩肉的城里人,所以后来把他分到果园,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最后调到乡下学校,当了教书先生。 山东农民的生活使他感到十分震撼,其艰难困苦的程度更甚于云南边民。据说几十年前青虎山没有这么些人,家家户户都养着牲口,就连我姥姥家穷成那样,也还有条驴,送粪之类的苦活可以交给驴干。到后来人口增加了一两倍,驴也被杀完了,因为有的是两条腿的人可以当驴使,养驴纯粹是白费粮食。所以过去驴干的事如今是人在干,小车不倒只管推,只是人顶上了毛驴的位置。他感到山东农民蔑视痛苦的精神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但这样一来,他们过的日子也就完全不像人的生活。如果活着就是为了受罪,那为什么要活着?他无法摆脱这种与痛苦相关的哲学思考。 后来他有机会到欧洲去,见到了荷兰的农田,不禁感慨丛生。他写道:“我到荷兰去旅游,看到运河边上有个风车,风车下面有一片牧场,就站下来看,然后被震惊了。这片牧场在一片低洼地里,远低于运河的水面,隐隐的绿草上有些奶牛在吃草。乍看起来不过是一片乡村景象,细看起来就会发现些别的:那些草地的中央隆起,四周环以浅沟;整个地面像瓦楞铁一样略有起伏,下凹的地方和沟渠相接,浅沟通向深沟,深沟又通向渠道。所有的渠道都通到风车那里。这样一来,哪怕天降大雨,牧场上也不会有积水。水都流到沟渠里,等着风车把它抽到运河里去。如果没有这样精巧的排水系统,这地方就不会有牧场,只会有沼泽地。站在运河边上,极目所见,到处都是这样井然有序的牧场,这些地当然不是天生这样,它是人悉心营造的结果。假如这种田园出于现代工程技术人员之手,那倒也罢了;实际上,这些运河、风车、牧场,都是十七世纪时荷兰人的作品。我从十七岁就下乡插队,南方北方都插过,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土地。” 他不禁痛苦地反省,荷兰人把家乡改造成精美的牧场,而我们的乡亲又在自己的土地上干了些什么?日复一日,他们以一种艰苦卓绝的努力用独轮车往山上推粪。严格说来,他们推的东西甚至还算不上粪。为了凑指标,他们甚至不容猪在上面多拉几泡屎尿,就急急忙忙地把猪圈里刚垫上的土起出来推上山去,所以说往山上推土更为恰当。这种做法,除了能把山堆得越来越高,使以后的推粪变得更加艰难外,完全不知意义何在。他们倒是在提高推车技巧方面不遗余力,达到了杂技的水平,可以把车推过门槛,甚至推上台阶,但这些并不能改变痛苦的现实。他写到:“从任何意义上说,送粪这种工作决不比从低洼地里提水更有价值。这种活计本该交给风能去干,犯不着动用宝贵的人体生物能。我总以为,假如我老家住了些十七世纪的荷兰人,肯定遍山都是缆车、索道,他们就是那样的人:工程师,经济学家,能工巧匠。至于我老家的乡亲,全是些勤劳朴实、缺少心计的人。前一种人的生活比较舒服,这是不容争辩的。” 比起荷兰老乡来,我们的乡亲好像缺了点什么,这大概是一种教养和心智上的缺陷。如果说他们没读过书,那么那些读书人又干了些什么?千百年来的读书人青春作赋,皓首穷经,写出了大量诗云子曰的东西,记忆力和文字能力都不容小看,但从没听说他们在缆车、索道上动过脑筋。在这类东西上动过脑筋的人好像只有诸葛亮一家。诸葛亮发明过木牛流马,他媳妇还会造机器人。但以后的读书人就成了废物点心,他们好像什么牛马都不会造,还把诸葛亮的设计弄得失传了。《三国演义》里对木牛流马的描述分明出自机械白痴的手笔,最适当的评价是牛头不对马嘴,大概也只有在这一点上可以与牛马相干。为什么读书人就不能干点有益的事情,为改善劳苦人的生活出一把力,关注一下与天下苍生利益攸关的物质层面?看来他们的脑筋里是有点什么东西不对头,这种东西和健全的理性全不相干。这种看起来博大精深,但实际上傻头傻脑的东西一旦繁殖起来,就会获取营养,自我复制,千秋万代地存在下去。它会变成一顶有魔术的帽子,套在所有的人头上,压制健康的理性,使人们变得半聪明半傻,沿着一条与现代文明南辕北辙的道路永远走下去。如今我们已经被西方文化点醒,不管这种点醒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我们正在奋起直追。读书人已经改弦易辙,作出了大量有益的事情。但假如当初没人点醒的话,我们很可能会继续这场千年怪梦,永远糊里糊涂地混下去,像头脑简单的动物一样重复固定的模式,像鬼打墙一样原地打转,把聪明才智耗费在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上。出于这种考虑,在他的散文随笔中,小波对于国学持一种不肯恭维的态度。他不是不知道褒扬国学对于国人面子上的意义,他只是看出了这种自己给自己制造荣誉的做法隐藏着扭曲健全理智的危险。归根结底,一味尚慕虚荣,追求脸面的做法只不过是心智尚未成熟的幼稚表现。 那时候我姐姐还在烟台医院,已经结了婚。每个周末姐夫开一辆三轮摩托到青虎山,接他到烟台过一天“人过的日子”。一路上滚滚风尘几十里,小波用棉大衣蒙着头,顶着扑面的寒风,一边跟姐夫闲聊乡里的逸闻。听姐夫说,到家后他就到处找书看,倒在床上看得昏天黑地。这倒没什么可奇怪的,书痴就是这个样子。小波和姐夫意气相投,天南海北聊得到一起。小波是个读书种子,有一种胎里带来的羞涩感,社会经验也不多,办事能力实在有限。好在姐夫善于结交八方朋友,出门办事十分老练。我有个煤矿的哥们到烟台出差,姐夫曾帮忙接待。这位哥们回来告诉我,走在街上人人和姐夫打招呼,看来他至少认识烟台半个城的人。在山东时姐夫对小波十分关爱,处处罩着他,多少事情都替他代办。记得姐夫曾跟我说:别看小波这会儿一副潦倒相,好像惊弓之鸟,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这孩子将来是要出大名的。几十年过去了,回头一看,果然如此。 最近在网上出现了一篇有关青虎山的文章,揭开了小波连家人都瞒过的一段感情生活。有一位先生到青虎山去办事,他知道小波曾在那里插过队,就顺便寻访小波住过的地方。他找到了老书记的家。当时老书记已经去世,他的二儿子热情地接待了他。聊了一会,另一位当年曾与小波在果园共过事的伙计来串门,也加入了谈话。据说小波一天到晚不大说话,好像心里搁着什么事。他到果园半年之后,有一天小波正要和老书记一家吃午饭,收到我妈写来的一封信。当时的情形,老书记的儿媳刘月花记得很清楚。她描述道:小波看完信后,一言不发,面沉如水,回了自己的里间屋躺在炕上。等吃饭时,刘月花喊他,小波哭了起来,张家人不忍打扰,又不便多问,便由他去了。等到下午下地的时候,小波问刘月花嫂子:注定不能在一起的人是不是终归不会在一起啊?嫂子不解,便问他何以有此一问,小波告诉她自己的恋人得脑瘤去世了。惊愕的刘氏安慰他,说早知这样的话,应该让你回去送她一程的。 这件事我们毫不知情。那时教育部是有一个年青姑娘得脑癌去世。她姓温,长得很漂亮,在山西插队。此事我也有个耳闻。听说她有一天早上醒来,突然不能说话了,经医生检查,她长了脑瘤,很快就病逝了。看见一位花季少女像鲜花一样凋萎,就像看到美好的事物受到无端摧残,未免有一种暴殄天物、世事无常的感伤,但从未听说小波和她有过感情上的瓜葛。据我们的猜测,这可能是小波对她的单恋。当时的小波,就像其他男青年一样,在男女情事上讳莫如深。表面上古井无波,骨子里敏感多情;青春的爱欲冲激着内心,脸上却做出一副勘破世情的样子。大概他只有到了青虎山这种地方,才敢向老嫂子这样的圈外人剖白自己的心事。由此山东的纯朴乡亲们得出了结论:小波如此沉默寡言,原来有这样一段伤心事。 小波的这一段感情生活如今已难考证,两位姐姐都觉得此事并无多少线索可寻,可能性不大,所以充其量是一段埋藏在他心中的罗曼史。但我们都知道,他在回城之后,曾经遇上了一个与他投缘的女孩。然而正像多数青春的恋情一样,这段缘分没有什么结果。 记得那位女孩曾到过我们家。她长得很苗条,文文静静,娉娉婷婷,有一种温柔娴雅,宜室宜家的神态。至于长相,那是绝对配得上小波。顺便说一句,我们兄弟几个尽管都长得人高马大,脸模子确实糙了点,和俊俏小生有相当的距离。虽说世上有这么一句话:“世上谁见男儿丑”,可以壮壮我们的底气,但这种自我宽慰的作用有限。因为我们后来考证了这句话的出处,发现竟出自头号丑汉猪八戒之口。我们究竟还没丑到猪八戒的程度,用不着加入他的团伙。只是和标致小伙站在一起,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幸而当时北京的女孩有一种奇怪的择偶爱好,就是喜欢找高个的小伙。这种爱好很难理解。因为高个子小伙像猪八戒一样穿衣费布,走路扛风,吃起饭来恐怕也要多吃几碗,可是未必有老猪在高老庄扛活的本事,耙子一抡就是几十亩地,上起班来不会比矮个子多挣半分钱。细算起来这是个亏本买卖。但是幸亏北京姑娘有这个癖好,我们兄弟几个在搞对象时才没处于太大的劣势。小波因为缺钙,从小不知吃了多少钙片,长成了个一米八六左右的凛凛之躯,站在人丛中好像鸡群立鹤,老远就能看见他,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面孔的不足,所以他还是满有女孩缘的。 她好像是到我们这一带来办事,顺便来找小波,羞羞答答说了几句话,就和小波一起走了。她父亲是我父亲的学界故交,但一向很少往来,也不知道她和小波是怎么认识的。听说小波经常上她家去,她有几个弟弟妹妹,都和小波相处融洽。小波拿出讲故事的得意本事,把她们姐弟几个凑到一起,讲者逸兴遄飞,听者如醉如痴。就这样混出了极好的人缘。有一天,小波偶然提起他需要一笔钱,她家的孩子纷纷解囊,把自己辛苦积攒的零用钱拿了出来。小波不好意思拿小孩子的钱,但他们坚持要小波收下。孩子们的心意使他十分感动,他决心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将来一定要十倍,百倍地回报他们。这一段感情像一段温婉的流水,但最终没能持续下去。据说姑娘的母亲对小波不太满意,所以小波日后总是感叹他没有丈母娘缘。当时小波在街道厂当工人,每个月挣二十几块钱,因为家里的政治问题,美好的前程多半与他无缘。他虽然已经显露出文学才能,但出了小圈子无人知晓。再说吃文学饭,特别是写他那种类型的作品,在一般人看来完全是自寻死路。所以他很不容易讨到未来丈母娘的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