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丹万作先生逝世的昭和二十一年，东京还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焦土。 车站附近的黑市上人群聚集，精明的黑市小贩们扯着嗓门竞相叫卖。跳蚤虱子稀松平常。去公共澡堂洗澡时，还得在香皂上打个眼儿，穿上绳子套在手腕上，以防被人偷走。 我从《人民新闻》社辞职，考进了八云书店。一起考上的同事当中还有一位是年轻俊美的草柳大藏。 刚进书店不久，我跟随作家平林泰子去新宿有名的口琴巷黑市采访。 口琴巷可谓名副其实，一间挨一间的小酒馆都用三合板隔开，正像口琴一样。平林女士在拥挤的人群中奋力向前走着，她突然转过宽宽的肩膀对我大声喊道： “列宁不是说过吗？存在都是必然的。对极了！” 我还记得当时被她吓了一跳。 那时，千秋实主持的蔷薇座剧团因《堕胎医》等剧目受到世人瞩目。剧团的经理人名叫荣田清一郎，后来改行成了电影制片人，培育了众多的演员。现已不在人世的荣田先生在战争时期就为伊丹先生的作品所倾倒。他出入伊丹家，为他家承担各种杂务，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为他们争取供应物资及食物。因为伊丹夫人阿君不是个善于应对黑市交易的人，伊丹先生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诗句：手拿着得来的惟一一个洋葱，如同怀抱一块璧玉，我可怜的妻。如今我重病缠身，妻啊！你是否有力量渡过难关？对自己死后妻儿的生活，伊丹先生无比担忧。 伊丹先生去世后，阿君夫人身边只剩下十三岁的岳彦和十岁的由加利。夫人曾在写给星野估子的明信片上说起两个孩子的情况。估子就是伊丹先生导演的《巨人传》中那个可爱的小演员。由儿自打语文得了全年级最高分，完全变成一个迷恋分数的书虫，成天拼命学习。岳儿却连课本都不知扔到哪儿去了，看样子非得要品尝两三次落第的滋味才甘心。人活得越久，就越发有担不完的心啊。即便如此，不爱学习的岳彦依然成绩优秀。他还会做装帧设计，还在上初中的他已是才华横溢。 岳彦即后来的导演伊丹十三。 荣田先生是世间罕有的热心肠，他把住在东京、跟伊丹先生多少有些渊源的人招呼到一起，名曰“板万会”。大家在酒馆相聚，荣田先生请客。 荣田先生好像是听阿君夫人说起过我，于是我也成为了其中一员。成员当中还有俳句诗人中村草田男，剧作家滩千造、桥本忍等人。 桥本先生给我读过他写的剧本《三郎床》，据说伊丹先生也读过。这个剧本后来拍成了一部名为《我想变成贝壳》[1]（[1] 《私は貝になりたい》。）的电视剧，后来又改编为电影。 昭和二十四年早春，荣田先生第一次带着我拜访了京都的伊丹家。 当时伊丹家已把主屋退还房东，搬到曾用作藏书室的一间三叠[2]（[2] “叠”是日式房屋通用的面积单位。一叠为一块榻榻米大小，面积约2平方米。）大的偏房和隔壁一间四叠大的斗室里。我跟在荣田先生身后，进了正门，沿着主屋窄窄的走廊进去。君夫人已经站在藏书室门口迎接我们。她等不及我们走近，就远远地招呼道： “哎呀呀，正等你们来呢！你就是野上小姐吧？” 夫人容貌端丽，美得像伊东深水[3]（[3] 伊东深水（1898—1972），日本画家，以美人画著称。）的美人画里的人物。 “每次有你的信来，我都送到丈夫枕边，告诉他这是玛德末瓦赛勒[4]（[4] 法语mademoiselle，“年轻小姐”之意。）寄来的。” 夫人说着做了个拿着信摇晃的手势。 我们在一起还不到一个小时，就已感觉到一种亲戚般的熟稔。夫人问我：“你怎么不早点儿来呢？”我也为最终未能面聆伊丹先生的謦欬而遗憾不已。 荣田先生他们都称夫人为“阿妈”。“阿妈”拥有无限魅力，这么说似乎都还不够充分。 夫人很会做菜，可惜当时没有能供她发挥技艺的材料。还记得她扇着蜂窝煤炉子对我们说：“今天的大酱汤，什么汤料都没有啊。” 夫人还擅长刺绣。枕套上绣满了星座图案，连抹布都被她绣得花团锦簇。 “阿妈”还有一个绝活儿。她能把大和田建树的《铁道唱歌》[1]（[1] 日本明治时期的创作歌曲。共334段。歌词内容描绘日本各地铁道沿线的风土人情。最初的目的是用做学校地理教材。歌曲受到男女老少的喜爱，曾广为传唱。）（多梅稚作曲）一口气唱到第六十六段。从“汽笛一声出新桥”开始，一段接一段地唱下来，漫长的铁道之旅仿佛没有尽头，令人叹为观止。 阿君夫人要支撑全家人的生活，却难以找到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他们决定返回故乡松山。可是岳彦坚决不愿回松山。于是荣田先生问我是否愿意去京都，一边照顾岳彦的生活，一边在电影厂工作。 刚好那时八云书店的经营每况愈下，且我对电影工作很有兴趣，就接受了这个建议。 荣田先生不但是个热心肠，还是个天才推销员。他把我带到大映[2]（[2] 大日本映画株式会社的简称。现角川映画的前身之一。）京都制片厂的上层领导曾我正史先生那里，在荣田先生的一通夸大广告之后，我被录用为大映的见习场记。 那年暑假，君夫人带着由加利回了松山，我作为岳彦的保姆搬进了京都的伊丹家。 “就当是‘女无法松’[3]（[3] 取自伊丹万作编剧并导演（因中途卧病而交由稻垣浩执导）的电影《无法松的一生》（1943年）。讲述外号“无法松”的人力车夫富岛松五郎无私照顾亡友妻儿的感人故事。）吧。”荣田先生对板万会的朋友们这么说。然而我却没能像无法松那么伟大，我连个存折的影子都没能给岳彦留下。最多只是在加班时把剩余的供应盒饭带回去给他。 第二年即昭和二十五年，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剧组从东京飒爽出师来到京都，我担任了他们的场记。那时的我还是个之前只经历过一部电影的新手。 有人曾对黑泽明创作的剧本《达磨寺的德国人》（昭和十六年发表）赞不绝口，又对《宁静》（昭和十七年发表）给予好评，而且早于任何人预言这位电影作家“前途无量”。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伊丹万作先生。 在伊丹万作先生逝世的昭和二十一年，东京还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焦土。 车站附近的黑市上人群聚集，精明的黑市小贩们扯着嗓门竞相叫卖。跳蚤虱子稀松平常。去公共澡堂洗澡时，还得在香皂上打个眼儿，穿上绳子套在手腕上，以防被人偷走。 我从《人民新闻》社辞职，考进了八云书店。一起考上的同事当中还有一位是年轻俊美的草柳大藏。 刚进书店不久，我跟随作家平林泰子去新宿有名的口琴巷黑市采访。 口琴巷可谓名副其实，一间挨一间的小酒馆都用三合板隔开，正像口琴一样。平林女士在拥挤的人群中奋力向前走着，她突然转过宽宽的肩膀对我大声喊道： “列宁不是说过吗？存在都是必然的。对极了！” 我还记得当时被她吓了一跳。 那时，千秋实主持的蔷薇座剧团因《堕胎医》等剧目受到世人瞩目。剧团的经理人名叫荣田清一郎，后来改行成了电影制片人，培育了众多的演员。现已不在人世的荣田先生在战争时期就为伊丹先生的作品所倾倒。他出入伊丹家，为他家承担各种杂务，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为他们争取供应物资及食物。因为伊丹夫人阿君不是个善于应对黑市交易的人，伊丹先生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诗句：手拿着得来的惟一一个洋葱，如同怀抱一块璧玉，我可怜的妻。如今我重病缠身，妻啊！你是否有力量渡过难关？对自己死后妻儿的生活，伊丹先生无比担忧。 伊丹先生去世后，阿君夫人身边只剩下十三岁的岳彦和十岁的由加利。夫人曾在写给星野估子的明信片上说起两个孩子的情况。估子就是伊丹先生导演的《巨人传》中那个可爱的小演员。由儿自打语文得了全年级最高分，完全变成一个迷恋分数的书虫，成天拼命学习。岳儿却连课本都不知扔到哪儿去了，看样子非得要品尝两三次落第的滋味才甘心。人活得越久，就越发有担不完的心啊。即便如此，不爱学习的岳彦依然成绩优秀。他还会做装帧设计，还在上初中的他已是才华横溢。 岳彦即后来的导演伊丹十三。 荣田先生是世间罕有的热心肠，他把住在东京、跟伊丹先生多少有些渊源的人招呼到一起，名曰“板万会”。大家在酒馆相聚，荣田先生请客。 荣田先生好像是听阿君夫人说起过我，于是我也成为了其中一员。成员当中还有俳句诗人中村草田男，剧作家滩千造、桥本忍等人。 桥本先生给我读过他写的剧本《三郎床》，据说伊丹先生也读过。这个剧本后来拍成了一部名为《我想变成贝壳》[1]（[1] 《私は貝になりたい》。）的电视剧，后来又改编为电影。 昭和二十四年早春，荣田先生第一次带着我拜访了京都的伊丹家。 当时伊丹家已把主屋退还房东，搬到曾用作藏书室的一间三叠[2]（[2] “叠”是日式房屋通用的面积单位。一叠为一块榻榻米大小，面积约2平方米。）大的偏房和隔壁一间四叠大的斗室里。我跟在荣田先生身后，进了正门，沿着主屋窄窄的走廊进去。君夫人已经站在藏书室门口迎接我们。她等不及我们走近，就远远地招呼道： “哎呀呀，正等你们来呢！你就是野上小姐吧？” 夫人容貌端丽，美得像伊东深水[3]（[3] 伊东深水（1898—1972），日本画家，以美人画著称。）的美人画里的人物。 “每次有你的信来，我都送到丈夫枕边，告诉他这是玛德末瓦赛勒[4]（[4] 法语mademoiselle，“年轻小姐”之意。）寄来的。” 夫人说着做了个拿着信摇晃的手势。 我们在一起还不到一个小时，就已感觉到一种亲戚般的熟稔。夫人问我：“你怎么不早点儿来呢？”我也为最终未能面聆伊丹先生的謦欬而遗憾不已。 荣田先生他们都称夫人为“阿妈”。“阿妈”拥有无限魅力，这么说似乎都还不够充分。 夫人很会做菜，可惜当时没有能供她发挥技艺的材料。还记得她扇着蜂窝煤炉子对我们说：“今天的大酱汤，什么汤料都没有啊。” 夫人还擅长刺绣。枕套上绣满了星座图案，连抹布都被她绣得花团锦簇。 “阿妈”还有一个绝活儿。她能把大和田建树的《铁道唱歌》[1]（[1] 日本明治时期的创作歌曲。共334段。歌词内容描绘日本各地铁道沿线的风土人情。最初的目的是用做学校地理教材。歌曲受到男女老少的喜爱，曾广为传唱。）（多梅稚作曲）一口气唱到第六十六段。从“汽笛一声出新桥”开始，一段接一段地唱下来，漫长的铁道之旅仿佛没有尽头，令人叹为观止。 阿君夫人要支撑全家人的生活，却难以找到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他们决定返回故乡松山。可是岳彦坚决不愿回松山。于是荣田先生问我是否愿意去京都，一边照顾岳彦的生活，一边在电影厂工作。 刚好那时八云书店的经营每况愈下，且我对电影工作很有兴趣，就接受了这个建议。 荣田先生不但是个热心肠，还是个天才推销员。他把我带到大映[2]（[2] 大日本映画株式会社的简称。现角川映画的前身之一。）京都制片厂的上层领导曾我正史先生那里，在荣田先生的一通夸大广告之后，我被录用为大映的见习场记。 那年暑假，君夫人带着由加利回了松山，我作为岳彦的保姆搬进了京都的伊丹家。 “就当是‘女无法松’[3]（[3] 取自伊丹万作编剧并导演（因中途卧病而交由稻垣浩执导）的电影《无法松的一生》（1943年）。讲述外号“无法松”的人力车夫富岛松五郎无私照顾亡友妻儿的感人故事。）吧。”荣田先生对板万会的朋友们这么说。然而我却没能像无法松那么伟大，我连个存折的影子都没能给岳彦留下。最多只是在加班时把剩余的供应盒饭带回去给他。 第二年即昭和二十五年，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剧组从东京飒爽出师来到京都，我担任了他们的场记。那时的我还是个之前只经历过一部电影的新手。 有人曾对黑泽明创作的剧本《达磨寺的德国人》（昭和十六年发表）赞不绝口，又对《宁静》（昭和十七年发表）给予好评，而且早于任何人预言这位电影作家“前途无量”。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伊丹万作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