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结婚进行曲》的时候，我在服装上的失误所幸没有张扬开来，否则初来乍到就犯错的事弄得人尽皆知的话，我的面子可就没处放了。真是险之又险。 服装、小道具要是出错的话，责任虽然也在担任具体工作的人身上，但拍摄现场的最后检查，却是场记员肩负的责任。“连续”还是“不连续”，是场记员决一死活的生命线。 我想读者对摄影的方法已是了然于心，但也许有人还不太了解什么是“连续”或者“不连续”。 虽然时机稍迟，且让我讲解一下场记员究竟是做什么的。近来也称司克里普特（现在又因这个名称太长而改称场记），名称来源于国外所谓的scripter girl，实际上，担任场记的大多是些很难称之为girl的中年妇女。 提起当年的外景地，联想到的肯定是黑压压的人群。看热闹的人总是把道路挤得水泄不通，场记员得一边拉胶带一边扯着嗓子喊：“参观学习的人请不要超过这条线！”好笑的是，把“看热闹”叫做“参观学习”，好像真要学习什么似的。于是来“参观学习”的大妈们一定会问：“男演员，来的是哪一个？”或是“喂，电影名字叫什么呀？”这时候，如果是个说起来叫人脸红的片名，场记员会很尴尬。 终于可以开始拍摄了。只听见导演说：“预备！”副导演把场记板举到摄影机面前。所谓场记板，就是一块像在拍子木上加了一块小木板的东西。录音部同时对着麦克录下“场号十，镜号五，第一次”之类的编号。 导演说“开始！”的话音一落，摄影机就开始转动。副导演拍响场记板，一转身跃出摄影画面。 演员开演。比如这样的对白。女：“你到了以后立刻给我打电话呀！”男：“嗯。”导演喊：“好，停！OK。”但有时却是：“再来一遍！” 不过是十秒左右的一个镜头，拍得不顺利的时候却要重复数十遍“你到了以后立刻给我打电话呀！”来参观的人也腻味起来。渐渐有人离开，嘴里还嘟囔着“怎么老是这个？没意思！” 这就是拍电影的实情。就算剧本摆在那里，也不可能按情节发展的顺序从头到尾拍摄。同一个场景也需要划分为多个镜头来拍摄。整个剧本通常可以细分为三百个镜头，多者可达八百多个。很少能够依照一、二、三进行，顺序是打乱的。要根据太阳光线的强弱、照明器材的调度，还有演员的日程等等来安排，总之就是一句话： 要以如何才能节约资金而定。 拍摄好的胶片在洗印厂制成底片，剪掉所谓NG的无用部分，然后按照镜头编号的顺序把OK部分洗印为正片。NG即NO GOOD的略称。洗印胶片时判断哪些是NG，哪些是OK，则必须要看场记员记录的“场记表”才知道。场记表上记录着拍摄的镜头号、每个镜头的秒数，以及该镜头是OK还是NG。录音方面则是把六毫米声带上OK的声音转录到三十五毫米的声带片上，交由底片剪辑部来处理。然后在剪辑那里制成画面和声音合一的工作样片。 把声音和画面合到一起时，必不可少的就是那块场记板。场记板下方的小木板上用粉笔写着将要拍摄的镜头的场号、镜号以及拍摄次数，以便在镜头的初始部分留下标识这个镜头的“固定名称”。场记板又叫拍板，得名于开拍时副导演那响亮的一拍。剪辑部把胶片上场记板出现的那一瞬间与声带上录下的“啪！”的声音重合在一起，后续的对白与口型就能准确对上。从道理上讲，并不见得非要拍那块板子不可，只要能出声，拍脑袋也一样能合得上。 工作样片只是拍摄时的原样，把各个镜头恰到好处地衔接在一起则要看剪辑的手法。这道工序仍然少不了场记员的场记表。帮助不了解拍摄现场的剪辑者把握每个编号的镜头的拍摄内容，这也是场记的职责。 场记表上详细记录着各种事项，比如这里说的是哪句对白，镜头的最后演员已走出画面等等。有时还要记录导演“这段戏请用第二个镜头”之类的现场指示。 惟一的例外是黑泽导演。他的剪辑技术无人能够模仿，简直就是独门绝技。他根本无需场记表的记录，事无巨细全都记在脑子里了，正可谓无人能及。 黑泽先生常常把同一场戏的各个镜头放在不同的地方摄影。 比如人物走向窗口的部分在御殿场[1]（[1] 御殿场，市名。位于富士山东南麓，属静冈县。）外景地拍摄，他从窗口往下看的镜头则是在九州，等他回过头来的时候却是在摄影棚中。而且九州的镜头在夏天，摄影棚的在冬天，时间上也有间隔。如果在窗口往外看的时候人物戴着眼镜，回过头来眼镜就不见了，那简直就是怪事一桩。这种情况即所谓的“不连续”。 我的这类罪状细数起来可能有相当的数量。其中最难忘的是拍摄《战国英豪》[2]（[2] 《隠し砦の三悪人》。）（一九五八年）时的一件事。 电影的第一个镜头是太平（千秋实饰）与又七（藤原釜足饰）走在炎炎烈日之下，嘴里牢骚不断，这时落败武士突然跃入画面，追赶而来的一群骑马的武士也拥上来袭击落败武士，一阵刀光剑影之后又疾驰而去。两人吓得缩成一团。又七说要回老家，两人不欢而散。故事到这里是一个场面，用一个长约三分钟的镜头来拍摄。 这个镜头不仅长，而且拍摄起来很困难，耗费一天时间才得以完成。但是这个长镜头中的一部分，即太平、又七的脸部需换用不同尺寸的镜头，这个部分只好挪到第二天进行。 拍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犯了一个大错。 本该十年徒刑的重罪，结果却是不起诉。藤原釜足的肩上斜挎着一个包袱，长镜头的时候是跨在右肩上的，近镜头的时候却挎在了左肩上。几天后我在剧照上发觉了这个令人震惊的错误。除了重拍似乎没有别的补救办法，我只好垂头丧气地去向黑泽先生自首。 “您哪怕稍稍注意一下也好啊。”我怨恨地向藤原先生说起这件事，他笑笑说： “是吗？要是记得那么多，我这个演员怎么当呀？”他就这么一句话把我打发了。 那天因为天气情况不好，摄影中止了。听说黑泽先生正在住处打麻将。我心情沉重地来到旅馆，在导演房间外面的走廊上跪下。 黑泽先生朝面色忧郁的我瞟了一眼，问：“什么事？”一边继续打麻将。“对不起！”我拄着两手说明了情况。黑泽先生两眼不离麻将牌，说道： “那可不行啊。必须重拍……嘿！来了！碰！……重拍吧。” 他一门心思都在麻将上，我只觉得越发沮丧。 真的没事吗？我正想着该不该站起来，黑泽先生啪啦啪啦搓着牌又道：“小事一桩。” 托麻将的福，没有挨骂，不过，还记得后来我提着啤酒去向摄影、照明人员们四处道歉，这事才算了结。 场记员的职责还不止这些。等到摄影接近尾声，还有音乐的秒数、对白的更换，各种任务像海啸一样汹涌而来。 拍摄《结婚进行曲》的时候，我在服装上的失误所幸没有张扬开来，否则初来乍到就犯错的事弄得人尽皆知的话，我的面子可就没处放了。真是险之又险。 服装、小道具要是出错的话，责任虽然也在担任具体工作的人身上，但拍摄现场的最后检查，却是场记员肩负的责任。“连续”还是“不连续”，是场记员决一死活的生命线。 我想读者对摄影的方法已是了然于心，但也许有人还不太了解什么是“连续”或者“不连续”。 虽然时机稍迟，且让我讲解一下场记员究竟是做什么的。近来也称司克里普特（现在又因这个名称太长而改称场记），名称来源于国外所谓的scripter girl，实际上，担任场记的大多是些很难称之为girl的中年妇女。 提起当年的外景地，联想到的肯定是黑压压的人群。看热闹的人总是把道路挤得水泄不通，场记员得一边拉胶带一边扯着嗓子喊：“参观学习的人请不要超过这条线！”好笑的是，把“看热闹”叫做“参观学习”，好像真要学习什么似的。于是来“参观学习”的大妈们一定会问：“男演员，来的是哪一个？”或是“喂，电影名字叫什么呀？”这时候，如果是个说起来叫人脸红的片名，场记员会很尴尬。 终于可以开始拍摄了。只听见导演说：“预备！”副导演把场记板举到摄影机面前。所谓场记板，就是一块像在拍子木上加了一块小木板的东西。录音部同时对着麦克录下“场号十，镜号五，第一次”之类的编号。 导演说“开始！”的话音一落，摄影机就开始转动。副导演拍响场记板，一转身跃出摄影画面。 演员开演。比如这样的对白。女：“你到了以后立刻给我打电话呀！”男：“嗯。”导演喊：“好，停！OK。”但有时却是：“再来一遍！” 不过是十秒左右的一个镜头，拍得不顺利的时候却要重复数十遍“你到了以后立刻给我打电话呀！”来参观的人也腻味起来。渐渐有人离开，嘴里还嘟囔着“怎么老是这个？没意思！” 这就是拍电影的实情。就算剧本摆在那里，也不可能按情节发展的顺序从头到尾拍摄。同一个场景也需要划分为多个镜头来拍摄。整个剧本通常可以细分为三百个镜头，多者可达八百多个。很少能够依照一、二、三进行，顺序是打乱的。要根据太阳光线的强弱、照明器材的调度，还有演员的日程等等来安排，总之就是一句话： 要以如何才能节约资金而定。 拍摄好的胶片在洗印厂制成底片，剪掉所谓NG的无用部分，然后按照镜头编号的顺序把OK部分洗印为正片。NG即NO GOOD的略称。洗印胶片时判断哪些是NG，哪些是OK，则必须要看场记员记录的“场记表”才知道。场记表上记录着拍摄的镜头号、每个镜头的秒数，以及该镜头是OK还是NG。录音方面则是把六毫米声带上OK的声音转录到三十五毫米的声带片上，交由底片剪辑部来处理。然后在剪辑那里制成画面和声音合一的工作样片。 把声音和画面合到一起时，必不可少的就是那块场记板。场记板下方的小木板上用粉笔写着将要拍摄的镜头的场号、镜号以及拍摄次数，以便在镜头的初始部分留下标识这个镜头的“固定名称”。场记板又叫拍板，得名于开拍时副导演那响亮的一拍。剪辑部把胶片上场记板出现的那一瞬间与声带上录下的“啪！”的声音重合在一起，后续的对白与口型就能准确对上。从道理上讲，并不见得非要拍那块板子不可，只要能出声，拍脑袋也一样能合得上。 工作样片只是拍摄时的原样，把各个镜头恰到好处地衔接在一起则要看剪辑的手法。这道工序仍然少不了场记员的场记表。帮助不了解拍摄现场的剪辑者把握每个编号的镜头的拍摄内容，这也是场记的职责。 场记表上详细记录着各种事项，比如这里说的是哪句对白，镜头的最后演员已走出画面等等。有时还要记录导演“这段戏请用第二个镜头”之类的现场指示。 惟一的例外是黑泽导演。他的剪辑技术无人能够模仿，简直就是独门绝技。他根本无需场记表的记录，事无巨细全都记在脑子里了，正可谓无人能及。 黑泽先生常常把同一场戏的各个镜头放在不同的地方摄影。 比如人物走向窗口的部分在御殿场[1]（[1] 御殿场，市名。位于富士山东南麓，属静冈县。）外景地拍摄，他从窗口往下看的镜头则是在九州，等他回过头来的时候却是在摄影棚中。而且九州的镜头在夏天，摄影棚的在冬天，时间上也有间隔。如果在窗口往外看的时候人物戴着眼镜，回过头来眼镜就不见了，那简直就是怪事一桩。这种情况即所谓的“不连续”。 我的这类罪状细数起来可能有相当的数量。其中最难忘的是拍摄《战国英豪》[2]（[2] 《隠し砦の三悪人》。）（一九五八年）时的一件事。 电影的第一个镜头是太平（千秋实饰）与又七（藤原釜足饰）走在炎炎烈日之下，嘴里牢骚不断，这时落败武士突然跃入画面，追赶而来的一群骑马的武士也拥上来袭击落败武士，一阵刀光剑影之后又疾驰而去。两人吓得缩成一团。又七说要回老家，两人不欢而散。故事到这里是一个场面，用一个长约三分钟的镜头来拍摄。 这个镜头不仅长，而且拍摄起来很困难，耗费一天时间才得以完成。但是这个长镜头中的一部分，即太平、又七的脸部需换用不同尺寸的镜头，这个部分只好挪到第二天进行。 拍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犯了一个大错。 本该十年徒刑的重罪，结果却是不起诉。藤原釜足的肩上斜挎着一个包袱，长镜头的时候是跨在右肩上的，近镜头的时候却挎在了左肩上。几天后我在剧照上发觉了这个令人震惊的错误。除了重拍似乎没有别的补救办法，我只好垂头丧气地去向黑泽先生自首。 “您哪怕稍稍注意一下也好啊。”我怨恨地向藤原先生说起这件事，他笑笑说： “是吗？要是记得那么多，我这个演员怎么当呀？”他就这么一句话把我打发了。 那天因为天气情况不好，摄影中止了。听说黑泽先生正在住处打麻将。我心情沉重地来到旅馆，在导演房间外面的走廊上跪下。 黑泽先生朝面色忧郁的我瞟了一眼，问：“什么事？”一边继续打麻将。“对不起！”我拄着两手说明了情况。黑泽先生两眼不离麻将牌，说道： “那可不行啊。必须重拍……嘿！来了！碰！……重拍吧。” 他一门心思都在麻将上，我只觉得越发沮丧。 真的没事吗？我正想着该不该站起来，黑泽先生啪啦啪啦搓着牌又道：“小事一桩。” 托麻将的福，没有挨骂，不过，还记得后来我提着啤酒去向摄影、照明人员们四处道歉，这事才算了结。 场记员的职责还不止这些。等到摄影接近尾声，还有音乐的秒数、对白的更换，各种任务像海啸一样汹涌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