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日子里黑泽先生深陷在极度的孤独之中。 “朋友们看着无利可图就都疏远了。”“一个电话都没有。”从他口中开始经常听到这样的话。 来到赤坂的事务所，黑泽先生也是两眼冷冷地盯着某个点，平时很少摇腿的他也开始无意识地摇个不停。 那是一九七三年春天。 大约一年前，黑泽先生曾企图自杀，留下的伤痕仍然历历在目。或许是因为周围的朋友都觉得，让他一个人静一静比较好，所以大家都尽量避免打电话，生怕打扰了他。 就在那时，黑泽先生与制片人松江阳一同去莫斯科与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以及全苏电影合作公司签署了《德尔苏·乌扎拉》的拍摄协定。 协定规定：“《德尔苏·乌扎拉》是苏联电影。但是，导演黑泽明关于创作方面的意见将得到百分之百的尊重。” 然而接下来要攀登的是险峻的山路，成堆的问题挡在眼前，几乎看不到顶峰。黑泽先生只能在登山口茫然等待。 黑泽先生撰写的剧本第一稿已经送交苏联，对方的剧作家由利·纳基宾的第二稿的翻译刚刚送到我们手边。纳基宾的剧本里增加了打斗场面，显然想把故事情节戏剧化，这样的改动让我们难以接受。 黑泽先生读过之后，把剧本往桌上一扔，说道： “总之，这样的剧本，我没法拍！” 十月，与纳基宾的讨论持续多日，我们私下里称之为“日俄战争”。到最后，还是依据协定采用了黑泽先生的剧本。 苏联方面向日本传达了严格的人员限制条件。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黑泽先生的日方随行人员才决定为松江阳一等五人。 随行的其余四个人是： 摄影中井朝一，导演助理河崎保、野上照代，演出助手箕岛纪男。 河崎的专业是话剧导演，也当过演员。他擅长俄语，苏联方面对他寄予了厚望。但在一九七四年冬，电影拍摄过半的时候，他却被撤换了。这并非河崎的本愿，原因在于日苏之间的复杂关系。 就这样，我们怀抱着各种不安和期待，向着苏联出发了。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包括黑泽先生在内的我们一行六人于下午一点乘坐苏联航空的航班从羽田机场起飞。 在今天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当时黑泽先生的座位和我们一样都在经济舱。在狭窄的座位上要熬过大约十一个小时。 黑泽先生没有一句怨言，在我的邻座一直默默地看杂志。 我感觉到他全身散发出一种不容退却、如磐石一般坚定的凛然之气。 因为晚点，我们在夜里十点抵达莫斯科舍列梅捷耶夫机场。 我们分乘前来迎接的轿车前往俄罗斯饭店。窗外，积雪的白桦林连绵不断，雪静静地下着，宛如圣诞卡片上的风景。 进入市区，司机得意洋洋地对我说：“银座、银座。”其实外面只不过零星地闪着两三处霓虹灯。 十二月十二日，我第一次走进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大门。 进大门的时候，需要一种叫做“普罗普斯卡”的通行证。不过，无论哪里的制片厂都一样。 然而这里规模之大是日本的制片厂无法比拟的。 《德尔苏·乌扎拉》的办公室设在办公楼三楼。房门上挂着门牌，上面用日语写着“黑泽”两个字，从中我可以感受到苏联的同行们是怀着怎样的好意在期待着我们的到来。走进屋里，所有工作人员都站起来鼓掌欢迎我们。 黑泽先生和松江先生已经来过一次，有很多熟人，我们几个初次碰面的则挨个儿握手并自我介绍。 墙上贴着的，是美术导演克拉西亚画的场面构思图，如同在举行克拉西亚的小型个人画展。 还有采外景拍回的照片，上面附有日文的说明，真叫人感激涕零。 第一副导演瓦西里耶夫想给我们看看主角阿尔谢尼耶夫的候选人的试拍样片，于是我们去了试映室。对于副导演来说，这似乎是一显身手的时候，样片拍得极为讲究，有布景，有室外雪景，不单对白，连鸟鸣都录进去了。可惜演员不怎么样。 两位主角，探险队队长阿尔谢尼耶夫和西伯利亚密林向导德尔苏·乌扎拉的演员迟迟未定，扮演队员的演员们的面试也无法进行。 一天，黑泽先生正说：“演员阵容和交响乐队一样，协调最重要。”这时瓦西里耶夫进来说：“第一小提琴驾到。” 莫斯科马利剧院的由利·萨洛明登场了。 扮演德尔苏的演员也初步决定为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穆祖克。他在南西伯利亚的图瓦自治共和国领导着一个剧团。 两位的试拍反复进行了多次，正式敲定是在过了年的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 其间我一直在与瓦西里耶夫反复讨论拍摄日程。 据说苏联对每日拍摄的胶片长度有定量规定。布景摄影的时候是五十五米。夏天的外景摄影是三十五米，冬天则是二十五米。动物出场的画面是十七到二十一米。 照这样的算法，电影的全长除以每天的定量长度即可计算出拍摄所需的天数。 可是，实际的变数不可能用计算器来衡量。我问，如果不能按计划实施会怎么样？得到的回答是：“扣我们的工资。” “列宁说过，要计划经济。为了争取最大的成果，我们一定要努力！” “开什么玩笑！黑泽先生可不会按计划定量拍摄。我先按我的方式做日程，然后再来考虑双方折中的办法吧。”我表示不愿让步。可这些话再经过翻译，到头来收效甚微。 当时的苏联还没有复印机这么便利的用具，我只能同时把多张复写纸夹在纸里，为抄写日程表用尽了浑身力气。 然后，我和瓦西里耶夫把各自计算出来的摄影天数两相对照，才发现我们的答案相差无几。这结果真叫人哭笑不得。 最大的问题是翻译。之前请到一位名叫玛丽亚·多利亚的女性。她是个日俄混血，而且熟悉电影知识，但她不能随同我们去西伯利亚。况且又是长达八个月的日程，就算是男性翻译也很难有合适的。最后选中的是东洋研究所的列夫·克尔希科夫。 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翻译，可以看着黑泽先生飞快写下的字条当场向工作人员传达导演的指示。如果没有克尔希科夫，摄影一定更是难上加难。 苏联方面的工作人员共七十人。加上协助作业的一个排的军人约三十人。相比苏方的大部队，日本方面只有五个人。 到了五月，近百人的摄制组分为几个小组开始大规模转移，奔赴东西伯利亚乌苏里地区滨海边疆区的阿尔谢尼耶夫市。阿尔谢尼耶夫市顾名思义，正是为纪念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探险队队长阿尔谢尼耶夫而命名的。一九三年开通的乌苏里铁路上也有一个名为阿尔谢尼耶夫的车站。 一九六年，阿尔谢尼耶夫与一位赫哲族男子德尔苏·乌扎拉相遇于这片土地。 电影依照史实，选定在这里拍摄。 就这样，一切顺利就绪。 那段日子里黑泽先生深陷在极度的孤独之中。 “朋友们看着无利可图就都疏远了。”“一个电话都没有。”从他口中开始经常听到这样的话。 来到赤坂的事务所，黑泽先生也是两眼冷冷地盯着某个点，平时很少摇腿的他也开始无意识地摇个不停。 那是一九七三年春天。 大约一年前，黑泽先生曾企图自杀，留下的伤痕仍然历历在目。或许是因为周围的朋友都觉得，让他一个人静一静比较好，所以大家都尽量避免打电话，生怕打扰了他。 就在那时，黑泽先生与制片人松江阳一同去莫斯科与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以及全苏电影合作公司签署了《德尔苏·乌扎拉》的拍摄协定。 协定规定：“《德尔苏·乌扎拉》是苏联电影。但是，导演黑泽明关于创作方面的意见将得到百分之百的尊重。” 然而接下来要攀登的是险峻的山路，成堆的问题挡在眼前，几乎看不到顶峰。黑泽先生只能在登山口茫然等待。 黑泽先生撰写的剧本第一稿已经送交苏联，对方的剧作家由利·纳基宾的第二稿的翻译刚刚送到我们手边。纳基宾的剧本里增加了打斗场面，显然想把故事情节戏剧化，这样的改动让我们难以接受。 黑泽先生读过之后，把剧本往桌上一扔，说道： “总之，这样的剧本，我没法拍！” 十月，与纳基宾的讨论持续多日，我们私下里称之为“日俄战争”。到最后，还是依据协定采用了黑泽先生的剧本。 苏联方面向日本传达了严格的人员限制条件。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黑泽先生的日方随行人员才决定为松江阳一等五人。 随行的其余四个人是： 摄影中井朝一，导演助理河崎保、野上照代，演出助手箕岛纪男。 河崎的专业是话剧导演，也当过演员。他擅长俄语，苏联方面对他寄予了厚望。但在一九七四年冬，电影拍摄过半的时候，他却被撤换了。这并非河崎的本愿，原因在于日苏之间的复杂关系。 就这样，我们怀抱着各种不安和期待，向着苏联出发了。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包括黑泽先生在内的我们一行六人于下午一点乘坐苏联航空的航班从羽田机场起飞。 在今天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当时黑泽先生的座位和我们一样都在经济舱。在狭窄的座位上要熬过大约十一个小时。 黑泽先生没有一句怨言，在我的邻座一直默默地看杂志。 我感觉到他全身散发出一种不容退却、如磐石一般坚定的凛然之气。 因为晚点，我们在夜里十点抵达莫斯科舍列梅捷耶夫机场。 我们分乘前来迎接的轿车前往俄罗斯饭店。窗外，积雪的白桦林连绵不断，雪静静地下着，宛如圣诞卡片上的风景。 进入市区，司机得意洋洋地对我说：“银座、银座。”其实外面只不过零星地闪着两三处霓虹灯。 十二月十二日，我第一次走进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大门。 进大门的时候，需要一种叫做“普罗普斯卡”的通行证。不过，无论哪里的制片厂都一样。 然而这里规模之大是日本的制片厂无法比拟的。 《德尔苏·乌扎拉》的办公室设在办公楼三楼。房门上挂着门牌，上面用日语写着“黑泽”两个字，从中我可以感受到苏联的同行们是怀着怎样的好意在期待着我们的到来。走进屋里，所有工作人员都站起来鼓掌欢迎我们。 黑泽先生和松江先生已经来过一次，有很多熟人，我们几个初次碰面的则挨个儿握手并自我介绍。 墙上贴着的，是美术导演克拉西亚画的场面构思图，如同在举行克拉西亚的小型个人画展。 还有采外景拍回的照片，上面附有日文的说明，真叫人感激涕零。 第一副导演瓦西里耶夫想给我们看看主角阿尔谢尼耶夫的候选人的试拍样片，于是我们去了试映室。对于副导演来说，这似乎是一显身手的时候，样片拍得极为讲究，有布景，有室外雪景，不单对白，连鸟鸣都录进去了。可惜演员不怎么样。 两位主角，探险队队长阿尔谢尼耶夫和西伯利亚密林向导德尔苏·乌扎拉的演员迟迟未定，扮演队员的演员们的面试也无法进行。 一天，黑泽先生正说：“演员阵容和交响乐队一样，协调最重要。”这时瓦西里耶夫进来说：“第一小提琴驾到。” 莫斯科马利剧院的由利·萨洛明登场了。 扮演德尔苏的演员也初步决定为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穆祖克。他在南西伯利亚的图瓦自治共和国领导着一个剧团。 两位的试拍反复进行了多次，正式敲定是在过了年的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 其间我一直在与瓦西里耶夫反复讨论拍摄日程。 据说苏联对每日拍摄的胶片长度有定量规定。布景摄影的时候是五十五米。夏天的外景摄影是三十五米，冬天则是二十五米。动物出场的画面是十七到二十一米。 照这样的算法，电影的全长除以每天的定量长度即可计算出拍摄所需的天数。 可是，实际的变数不可能用计算器来衡量。我问，如果不能按计划实施会怎么样？得到的回答是：“扣我们的工资。” “列宁说过，要计划经济。为了争取最大的成果，我们一定要努力！” “开什么玩笑！黑泽先生可不会按计划定量拍摄。我先按我的方式做日程，然后再来考虑双方折中的办法吧。”我表示不愿让步。可这些话再经过翻译，到头来收效甚微。 当时的苏联还没有复印机这么便利的用具，我只能同时把多张复写纸夹在纸里，为抄写日程表用尽了浑身力气。 然后，我和瓦西里耶夫把各自计算出来的摄影天数两相对照，才发现我们的答案相差无几。这结果真叫人哭笑不得。 最大的问题是翻译。之前请到一位名叫玛丽亚·多利亚的女性。她是个日俄混血，而且熟悉电影知识，但她不能随同我们去西伯利亚。况且又是长达八个月的日程，就算是男性翻译也很难有合适的。最后选中的是东洋研究所的列夫·克尔希科夫。 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翻译，可以看着黑泽先生飞快写下的字条当场向工作人员传达导演的指示。如果没有克尔希科夫，摄影一定更是难上加难。 苏联方面的工作人员共七十人。加上协助作业的一个排的军人约三十人。相比苏方的大部队，日本方面只有五个人。 到了五月，近百人的摄制组分为几个小组开始大规模转移，奔赴东西伯利亚乌苏里地区滨海边疆区的阿尔谢尼耶夫市。阿尔谢尼耶夫市顾名思义，正是为纪念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探险队队长阿尔谢尼耶夫而命名的。一九三年开通的乌苏里铁路上也有一个名为阿尔谢尼耶夫的车站。 一九六年，阿尔谢尼耶夫与一位赫哲族男子德尔苏·乌扎拉相遇于这片土地。 电影依照史实，选定在这里拍摄。 就这样，一切顺利就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