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罗生门》的时候，配音还是一件充满着惊险与感动的工作。可惜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永远无法体会个中滋味了。 录制配乐的紧迫感尤其强烈。眼看胜利在望，却常常因为某个人的失误而不得不从头来过，大伙儿惟有摇头兴叹。 而现在，出错的时候只需说声：“那就从刚才那段开始吧。鼓声一响大家接着来。”如此便利，在当时是无法想像的。而且现在声带用起来就像不要钱一样，可以随便剪了又贴。不知现在的年轻人是否理解其中的艰辛呢？录音带出现之前与之后的差距，几乎跟用电和不用电一样不可同日而语。 如今二英寸的录音带就有二十四个磁道，且可以区分不同乐器的声音。录音后如果想把合唱的声音调大，或是把钢琴声去掉，都不过是举手之劳。交响乐团也无需全场到齐。因乐师的时间安排不同，另行录制也不碍事。 可是过去，相熟的乐师们每次都得一个不少地会聚一堂。银幕上一旦出现需要配音的场面，乐团指挥就配合画面挥动指挥棒。乐师们面对指挥，当然是背对着银幕。每逢放映男女亲热的画面时，也会有几个空闲的乐师忍不住地转过身去看银幕。 那是一家电影公司每月要拍四部电影的时代。乐师们身上揽着各公司的活儿，背着乐器奔走在各个公司之间，到了晚上还要到歌舞厅挣外快。背地里赌钱、赌马的都有，大叔们个个堪称老江湖。 即使是这些乐师，对早坂文雄先生也都是另眼相看。 有一次一个乐师对早坂先生说：“这里是不是有点不对头？”早坂先生回敬道：“没有什么不对头。不对头的是你的头。” 《罗生门》紧锣密鼓的音乐录音完成了，大伙儿打开门，嘴里抱怨着：“已经早上了。”我也走出门外，在夏日清晨凉爽的空气里，早坂先生正满脸惬意地抽着烟。我走过去，不知天高地厚地对他说：“那段波莱罗舞曲听起来，好像很瞧不起女人似的。”早坂先生只说了声“是吗？”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那时候，早坂先生是我仰慕的对象，所以我才会说出那么故作高深的话来。早坂先生好像很爱说“是吗？”据说某人多管闲事，特地跑去告诉早坂先生说我对他有意思，他也是那句“是吗？”丝毫不为所动的样子。 前面说到，因为火灾，多襄丸的一句对白丢了，只好急忙把三船敏郎从东京叫回来。 “听说出事了，真难为你们了！” 三船敏郎出现在配音间，胡须已经刮去，一脸清爽。 录音技师大谷严清楚地记得，那句“我从来没见过性子这么烈的女人”，是在录音乐的时候用另一个麦克风同时录的。可见当时的时间有多么紧迫。 八月二十五日在帝国剧场的特约公映已迫在眉睫。二十一日的火灾使片厂陷入瘫痪状态。加之二十二日放映室再度起火，接踵而来的事故仿佛是上天的考验。 放映室起火时，大谷先生和红谷愃一等重要成员被类似沙林的毒气熏得不省人事。这实在是毁灭性的打击。怎么可能赶得上首映呢？大概他们刚刚被抢救过来，就强撑着在当天夜里开始了录制工作。大约是从二十三日早晨开始，熬通宵直到二十四日中午左右。录音室外面，去洗印厂的车一定是开着引擎等候在那里。只听得“完工了！”“好嘞！”载着原音带的车子就冲出了片厂大门。 记得第一份拷贝是在当晚七时完成的。我应该是和导演他们一同观看了片子，然而那次试映在我的记忆里却是一片空白。只记得那拷贝不由分说地，就被快马加鞭送往“江户”。这个任务自然应该由副导演来完成。副导演田中德三抱着刚“出炉”的拷贝，乘最后一班夜车直奔东京。那情景如果用电影来表现的话，激昂的音乐声之外还得配上火车汽笛声。 田中先生于二十五日清晨抵达东京，立刻赶往大映总社。永田雅一社长等大人物已等候在那里。试映立刻开始。关于当时的情形，田中先生在书中写道： 试映完毕，试映室的灯亮了，却没有人吱声。要是往常的话，一定会听到“这可不行”、“片子恐怕不卖座”之类平庸的意见，这次却是鸦雀无声，大人物们一个个面带不安地窥探社长的表情。一阵沉默之后，外号“永田喇叭”的社长开口说：“我也没看懂是怎么回事，不过片子很高雅嘛。”试映室这才顿时恢复了往日的热闹。（田中德三《电影的幸福时光》，JDC发行）就这样，奇迹般完成的《罗生门》在总社试映后一小时，就在帝国剧场首映了。第二天，全国公映同时开始，真可谓神速！ 然而观众的评价并不理想，电影几乎要面临马上下映的命运。若不是意大利电影公司的负责人斯特拉米·乔丽女士注意到这部电影的话…… 在斯特拉米·乔丽女士的热心推荐下，《罗生门》于一九五一年九月正式参加了第十二届威尼斯电影节，并荣获最高奖。 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给战败后的日本人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鼓励与勇气。接到消息后，永田社长问：“格兰普瑞[1]（[1] 即grand prix，最高奖之意。）是什么？”一时传为笑谈。那时大家对这个奖项还一无所知，而黑泽先生更是连影片参展这件事都不知道。 就在那时，黑泽先生由于在松竹执导的《白痴》票房不佳，使得预定在大映拍摄的下一部电影也被迫解约。心灰意冷的黑泽先生去多摩川畔钓鱼，刚一扬竿鱼钩就卡住了，鱼线也被挣断了。他心想，人倒霉的时候真是诸事不顺，于是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刚进门就听夫人说：“恭喜！”黑泽先生这才得知电影获奖的消息。 回想起这件事，黑泽先生说：“多亏了这部片子，总算可以不坐冷板凳了。” 荣耀的背后，也有遭受不公的人。那就是副导演若杉光夫先生。 《罗生门》公映后不久，他被贴上赤色分子的标签，不得不离开制片厂，甚至连工会也把他除名了。孤立无援的若杉先生正沉浸于悲观失望之中的时候，收到了一张明信片。那是黑泽先生寄来的。——请趁着这个好时机赶快写剧本。不要惧怕NG！——我感动得大哭了一场。但又很开心，我感到自己仍然是个电影人。不管怎样，在严酷的时代环境之下，仍旧给予我鼓励的电影人只有黑泽先生。（若杉光夫，《黑泽明纪实》）黑泽先生曾亲身经受过那场东宝罢工的考验。他对若杉先生经受的“放逐”想必是深有感触。 黑泽先生荣获大奖之后成了各电影公司争抢的红人。一九五二年，黑泽先生时隔四年回到老东家东宝公司，开始拍摄《生之欲》。 拍摄《罗生门》的时候，配音还是一件充满着惊险与感动的工作。可惜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永远无法体会个中滋味了。 录制配乐的紧迫感尤其强烈。眼看胜利在望，却常常因为某个人的失误而不得不从头来过，大伙儿惟有摇头兴叹。 而现在，出错的时候只需说声：“那就从刚才那段开始吧。鼓声一响大家接着来。”如此便利，在当时是无法想像的。而且现在声带用起来就像不要钱一样，可以随便剪了又贴。不知现在的年轻人是否理解其中的艰辛呢？录音带出现之前与之后的差距，几乎跟用电和不用电一样不可同日而语。 如今二英寸的录音带就有二十四个磁道，且可以区分不同乐器的声音。录音后如果想把合唱的声音调大，或是把钢琴声去掉，都不过是举手之劳。交响乐团也无需全场到齐。因乐师的时间安排不同，另行录制也不碍事。 可是过去，相熟的乐师们每次都得一个不少地会聚一堂。银幕上一旦出现需要配音的场面，乐团指挥就配合画面挥动指挥棒。乐师们面对指挥，当然是背对着银幕。每逢放映男女亲热的画面时，也会有几个空闲的乐师忍不住地转过身去看银幕。 那是一家电影公司每月要拍四部电影的时代。乐师们身上揽着各公司的活儿，背着乐器奔走在各个公司之间，到了晚上还要到歌舞厅挣外快。背地里赌钱、赌马的都有，大叔们个个堪称老江湖。 即使是这些乐师，对早坂文雄先生也都是另眼相看。 有一次一个乐师对早坂先生说：“这里是不是有点不对头？”早坂先生回敬道：“没有什么不对头。不对头的是你的头。” 《罗生门》紧锣密鼓的音乐录音完成了，大伙儿打开门，嘴里抱怨着：“已经早上了。”我也走出门外，在夏日清晨凉爽的空气里，早坂先生正满脸惬意地抽着烟。我走过去，不知天高地厚地对他说：“那段波莱罗舞曲听起来，好像很瞧不起女人似的。”早坂先生只说了声“是吗？”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那时候，早坂先生是我仰慕的对象，所以我才会说出那么故作高深的话来。早坂先生好像很爱说“是吗？”据说某人多管闲事，特地跑去告诉早坂先生说我对他有意思，他也是那句“是吗？”丝毫不为所动的样子。 前面说到，因为火灾，多襄丸的一句对白丢了，只好急忙把三船敏郎从东京叫回来。 “听说出事了，真难为你们了！” 三船敏郎出现在配音间，胡须已经刮去，一脸清爽。 录音技师大谷严清楚地记得，那句“我从来没见过性子这么烈的女人”，是在录音乐的时候用另一个麦克风同时录的。可见当时的时间有多么紧迫。 八月二十五日在帝国剧场的特约公映已迫在眉睫。二十一日的火灾使片厂陷入瘫痪状态。加之二十二日放映室再度起火，接踵而来的事故仿佛是上天的考验。 放映室起火时，大谷先生和红谷愃一等重要成员被类似沙林的毒气熏得不省人事。这实在是毁灭性的打击。怎么可能赶得上首映呢？大概他们刚刚被抢救过来，就强撑着在当天夜里开始了录制工作。大约是从二十三日早晨开始，熬通宵直到二十四日中午左右。录音室外面，去洗印厂的车一定是开着引擎等候在那里。只听得“完工了！”“好嘞！”载着原音带的车子就冲出了片厂大门。 记得第一份拷贝是在当晚七时完成的。我应该是和导演他们一同观看了片子，然而那次试映在我的记忆里却是一片空白。只记得那拷贝不由分说地，就被快马加鞭送往“江户”。这个任务自然应该由副导演来完成。副导演田中德三抱着刚“出炉”的拷贝，乘最后一班夜车直奔东京。那情景如果用电影来表现的话，激昂的音乐声之外还得配上火车汽笛声。 田中先生于二十五日清晨抵达东京，立刻赶往大映总社。永田雅一社长等大人物已等候在那里。试映立刻开始。关于当时的情形，田中先生在书中写道： 试映完毕，试映室的灯亮了，却没有人吱声。要是往常的话，一定会听到“这可不行”、“片子恐怕不卖座”之类平庸的意见，这次却是鸦雀无声，大人物们一个个面带不安地窥探社长的表情。一阵沉默之后，外号“永田喇叭”的社长开口说：“我也没看懂是怎么回事，不过片子很高雅嘛。”试映室这才顿时恢复了往日的热闹。（田中德三《电影的幸福时光》，JDC发行）就这样，奇迹般完成的《罗生门》在总社试映后一小时，就在帝国剧场首映了。第二天，全国公映同时开始，真可谓神速！ 然而观众的评价并不理想，电影几乎要面临马上下映的命运。若不是意大利电影公司的负责人斯特拉米·乔丽女士注意到这部电影的话…… 在斯特拉米·乔丽女士的热心推荐下，《罗生门》于一九五一年九月正式参加了第十二届威尼斯电影节，并荣获最高奖。 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给战败后的日本人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鼓励与勇气。接到消息后，永田社长问：“格兰普瑞[1]（[1] 即grand prix，最高奖之意。）是什么？”一时传为笑谈。那时大家对这个奖项还一无所知，而黑泽先生更是连影片参展这件事都不知道。 就在那时，黑泽先生由于在松竹执导的《白痴》票房不佳，使得预定在大映拍摄的下一部电影也被迫解约。心灰意冷的黑泽先生去多摩川畔钓鱼，刚一扬竿鱼钩就卡住了，鱼线也被挣断了。他心想，人倒霉的时候真是诸事不顺，于是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刚进门就听夫人说：“恭喜！”黑泽先生这才得知电影获奖的消息。 回想起这件事，黑泽先生说：“多亏了这部片子，总算可以不坐冷板凳了。” 荣耀的背后，也有遭受不公的人。那就是副导演若杉光夫先生。 《罗生门》公映后不久，他被贴上赤色分子的标签，不得不离开制片厂，甚至连工会也把他除名了。孤立无援的若杉先生正沉浸于悲观失望之中的时候，收到了一张明信片。那是黑泽先生寄来的。——请趁着这个好时机赶快写剧本。不要惧怕NG！——我感动得大哭了一场。但又很开心，我感到自己仍然是个电影人。不管怎样，在严酷的时代环境之下，仍旧给予我鼓励的电影人只有黑泽先生。（若杉光夫，《黑泽明纪实》）黑泽先生曾亲身经受过那场东宝罢工的考验。他对若杉先生经受的“放逐”想必是深有感触。 黑泽先生荣获大奖之后成了各电影公司争抢的红人。一九五二年，黑泽先生时隔四年回到老东家东宝公司，开始拍摄《生之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