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田百闲有一篇名为《二钱记》的作品。说的是少年百闲从京都回冈山的时候,因为车资仅差两钱而无法动身的往事。 最后,他只好用身上所有的钱买了到中途姬路的车票。在姬路下车后,他灵机一动,把随身带的书卖掉,终于回到冈山。令他懊悔的是,在京都竟然没有想到这个办法。 事实的确如此,哪怕只少一分钱,就买不到票。我在京都给伊丹(十三)少年做保姆的时候,从我们的住所到大映京都片厂上班必须乘坐电车。首先乘市营电车从乌丸车库到北野白梅町,然后换乘岚电北野线在帷子路口下车,最后还需步行一段才能抵达。 已经忘记是拍哪部作品,有一天预定于大清早出发到市内拍外景,我慌慌忙忙地从家里赶去。一边往车站跑,一边摸口袋里的钱,发现金额太少,但我还是跳上了电车。带的钱勉强够买市营电车的票(当时好像是八日元?),之后就所剩无几了。在白梅町下车以后再往前,我就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前往外景地的出发时间渐渐逼近。这会儿管理人员一定正焦躁不安地在外景巴士前抱怨我这个新手竟然姗姗来迟。但我不过是个见习场记,搁下我,工作也不会受什么影响,时间一到,他们自会按时出发。这么一想,我反倒变得出奇的冷静,干脆决定走路去片厂。 就在我恨恨地从岚电车站走过的时候,就像在黑夜里看见了灯塔的光亮一样,一座点着红色电灯的四角岗亭映入我的眼帘。走近一看,一个典型的公仆模样的年轻警官独自坐在桌前写着什么。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跑了进去,摸着原本什么都没有的口袋告诉警官说,我的钱包丢了。年轻警官听我诉说完前因后果,笑眯眯地站起来,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十日元借给了我。当然后来我把钱还给了他。 就这样,伊丹少年如何在我们上顿不接下顿的日子里活了下来,至今仍然是个谜。不久后,住在大屋里的房东提出要我们搬出偏房,于是我们搬到了帷子路口站前。到片厂只需步行五分钟,从此我不必再担心车票钱。我们租的是二楼的两间房,从窗口几乎可以识别电车乘客的面容。 房租每月九百日元。离片厂近了可倒好,下班的时候同事们常常顺路来访,吃吃喝喝的事渐渐多起来,我们又陷入了慢性的经济困境。没几天我们就成了附近当铺的熟客,大部分衣物都送进去就再没有回来。 那是天气即将转寒的时节。难得工作空闲,我刚好在场记休息室,很稀罕地来了一个找我的电话。 对方说:“很吃惊吧?我是市田家的阿幸呀!你小学时候的……现在我到京都来了。” 多年前,阿幸住在我家附近,她父亲是国营铁道的职员,母亲是有名的专科学校的老师,家里生活很富裕。而我家却是: 父亲因触犯治安维持法被抓进了拘留所,母亲在小学教书,勉强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 已有十四年没有听到阿幸的声音了,她依然那么活泼开朗。阿幸告诉我,她丈夫从事跟占领军有关的工作,待遇很好。这次来是为了进货。“我还带了三个孩子呢!”电话里的她依然笑声爽朗。 “我帮很多人买过洋烟什么的。你那里有人要买好彩烟的话,我可以帮你订货。”——听阿幸谈论着黑市烟草买卖的话题,我回想起当年去她家时看到的景象。 虽然还在打仗,她家的柜子里却满满堆放着成袋的砂糖和一箱箱的肥皂。看来时至今日,她家依然过着优裕的生活。跟她搞好关系,也许以后还能得到好的回报——不能说我内心里没有这样的期待。我答应帮阿幸找一些想买洋烟的人,并邀请她全家到我家来做客。 在昭和二十五年的秋天,一包和平烟要五十日元,光牌四十日元,而好彩烟的黑市价是多少我却想不起来了。惠美前辈以及导演、摄影师等等很多人都想买这种烟,说好要先付款,惠美帮我把烟钱收齐,一会儿工夫,就凑成了一笔一万五千日元的巨款。 阿幸来到我家,带着两个男孩,手里还抱了一个小的。同来的还有一个穿夹克的男人,阿幸介绍说是她丈夫。男人不怎么说话,给人的感觉有些阴沉。但阿幸却说个不停,大声地笑着。 阿幸收取巨款后就告辞了。她与我约定次日四点在四条大桥靠京极一侧等候,还说一定亲自把香烟送到。 第二天,还不到约定的时间,我就站在了四条大桥下。河上吹来的阵阵冷风,让我后悔不该来得太早。可是过了四点半仍不见阿幸的身影。我担心她弄错了桥上的等候地点,在桥上走来走去地找她。或许是她的小孩生病了,这样想着,我一直站到六点多。然而阿幸始终没有出现。四周完全暗下来,路灯亮了。我怕让惠美久等,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片厂。惠美听了我的讲述后说:“这事有蹊跷。你不会是被骗了吧?”听了这句话我才回过神来,脸都吓白了。那么多钱都是别人的,无论如何我都得把钱要回来。我向惠美借了钱,直奔大津阿幸留宿的旅店。 到达大津的时候已是深夜。我一路打听旅店的名字,好不容易才找到。站在大门口的掌柜告诉我说:“那个客人今天一大早就出发了。”我问他阿幸是否留下什么东西给我,回答是什么都没有。后来我怎么回的京都我已经忘记了。无奈之下我只好回到东京老家,向叔母借钱来偿还。 我凭着向旅店打听到的市田幸子的住址,在阿佐谷来回寻找。终于找到她家的时候,我怀着满腔的愤怒只想大骂一场,我怒气冲冲地拉开她家大门口的玻璃推门。 开门一看,眼前的景象让我不知该如何形容。屋里没有一件家具,几乎就是一座空房。天色已暗却没有点灯。一位只穿了一件和服的老太太从里屋走了出来,脸虽然看不清楚,但我知道这就是阿幸的母亲。 她听我说完后平静地说:“请您报警吧。” “我女儿自从在沼津因为吃饭不给钱被抓之后,她东躲西藏地把父亲口袋里名片上的人、熟人、亲戚都挨个儿欺骗过。我这里您也看到了,能向您表示歉意的东西已经一件都没有了。” 多年以后,我在报纸的一角看到了一则题为“女诈骗犯落网”的报道,旁边还附着一张阿幸的照片。 内田百闲有一篇名为《二钱记》的作品。说的是少年百闲从京都回冈山的时候,因为车资仅差两钱而无法动身的往事。 最后,他只好用身上所有的钱买了到中途姬路的车票。在姬路下车后,他灵机一动,把随身带的书卖掉,终于回到冈山。令他懊悔的是,在京都竟然没有想到这个办法。 事实的确如此,哪怕只少一分钱,就买不到票。我在京都给伊丹(十三)少年做保姆的时候,从我们的住所到大映京都片厂上班必须乘坐电车。首先乘市营电车从乌丸车库到北野白梅町,然后换乘岚电北野线在帷子路口下车,最后还需步行一段才能抵达。 已经忘记是拍哪部作品,有一天预定于大清早出发到市内拍外景,我慌慌忙忙地从家里赶去。一边往车站跑,一边摸口袋里的钱,发现金额太少,但我还是跳上了电车。带的钱勉强够买市营电车的票(当时好像是八日元?),之后就所剩无几了。在白梅町下车以后再往前,我就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前往外景地的出发时间渐渐逼近。这会儿管理人员一定正焦躁不安地在外景巴士前抱怨我这个新手竟然姗姗来迟。但我不过是个见习场记,搁下我,工作也不会受什么影响,时间一到,他们自会按时出发。这么一想,我反倒变得出奇的冷静,干脆决定走路去片厂。 就在我恨恨地从岚电车站走过的时候,就像在黑夜里看见了灯塔的光亮一样,一座点着红色电灯的四角岗亭映入我的眼帘。走近一看,一个典型的公仆模样的年轻警官独自坐在桌前写着什么。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跑了进去,摸着原本什么都没有的口袋告诉警官说,我的钱包丢了。年轻警官听我诉说完前因后果,笑眯眯地站起来,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十日元借给了我。当然后来我把钱还给了他。 就这样,伊丹少年如何在我们上顿不接下顿的日子里活了下来,至今仍然是个谜。不久后,住在大屋里的房东提出要我们搬出偏房,于是我们搬到了帷子路口站前。到片厂只需步行五分钟,从此我不必再担心车票钱。我们租的是二楼的两间房,从窗口几乎可以识别电车乘客的面容。 房租每月九百日元。离片厂近了可倒好,下班的时候同事们常常顺路来访,吃吃喝喝的事渐渐多起来,我们又陷入了慢性的经济困境。没几天我们就成了附近当铺的熟客,大部分衣物都送进去就再没有回来。 那是天气即将转寒的时节。难得工作空闲,我刚好在场记休息室,很稀罕地来了一个找我的电话。 对方说:“很吃惊吧?我是市田家的阿幸呀!你小学时候的……现在我到京都来了。” 多年前,阿幸住在我家附近,她父亲是国营铁道的职员,母亲是有名的专科学校的老师,家里生活很富裕。而我家却是: 父亲因触犯治安维持法被抓进了拘留所,母亲在小学教书,勉强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 已有十四年没有听到阿幸的声音了,她依然那么活泼开朗。阿幸告诉我,她丈夫从事跟占领军有关的工作,待遇很好。这次来是为了进货。“我还带了三个孩子呢!”电话里的她依然笑声爽朗。 “我帮很多人买过洋烟什么的。你那里有人要买好彩烟的话,我可以帮你订货。”——听阿幸谈论着黑市烟草买卖的话题,我回想起当年去她家时看到的景象。 虽然还在打仗,她家的柜子里却满满堆放着成袋的砂糖和一箱箱的肥皂。看来时至今日,她家依然过着优裕的生活。跟她搞好关系,也许以后还能得到好的回报——不能说我内心里没有这样的期待。我答应帮阿幸找一些想买洋烟的人,并邀请她全家到我家来做客。 在昭和二十五年的秋天,一包和平烟要五十日元,光牌四十日元,而好彩烟的黑市价是多少我却想不起来了。惠美前辈以及导演、摄影师等等很多人都想买这种烟,说好要先付款,惠美帮我把烟钱收齐,一会儿工夫,就凑成了一笔一万五千日元的巨款。 阿幸来到我家,带着两个男孩,手里还抱了一个小的。同来的还有一个穿夹克的男人,阿幸介绍说是她丈夫。男人不怎么说话,给人的感觉有些阴沉。但阿幸却说个不停,大声地笑着。 阿幸收取巨款后就告辞了。她与我约定次日四点在四条大桥靠京极一侧等候,还说一定亲自把香烟送到。 第二天,还不到约定的时间,我就站在了四条大桥下。河上吹来的阵阵冷风,让我后悔不该来得太早。可是过了四点半仍不见阿幸的身影。我担心她弄错了桥上的等候地点,在桥上走来走去地找她。或许是她的小孩生病了,这样想着,我一直站到六点多。然而阿幸始终没有出现。四周完全暗下来,路灯亮了。我怕让惠美久等,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片厂。惠美听了我的讲述后说:“这事有蹊跷。你不会是被骗了吧?”听了这句话我才回过神来,脸都吓白了。那么多钱都是别人的,无论如何我都得把钱要回来。我向惠美借了钱,直奔大津阿幸留宿的旅店。 到达大津的时候已是深夜。我一路打听旅店的名字,好不容易才找到。站在大门口的掌柜告诉我说:“那个客人今天一大早就出发了。”我问他阿幸是否留下什么东西给我,回答是什么都没有。后来我怎么回的京都我已经忘记了。无奈之下我只好回到东京老家,向叔母借钱来偿还。 我凭着向旅店打听到的市田幸子的住址,在阿佐谷来回寻找。终于找到她家的时候,我怀着满腔的愤怒只想大骂一场,我怒气冲冲地拉开她家大门口的玻璃推门。 开门一看,眼前的景象让我不知该如何形容。屋里没有一件家具,几乎就是一座空房。天色已暗却没有点灯。一位只穿了一件和服的老太太从里屋走了出来,脸虽然看不清楚,但我知道这就是阿幸的母亲。 她听我说完后平静地说:“请您报警吧。” “我女儿自从在沼津因为吃饭不给钱被抓之后,她东躲西藏地把父亲口袋里名片上的人、熟人、亲戚都挨个儿欺骗过。我这里您也看到了,能向您表示歉意的东西已经一件都没有了。” 多年以后,我在报纸的一角看到了一则题为“女诈骗犯落网”的报道,旁边还附着一张阿幸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