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瑟尔的城堡》成书出版于1931年,《到芬兰车站》则出版于1940年,其间正好是西方的粉红色十年。据说,威尔逊几乎是带有几分欣喜地迎来1929年纽约股市大崩盘。在接下来的大萧条最严酷的两个冬天,他带着速记本,深入全美的矿山和工厂,走村串户,访贫问苦,触目惊心地记录了蔓延的穷困和绝望、冲突与镇压。有一回,他乘车经过纽约最多黑人和移民聚居的布鲁克林区,眼见连绵几英里的密集肮脏的屋顶,为这巨大而无名的生活场景极度震撼。于是,他为《党派评论》写了“向进步人士的呼吁”,号召为一个激进的社会实验而奋斗。他发表个人声明,要投票给共产党竞选人。他以他特有的穷搜冥索、毕其功于一役的读书法,开始在海边度假胜地普鲁文斯镇猛读有关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书籍。他开始学习俄文。威尔逊本来就有点左,现在是相当左了。 在大萧条的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哀鸿遍野,但苏联独完,就像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里描述的,苏联的计划经济仿佛有免疫力,十年中工业产量提高了三倍,境内完全没有失业现象,令西方知识分子印象深刻,议论纷纭。威尔逊的姿态,可以代表欧美知识分子的集体向左转。多年以后,莱昂内尔•阿贝尔(Lionel Abel)曾回顾说,三十年代的纽约成了苏联最有意思的部分。另一个莱昂内尔,也就是特里林,也认为那时的左派观点成了美国知识阶级的存在特征,“三十年代的政治倾向更决定了这一阶级的风格——从激进主义中产生了道德紧迫感、危机意识、关怀人的拯救,正是这些标志着美国知识分子的存在”。 1935年夏天,威尔逊申请了一笔两千美元的古根海姆奖金,沿着《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约翰•里德的路线,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又顺着伏尔加河到敖德萨。他在敖德萨得了病,猩红热转肾炎,有幸与臭虫为伍了好几个星期,亲密接触了契诃夫《第六病室》的社会主义版本。那时大清洗还没有开始,但五个月的所见所闻,让他领教了斯大林的本质,怀疑起苏联的制度,不过也印证了他从前认为的,俄国人几乎拥有美国人所赞赏的全部品质:与理想结合的高效率和节约,在自豪的热烈的气氛中共同行动,干大事。“你在苏联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世界上道德的巅峰。” 威尔逊这本《到芬兰车站》,副题是“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芬兰车站”是“历史行动”,而一个“到”(to)则是漫长的“历史写作”的蓄势。如作者序言一开头就揭出的,这本书大体可靠地记述了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如何形成,一个基本的“突破”(breakthrough)如何发生,一些革命家在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如何努力。全书分三部,第一部从米什莱到法郎士,是怎样写作历史;第二部是主体部分,从圣西门、傅立叶到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写作历史再到创造历史(making history),也就是历史的行动。第三部呢,列宁和托洛茨基,纯然是历史的行动。 历史本来就有两重涵义,一是过去所发生的事实,一是记录和处理这些事实的文本。威尔逊笔下二义兼摄。从维柯到米什莱、勒南、丹纳,他从历史学家的撰述入手,透视他们如何理解历史事实,导致了处理历史文本的特定方式。《到芬兰车站》试图展现这种历史解释的力量。其主体部分,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到列宁的革命实践,正是这种力量高强度的体现。 但威尔逊最着迷的乃是行动,文学的或历史的行动。他一再引述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换句话说,米什莱这样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只是解释世界,所写的历史是没有建筑学上的“功能作用”的。而马克思、恩格斯的写作,对人类历史作出别样的理解,目的更在于改变世界。《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对人类过往历史提供了全新的阐释。这种阐释模式如何深刻地影响到人类历史的进程?这种涓滴形成的思想观念如何演变为波澜壮阔的实际斗争?一句话,历史的写作如何转化为历史的行动?威尔逊念兹在兹。
到芬兰车站——一个观念的旅行故事(二)
书名: 到芬兰车站
作者: [美] 埃德蒙·威尔逊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原作名: To the Finland Station: A Study in the Writing and Acting of History
副标题: 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
译者: 刘森尧
出版年: 2014-2
页数: 492
定价: 49.8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故藏
ISBN: 9787549535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