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的一天早晨,我发现克拉科夫的居民表现异常。几乎所有市民都来到街头巷尾,互不相识的人们相互攀谈,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一堆堆的人群。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上可以看出,一些人情绪激动,另一些人神色不安。看来发生了重大事件。 一点儿不错。波兰政府刚刚宣布正在流通中的所有波兰货币无效。几百万波兰人一下子失去了他们的储蓄。包括我父亲在内的战后幸存下来的少数工商业者又一次遭到破产。我没有一分钱的积蓄,因此政府的这项决定对我个人没有影响。 克拉科夫是个文化名城。波兰政府决定加大对克拉科夫的城市管理并使这座文化名城实现工业化。政府宣布要在克拉科夫郊区兴建大型钢铁厂。随着城市面貌的不断变化,当局还设法使居民、特别是年轻人的精神面貌发生变化。为此,当局加快了共青团员的发展工作。我的大部分同学在学校加入了共青团。支部书记本应由选举产生,但奥迪斯校长蔑视所有自己不喜欢的学生,他硬把团支部书记的职务给了一个寄宿在他家的英俊小生。 就是在这个时候,奥迪斯校长与我们的关系变得紧张了。他的专制曾使我和蒂斯莱尔受益匪浅,现在他的专制又开始使我们苦不堪言了。奥迪斯校长忽然间对我们两人产生嫌恶。也许他对我们已经厌倦,也许他意识到对他所统治的学校来说我们不是一块合适之材,也许我们精力过剩、活泼有余使他无法完全控制我们。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他奉劝我们还是规矩一些,尽管在他眼里我们是三年级最有前途的学生。当我们在课堂上举手准备回答他的问题时,对我们这种积极性他不但不予表扬,反而装作没有看见。他常为无关紧要的事指责我们,批评我们损坏桌椅,指责我们大声喧哗。他以前对我热情到了极点的态度现在变得生硬和粗暴了。 我和蒂斯莱尔两人中蒂斯莱尔首先成为奥迪斯校长这种变化的牺牲品。一位与蒂斯莱尔住在一起、年龄偏大的学生偷遍了其他寄宿生的东西。一天,蒂斯莱尔在他行窃时当场把他抓住并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要是在几个月前,奥迪斯校长一定会热情赞扬蒂斯莱尔的英雄行为。然而现在校长却指责他在学校制造混乱并对他进行了严厉训斥。蒂斯莱尔曾斗胆批评团支部书记的任命方式,现在他终于遭到校长的报复。 在奥迪斯校长众多的怪癖中,有这样一个怪习惯:他要求我们每天早上提前一小时到校,他用原文给我们朗读德国浪漫诗歌。除他以外,大概还没有人能够想出这样的怪念头。十九世纪的德国诗歌严格说来与我们的课程毫不相干。但奥迪斯校长对德国诗歌表现出这样高昂的热情,以至于我们把这节加课看作是一种热爱德国诗歌的具体表现。我们为此付出的时间同我们在他迷人的艺术史课程中学到的东西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和蒂斯莱尔对这节加课的忍耐一直持续到复活节放假的前夕。奥迪斯校长要求我们第二天早上七点准时到校听他朗诵海涅的诗歌。 蒂斯莱尔公开表示奥迪斯校长不务正业。他在第二天早晨加课时竟然旷课去看望自己的母亲。复活节假期结束后,当我又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在默默地收拾东西。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他已被校长开除了。 这一消息使我惊讶得说不出一句话。我离开教室,敲响了奥迪斯校长办公室的大门。我确信这是一个误会。如果我向校长解释蒂斯莱尔家里的贫困,如果我能使校长明白蒂斯莱尔去看望母亲对一直守寡的她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我能使校长知道蒂斯莱尔是个多么优秀的小伙子,他对待学习是多么的认真,奥迪斯校长一定会改变决定的。我感到自己一下子醒悟了。 --出去!从现在起,你也不再是我的学生了! 奥迪斯校长尖叫道。 我像踩在云里一样回到教室。残酷的现实落到了我的头上:我也被校长开除了。 奥迪斯校长本来就要判我"死刑",我对此没有感到特别意外。一个深渊已经在我脚下出现。经过几年的挫折和徘徊,我曾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美术给我带来过欢乐。但现在这个天堂失去了。我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公正的世界,我的一切都被剥夺,我甚至真的考虑过自杀。我陷入了绝境。没有中学毕业文凭,我不可能被戏剧艺术学校或其他高等院校录取。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拿下这张讨厌的中学文凭。 来不及等到学校放假,我便四处寻找入学的机会。最后,卡托维兹的一座学校愿意接收我为旁听生。这所学校与我刚刚离开的美术学校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该校名声不佳,水平低下,授课老师都是二流教员,而且个个酗酒成性。尽管如此,我仍然很高兴,因为我终于有了一个摘取中学毕业文凭的机会。 我住在卡托维兹附近万达的朋友家里,几个月内发奋苦读。但不幸的命运一直伴随着我到最后一刻。为了防止考试时的作弊和阅卷时的偏袒,学校规定考试委员会主席应从外校邀请。这一年,我所在的学校偏偏请来美术学校校长奥迪斯担任考委会主席。 期末所有科目的考试均在一个星期内进行。因此这个星期就像在地狱中度过。但是,我成功了。奥迪斯在最后关头仍对我表现出恶意。他坚持要我到克拉科夫他的办公室里去取我的毕业文凭。我来到奥迪斯办公室,他在我的文凭上签了字,然后把它从桌上扔到地下。他一言不发,连看也不看我一眼。 对于我来说,奥迪斯已经不重要了。我将进入影坛,而他却望尘莫及。 是《团的儿子》为我进入影坛打下基础。罗兹电影学校的一批学生来到距离克拉科夫只有两小时路程的一个外景地拍摄他们的毕业作品。这个外景地位于一座大型水坝的建筑工地上。他们请我在影片中扮演一个小角色。这部毕业作品拍完后将在影院上映。 影片的制片负责人安东尼·博杰维茨决定请我,是因为他曾见过我在舞台上的表演。他要求我在克拉科夫等待通知。在这之前他给了我一个日期,但现在日期已过,我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我担心贵人多忘事,便决定冒然闯去。 我到达外景地时已近傍晚。摄制组下榻的旅馆呈现出一派只有电影摄制组的到来才会出现的那种喧闹和有组织的杂乱。演员和技术人员从拍摄现场回来,他们忙着卸下摄影机、聚光灯、道具等器材;制片人办公室里川流不息,似乎每个人都有十万火急的任务。 --我们已经误期了。我们没跟上拍摄计划的进度。我们耽误得太多,所以没有通知你来。 博杰维茨对我说。 我当时很扫兴,但博杰维茨却很快补充道: --既然已经来了,你就留下吧。 这时,我听到有人说: --他可以住在我的房间。 说话的人带着一副玳瑁眼镜,谢了顶的后脑勺被太阳晒成粉红色,长得有点儿像犹太人。他叫耶日·利普曼,是罗兹电影学校摄影系毕业班的学生。 我将出演的这部影片叫《三段故事》。如同那个时代所有的波兰影片一样,《三段故事》是一部纯粹的宣传影片。影片描写共青团员为社会主义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揭露了间谍和破坏分子的阴谋活动。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了一个真正的上镜机会,我可以在我们的旅馆房间里向利普曼提出各类问题,而他耐心地给我逐一解答直到深夜;我还可以学着感觉外景地拍摄的气氛;另外,我还有机会观察我们的制片主任伊格纳奇·陶布先生,他满面胡须,走路时拖拉着鞋上松开的鞋带,他总是忙着翻阅材料、接电话、作出闪电般的决定,而且还要确定我的工资数额,而这一切并没有妨碍他与一位漂亮的女秘书调情。除此之外,我还能与罗兹电影学校杰出的毕业班学生打交道。这些学生当中有一位叫安杰伊·瓦伊达。 这部影片在计划筹备阶段叫《四段故事》,由四段故事组成。四组学生本来应该在各自的一部小品电影中展示他们的才能。但前三组学生已经使用了过多的胶片,以至于负责第四组拍摄的瓦伊达没有多余的胶片了。他因而无所事事,经常在拍摄现场闲逛。他还利用空余时间给我讲解拍摄电影的诀窍。和博杰维茨一样,瓦伊达也看过我在舞台上的表演。瓦伊达曾是克拉科夫艺术学院的学生,因此我们有共同语言。 博杰维茨也许不是一位大导演,他没有拍过一部值得回顾的佳作,但无疑他是罗兹电影学校最好的教师之一。他的学生都崇拜他。原因显而易见。他纯朴、洒脱、不说大话、充满幽默感。同他交往能令人感到出奇的兴奋。他在现场能够认真指挥一部别人导演的影片。当我第一次走进摄影棚,他亲自拉着我的手,让我重复场记员交待给我的两句台词。我在这部影片中扮演一个次要的农民角色。 我曾在舞台上扮演过《团的儿子》的主角。通过这次进入摄影棚,我感到拍电影与在舞台上演戏完全不同,--拍电影比演戏要紧张得多。在舞台上需要力求自然是一回事;但在外景地拍电影需要面对着摄影机、照明灯、反光板以及一群在摄影机后面忙碌的人们,这完全是另一种紧张的感觉。对我来说,这第一次上镜的确是一个全新的发现。我意识到,我将毫无疑问地与这些电影工作者一起度过我的一生。我将讲与他们一样的语言,过与他们一样的生活。 我还不敢报考罗兹电影学校。这是一所久负盛名的学府,也是波兰唯一的一所培养电影专门人材的地方。进入这所电影学校唯一的办法。也许是首先实现我进入克拉科夫戏剧艺术学校的梦想。我早已认识克拉科夫戏剧艺术学校不少人士,其中有两个人是在击剑俱乐部认识的。他们两个人形影不离,而且具有相当惊人的默契。一个叫博古米乌·科别拉,他长着一个非常有趣的鹰嘴鼻,但相貌却不讨人喜欢;另一个叫兹比格涅夫·齐布尔斯基,他身材高大、举止潇洒,长着一头浓密的棕发,他所具有的强烈的戏剧意识使人预感到他将作为一名波兰最有前途的青年演员获得的美好声誉。他们两个人都鼓励我相信自己能够考入克拉科夫戏剧艺术学校。 克拉科夫戏剧艺术学校的行政主管是副校长德萨,我在青年观众剧院时就认识他了。他的艺术经历只限于演过几个小角色,但他影响巨大,因为他是一名坚决维护官方路线的老共产党员。我并没有因为在青年观众剧院时与他有过两三次争吵而害怕,我仍决定去找他,向他提交我的入学申请。 申请入学的考生必须首先朗诵两首自选的诗歌。殡仪馆老板的儿子亚当·菲乌特后来也爱上了戏剧艺术。我和他以及另外一位叫吉尔伯特齐·瓦休琴斯基的小伙子一起开始准备这次考试。吉尔伯特齐·瓦休琴斯基醉心于戏剧艺术,他是我和亚当,菲乌特一同认识的朋友,他肥胖、秃顶,完全是一副喜剧演员的模样。我用自己在舞台上获得的经验指导他俩的排练。同时,我也使自己的应考节目得到精炼和加工。我们在亚当·菲乌特的家里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和排练。 我们三人成功地通过了第一轮考试。这第一轮考试把应试者的人数从几百人减少到五十几个人。我们进入了第二轮考试。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我们进行了一个星期的紧张排练。学校老师帮助我们准备的最后的考试是两首诗朗诵,一首现代诗,一首古典诗。我们三人与另外两名考生马雷克·西斯高吾斯基和玛丽亚·诺沃塔斯佳分在同一小组进行课外排练。我们有时在维斯瓦河边,有时在瓦维尔城堡长满绿草的斜坡上不停地练习。我负责指导四个初学者的排练。 进行第二轮考试那天,我对自己满怀信心。我的"学生"比我更怯场。但一想到我们一起在课外排练了很长时间,他们紧张的心情就放松了一些。不过,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录取的可能只有一半。他们倒是认为我通过考试是有把握的,我自己对此也确信不疑。 学校发榜了。他们四人金榜有名,而我却名落孙山。我想他们四人一定比我更感到震惊和痛苦。德萨副校长告诉我,我被淘汰的原因是我身材矮小。他说,没有足够的角色适合我这种身材。 --可是,才能是不以身高而论的。 我反驳道。 正是这种鲁莽的言行导致了我的失败。也正是这种勇敢的反驳和顶撞,使我感到沮丧。 我还有一线微小的希望。华沙也有一所戏剧艺术学校,不过这所学校比克拉科夫戏剧艺术学校更注重政治。学生的无产阶级家庭出身和他们的政治面目在那里受到高度重视。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去碰碰运气。入学考试已经结束,但仍有几个为后进生留下的候补座位。无论如何,人们不会接受我报考悲剧专业的申请,因此我只能报考滑稽歌舞剧专业。我认为报考这个专业价值不大,但成功的希望是很大的。我参加了专门为我安排的考试,又一次落选了。 在离张贴着录取人名单的金榜不远的走廊里,有两位胖子走来走去。他们正在为另外一所学校招收学生。每当他们看到一个落选者,就会像集市上的小贩一样把他叫住。 --鼓起勇气!不必这样低头。到我们学校来吧,我们可以录取你。 他们的学校叫朱丽耐克杂技学校,位于华沙郊区的一个小镇里。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记下了他们学校的地址。 我的处境实在令人失望。要是不能在高等学校注册入学,我会很快收到入伍通知书。要是真的在军队里熬上三年,我就会彻底告别演员生涯。我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来到克拉科夫大学递交了我的入学申请。 在当时的波兰,高考录取的评分标准优先考虑考生的政治条件和对马列主义事业是否忠诚。"政治分",即政治面目为共青团团员,可以加五分;"社会劳动态度分",可以加四分;"出身分",即无产阶级出身,可加两分;其他政治条件可再加三分。考试成绩最高为七分,而以上这些方面就占了十四分。我无可争辩地被淘汰了。另外,我入学较晚,因此我没有记载着我政治表现的个人档案,这也为我进入高校增加了难度。为了重新建立档案材料,我来到克拉科夫市政府的一个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办公室中央摆着一张桌子,上面铺有一层绿色毡子,桌子前面坐着这个委员会的人事负责人兼政治委员。此人曾在比丽桑卡的青年观众剧院里当过演员。因此他认识我已有多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讨厌我,我已经看出他对我表现出某种冷淡。最后,我带着一个封好的信封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我必须把它原封不动地交给学校当局。半路上,我禁不住打开了这个信封。 "该生自认为可以当演员,但他曾有入学申请被报考学校拒绝的记录。因此本委员会认为对该生提出的入学申请不应给予考虑。" 我立即做出决定,不把这份材料交给学校。我依然确信自己会不惜一切代价考入大学。 由于克拉科夫大学的招生人数远远大于考生人数,加上自己的体形条件对被录取不至于构成太大的影响,我决定报考该校的体育系。我的入学申请毫不客气地被拒绝了。无奈,我最后只有报考最差的专业"俄罗斯语言文学"。这是一个最不受欢迎的专业,因此录取的希望极大。但是,我报考这个专业的申请同样被拒绝了。 我就像一只掉入陷阱的老鼠,发了疯似的四处寻找出口。我想起了朱丽耐克杂技学校,并正式报了名。我在入学申请中写道:"我想成为一名电影导演,因此,早晚我会离开杂技团。"我的求学申请遭到一系列失败,但这奇怪地给了我巨大的力量。一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获得成功,可以夸耀自己是从一个杂技团驯马的小演员开始起步的,我就感到一种受虐狂式的快乐。 我和威诺乌斯基在他家公寓中他还有权使用的唯一一间房内一边喝着兑草莓汁的伏特加酒,一边谈论我的命运。 威诺乌斯基的命运比我更惨。他不良的学习成绩和"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使他被学校赶出门。由于没有经济来源,他来到克拉科夫郊区的一家钢铁厂当车工。他在钢铁厂给自己惹来不少麻烦。他曾擅自离开自己的车床五分钟之久,去食堂喝了一杯啤酒。当他返回车间,发现自己的车床车出一条条蚕丝一样的金属丝。厂方对他进行了审问,指控他搞破坏,威胁要把他送入监狱。最后,他被厂方除名。他失业了,身无分文,失去了全部希望。他由于腿瘸,可以逃避当兵。当我谈起进杂技学校,他用手轻轻地拍了一下额头,似乎恍然大悟。我用自己擅长的加利西亚犹太人传统节目的语气对他说:"干什么都比当兵好。" 我和另外四名要求缓期入伍的青年一起,赤身裸体呈立正姿势站在一排军官面前,军官们坐在一张铺着红布的桌子后边。我的"家庭出身"使我受到长时间的盘问。征兵委员会主席,一位上校发现我不是共青团员,便想知道我那当资本家的父亲的一些细节情况。 --吓!说我父亲是个手工业者更确切。他有一个车间,雇了五六个人生产皮带和小手提包。 我对他们说。 --这个小工厂的名字叫什么? 上校追问。 我的心一下子被揪了起来。 --嗯……叫绅士皮货厂。 我存心把"绅士"这两个字说得非常模糊,让他们听不清楚。可是这些军官像疯子一样对我的情况越问越起劲。 我向他们解释,我要求缓期入伍以便报考杂技学校。他们听后又一次大笑不止。 --难道杂技团真是这样缺乏小丑演员吗? 一位尊贵的军人问道。 上校和他的同事们开始商议。在翻阅了大量法规、条例等文件之后,上校对我说杂技学校不属于正规学校,因此军队同意我缓期入伍。我的命运就这样定了下来。只有一个奇迹可以使我在未来的几个月中逃避入伍--一个奇迹或者说是一个个人的努力:与其当兵入伍,不如设法去西方。 我开始为出走西方作准备。我为了把我的自行车改装成一辆赛车曾不幸地遇到许多困难,而这次的准备工作也有同样的难度。我的第一个计划是从水路进入东德。当时还没有柏林墙,我从那里偷偷进入西柏林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想自制一种简陋的单人小船,外形像一根漂浮在水面的树干,由一个脚踏轮驱动。在进行了许多试验和研究之后,我放弃了这项计划,因为有太多的技术难题我无法克服。 于是,我想去博恩霍尔姆岛,这是一座位于波罗的海的丹麦岛屿,距离波兰海岸有一百多公里。我卖掉了我的自行车,买了一条帆布划子。我用这只帆布划子在维斯瓦河上训练了几乎整整一个冬天。后来我发现,如果海平面不像养鸭池的水面一样平静,我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 参军入伍的期限迫在眉睫。我现在必须躲藏起来。我把帆布划子放进车库,离开克拉科夫来到卡托维兹。我知道一些在卡托维兹车站停留的列车是往返于莫斯科和巴黎之间的国际列车。我用我的全部积蓄在那里的一家破旧旅馆租了一间房间,与六个和我一样一贫如洗的人合住一起,另外我还用这些钱在卡托维兹火车站的小铺里购买三明治充饥。我常去站台,研究列车的时刻表,观察在这里驶过的欧洲国际列车。在看到开往巴黎的火车之后,我多次短距离搭乘一段,在车厢内寻找合适的藏身之处。 我最后决定在一节车厢的洗手间门口上面做一个吊顶,创造一个相当大的、足以容纳我的胶合板空间。但这层吊顶一定要制作精细,要使人感到它是车厢内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这块吊顶的外表面与车厢内壁一致,人们就难以发现。我必须多次进行短距离搭车侦察,以精确测量尺寸,提取车厢内壁颜色样品,用蜡来模塑车厢顶部的圆形外廓和车厢流线型的不规则的而又必须考虑的角度。 我曾告诉父亲我已被杂技学校录取,并表示我不希望他们来见我,因此我后来返回克拉科夫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在一次回克拉科夫的秘密之行中,我找到了亚当·菲乌特,他是唯一一个知道我的出走计划的人。通过他家面对着殡仪馆后院的窗子,我看到威诺乌斯基赶来了。 威诺乌斯基衣衫褴褛、脸色苍白、消瘦,看了让人可怜。他对我们说,自他被钢铁厂开除后就到西里西亚地区的一个煤矿里当工人。他在克拉科夫已经没有住房,因为根据新颁布的法律他的邻居占据了他家的整套公寓住宅。母亲的茶馆也没有了,茶馆早已划归了工人合作社。他得知了这些消息后赶回克拉科夫要求赔偿,但被主管部门拒之门外。他打算返回西里西亚,但却没钱购买回程的火车票。 我们分给他一些钱和食物,并一起长谈到凌晨。他非常风趣地给我们讲述了在他悲惨生活中唯一的一线光芒:一个位西里西亚猎场看守的老婆在丈夫外出砍柴的时候与他偷享鱼水之欢。他对自己的苦难一笑了之,还和以前一样逗得我们大笑不止。但在他身上显现出一种不祥之兆。这天夜里,亚当·菲乌特、我和威诺乌斯基三人合睡在一张床上。威诺乌斯基不停地咳嗽使我们难以入眠。第二天早晨他就走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不久他就死在西里西亚。他为什么会死、如何死去,我们一直不得而知。 我必须放弃在火车厢里安装吊顶的设想。那种允许我安装吊顶的火车车厢忽然退役了。我又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我把希望寄托在一列奔驰在莫斯科--巴黎铁路线上、经常在卡托维兹火车站作短暂停留的法国列车。这是一列崭新、漂亮的火车,走廊中央有一个洗手间。 我这次的藏身之处是在车厢的洗手间内。洗手间内有吊顶,比较低矮并遮住了各种管道。为了能够钻进去并蜷曲着身体藏在里面,必须要有一个人帮忙。我为此同亚当·菲乌特和吉尔伯特齐·瓦休琴斯基讨论了很长时间。与我这样一个试图叛逃的人同谋,他们会被判处几年的徒刑,但他们还是答应为我提供帮助。他们两人从未谈过为此会承担的风险,这更增加了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我们三人在卡托维兹火车站登上火车。亚当·菲乌特和吉尔伯特齐·瓦休琴斯基带来一瓶伏特加酒来庆祝我的出走。我们突然遇到一个我们事先没有料到的困难。洗手间的顶板还从来没有拆下来过,螺丝钉上还盖有一层厚厚的油漆。我们的改锥拧不上去,我们越用力拧,改锥越向两边侧滑,把顶板周围的油漆划得乱七八糟。 亚当自始至终保持着冷静,但在走廊上负责放哨的吉尔伯特齐却开始喝起了庆祝我出走的伏特加酒。车厢内闷热异常,吉尔伯特齐汗流浃背,他说他必须喝上几口伏特加酒来给自己防暑降温。 --你、你要走了。可我们、我们还留在这儿。 他说。 我们终于拧下足够的螺丝,拉开顶板朝里面看了一眼。我本来完全可以钻进去,但我们的时间不够了。在火车开到边境线之前亚当和吉尔伯特齐不可能把卸下的螺丝重新拧上。再说,顶板已被我们严重损坏,习惯于仔细察看的边防警察看上一眼就足以引起他们的怀疑。 --一切都无济于事了,把螺丝重新拧上,快撤。 我对他们说。 我们在火车开到边境火车站前勉强把顶板螺丝拧好。这天夜里,在返回卡托维兹的路上,我们三人都喝醉了。 不过,这不是我出走计划的终结。我想,如果其他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我还可以设法用脚走出国境。但是,我已身无分文,我不得不求助于父亲。在这段时期,我和父亲的关系不是很好,而且我们已经有几个月没见面了。我只能告诉父亲杂技学校现在放假。我进门时,万达正好不在,父亲有业务上的约会,马上就要出门,所以我没有来得及开口向他要钱。 我一人呆在父亲的公寓住宅里,思考着自己不幸的命运。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打电话的人是耶日·利普曼,他是《三段故事》的摄影师,在这部影片的拍摄期间我们两人住在一个房间。他对我说,瓦伊达正在拍摄他的处女作,他有个重要角色要请我来演。
波兰斯基回忆录——我也被校长开除了
书名: 波兰斯基回忆录
作者: [法] 罗曼·波兰斯基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译者: 喇培康
出版年: 2008-1
页数: 403
定价: 32.00
装帧: 平装
丛书: 新星电影
ISBN: 9787802253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