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了京都，把送进当铺的铭仙绸和服以及恼人的流言蜚语都抛在了脑后。然而在京都约一年半的生活决定了我的后半生。那时的我不过是个初来乍到的新手，托伊丹万作先生的福，参加了《罗生门》的拍摄。又因这个缘故，我转职到东宝，从《生之欲》[1]（[1] 《生きる》。）（一九五二年）到《袅袅夕阳情》[2]（[2] 《まあだだよ》。）（一九九三年），我有幸一直身为黑泽明导演的摄制组成员。回想起来，人生真是不可思议。 不过，为了黑泽明导演的名誉，我必须说明一点。我被特地叫到东宝，并非因为黑泽先生在拍摄《罗生门》的时候认可了我。 我进入东宝的缘由，大概是因为早坂文雄的一句话。他在大映多摩川制片厂协助制作《罗生门》海外版的配音时前来录制配乐。他对我说： “接下来黑泽先生要在东宝拍一部片子，你要是愿意我可以推荐你。” 《罗生门》的配音工作结束后的一天，我去世田谷区砧的东宝制片厂拜访了制作部长西野一夫。 东宝制片厂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自昭和八年作为东宝的前身P·C·L电影公司的摄影棚投入使用以来，无数名片在这里诞生。东宝罢工争端也发生在这里。 就像黑泽先生在自传中描绘的那样： 照片里白色的摄影棚前栽着椰子树，不知为什么，我一直认为这个制片厂位于千叶县的海滨。（《蛤蟆的油》）一进片厂的正门，摄影棚前边的确种着几棵椰子树，颇有南国风致。想到黑泽先生也是在这里接受了入社考试，我不禁感慨万千。摄影棚面对的广场中央是一个喷水池。名为喷水池，我却从未见过它喷水的景象。 水池里倒是蓄着水，边缘是石头做的，正好可以让人坐下来休息，周围是草坪，所以这里也是晒太阳的好地方。 东宝招收的第一期新人当中的三船敏郎、久我美子等人曾围着这个喷泉留影纪念。我还记得照片上大家目光炯炯地仰望着天空。 山本嘉次郎先生和黑泽先生也曾坐在水池边合影。那张照片我见过多次。黑泽先生当时似乎还是副导演，照例是登山帽配半长外套，笑容可掬地看着山本先生膝上摊开的书本。 后来听黑泽先生说起，当年在这座喷泉周围，岛津保次郎、成濑巳喜男、山中贞雄、伊丹万作这些著名导演们曾聚在这里谈笑。黑泽先生说：“那样肯定能拍出好片子啊。”语气中充满着怀念。 西野一夫向来难得面露笑容，在片厂里擦肩而过的时候，也只是“哦”一声点点头而已。我以为他是个严厉的人，后来才发现其实他也有和蔼的一面。 初次见面的时候西野先生也只是对我“哦”一声，点了点头。我们在喷泉水池边坐下来。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后，西野先生说： “一部（片子）签四万怎么样？” 西野先生是个九州大汉，却操着一口老电影人常说的关西土话。我当然是欣然应允。在大映的时候，我一个月才挣四千日元。 “一部片子四万怎么样？”的条件下，我欣然应允转职东宝。我坐在也许伊丹先生也曾坐过的喷水池边，抬头仰望天空。在我心目中，东宝宛如一座乐园。那是昭和二十六年冬天的事。 同年三月，东宝与全映演（全国映画演剧工会）达成了劳动协约的改订，实现了新的劳资关系转换。随分裂出去的新东宝离开的导演、明星、摄影师们又相继回到了砧的制片厂。 一直从事独立制片活动的藤本真澄制片人还未等决断是否复归，新东宝的市川崑导演就以拍摄贺岁电影为由把他带回东宝。市川导演出身东宝，跳槽新东宝后，凭《三百六十五夜》一炮而红。市川导演一九五二年执导的贺岁电影是喜剧片《结婚进行曲》。制片藤本真澄，编剧是井手俊郎、和田夏十（市川夫人）以及导演自己。主演有上原谦、山根寿子、越路吹雪等人，是一部所谓“初春竞演”的片子。 我与东宝签约后参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这部《结婚进行曲》。因为场记的工作性质，搭档的导演大多是一直固定的。那是市川先生回归东宝后的第一部作品，所以他还没有固定的场记。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新来的我才被选中了。 不过，我与市川先生也不能说是素不相识。市川先生曾经在伊丹万作导演的《权三与助十》（一九三七年）中担任第三副导演。我向市川先生问起伊丹先生当时的情况，他说：“从没见过那么可怕的人。”当时担任伊丹摄制组负责人的佐伯清先生对此颇为不解地说：“为什么小崑会那么怕伊丹先生呢？” 我曾听市川先生说起过一件事： 有一次市川先生把演员的衣服弄错了，他战战兢兢地跑去向伊丹先生道歉。伊丹先生却说：“你不必道歉。这是导演的责任。” 我听了不由地感叹伊丹导演的和善。市川先生却说：“话是这么说，可他就是叫人害怕呀！”丝毫没有改变看法的意思。 其实，在拍摄《结婚进行曲》的过程中我也在服装上犯过同样的错误。那是越路吹雪从另一个房间来到宴会会场时的一个镜头。 她出现在宴会会场的时候，身穿的服装跟在另一个房间时的服装不一样。我在样片试映时才发现了这个错误，那可真叫五雷轰顶，吓得我脸都白了。那个宴会的场景如果要重拍的话，不知要耗费多少资金。事已至此，只有向市川先生坦白说明。我忧心忡忡地离开试映室去找市川先生。 市川先生吸着烟，正跟摄影师们交谈着什么，表情严肃极了。不一会儿，交谈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说是市川先生对宴会场面的几个细节不太满意，想跟大家商量要不要重拍，最后的结论是重拍。 太好了！我在心里欢呼起来。我和服装师一起，为这个失误可以一笔勾销而谢天谢地。 不久前我向市川先生说起这件事，并说：“好在已经过了追究责任的时效。”市川先生却说，“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觉察。”后来我才知道，市川先生属于时常重拍的导演。而对我而言，那次重拍却令我心存感激且难以忘怀。 总之，市川先生是个风趣洒脱的导演。他告诉我，人家都说“夏十女士的对白写得真是好！” 市川先生在《结婚进行曲》中尝试了快速的对话。就像体育比赛一样，导演要求演员的语速“快！再快一点！”记得我当时总在计算秒数。评论家们大为惊叹，如此快节奏的作品在当时的日本电影中还不曾有过。 我离开了京都，把送进当铺的铭仙绸和服以及恼人的流言蜚语都抛在了脑后。然而在京都约一年半的生活决定了我的后半生。那时的我不过是个初来乍到的新手，托伊丹万作先生的福，参加了《罗生门》的拍摄。又因这个缘故，我转职到东宝，从《生之欲》[1]（[1] 《生きる》。）（一九五二年）到《袅袅夕阳情》[2]（[2] 《まあだだよ》。）（一九九三年），我有幸一直身为黑泽明导演的摄制组成员。回想起来，人生真是不可思议。 不过，为了黑泽明导演的名誉，我必须说明一点。我被特地叫到东宝，并非因为黑泽先生在拍摄《罗生门》的时候认可了我。 我进入东宝的缘由，大概是因为早坂文雄的一句话。他在大映多摩川制片厂协助制作《罗生门》海外版的配音时前来录制配乐。他对我说： “接下来黑泽先生要在东宝拍一部片子，你要是愿意我可以推荐你。” 《罗生门》的配音工作结束后的一天，我去世田谷区砧的东宝制片厂拜访了制作部长西野一夫。 东宝制片厂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自昭和八年作为东宝的前身P·C·L电影公司的摄影棚投入使用以来，无数名片在这里诞生。东宝罢工争端也发生在这里。 就像黑泽先生在自传中描绘的那样： 照片里白色的摄影棚前栽着椰子树，不知为什么，我一直认为这个制片厂位于千叶县的海滨。（《蛤蟆的油》）一进片厂的正门，摄影棚前边的确种着几棵椰子树，颇有南国风致。想到黑泽先生也是在这里接受了入社考试，我不禁感慨万千。摄影棚面对的广场中央是一个喷水池。名为喷水池，我却从未见过它喷水的景象。 水池里倒是蓄着水，边缘是石头做的，正好可以让人坐下来休息，周围是草坪，所以这里也是晒太阳的好地方。 东宝招收的第一期新人当中的三船敏郎、久我美子等人曾围着这个喷泉留影纪念。我还记得照片上大家目光炯炯地仰望着天空。 山本嘉次郎先生和黑泽先生也曾坐在水池边合影。那张照片我见过多次。黑泽先生当时似乎还是副导演，照例是登山帽配半长外套，笑容可掬地看着山本先生膝上摊开的书本。 后来听黑泽先生说起，当年在这座喷泉周围，岛津保次郎、成濑巳喜男、山中贞雄、伊丹万作这些著名导演们曾聚在这里谈笑。黑泽先生说：“那样肯定能拍出好片子啊。”语气中充满着怀念。 西野一夫向来难得面露笑容，在片厂里擦肩而过的时候，也只是“哦”一声点点头而已。我以为他是个严厉的人，后来才发现其实他也有和蔼的一面。 初次见面的时候西野先生也只是对我“哦”一声，点了点头。我们在喷泉水池边坐下来。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后，西野先生说： “一部（片子）签四万怎么样？” 西野先生是个九州大汉，却操着一口老电影人常说的关西土话。我当然是欣然应允。在大映的时候，我一个月才挣四千日元。 “一部片子四万怎么样？”的条件下，我欣然应允转职东宝。我坐在也许伊丹先生也曾坐过的喷水池边，抬头仰望天空。在我心目中，东宝宛如一座乐园。那是昭和二十六年冬天的事。 同年三月，东宝与全映演（全国映画演剧工会）达成了劳动协约的改订，实现了新的劳资关系转换。随分裂出去的新东宝离开的导演、明星、摄影师们又相继回到了砧的制片厂。 一直从事独立制片活动的藤本真澄制片人还未等决断是否复归，新东宝的市川崑导演就以拍摄贺岁电影为由把他带回东宝。市川导演出身东宝，跳槽新东宝后，凭《三百六十五夜》一炮而红。市川导演一九五二年执导的贺岁电影是喜剧片《结婚进行曲》。制片藤本真澄，编剧是井手俊郎、和田夏十（市川夫人）以及导演自己。主演有上原谦、山根寿子、越路吹雪等人，是一部所谓“初春竞演”的片子。 我与东宝签约后参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这部《结婚进行曲》。因为场记的工作性质，搭档的导演大多是一直固定的。那是市川先生回归东宝后的第一部作品，所以他还没有固定的场记。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新来的我才被选中了。 不过，我与市川先生也不能说是素不相识。市川先生曾经在伊丹万作导演的《权三与助十》（一九三七年）中担任第三副导演。我向市川先生问起伊丹先生当时的情况，他说：“从没见过那么可怕的人。”当时担任伊丹摄制组负责人的佐伯清先生对此颇为不解地说：“为什么小崑会那么怕伊丹先生呢？” 我曾听市川先生说起过一件事： 有一次市川先生把演员的衣服弄错了，他战战兢兢地跑去向伊丹先生道歉。伊丹先生却说：“你不必道歉。这是导演的责任。” 我听了不由地感叹伊丹导演的和善。市川先生却说：“话是这么说，可他就是叫人害怕呀！”丝毫没有改变看法的意思。 其实，在拍摄《结婚进行曲》的过程中我也在服装上犯过同样的错误。那是越路吹雪从另一个房间来到宴会会场时的一个镜头。 她出现在宴会会场的时候，身穿的服装跟在另一个房间时的服装不一样。我在样片试映时才发现了这个错误，那可真叫五雷轰顶，吓得我脸都白了。那个宴会的场景如果要重拍的话，不知要耗费多少资金。事已至此，只有向市川先生坦白说明。我忧心忡忡地离开试映室去找市川先生。 市川先生吸着烟，正跟摄影师们交谈着什么，表情严肃极了。不一会儿，交谈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说是市川先生对宴会场面的几个细节不太满意，想跟大家商量要不要重拍，最后的结论是重拍。 太好了！我在心里欢呼起来。我和服装师一起，为这个失误可以一笔勾销而谢天谢地。 不久前我向市川先生说起这件事，并说：“好在已经过了追究责任的时效。”市川先生却说，“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觉察。”后来我才知道，市川先生属于时常重拍的导演。而对我而言，那次重拍却令我心存感激且难以忘怀。 总之，市川先生是个风趣洒脱的导演。他告诉我，人家都说“夏十女士的对白写得真是好！” 市川先生在《结婚进行曲》中尝试了快速的对话。就像体育比赛一样，导演要求演员的语速“快！再快一点！”记得我当时总在计算秒数。评论家们大为惊叹，如此快节奏的作品在当时的日本电影中还不曾有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