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岁的瓦伊达拍摄自己第一部故事片时,人们很难想象波兰当时电影业的状况。 按照好莱坞的标准,波兰当时的电影业根本不能称之为工业。它没有任何私人资本。所有影片必须经过政府认可后方可开拍,制片的资金由文化部一个专门机构负责提供。影片的租金及门票收入的分配由政府决定。影片的成功不是以票房和上座率而论,而是根据影片的思想内容和政治倾向来确定。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只有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解冻"期间和团结工会鼎盛时期曾有过短暂的拍片自由,但有些影片的内容,例如非共产党领导的波兰后方军在大战中抗德的历史以及一九四四年在华沙发生的大规模起义等,始终是禁止出现在影片中的。 五十年代初期,国家对电影的控制极为严格。剧本必须经过官僚们的审查。这些官僚在影片获得必要的拍摄资金以前有对剧本的否决权。导演的工作受到监督,以确保影片完全按照剧本进行拍摄。任何影片不经过一个具有绝对权力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永远不可能公映。审查结束后,影片的主创人员还要同具有最后决定权的审查委员会成员进行讨论。这些成员还负责决定影片的上映日期,有权要求对影片进行修改或删节。影片被枪毙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 战前的波兰有一个规模很小的电影制片行业,主要生产一些平庸的家庭喜剧。这些影片由于水平低下而无法公开发行。相反,演员的表演和影片的作曲却达到了非常令人满意的水平。三十年代末期,一小批电影工作者成立了"明星"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生产短片,它的产品作为影院放映外国故事片前的加片公开上映。这些短片还可享受税收方面的补贴。当时的这种补贴制度与今天法国政府对法国短片的资助制度相类似。 一九三九年九月,当希特勒从西部侵入波兰十七天后,俄国人从东部开进波兰。一些波兰导演热衷于拍摄战争片和宣传苏联的影片。后来,当俄国人把他们在一九三九年俘虏的人员组成一支波兰军队后,一些波兰导演和摄影师纷纷作为战地记者加入了这支部队。当时波兰最著名的摄影师斯坦尼斯洛夫·沃尔和波兰最优秀的纪录片导演之一吉尔伯特齐·博萨克就是战地记者中的两员大将。一九四四年德国军队大溃退时,在追击德国人出路上,这支电影部队的许多成员调头返回祖国波兰。苏联人帮助他们在卢布林建立了一个军事电影制片厂。就是这一小部分战争中的幸存者组成了战后波兰第一批电影制片单位。 在这第一批电影制片单位中,有极为内行的专家,特别是亚历克桑德·福特先生,他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也是当时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其他的专家有沃尔和博萨克,他们面对政府部门中的官僚主义者尽自己的全力推进艺术的独创性和艺术自由,毫不考虑个人的安危。战后波兰主管电影大权的是福特先生,他在波兰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由他一人领导的小型电影王国。 所有的电影爱好者从心底里渴望波兰能够拍出一部完全没有乏味的陈词滥调和浓郁的宣传气息的影片。我们看过相当多的外国电影,我们知道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电影。年轻的瓦伊达全凭自己满腔热血和画家一般的眼睛决心冲破波兰制片中的各种条条框框。 我被请到华沙,出演瓦伊达的第一部故事片。这部影片的片名叫《一代人》。从表面上看,这部影片同战后波兰已经拍摄的十几部故事片几乎没有多大差别,影片反映的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段故事。如果瓦伊达的剧本背离有关的规定,当局就会否决这个剧本。 但瓦伊达这部影片的不同之处,是导演的手法。一组又长又壮观的华沙贫民窟全景从影片一开始就映入观众的眼帘,影片中大部分情节就在这片贫民窟中展开。在经过最后一番大特写镜头细腻的描写之后,这组贫民窟镜头的气氛和效果达到了顶点。如果说影片中描写德军占领波兰的几场戏故意表现出严峻、表现出明显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的痕迹、并尽量不带有新闻片色彩的特点的话,那么这部影片仍然保留了波兰影片的风格。也正是由于影片中一批摆脱了习惯性宣传俗套的剧中人物,才使这部影片得以同迄今为止波兰拍摄的所有影片大不一样。 在接到耶日·利普曼的电话之后,我所记住的一切就是我要在一部影片中担任角色。我还隐约知道瓦伊达要在华沙拍一部故事片,就这些了。我没有在父亲的公寓住宅里久留。父亲约会回来,看到我要去华沙拍片,便说我是个骗子。鉴于我过去的个人历史,父亲这样说是可以理解的--姑且不说我刚到父亲家利普曼就来电话请我去拍片纯粹是个巧合--但父亲和我还是激烈地吵了起来。我最后把门"砰"的一声使劲关上愤然离去,决定永远不要再见父亲一眼。我当时身无分文,没钱购买火车票。我使出自己的老本行--无票乘车,就这样赶到了华沙。 摄制组人马齐备,技术人员和演员统统住在一座小旅馆里。我在这里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伊格纳奇·陶布,他曾是《三段故事》的影片主任,这次他被晋升为执行制片人。 --我说,你以前在我们这儿干过,对不对?拍《三段故事》时付给你多少片酬? 陶布问道。 我如实告诉了他。 --那是施舍,小伙子,那完全是施舍。你当时被他们骗了。我告诉你,这次给你工资加倍,每天付你二百四十兹罗提,你看怎么样? 这是他能体面地拿得出手的最低限度片酬。我本来可以坚持让他多付一些,但我当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摄制组内有许多我熟悉的朋友,许多电影工作者的才华使我敬佩,能够在这样一个摄制组中拍戏我已经很满足了。耶日·利普曼已成为瓦伊达的摄影师,兹比格涅夫·齐布尔斯基在影片中也有一个角色。我很快结识了我崇拜的偶像塔德乌什·沃姆尼茨基,他在这部影片中扮演男主角。我想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当他面谈起我与他妹妹的那段业已中止的纯朴温柔的恋情。 《一代人》是一部年轻人制作的电影。利普曼三十二岁,是摄制组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对摄制组全体人员来说,这次拍片是一次全新的经历,如果不算《三段故事》,我们中间还从未有人跟过摄制组拍戏。 摄影棚内的气氛反映出我们年青人的热情。在拍摄《三段故事》的时候,只要能让我呆在拍摄现场就足以使我满足。但这次拍《一代人》,大家都意识到瓦伊达拍摄手法的独创性。瓦伊达绝不是一位冷漠专制的导演。相反,他是一位平易近人、喜欢和大家一起工作的人。而且,他还不断要求大家给他提建议,随时准备与大家探讨各种想法和拍摄过程中的改进意见。观看他的工作、为他所领导的这个具有创造性的摄制组作出自己的贡献,哪怕是一份微不足道的贡献,都是令人兴奋的。 不管工作是否需要,我总是呆在现场,就像我当时在青年观众剧院时一样。我已阅读过所有我可以看到的有关拍摄电影的各种书刊。我不仅对表演艺术感兴趣,而且对灯光、摄影、录音和特技也同样感兴趣。 利普曼也是如此。他除了具有摄影才能之外,还能制作第一流的花炮,他为自己的这一手艺深感自豪。他对花炮的制作精益求精,从不满足。对他来说没有一次爆炸能够堪称强烈和壮观。在一次拍摄爆炸镜头时,花炮猛烈爆炸,周围被炸得碎片横飞、尘土四起,演员和技术人员被震得狼狈不堪。利普曼见此情景高兴得手舞足蹈。就在当天,另一声巨响不幸弄破了他的秃脑壳。 在那个时代,很少看到电影导演像瓦伊达那样不辞辛劳,为影片布置如此真实的场景。我必须承认瓦伊达对影片每一个细节都能极为认真地加以对待,这深深地影响了我。其他导演很少采用实景来拍内景戏,拍内景戏时他们就用摄影棚。但瓦伊达不喜欢这样,他要求内景中的窗子能够真正面对楼房外面的真实环境。影片主人公的房子就搭在华沙市贫民窟的中间。当影片停机,制景工来拆这座房子的时候,险些闹出大事。因为附近的贫困居民坚持要住在这座房子里,坚决不让他们拆除。 《一代人》在正式发行前遇到很多麻烦。波兰电影审查委员会对这部影片展开激烈讨论。最后审查委员会决定要求导演重拍一些镜头,并加强影片的思想内容。我和齐布尔斯基在影片中打架的镜头和其他一些镜头被要求剪掉。《一代人》最后终于公映,并受到全世界广泛赞誉。不过,这不是这部影片的原版,而是一个黯然失色的修改版。 一九五三年春天,当局决定为所有波兰公民更换身份证。每个公民必须去所在地区的警察局领取自己新的身份证。我认为这种更换身份证的行动对我极为不利。我猜测,警察局可能在到处找我,要我去参军,因为我最终没有去杂技学校。如果当局的确在找我,就会通知我户口所在的克拉科夫西米拉斯基大街的警察局。如果我去警察局,就意味着自投罗网;如果我不去,警察局就会展开调查,最后查出我现在的住址。 直到六月,我终于鼓起勇气来到警察局去取我的身份证。我已作好准备,如果警察局当场要我去当兵,我就逃跑。值班警察翻阅了卷宗,二话没说,把我的新身份证递给了我。我身份证"职业"一栏上写着"大学生"。我始终没有搞清为什么我会成为征兵部门的漏网之鱼。我为自己能够重新开始正常生活而高兴,至少在未来的十二个月内我可以正常生活了。 我又重新在克拉科夫生活,还有了多种经济来源。好运似乎在向我微笑。我被请到罗兹,为一部反映环波兰自行车比赛的影片扮演主角试镜头。试镜一举成功。这部影片叫《迷人的自行车》,将于第二年夏季开拍。 直到现在,除了几个像菲乌特、威诺乌斯基和蒂斯莱尔这样的知心朋友外,我的大部分伙伴在戏剧、自行车和滑雪运动方面一事无成。现在,我将要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曾经负责《三段故事》拍摄工作的罗兹电影学校教师安东尼·博杰维茨不知不觉地影响了我,促使我改变了自己的社会生活,改变了我所接触的人。博杰维茨老师不仅具有牛津大学教授的风度,还具有罕见的优良品德。他对自己发现的确有才华的年轻苗子给予真正的和无私的关怀。他每次来克拉科夫,总要来看我。我们经常一起去逛跳蚤市场,我们一起寻找在当时非常时髦的西方服装道具,而这些服装道具在别处是根本找不到的。 市政府不断把这个能够吸引众多顾客的黑市往郊区的方向越迁越远,试图降低人们逛跳蚤市场的热情,不过,市政府的这项措施收效甚微。一天,我和博杰维茨正在观赏一家服装店的橱窗,他用胳臂肘碰了碰我,小声说道: --你看,这张脸很有意思。 我跟着他的视线,发现一位具有花花公子一样举止的英俊青年在一位小阻的陪伴下在观赏旁边一个橱窗里的商品。我们互相交谈起来。我就这样进入了一个我了解甚少的新世界。这个世界与我的情趣显得相当和谐。 这位英俊青年叫维也斯拉夫·祖比斯基,他是克拉科夫大学艺术史系毕业生。他读过许多书,很有教养。他像个天主教知识分子,而在政治上像个地地道道的反动派。他把许多克拉科夫的贵族后代介绍给我,这些昔日的少爷小姐们通常住在破旧不堪的大别墅里。他们平时都说法文,谈起西方社会便眉飞色舞,似乎西方的一切仍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由于有片酬收入,我可能比我新认识的大部分朋友活得更自在。我的这些新朋友大都贫困潦倒,我因而经常请他们吃饭。后来,我发现这些人之所以接受我的帮助,是因为我们对所有多少带点西方味道的东西抱有同样的兴趣。他们不仅比我年长,而且明显比我更有学问。他们丰富的知识和他们特有的细腻使我赞叹不已。为了表示对现实的不满,他们热衷于西方文学和音乐,尤其是爵士音乐。他们以一种几乎不具波兰特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甚至搞同性恋。他们认为游手好闲和过量饮酒同样是对自由的鞭策。 在这些自由化人物当中,有一位克拉科夫大学艺术史系的大学生比奥特·斯克里内斯基。他是个很有思想的人,同时还是个嬉皮士先驱。他和其他几位与他思想相同的朋友常常用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坐在咖啡馆里与我闲谈。我们甚至把更加漫长的晚上用来无止境地谈论西方和美学方面的"反动"主题。我们本应该在一个更合适的地方闲谈,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来到维也斯拉夫·祖比斯基家。他家住在一座外观奇特的新哥特式楼房里,这栋楼房是他作建筑师的父亲的杰作。我们就在这里一边抽烟喝酒一边长时间地畅所欲言。 那个时候,我们对西方的了解甚少,国内的任何报纸、杂志都不介绍西方社会的东西,甚至连西方的电影也几乎快没有了。但是,我对戏剧的炽热爱好在那个时候仍然保留着。每当一部不落俗套的戏剧公演,我就和亚当·菲乌特前往观看,而不管剧场的远近。有时我们去华沙,有时我们甚至赶到波兹南。戏剧中所有新奇的地方都像磁铁一样吸引我们。我们还曾跟着来波兰巡回演出的柏林剧团,走到一处看到一处。我们被布莱希特的话剧,以及他的才华和独创性完全征服。 我们多少改掉了一些痞子习气,但一些粗暴的举止一直没有改掉。当剧院拒绝向我们出售戏票,不让我们观看罕见的京剧时,我们就沿着一条下水管道爬上剧院的墙壁,最后进入二层的演员休息室。我们很快被工作人员抓住,被带到当时已有九十高龄具有传奇色彩的剧场经理鲁德维克·索尔斯基那里。这位老人誉满波兰,他以一种令人惊讶的宽容对待我们。 --他们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爬了上来,说明他们热爱戏剧。应该让这两个孩子看戏。 他说。 他把自己的包厢让给了我们。 但在波兹南,一家剧院经理就表现得与索尔斯基正好相反。由于我们乘火车长途跋涉,一路上疲劳不堪,赶到剧院时,戏已开演。我们恳求剧院经理让我们进去,因为我们是学习戏剧艺术的学生。剧院经理无情地拒绝了我们。我们只好揩油不买票溜进剧院,并在顶层楼座上找到了座位。剧院经理发现了我们,愤怒地把我们赶了出去。 演出结束后,亚当·菲乌特躲在一个地方埋伏起来。他等着剧院经理的出现。 --这是付给你的门票钱! 他边说边一拳朝剧院经理的鼻子打去。 高度近视的剧院经理跪在地上,摸索着寻找被打掉在地的眼镜。亚当趁机跑掉了。 --往这儿追!抓住这个混蛋! 我一边喊一边朝相反的方向跑去。一群行人盲目地跟着跑来。我和亚当以前曾成功地运用过这个办法。现在,我们安然无恙地在火车站汇合了。 在斯大林时代,许多波兰青年逐渐迷上了爵士乐。克拉科夫有几位优秀的爵士乐作曲家。一些学生在周末举办爵士音乐会,而那些爵士乐爱好者们纷纷出高价来听他们偶像的演唱。当时有几个乐团分别演奏不同风格的爵士乐。有以节奏疯狂急速为特征的爵士乐、新奥尔良爵士乐,但最受欢迎的是现代爵士乐四重奏。渐渐地,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年代里,爵士乐开始受到大多数人的尊重。 冬天来了,我又重新开始滑雪运动。一天,在一次大型女子速降滑雪比赛中,我亲眼看到一起在雪道上发生的严重事故。一位波兰最优秀的奥林匹克新星、年轻的女运动员基卡·列里辛斯卡在雪道上摔了一跤,整个身体撞到一棵树上,造成脊椎骨折。她的教练挤进人群,劝走了急救医生,坚持由自己把她送到山下。他把基卡捆绑在雪橇上,自己滑着下山。不料雪橇失控,连人带橇滑到山坡下面,一路上还撞在一棵接着一棵的大树上。基卡身上多处骨折,而且脾脏破裂。 几个月的住院治疗以后,基卡虽然恢复了健康,但却永远告别了体坛。正巧,她是我新结交的朋友圈中的人物,是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学生;作为课外活动,她还负责修复破旧的油画。她有一张长相调皮的小脸、一头棕色的短发和一副田径运动员的身材--宽宽的肩膀和优美的线条,她还有两条滑雪运动员的腿、一双小巧而有力的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她这样的姑娘。她比我大两岁,性格坚毅、像个男孩子。她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小坏蛋"。当她领取滑雪受伤的抚恤金后,很快拿出几乎全部的抚恤金组织了一次疯狂聚会。 --为我的脾脏干杯! 她举起酒杯喊道。 后来,我们时常利用晚间在祖比斯基家新哥特式楼房的顶楼喝着伏特加酒高谈阔论。一次,大家聊到很晚。我和基卡趁别人都已进入梦乡,偷食了爱的禁果。早上天一亮,我们俩人一起不辞而别。我们在一家乳品店吃了早餐,然后整整一上午呆在一个图书馆里浏览艺术书籍。基卡就这样成为我的情妇。我们俩人从未在一起真正生活过,但是每当她母亲离开克拉科夫,我就住在她们家。 我和基卡建立这种爱慕关系之后,发现我们对个人自由具有完全相同的看法。她不认为我们俩人之中的任何一人不时地在外面另有新欢是件坏事。当两人相爱,他们就会经常见面,她说:"他们的关系最后会导致性爱,而这在开始时他们会有所察觉,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本身远远超过了性爱。强制性的一夫一妻制,在男性一方或在女性一方最终会导致下意识的怨恨,而这种怨恨可能会破坏夫妻关系。"我在这方面经验很少,但我的本能告诉我基卡的话是对的。 基卡使我对油画发生了兴趣。一九五四年夏天,我和基卡共同度过了田园诗一般的几个星期。我们在马祖里湖区的森林中支起了帐篷。在这里,我每时每刻都在享受美好的夏天,这种美好的享受一直持续到我收到请我去拍摄《迷人的自行车》的通知为止。离开基卡和马祖里湖区我感到那样的痛苦,以至于我险些撕掉摄制组寄来的通知单。 我在摄制组度过的两三个月正是夏季的最后阶段。这两三个月使我明白了电影既是天堂也是地狱,所有的导演和所有的摄制组并非都像瓦伊达和他领导的摄制组。这部影片摄制组的成员同他们所拍出的影片一样蹩脚。这部影片要反映的主题是集体主义是一切成功之本,个人主义一无是处。 我积累了许多拍片经验,我在电影界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这样,我报考罗兹电影学校的狂想也就越不显得离奇和没有把握。我去找博杰维茨征求意见,他的反应是令人鼓舞的: --你能有什么危险呢? 他对我说。 于是我和祖比斯基递交了入学申请。当时共有几百人报考罗兹电影学校的三个专业:导演、摄影和制片,我们俩人就在这几百名报名者中间。首先是一位女教师对报名的学生进行面试,她把几百人的报名者淘汰至八九十人。我和祖比斯基顺利通过第一关。紧接着我们被请到罗兹进行长达两个星期的正式考试。我们去罗兹的路费自理,但学校免费为我们提供食宿。 第一个星期还未结束,一些考生就离开了罗兹。我断断续续的学业使我在马列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史方面的考试得分太低,但我在舞台上、银幕上以及在美术学校的经历为我在其他科目的考试中提供了明显的优势。考艺术史的时候,特别是当老师要我们写一个短小剧本,并自编几场戏由我们每组考生来表演时,我就显得得心应手。 两个星期的正式考试对我来说太漫长了。在校外的时间,除了祖比斯基,我很少看到其他考生。两个星期当中,我大部分的业余时间是和我电影圈中的朋友一起度过的,他们都是罗兹电影学校毕业班的学生,他们与我平等相待,因为我曾和他们一起拍过影片。这便使我免受他们通常要对像我这样的新生进行的传统的戏弄。另外,我也有幸有一个像博杰维茨这样的朋友,他帮助我消除了由于我放肆无礼的行为留给别人的坏印象。根据我的表现,他为我作了这样一个评语并交给了主考老师: --该生相当粗野好动,但前途无量。 考试结束后,录取者名单正式公布了。导演系录取的八名考生中,有三名是克拉科夫人。这三人一个是我;一个是祖比斯基;另一个是马杰乌斯基,他是建筑学校的毕业生。这是哺育我们的城市--克拉科夫的一个真正的胜利。 当天晚上,我们在罗兹举行了神圣的庆祝活动。我打电话把这一喜讯告诉了父亲。父亲喜出望外。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使父亲失望。
波兰斯基回忆录——人们很难想象波兰当时的电影业
书名: 波兰斯基回忆录
作者: [法] 罗曼·波兰斯基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译者: 喇培康
出版年: 2008-1
页数: 403
定价: 32.00
装帧: 平装
丛书: 新星电影
ISBN: 9787802253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