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泽先生与我们一行人于五月八日从莫斯科乘国内航班飞往哈巴罗夫斯克。阿尔谢尼耶夫市也有机场，但据说这一带属于外国人禁止入内的区域，不容许外国人乘飞机从这里起飞和降落。说是害怕外国人从上空把军事机密尽收眼底，但不论是从天上，还是被带到内部，我们当中谁也没弄明白所谓的机密是什么。大家说起来都觉得可笑。克尔希科夫也作为向导加入我们一行。 从飞机上俯瞰，西伯利亚密林就像一片无边无际的墨绿色大海。只有翻滚的河流宛如银蛇蜿蜒其间。 黑泽先生望着窗外叹息道： “难怪契诃夫也说密林的魅力在于它的宽广无边。这样的景色，要怎么拍才能在电影中表现出来呢？” 令人惊叹的是，早在一八九年，还没有西伯利亚铁路的时候，契诃夫就乘坐船和马车横跨西伯利亚，走完莫斯科到萨哈林的四万公里路程。 我们的飞机中途因为引擎故障，又在鄂木斯克停留加油，抵达哈巴罗夫斯克已是当地时间五月十日上午八点。 然后从哈巴罗夫斯克经乌苏里铁路南下六个多小时。夜里十一点坐上火车，一觉醒来已是早晨五点。我们在一个名叫斯帕斯克达利尼的车站下车。 从这里我们分乘两辆车前往阿尔谢尼耶夫市。莫斯科距离此地九千公里。日本却近得几乎伸手可及。 司机很体贴地把收音机调到日本的电台，他的表情好像在说：“怎么样？” 收音机里传来“××崎，××毫巴”的播报，随后流行曲悠然响起。 对面开过的小型货车的牌子多是日产、小松之类。 我们在车上颠簸了三个半小时，终于抵达阿尔谢尼耶夫市。 这是一座建成约二十年的新兴地方城市，或许称之为开垦农场更为恰当。我们投宿的加斯提尼察·泰约加纳亚（“密林宾馆”之意）坐落在一块红土铺就的广场上。外观就像受灾地区的避难所，容量却相当大，我们整个摄制组住进去还绰绰有余。接下来，艰苦卓绝的拍摄生活将持续达九个月之久，可是当时的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每当夜晚来临，摇滚风格的乐队喧嚣声从远处随风传来。说是附近的公园里年轻人每天晚上都在那里跳舞。 黑泽先生说太疲劳先睡了，我们几个日本人和克尔希科夫一道去公园看热闹。乐队演奏正酣，年轻人像下饺子一样你拥我挤地跳着摇摆舞。我们也在角落里学着比划了几下，但当地人就像看珍奇动物一样看着我们，嘴里还议论着什么，我们只好赶快撤退。 这里属于外国人禁止入内的地区，我们是凭特别签证前来的第一批外国人。 第二天克尔希科夫笑着告诉我们： “城里的人都说是第一次看见日本人。莫斯科人也很稀奇，而且是拍电影的。我们很受欢迎呢。” 第二天，我们乘坐中巴到距宾馆三十公里的密林里去看外景。美术导演克拉西亚打算让黑泽先生看看他事先选好的外景地。 所谓道路不过是在密林里砍伐出来的一条林道，路况糟糕透顶。车上颠簸得脑袋直撞车顶。坐在后排的人被摔出座位，猛地撞在驾驶座上才终于停住。 名为密林，却没有大树，全是柏树、落叶松之类的寻常树木。 “这和箱根没什么两样嘛。”黑泽先生不满地说。 虽说才五月，白天已经很热。说到西伯利亚，大概谁都会有“天寒地冻的边境地带”之类的印象。然而西伯利亚的夏天是炎热的。密林中尤其闷热。进入湿地，每走出一步，脚下都会“嗡”的一声，升起一股黑烟般的蚊群。 摄影的时候，发了防蚊的帽子，好像养蜂人，说好听一点就像伯爵夫人。把防蚊网严实地罩到脖颈，愈发闷热难当。 不只是蚊子。来吸血的还有一种叫做克里希的蜱螨，小得几乎看不见，跑得比蜘蛛还快。要是被它吸了血，伤口又红又肿，叫人不忍目睹。说它像蜱螨，其实就是如假包换的蜱螨，一旦被它咬住不放，就得请医生处理，一般人很难弄掉它。所谓处理，不过是很简单的治疗，护士用绢丝那样的细线在蜱螨的嘴上绕几圈捆牢，一拉就能拔出来。 据说被这种蜱螨咬过后会得脑炎，我们都在莫斯科打了脑炎预防针。 蜱螨不但会从脚下爬上来，还会顺着头上的树枝掉下来。我们走在树林，全副神经都放在蜱螨身上，几乎没有心思选外景。 摄影中井先生终于忍无可忍，气急败坏地骂道： “不管了，它爱怎么咬就怎么咬吧。光惦记着它叫我怎么工作呀？” 美术导演克拉西亚他们比我们早来一个月，已经习以为常，面不改色地光着上半身。 导演助手布洛斯基胖如酒桶，说是走路太吃力，不愿跟我们走。于是他就站在车子旁静候佳音。 我们从森林回到路旁的时候，大伙儿都像投降兵一样举着两手，走到布洛斯基面前，请他帮我们检查身上是否有蜱螨。路边停车的地方变成了盘查哨所一般。 如此小心，大部分人还是被蜱螨咬了。黑泽先生的侧腹部被一只蜱螨咬住，制作部和克尔希科夫急忙用车载着黑泽先生直奔医院而去。 没多久他们回来了。大家都笑着从车上下来。原来他们去的医院竟是一家妇产科医院。 电影里有这样一个场景： 阿尔谢尼耶夫一行试图乘木筏横渡大克马河，当阿尔谢尼耶夫险些被激流吞没时，德尔苏机智地搭救了他。可是适合拍摄这个场景的河流却迟迟没有着落。 我们在上午九点离开阿尔谢尼耶夫市的宾馆，到达奥勒加已是傍晚五点多。自然要在奥勒加住一宿。 大伙儿互相检查有没有蜱螨。活像在盘查投降兵。途中，制作人员基尔肖恩在车里站起来对我们说： “奥勒加在乡下，没有阿尔谢尼耶夫那样的宾馆，只好请大家两人共住一间。最大的问题是厕所。要到宾馆外面才有，而且不是水洗式的，比较脏。” 到那里一看，果真如此。与其叫宾馆，不如说是职工宿舍。一楼是商店，即所谓商住两用式。踩着吱嘎作响的楼梯上去，二楼并列着几个房间。 黑泽先生与中井先生同住一间。我和录音技师（当然是女的）奥利亚同屋。 最担心的是厕所。我想趁着天还没黑，先去侦查一下。下了楼梯再绕到屋后的农田里，有一座木结构的公共厕所。虽然也分男厕女厕，里头却脏得叫人头晕目眩。 我把厕所的情况告诉了黑泽先生他们。河崎提醒我说，夜里上厕所一定要准备好手电筒。 于是我们几个日方人员在河崎的带领下，来到楼下的商店买手电筒。 在这里我们又吃了一惊——手电筒竟然不用电池而是靠手动发电。我是第一次见，中井先生却说：“哎呀，真亲切。我小时候用过这个！” 黑泽先生也很稀奇地拿在手上摆弄，笑道：“我握力太弱，这可不行！” 那构造其实就像自行车的把手，或者说像个大订书机，就靠用手使劲反复收放来发电。 既然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大家就一人买了一个。中井先生开心地说要把这东西带回东京作纪念。 夜里，我随黑泽先生他们去了海边。西伯利亚的星空之美，只有亲眼见到的人才能体会。无数星星布满整个天空，不留一丝空隙，给人一种天空摇摇欲坠的错觉。繁星密密层层，一直延续到天空尽头的海平面。 同来的克尔希科夫居然把游泳裤也带来了。 “我可以游泳去日本喽，哈哈哈！”他欢呼着跳进了海里。 深夜，我拿着新买的手动式电筒去上厕所。 我“咔嗒、咔嗒”地握着手电筒在走廊上走过，只听得楼梯下有人“咔嗒、咔嗒”地握着手电筒走上来，是从厕所回来的河崎。我们忍不住笑起来，相互问候“晚上好！”然后擦肩而过。说实话，这电筒是个累人的东西。 第二天早上，黑泽先生笑呵呵地对我说：“昨晚呐，我和中井两个人嫌上厕所太麻烦，干脆从窗子往外尿尿。”说着做了个鬼脸。 早晨的空气清爽宜人，雄鸡们争先恐后地啼叫着。一匹马独自漫步在没有行人的路上。 黑泽先生与我们一行人于五月八日从莫斯科乘国内航班飞往哈巴罗夫斯克。阿尔谢尼耶夫市也有机场，但据说这一带属于外国人禁止入内的区域，不容许外国人乘飞机从这里起飞和降落。说是害怕外国人从上空把军事机密尽收眼底，但不论是从天上，还是被带到内部，我们当中谁也没弄明白所谓的机密是什么。大家说起来都觉得可笑。克尔希科夫也作为向导加入我们一行。 从飞机上俯瞰，西伯利亚密林就像一片无边无际的墨绿色大海。只有翻滚的河流宛如银蛇蜿蜒其间。 黑泽先生望着窗外叹息道： “难怪契诃夫也说密林的魅力在于它的宽广无边。这样的景色，要怎么拍才能在电影中表现出来呢？” 令人惊叹的是，早在一八九年，还没有西伯利亚铁路的时候，契诃夫就乘坐船和马车横跨西伯利亚，走完莫斯科到萨哈林的四万公里路程。 我们的飞机中途因为引擎故障，又在鄂木斯克停留加油，抵达哈巴罗夫斯克已是当地时间五月十日上午八点。 然后从哈巴罗夫斯克经乌苏里铁路南下六个多小时。夜里十一点坐上火车，一觉醒来已是早晨五点。我们在一个名叫斯帕斯克达利尼的车站下车。 从这里我们分乘两辆车前往阿尔谢尼耶夫市。莫斯科距离此地九千公里。日本却近得几乎伸手可及。 司机很体贴地把收音机调到日本的电台，他的表情好像在说：“怎么样？” 收音机里传来“××崎，××毫巴”的播报，随后流行曲悠然响起。 对面开过的小型货车的牌子多是日产、小松之类。 我们在车上颠簸了三个半小时，终于抵达阿尔谢尼耶夫市。 这是一座建成约二十年的新兴地方城市，或许称之为开垦农场更为恰当。我们投宿的加斯提尼察·泰约加纳亚（“密林宾馆”之意）坐落在一块红土铺就的广场上。外观就像受灾地区的避难所，容量却相当大，我们整个摄制组住进去还绰绰有余。接下来，艰苦卓绝的拍摄生活将持续达九个月之久，可是当时的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每当夜晚来临，摇滚风格的乐队喧嚣声从远处随风传来。说是附近的公园里年轻人每天晚上都在那里跳舞。 黑泽先生说太疲劳先睡了，我们几个日本人和克尔希科夫一道去公园看热闹。乐队演奏正酣，年轻人像下饺子一样你拥我挤地跳着摇摆舞。我们也在角落里学着比划了几下，但当地人就像看珍奇动物一样看着我们，嘴里还议论着什么，我们只好赶快撤退。 这里属于外国人禁止入内的地区，我们是凭特别签证前来的第一批外国人。 第二天克尔希科夫笑着告诉我们： “城里的人都说是第一次看见日本人。莫斯科人也很稀奇，而且是拍电影的。我们很受欢迎呢。” 第二天，我们乘坐中巴到距宾馆三十公里的密林里去看外景。美术导演克拉西亚打算让黑泽先生看看他事先选好的外景地。 所谓道路不过是在密林里砍伐出来的一条林道，路况糟糕透顶。车上颠簸得脑袋直撞车顶。坐在后排的人被摔出座位，猛地撞在驾驶座上才终于停住。 名为密林，却没有大树，全是柏树、落叶松之类的寻常树木。 “这和箱根没什么两样嘛。”黑泽先生不满地说。 虽说才五月，白天已经很热。说到西伯利亚，大概谁都会有“天寒地冻的边境地带”之类的印象。然而西伯利亚的夏天是炎热的。密林中尤其闷热。进入湿地，每走出一步，脚下都会“嗡”的一声，升起一股黑烟般的蚊群。 摄影的时候，发了防蚊的帽子，好像养蜂人，说好听一点就像伯爵夫人。把防蚊网严实地罩到脖颈，愈发闷热难当。 不只是蚊子。来吸血的还有一种叫做克里希的蜱螨，小得几乎看不见，跑得比蜘蛛还快。要是被它吸了血，伤口又红又肿，叫人不忍目睹。说它像蜱螨，其实就是如假包换的蜱螨，一旦被它咬住不放，就得请医生处理，一般人很难弄掉它。所谓处理，不过是很简单的治疗，护士用绢丝那样的细线在蜱螨的嘴上绕几圈捆牢，一拉就能拔出来。 据说被这种蜱螨咬过后会得脑炎，我们都在莫斯科打了脑炎预防针。 蜱螨不但会从脚下爬上来，还会顺着头上的树枝掉下来。我们走在树林，全副神经都放在蜱螨身上，几乎没有心思选外景。 摄影中井先生终于忍无可忍，气急败坏地骂道： “不管了，它爱怎么咬就怎么咬吧。光惦记着它叫我怎么工作呀？” 美术导演克拉西亚他们比我们早来一个月，已经习以为常，面不改色地光着上半身。 导演助手布洛斯基胖如酒桶，说是走路太吃力，不愿跟我们走。于是他就站在车子旁静候佳音。 我们从森林回到路旁的时候，大伙儿都像投降兵一样举着两手，走到布洛斯基面前，请他帮我们检查身上是否有蜱螨。路边停车的地方变成了盘查哨所一般。 如此小心，大部分人还是被蜱螨咬了。黑泽先生的侧腹部被一只蜱螨咬住，制作部和克尔希科夫急忙用车载着黑泽先生直奔医院而去。 没多久他们回来了。大家都笑着从车上下来。原来他们去的医院竟是一家妇产科医院。 电影里有这样一个场景： 阿尔谢尼耶夫一行试图乘木筏横渡大克马河，当阿尔谢尼耶夫险些被激流吞没时，德尔苏机智地搭救了他。可是适合拍摄这个场景的河流却迟迟没有着落。 我们在上午九点离开阿尔谢尼耶夫市的宾馆，到达奥勒加已是傍晚五点多。自然要在奥勒加住一宿。 大伙儿互相检查有没有蜱螨。活像在盘查投降兵。途中，制作人员基尔肖恩在车里站起来对我们说： “奥勒加在乡下，没有阿尔谢尼耶夫那样的宾馆，只好请大家两人共住一间。最大的问题是厕所。要到宾馆外面才有，而且不是水洗式的，比较脏。” 到那里一看，果真如此。与其叫宾馆，不如说是职工宿舍。一楼是商店，即所谓商住两用式。踩着吱嘎作响的楼梯上去，二楼并列着几个房间。 黑泽先生与中井先生同住一间。我和录音技师（当然是女的）奥利亚同屋。 最担心的是厕所。我想趁着天还没黑，先去侦查一下。下了楼梯再绕到屋后的农田里，有一座木结构的公共厕所。虽然也分男厕女厕，里头却脏得叫人头晕目眩。 我把厕所的情况告诉了黑泽先生他们。河崎提醒我说，夜里上厕所一定要准备好手电筒。 于是我们几个日方人员在河崎的带领下，来到楼下的商店买手电筒。 在这里我们又吃了一惊——手电筒竟然不用电池而是靠手动发电。我是第一次见，中井先生却说：“哎呀，真亲切。我小时候用过这个！” 黑泽先生也很稀奇地拿在手上摆弄，笑道：“我握力太弱，这可不行！” 那构造其实就像自行车的把手，或者说像个大订书机，就靠用手使劲反复收放来发电。 既然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大家就一人买了一个。中井先生开心地说要把这东西带回东京作纪念。 夜里，我随黑泽先生他们去了海边。西伯利亚的星空之美，只有亲眼见到的人才能体会。无数星星布满整个天空，不留一丝空隙，给人一种天空摇摇欲坠的错觉。繁星密密层层，一直延续到天空尽头的海平面。 同来的克尔希科夫居然把游泳裤也带来了。 “我可以游泳去日本喽，哈哈哈！”他欢呼着跳进了海里。 深夜，我拿着新买的手动式电筒去上厕所。 我“咔嗒、咔嗒”地握着手电筒在走廊上走过，只听得楼梯下有人“咔嗒、咔嗒”地握着手电筒走上来，是从厕所回来的河崎。我们忍不住笑起来，相互问候“晚上好！”然后擦肩而过。说实话，这电筒是个累人的东西。 第二天早上，黑泽先生笑呵呵地对我说：“昨晚呐，我和中井两个人嫌上厕所太麻烦，干脆从窗子往外尿尿。”说着做了个鬼脸。 早晨的空气清爽宜人，雄鸡们争先恐后地啼叫着。一匹马独自漫步在没有行人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