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想到这本书的完成会在纽约，一个我少年音乐旅程的完美终点。 2002年，我开始生活在纽约--这个二十世纪西方文明中前卫与颓废文化的源泉、华丽与腐败的肉身呈现，以及六○年代以来摇滚反叛烈焰的火源。 在这里，我行过了Woody Guthrie、Bob Dylan、Velvet Underground徘徊过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行过了多少摇滚人栖息过且Sid Vicious（Sex Pistols的贝司手）枪杀了女友的切尔西酒店（Chelsea Hotel），行过了John Lennon被枪杀的公寓Dakota门前，以及不远处纪念他的草莓园（Strawberry Fields），并且在朋克运动初次登场的传奇酒吧CBGB的最后一夜和所有乐迷一起守望着。我也亲眼目睹了本书中许多摇滚反叛前锋的表演，不论是改写音乐史的纽约本地英雄：Bob Dylan、Lou Reed、Patti Smith、Sonic Youth、John Lenon的妻子小野洋子（Yoko Ono）和儿子Sean Lennon，八九十年代的反叛英雄R.E.M.、Tom Morello，或是从英国、爱尔兰来传递愤怒的Billy Bragg、Primal Scream、Radiohead和U2。有些人的演唱会我无缘到场聆听，只是阅报间无意瞥见他们的演唱会广告如寻人启事般大小躺在报纸角落：Peter Seeger、Iggy Pop、Sex Pistols、David Bowie。他们在我生活中就如走马灯般，真实、鲜明，却一闪即逝（他们毕竟不是我穿着拖鞋去杂货店买冰淇淋时会遇到的那个一头乱发遛狗的欧吉桑啊）。但这个城市，使我相信本书的文字终究不是一场虚构，而是真实人物轮番上演的历史与现实。 在我眼前重现的不只是音乐表演，还有社会冲突。这几年的美国，正爆发美国继六○年代以后最大的反战运动。人们对六○年代的所有浪漫想象得以再度现身。当小野洋子在纽约另类杂志《村声》（Village Voice）刊登全版广告，并在全白版面正中央写着"想象和平"（Imagine Peace）时，我激动地以为我手中翻阅的是三十年前的纽约杂志。但是当Billy Bragg在狭小的舞台上呼吁听众参加反战游行时，我知道这不是已经泛黄的梦境，革命就是现在！ １. 如果本书于纽约完成是一大意外，那么人生更大的意外就是这本书的出版。 大学毕业以前，我只以为音乐是一生的嗜好，攻读政治学且以知识作为政治和社会实践的武器则是人生的志业。没想到在我人生的第三个十年，会不断尝试把这两者结合。 少年时期刚开始听音乐时，没想到将来会从事任何跟音乐有关的事业。心中深处当然有着成为伟大歌手的梦想：童年愿望是做个在舞台上翻来滚去砸吉他踢音箱的摇滚巨星，青年时期的想象则是蓄长发留胡楂儿背着吉他走唱街头的抗议歌手。 因为没有音乐天赋，歌手没有做成，竟然走上写音乐文章这条路，的确是始料未及。 无论如何，这本书对我二十年的"音乐生涯"是极富意义的。许多成长的回忆只有零碎而朦胧的片段，但是当时聆听的音乐却异常鲜明，因为音乐终究是不会消逝的；仿佛电影结束时，镜头突然停格，配乐却骤然开始响起；观众对影片的最终记忆遂浓缩于这首歌和最后一个镜头。于是，这一首首歌曲点点拼凑起我生命旅程中那些过度曝光而模糊的声音与光影，以及青春期后的愤怒。 ２. 八○年代前期，小学五年级，我和小叔叔去南京东路的"中华体育馆"听"爱台湾"第一名的"空中补给"（Air Supply）演唱会，听到一半就因为没吃晚餐而肚子痛起来，以至于演唱会没结束便狼狈抱着肚子哀嚎逃出。没想到，日后"中华体育馆"被烧掉，烧掉了我以"空中补给"作为音乐启蒙的难堪。 国中（初中）时的镜头是阳光灿烂的热天午后，躺在叔叔的小房间床上，散落一地的是他的唱片；封面不是前卫摇滚的精致插画，就是重金属充满性意含的美女封面。房中间则矗立着齐柏林飞船乐团（Led Zeppelin）"通往天堂的梯子"1，让我总是可以爬上去，逃逸到一个远离升学体制压迫的音乐世界。 到了高中，在放学与回家的空当中，背着书包一路在台北街头追赶上个时代的音乐，捡拾前人遗落的精彩：在西门町佳佳唱片行搜寻以前本土的摇滚刊物（谁还记得《摇滚生活》、《小雅》……），或是在大安路巷中沉醉于发行老摇滚录音带的"翰江"，要不就是在公馆"宇宙城"认真阅读各种录音带中文侧标来吸收信息。 高中，也是好像可以实现摇滚巨星梦的时期，兴冲冲跑去参加热门音乐社，却因为没有钱买电吉他，只能黯然退出。毕竟，虽然觉得自己可以唱得跟皇后乐团（Queen）主唱Freddie Mercury一样好，但总不能一进社团就说要做主唱，让人家觉得你是神志不清。走不成巨星路线，又自以为是地认为如果台湾有高中生摇滚音乐知识的"电视冠军"比赛，我一定可以过关斩将，却不幸看到校刊中一位学长写的披头士（The Beatles）分析，才知道有人可以这样一面严肃地研究音乐，一面把这些伟人当作他的邻居般谈笑风生。相比之下，自己的程度根本是幼儿园水平。后来，当然发现被他吓到无须兴起轻生念头，因为此人不是普通人，而是在高中时代就是六○年代的专家、现在的五四三音乐站站长马世芳。 好吧，音乐程度无法超越别人，那么，我仅能做的就是坚持一个摇滚青年的精神，背上刻着"摇滚不死"，胸前写着"摇滚是一种生活态度"──虽然，其实也懵懵懂懂说不清这到底是什么态度，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是一种抗拒主流体制的反叛姿势。 反叛。是的，在我还没有开始彻底"政治化"的少年时期，摇滚乐带给我的就是这样一种态度、概念与符号。 ３. 上了大学后，一方面认识《摇滚客》杂志，认识水晶唱片，才知道所谓的"新音乐"或"另类"音乐，那是另一个全新的视野。 同时，我在大学的热情也从音乐转向另一个世界：学生运动以及可以用来革命的种种知识。我疯狂迷恋六○年代的学运，却逐渐发现在那个狂暴年代中，燃起熊熊烈火的正是流行乐。于是，从这个革命世界往回看我的音乐世界，我对摇滚乐的反叛姿态有了更深一层认识。 ４. 1995年大学毕业，生命再度产生新的化学变化。那一年《破报》正要创刊，因缘际会认识了这群创刊的激进分子。赫然发现有人是这样阅读摇滚乐的，并且有这么多学术论述在分析流行音乐的意识形态、生产过程和与听众的关系。 不过，此时发现未免为时已晚，无法投入更多时间研究这些音乐理论，只能继续走在我原本的道路上，一面继续研究旨在探索理想政治经济体制的政治学，一面参与种种反抗不义的社会实践。但是看到这许许多多西方音乐人介入政治的故事，又总是让人深深感动，于是开始写关于摇滚乐与政治的一篇篇故事。 另一个走上音乐文字创作的重大转折点是偶然写成的一篇文章。原本在研究所时我就应邀在政治周刊《新新闻》写些东西，英国黛安娜王妃过世时，文化版主编希望我写一篇关于艾尔顿·约翰（Elton John）的文章。虽然对于这位老兄兴趣不大，不过，硬着头皮接下来的结果却让我开发了一个新的写作方式：不是写音乐本身的评论，而是通过人物来书写摇滚乐文化的一个侧面，这是我认为当时台湾乐评比较少着墨的面向。这下我开始尝到驾驭文字的快感与探索摇滚乐丰富文化的乐趣。此后又继续在《新新闻》写了几篇音乐文字，虽然不知道读者是谁，但起码让"淘儿"（Tower）唱片官方杂志的《Pass》主编叶云平注意到，于是开始为这个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乐评刊物写稿。我开始和所谓的"乐评圈"沾上边。 1999年，《新新闻》与MTV音乐台合作一个节目，试图参考美国MTV的"Rock the Vote"（详见第十章），结合音乐与政治，我当仁不让跑去参与。案子结束后，又在MTV电视台资深制作人邀请下，为他们撰写一个台湾史上唯一的介绍西洋音乐史的节目。一脚跨入娱乐圈大概是我人生最大的意外，而彼时我还忙着关于台湾民主化与政商关系的硕士论文。于是一边跑图书馆找台湾研究数据，一边去充满俊男美女时尚尖端的MTV拍摄节目，日子在人格分裂的生活中逐渐流逝。 ５. 除了文字工作，也因缘际会地从事一些连接音乐和政治的战斗。 第一次的政治经验，不论在台湾音乐史上，甚或是在我自己记忆中，都尘封已久。 1995年，一位从事政治工作的学长找了我和几个朋友帮当时在野党"总统"初选候选人策划一些吸引年轻人的活动。我们虽然不见得支持这位候选人，但有人出钱让我们玩，何乐而不为？抱着有限的资源和无限的热情，不为了助选，但希冀用这个活动来集结摇滚、颠覆政治，我们（包括几位本来不认识，现在已是另类文化圈颇负盛名的人物）决定举办一场"轰炸台北--青年文化艺术季"。 活动三部曲是：夜晚在大安公园举办一场新旧非主流串联的摇滚音乐会，下午从中正庙出发到大安公园沿街进行卡车摇滚表演，在卡车摇滚后和演唱会开场前是台湾电子音乐先驱者DJ @llen的trance party。台北虽然没有被炸成废墟，摇滚与电音却首次用狂欢的姿态攻占大安公园和台北街头。另一个创举则是第一次由政治人物举办的地下音乐演唱会。 更值得骄傲的是，当时受邀表演的乐队"观子音乐坑"后来成为台湾反抗音乐最主要的旗手"交工"，通过试唱带甄选参与卡车摇滚的"瓢虫"则成为台湾九○年代末最优异的女子摇滚乐队。 当然，这场文化艺术季终究未让候选人初选过关，更无法带来政权转移。但是就在那一年，台北的音乐地景却真正地逐渐出现一场革命：许多另类乐团开始举办各种联合音乐会一起轰炸台北（北大专摇滚联盟、台大酒神祭、在台湾沃克的"自己搞歌"、怪怪的破烂艺术节……）；在城市的中心，首次"攻占"台北的反对党市长推动空间解严，让年轻人在曾经肃杀冰冷的"总统府"前狂欢热舞；在城市边缘，则是由电子舞会进行搞high的游击战；而另类青年文化刊物《破报》更是从这一年创刊，成为这些音乐地景转变的关键记录者与推动者。 此后，地上、地下音乐的界线几乎消失，人们称呼台湾进入"乐团时代"，电子音乐成为主流音乐的时尚新宠。只是，流行音乐本身虽然出现革命，但是音乐的社会意识却并未增强──只有"交工"、飞鱼云豹音乐工团、黑手那卡西等乐队始终坚持用音乐进行社会改造。 而我唯一一次从写作者成为"演唱者"，是1996年诚品在敦化南路举办了"夏日嬉戏"活动，《破报》找了香港老牌左翼乐队"黑鸟"来演唱。在那个因为过于闷热以至如今回想起来竟被蒸发的汗气搞得有点模糊的夜晚，"黑鸟"在表演最后演唱了《国际歌》，并邀请台下观众一起上去唱。于是在一些朋友的推拥下，我也激动地跳上狭小的舞台，一起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６. 如果借用政治资源进行的音乐政治行动，证明了这种实践方式的自我局限，那么另两个活动则是我从社运出发结合音乐的新尝试。 1999年到2002年，我先后参加两个台湾重要社运团体出版音乐专辑的策划。首先是由"劳工阵线"出版、王明辉制作，通过广泛向民众征求歌曲的方式所完成的专辑《劳工摇篮曲》。第二张是由"台湾人权促进会"出版，由朱约信（猪头皮）邀歌、制作的专辑《美丽之岛人之岛》。这两张专辑都广泛体现了台湾弱势民众的处境与他们的声音，而这两位制作人也是台湾从八○年代走来少数始终坚持社会理想的音乐人。 除了直接从事音乐创作这条路以外，不论是从政治介入、从社运介入，乃至从音乐媒体介入（MTV与《新新闻》的合作），我算是尝试了各种结合音乐与政治的方式，也看到各种介入方式的可能和局限。不过，对我个人能力而言，更有效的、更能影响大众的或许还是文字。 对我而言，持续写下去的动力只有一个，一如我曾经历的不同战斗位置--不论是学术工作、媒体工作或者其他社会政治运动--目标都是要推动这个社会往更理想的方向改变。我听到的这么多音乐、看到的这么多音乐工作者，是如此奋力地为改变世界而努力，所以我希望抱着一份感动与大家分享这些音乐与他们的努力，如果可能，激励更多人对改变世界也抱持着希望。 于是有了这本书。 ７. 这本书最基本目的是希望能书写摇滚乐中政治与社会实践的历史。当然，这不只是本"故事书"，它也尝试提出一个史观，希望检视从六○年代至今各种不同的介入策略和实践可能，来挖掘音乐作为一种反叛能量的可能性和局限。 本书在内容上有某些策略性安排。因为每个年代音乐政治的面貌并不相同（请见导论篇），且越早期的历史，既有的书写也越多，所以每个年代的写作方式和分量有所不同。例如已经有不少文字讨论六○年代，所以本书把重点放在对那个时代的整体检视与反省。而许多有关九○年代至今的摇滚反叛故事和分析，则是首次出现在中文世界。 本书最大的限制是集中于"白人、男性、英美"。当然，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有更多可歌可泣的音乐反抗故事，而即使英美国家其他音乐类型也深富激进政治的意含，然而，本书以英美主流音乐体制中的创作者为主，更可以突显这些有反叛意图的音乐如何与主流商业体制顽抗斗争，因而最终能影响一个时代。不可讳言的是，本书的视野局限也来自个人的能力，此外，部分我未能触及的主题，某些中文出版作品已经有了更好的分析2，有待读者自行探索。 ８. 本书的许多内容曾刊登于《破报》、《新新闻》、《摇滚客复刊号》、《联合报》副刊等，虽然集结成书时，多数篇章内容皆经过大幅修改。 因此这本书的诞生，要感谢《破报》总编辑黄孙权、《新新闻》社长王健壮及前后任总编辑的陈裕鑫和杨照、《联合报》副刊主编陈义芝先生。最深感幸运的是，可以和同样关心音乐和社运，且真正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前辈，也是台版选书顾问的何颖怡合作。尤其是她非常辛苦地与我讨论内容、校稿，以及提供翻译上的协助，让本书的内容得以更精致。还有任劳任怨的商周出版社编辑赖誉夫先生。 最后，是感谢一直支持在知识与写作道路上的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