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巴黎是马赛尔·卡尔内、安德烈·卡叶特以及《没有留下地址》的导演让-保尔·勒·沙努在他们的影片中描绘的巴黎。我和蒂斯莱尔在美术学校读书时,《没有留下地址》曾使我们着迷。同克拉科夫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一样,对罗兹电影学校的学生和所有我这个年龄、选择了我这条道路的波兰青年来说,巴黎是世界文化中心。 当我走进巴黎布尔歇机场迎客厅,看到行李搬运工在卸我的纸板行李箱时,惊讶就已淹没了我的全身。在波兰,所有戴领带、穿干净衬衫的人都被不自觉地认为是领导干部。而现在在我眼前,这些搬运工穿得同我们的领导干部不相上下。在大客车把我从机场送到荣军院的路上,我的惊讶不断增加。所有的街道都灯光闪耀,就如同地面是用金子铺成的一样。在荣军院,我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享受了超级豪华。当我的出租汽车绕过协和广场,广场上的喷泉和华灯争奇斗艳,给人一种不现实的美感,就像我童年时代圣诞树上那一件件光彩夺目的装饰物。 近一年来,安妮特和她的丈夫一直期待着我的光临。但我对"惊讶"的特殊爱好要求我的巴黎之行具有"意外"的性质。尽管已经过了睡觉的时间,而且我也没有事先通知他们我的来期,但当我终于敲响夏洛纳大街十号院内楼房三层的一扇黄色房门时,我立即成为一阵欢快的源头。在安妮特以及她的丈夫马利安和他们的女儿艾娃丽娜的眼里,我大概就像外星人一般。虽然我同安妮特有书信往来并经常互寄照片,但我若是在街上碰见她,不一定能认出她来。在亲切交谈了一两个小时后,我被安置在他们窄小住房的客厅里,睡在一个沙发床上。 我迎来了第一个巴黎迷人的早晨。我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口袋里放了一张巴黎市区图,我步行从夏洛纳大街走到圣日尔曼德佩。《没有留下的地址》的大部分外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尽管我通过看电影对巴黎有所了解,但现在我亲临这座城市,它的景观和它的气氛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发现。我来自波兰,那里琳琅满目的商店和装饰讲究的橱窗已是十分遥远的记忆。而在这里,夏洛纳大街以及它周围被当地的巴黎人看作贫民区的地方,对我来说都是那样的繁荣,物质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对我这样一个视觉记忆主要集中在战后波兰的年轻人来说,更令我惊讶的是这里的商品不仅无限丰富,而且花色品种极为齐全。商店不仅出售同一牌子的各类商品,这点和波兰一样,而且还出售各种其他牌子、不同质量和不同档次的产品,丰富得无法用语言形容。我曾一直被自己对西方的好感而感动,现在我面对这一切感慨万分。 我身上的钱很少,但巴黎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每天去一个新地方,有次序地参观巴黎的博物馆和艺术画廊。安妮特和马利安带我去剧院看了一两场戏,还带我去了几家最便宜的夜总会。他们又给了我一些零用钱,让我买地铁票和在巴黎继续研究电影。 我很快成为巴黎电影资料馆的常客,观看了所有在波兰看不到的影片。我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看了如此大量的影片,以至于我认为我在巴黎的这段经历也许应该记入我在罗兹电影学校的学生手册。在我看的这些影片中,有两位我在波兰的银幕上尚未见到的演员特别使我着迷。他们是詹姆斯·迪恩和马龙·白兰度。他们的表演风格正是我一直发自本能要寻找的。他们的表演自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独特的风格样式,他们以这种风格样式进行表演,使他们扮演的人物近乎于真实贴切。在波兰,所有电影演员的表演手法只是延续几代人遗留下来的传统俗套。现在我终于亲眼看到了一些新鲜的东西。白兰度以他的轻松和冷静,迪恩则以他的紧张和神经官能症般的狂暴,使人看了他们的影片后感到耳目一新。 尽管安妮特的丈夫不是正统的犹太人,但我很快沉浸在一种真正犹太家庭的热烈气氛中,就如同我在克拉科夫奥罗维茨家的经历一模一样。安妮特和马利安特意带我到巴黎的罗西埃大街,请我吃正宗的犹太食品。很久以来我第一次吃到这种东西。我在巴黎的大部分时间,基本上是自己单独活动。我时常出入圣日尔曼德佩附近的唱片俱乐部,寻找大学生舞会的广告。渐渐地,回家的时间越推越迟了。 我认识了吉萨。她当时正在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广告牌前抄写招聘广告。我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勇气促使我用自己的洋泾浜法语上前同她交谈,并问她是不是学艺术史的大学生。很快,我们俩人一起外出活动了。 吉萨是位漂亮的德国金发姑娘,约莫十七岁。她是汉堡一所建筑学校的学生,这次与同学来巴黎旅游观光。我们俩人相见,属于闪电式的奇遇。这种奇遇竟奇妙地发生在两个同在第三国、又没有时间去了解对方的陌生人之间。我们俩人都对艺术感兴趣,但我们结识的真正纽带是巴黎。我至今仍然认为我们互相的默契在很大程度上大概应归功于我们之间的语言障碍。 巴黎是一个可以让人尽情散步的城市。有一次我们在揩油参加了巴黎美术学院的舞会之后,来到月下散步。我带吉萨来到巴黎中央菜市场。我们就在离卢浮宫走路只有几分钟路程、纵横交错的小街道上踩着遍地的卷心菜叶和其他各种蔬菜的碎片慢步走着。 巴黎中央菜市场不仅仅是个巨大的蔬菜市场。从圣·德尼街到甘冈博瓦街是妓女出没的地带,这些妓女都是中世纪职业婊子的后代。这里有数以百计的妓女,不同年龄、不同肤色、不同接客风格的应有尽有。 我问吉萨是否愿意与我一起共度良宵,吉萨同意了。但我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急需解决。中央菜市场附近肮脏的小旅馆没有一家愿意接待一对真正的情人。这些都是供妓女使用的旅馆,房间都是按分钟计价的。 我们穿过塞巴斯多保尔大街,在一处比较远的地方找到一家还算体面的旅馆。旅馆工作人员要我先付钱,然后才给我房间钥匙。我一只胳臂搂住吉萨的细腰,与她一起上了楼梯,来到我们的房间。我打开电灯,又想赶紧把灯熄灭。房间如此肮脏不堪,以至于最好不要看它一眼。 第二天早晨,我们变得难舍难分了。春天的巴黎对情人来说是柔和的,就如同所有爱情浪漫曲一样。我们手拉着手,遍览巴黎各个角落,尽情享受我们春天般的纯朴爱情。但是,万物有终,我们这个短暂美好的爱情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我收到罗兹电影学校吉尔伯特齐·博萨克系主任的一封信。信写得热情洋溢但语气坚定。信里的内容非常明确:我必须立即返校,否则就会被开除。 吉萨的假期也快结束了。我决定与她在一个环境稍好的地方欢度最后一夜。我凑齐几个可怜的零用钱,在塞纳河左岸的一家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这个二星级小旅馆居然傲慢地自称"利马大旅馆"。我们在一间青绿色墙纸、蓝色窗帘和黄色床罩的房间里尽情享受人生,直到天亮。 我们很早就离开了旅馆。吉萨的大客车七点半出发。她偷偷溜进本应和同学们一起过夜的"青年之家"宿舍,拿出自己的旅行箱。同学们早已等候在车上,吉萨面对同学们的嘲笑,登上了大客车。我们俩人一言不发,我当时心情非常难过。大客车开动的时候,我看到她给我作了个手势。我们约定以后经常通信,有朝一日再度会面。但我知道,我们相见的前景十分遥渺茫。 这是我巴黎之行一段插曲的终结。返回波兰之前,我还有一件事要作,那就是去戛纳电影节,哪怕是为了以后能够在朋友面前吹嘘自己。 瓦伊达的第二部影片《下水道》这一年在戛纳正式参展,瓦伊达和波兰电影代表团已赶到戛纳。戛纳这座美丽的城市到处是被微风吹拂的棕榈树,电影宫顶上各国国旗迎风飘扬,巨大的广告牌上张贴着电影放映时间表。我来到电影节组委会问讯处,了解到波兰电影代表团下榻在马丁内斯旅馆。当我进入这座豪华大旅馆,我从服务台直接打电话到瓦伊达的房间。 --是安杰伊吗?怎么样,你好吗? 我说。 对方沉默了片刻。 --你是谁? --什么"你是谁"呀?是我,罗密克! 我来戛纳一切都极为顺利。瓦伊达请我吃了中饭,并带我去观看伯格曼拍的《第七封印》。影片中演员表演深沉,摄影不加修饰,对白单调乏味,影片中有许多隐晦莫测的东西,我没有完全看懂,至少第一遍我没有看懂。导演伯格曼似乎遵循了这样一个原则:一切容易理解的都是平淡无奇和令人厌倦的。伯格曼的才能就在于他能使观众确信:观众无法理解他们不理解的东西应由观众自己负责。其实,人们遇到一切不理解的东西,便会很自然地怪罪作者。 命运在最后时刻再一次向我微笑。在等候开住尼斯机场的公共汽车时,我发现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只有叫出租汽车才能使我正点登上飞往波兰的飞机。我身边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在一位年轻女士的陪伴下也在焦急地等待久久不来的公共汽车。老先生走来建议我们共同叫一辆出租汽车并分摊费用。老人表情十分严肃,自我介绍道: --我叫阿贝尔·冈斯,她是我的助手纳丽·卡布兰。 我还以为他早已去世了。我们在学校已经把他以及雷内·克莱尔、让·维果的作品熟记在心。他在我们的电影史中已经永远被公认为最伟大的改革者之一。这些他都知道吗?面对这样一位大师,我十分腼腆,不敢向他说这些。我只能以同样的形式自我介绍道: --波兰斯基,罗兹电影学校学生。 我们在出租车内几乎没有再说话。到尼斯机场后,我们各自付了车费,然后各奔东西。 回到罗兹,我成为一名来自巴黎的学生。我身上穿的是不用熨的尼龙衬衫,脚上是式样大胆的黑色尖皮鞋。这种豪华装束足以证明我是位巴黎来客。所有的人都要求我给他们依次谈论巴黎的汽车、姑娘和电影。朋友们还无数次地要我给他们模仿詹姆斯·迪恩和马龙·白兰度的表演,要我给他们讲述我在巴黎看过的影片。连续好几个晚上,我成为最有吸引力的人物。 此后,我在学校最亲密的朋友是安杰伊·科斯坚科,他在被停学了一年后又回到学校;另一个亲密朋友是安杰伊·孔德拉蒂乌克,他是蓝眼睛、卷头发的英俊小伙子。他俩都是摄影系学生,但孔德拉蒂乌克则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导演。我们的朋友圈内不仅仅都是学生,我们还有一个常客,他是建筑师,叫米歇尔·佐尔尼科耶维茨。他丑陋无比,但身边漂亮姑娘不断。他常给我们讲述自己一段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桃色故事,搞得我们大笑不止。另一位出色的健谈者是吉尔伯特基·高琴斯基,他的头发黑得像煤精,虽然他是学社会科学的并已获得文凭,但对摄影极感兴趣。沃伊切赫·弗里克夫斯基也是个健谈者,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我组织的一个学生舞会上。他素以调皮倒蛋闻名,我没有邀请他来参加舞会,他却来了,但在舞厅门口被我挡住。我们险些动起手来。后来,我在市内的一家酒吧看到他,他敬了我一杯伏特加酒。从此,我们俩人建立了长久的友谊。 沃伊切赫·弗里克夫斯基的鼻梁曾被打断,嘴巴略微歪斜,做派就像酒吧里负责驱逐醉汉或妨碍营业者的纠察队员。他是我们这群人中少数几个拥有汽车和挥金如土的人。他的父亲曾在市内开有私人染坊,对当局总是怀有深仇大恨,但却很会苟且偷生。沃伊切赫是化学专业的毕业生,也是奥林匹克级的游泳好手,但他乐于同"痞子"和电影学校的学生在一起;在他粗鲁的外表下,藏着一颗善良、火热和忠实的心。他具有善良的本质、火热的心肠和能够经受各种考验的忠诚。 与众不同的是雅各布·戈尔德贝格。他是我们学校的校友,在学校时名声很大,居然在五年的读书期间没有拍一部习作。他思维敏捷,服饰讲究;他个子较矮,像个绅士,脸上过早地出现了皱纹。安杰伊·蒙克导演认为他是块材料,任命他为自己的助手。 蒙克是罗兹电影学校早期毕业生。他不仅是波兰当时最有才华的导演,也是波兰电影界最给人以好感、最风趣、最具特殊威信的人物之一。他先以拍纪录片闻名全国。在他最初的几部纪录片中,有一部描写几匹从矿井退役的小马,返回地面后眯着眼睛看到了大千世界,它们胆怯地抖动着身体就像第一次离开小竹筐的幼犬。这是一部我从未看到过的感人至深的纪录片。波兰当时有两个独立制片中心,故事片制片中心在罗兹,纪录片制片中心在华沙。那个时候,蒙克并没有急于拍故事片。他家住在华沙,来罗兹是为了讲学。他好客、慷慨,十分风趣。他喜欢和同学们在一起。我们当中有些学生还有幸成了他的朋友。当我路过华沙时就住在他的家里。蒙克戴着一副又蠢又大的玳瑁架眼镜,身穿公务员式灰色西装。虽然这副打扮,但他仍是一个快活的人。我们喜欢他的幽默感,喜欢他广阔的视野,也喜欢他杰出的才能。 蒙克来到电影学校的课堂一讲起纪录片,便摆出一副教授姿态,朋友和伙伴的表情在他脸上全然不见。他问我打算何时开拍三年级学生应该拍的纪录片习作。我把自己的几套想法告诉他,但我的这些想法被他统统否决了,理由是:这些想法更属于故事片范畴而不是纪录片。我最后想在学校组织一场舞会,以舞会为主题拍这部习作。蒙克认为这个思路不是很好,但最后还是同意了。 我计划要拍的这部纪录片是一个大规模的闹剧,足以在校内引起轰动,尽管这类闹剧是罗兹电影学校的传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点蒙克最清楚,因为他在学校读书时被公认为是闹剧方面的大师。就是这个蒙克与他的同学古帕·莫尔根斯坦和瓦丁姆·贝雷斯通乌斯基一起把对入校新生的传统戏弄提高到一个没边儿没沿儿的程度。每年新生入校,他们都急忙把一间教室布置成一间医务室。"医务室"内配备有相应的医疗器械,如:身高测量器、体重磅、听诊器等。在一些化装成护士的女同学的帮助下,蒙克郑重其事地为每一位男女入校新生进行体检。他让他们脱下衣服,叫他们用手触摸自己的脚趾,并向他们提出有关他们性生活的各种难以启齿的问题。 我曾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使蒙克的这一传统发扬光大。我把梳子或避孕套放进学校食堂的份菜中,然后等待受害者发现自己菜盘里有奇异物质的幸福时刻。当被戏弄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我就紧张地盯着她,直到她感到恶心,推开菜盘,离开餐桌。这时,科斯坚科走来把她剩下不要的菜统统狼吞虎咽地吃光,使本来已经受了侮辱的姑娘见此情景感到更加反胃。 我还曾经导演过一出经过更加周密准备的闹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马杰乌斯基假装激烈争吵。我们吵得晕头转向,我们一边大喊大叫,一边穿过走廊,走下楼梯,最后闯入校长秘书、驼背的妮娜办公室。我们事先安排好的一群同学试图把我们俩人劝开,但我们没有听从劝阻。正当科斯坚科跪下恳求我不要再吵时,马杰乌斯基忽然拔出手枪朝我射击。我顿时倒在地上,"鲜血"直流。妮娜见状昏厥过去。 我导演的最复杂的一出闹剧曾得到校长本人和一名翻译的协助。罗兹电影学校经常接待外国贵宾,他们都是大学教授。这些来访的外国教授多数在与我们交谈或在讲座时出现语言问题。我花了几个小时把自己化妆成著名教授奥居斯特·彼卡尔,他是一位古怪的深海观察潜水器的发明者。他来校讲学的消息已经正式公布。我化妆成他的模样在罗兹火车站坐上了专程赶来迎接我的电影学校校长的专车。在这之前,我已用蹩脚的法文准备好了一份冗长的讲演报告。我把海底居民比作电影艺术,把潜水器的舷窗比作摄影机的镜头。我的翻译已把我的讲稿译成波兰文。可惜的是,后来有人泄了密,我不得不在最后关头取消了我的"讲学"计划。 我将要拍摄的纪录片习作也将建立在类似的闹剧基础上,以使我的习作具有真实电影的特点。那个时期,波兰流氓风气盛行。年轻人空虚无聊、游手好闲。由于在业余时间无所事事,他们便在大街小巷游逛,对行人无理取闹;他们在马路上用粉笔画线,行人要是无意踩过他们的粉笔线,就大打出手。这些年轻人有时为了取乐,可以剪断行人的领带,对行人进行骚扰,无恶不作。罗兹有几伙这样的年轻流氓,其中有些人还与我非常要好。这些流氓有一项特别的爱好,就是他们经常成群结队地到别人举行的招待会或舞会会场制造混乱、打架斗殴。我的纪录片习作将如实拍摄这种舞会场上打架斗殴的场面。 我在学校操场上正式举办了一场露天舞会。我的同学都以为我要拍摄这个娱乐场面,但只有我的摄制组才知道我们要真正拍的东西。我事先与一个著名流氓团伙打了招呼,邀请他们在舞会进行到高潮的时候闯入舞场,表演他们的"拿手好戏"。我同他们商定,要他们逐渐混入跳舞者中间,不要一下子被认出。 我这部习作的情节进展因这群流氓缺乏耐心而遭到破坏。他们一翻过学校围墙就开始扫荡舞场。他们从男士手中抢过女舞伴,并把可怜的男士推入操场旁边的水塘。我的摄制组拿着唯一的一台摄影机竭尽全力尽可能多地拍下这一幕节奏过于紧凑的场面。如果在这之前我们多准备一些胶片就可以拍下这一场面的全过程。我把这个习作的名字定为《混乱的舞会》。 我认定这样拍片学生会比老师抱怨得更厉害。我甚至感觉到系主任博萨克在对我的斥责中含有某种幽默。蒙克大概没有把我这种拍片方式看得很严重,他说我这部习作是一部真正的纪录片,但同时也是一个低级趣味的作品。学校的纪律委员会曾考虑开除我的学籍,但最后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这使我得以保留了学籍。 我一直在寻找机会拍摄几部学校正常教学计划以外的影片。摄影系的学生马西克·基尧乌斯基要拍习作,我说服他用学校分给的胶片去拍一个有结构的短片,由我来出任导演,就像我在一年级与托多罗夫共同合作的那样。 对于拍摄这部短片,我脑子里已有不少思路。我看了不少同学拍的习作,我知道最容易失败的地方就是把短片习作拍成一部长片的摘要。我们有足够的动画片和纪录片完全可以证明即使是很短的影片也可以讲述一段有头有尾令人信服的故事。但是要拍这样一部影片要请演员,要作许多具体的工作。我认为拍这部短片不宜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我喜欢超现实主义的风格,但仍想让影片表现出一定的内容。我渴望拍的短片应该既有诗意又有寓意,同时还要雅俗共赏。 我本能地作出拍这种短片的决定。不过这个决定不是通过长期思考作出的。为拍这部影片,我脑子里形成的第一个画面是超现实主义的:两个男人与一架三角钢琴忽然露出海面。这是荒谬的,不合逻辑的,与我们最离奇的恶作剧没有二致。影片中两个男人除了运送钢琴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他们想进餐馆,想乘有轨电车,想住旅馆。他们俩人是很可笑,但绝不是坏人。俩人运送的一台怪物使他们到不被驱赶,到处受虐待。运送钢琴这一想法可能来自我童年时代和威诺乌斯基一起玩的游戏。最后我认为,唯一的问题可能是钢琴本身,因为它会象征性地引起错误的联想:人们会联想到两个男人被驱赶就像艺术家受到没有文化修养的人欺侮一样。其实,我的这一多虑纯属精神错乱。不过,我最后还是把钢琴改成一个带镜子的大衣柜,这种衣柜在全世界任何一家破旧的旅馆都可以找到。 我获悉一九五八年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上将举行实验短片比赛。现在距离比赛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找到摄影系主任斯坦尼斯洛夫·沃尔,直截了当地向他说明我想拍一部短片,它一定能在布鲁塞尔获奖。现在的问题是,这部短片必须到海边拍摄,因此费用比一般的学生习作要明显高得多。我把《两个男人和一个衣柜》的剧本以及每个镜头都带有草图的分镜头剧本送交给系主任过目。系主任看完剧本后,立即要求校制片办公室为我拨发必要的拍摄经费。 我们选择索波作外景地。索波位于格但斯克附近,是个非常时髦的旅游圣地。在这里拍片就如同八月份在法国圣·特罗贝拍片一样。安杰伊·科斯坚科理所当然地成为我的助手。对于我们两人来说,能在这样一个地方拍片,成为众多游人瞩目的中心确实是一件乐事。度假者如此之多,以至于在马路上的外景拍摄很快变成一场噩梦。我们预计十天拍完外景,最后拖了三个星期。 拍这部短片,我倾向于根据外貌选择演员。另外,我还坚决反对请专业演员。最后,我选中本校两位同学来分别扮演影片中两个男主角。这两位同学相貌差异极大,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他们一个是小个子雅各布·戈尔德贝格,他的脸形又干又瘪;另一个是四年级的亨里克·克鲁巴,他过早地谢了顶。 几乎摄制组所有成员都挤在一套租来的公寓住宅中。大家干劲十足,热情高涨。但我的两位男演员渐渐地对到处搬运大衣柜感到厌倦。他们俩人都有别的任务,急切希望拍摄工作早日结束。亨里克抱怨我让他留起来的胡子使他受到侮辱,因为每次他乘公共汽车去格但斯克看望女友时,乘客们都把他当作一名肮脏的犹太人。他抱怨我破坏了他的爱情生活。而小雅各布则趁机逗弄他: --试试看,你敢把胡子刮掉吗?! --还是你来替我刮吧,如果你愿意的话。 亨里克这样回答道。 两人说话时我在场,我听后没有任何表情。正在给自己刮胡子的雅各布把肥皂沫涂在亨里克的脸上。紧接着,在我愤怒的眼神下,雅各布竟然刮下了亨里克脸上四五厘米长的鬓角。我冲上前去,抓住雅各布,拼了命地摇晃他,使他的牙齿格格作响;我向雅各布发誓,如果再敢刮一下,我就勒死他。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不得不拍亨里克的侧面。 尽管拖延了拍摄期限,但我们没有从学校获得一分钱的追加经费。我们用剩下的钱继续租用摄影用的小车,但大家的饭费却由我个人支付。 当摄制工作全部完毕,我把我们辛勤工作的成果带回罗兹进行剪接,我已经物色好了一个我认为有能力为《两个男人和一个衣柜》这部影片作曲的人。影片的主题曲应是一种深沉而又相当奇特的乐曲,用来强调片中两个人物命运的荒诞性。一想到要请人为我这部小小的习作作曲,我就心神不安。 爵士乐已在波兰得到尊重。波兰青年只要听说有爵士音乐会或音乐节就会蜂涌而至。克日什托夫·科梅达的乐队是当时所有爵士乐队中最受欢迎的一支。医学博士科梅达已成为波兰最优秀的钢琴家和最出色的爵士乐作曲家。我知道科梅达还从未给电影作过曲,我想我给他提供这个机会也许会使他感到满意。我决定同他取得联系。他在夫人佐菲娅的陪同下前来赴约。佐菲娅能说会道,很快主宰了我们的谈话。科梅达长着红棕色头发,戴着一副夹鼻眼镜,走路略有些跛,这是他小时候患脊髓灰质炎留下的后遗症。他坐在一旁静听我和他夫人交谈。他乍看上去似乎清高傲慢,与他的音乐作品一样高深莫测,但当我了解他时,才知道他的不言不语是一种腼腆的表示,他在清秀的外表下潜藏着冲天的热情和高度的智慧。 我把《两个男人和一个衣柜》初步的剪接本放给他们看,然后不安地等待科梅达的评判。还是他的夫人第一个发表意见,但科梅达对影片的喜爱已经无法掩饰。看了这部草稿似的影片后,科梅达被唤起的热情足以使他写出一首激动人心而又风格独特的乐曲来最大限度地烘托影片的气氛。 我把最后完成的影片送交沃尔和博萨克两位系主任。他们帮助我把影片送到布鲁塞尔。 我从广播中获悉了这次比赛的结果。两位波兰美术片导演获得金奖。铜奖获得者,我听播音员这样说道:"是罗兹电影学校的学生罗曼·波兰斯基。" 《两个男人和一个衣柜》获奖的消息在我们中间影响很大。这部影片因此成为罗兹电影学校第一部被公开对外放映的学生短片作品。我应邀去布鲁塞尔领奖。波兰文化部为我提供旅费,这使我的旅行条件明显与第一次不同,我利用这次机会去巴黎作短暂停留,我在那里像英雄一样受到安妮特和马利安的欢迎。 我在许多方面似乎都变得顺手了。作为成功的标志,我在黑市上买了一辆崭新的标致牌轻骑。在拍片方面,我经常可以获得一些有意思、抢手的工作。这一是因为人们把我看成一位新秀,二是因为我会说一两句法语。 根据波法两国互派学者协议,法国巴黎高等电影学院的克洛德·盖伊蒙来到罗兹电影学校,学校任命我作他的助手。这使我有机会更直接地了解法国电影并获取法国电影方面的知识,同时这也有助于我提高对法国各个方面的综合兴趣,这当然包括对法国歌星乔治·布拉塞的唱片的兴趣。我的新伙伴克洛德·盖伊蒙也非常喜欢这位歌星。 盖伊蒙当然下榻在大旅馆。一天,我和他以及跟着摄制组拍片的古帕·莫尔根斯坦坐在旅馆的大厅里,我看到一位姑娘来到服务台要房间钥匙。她美貌绝伦,嘴巴性感,两眼大而有神。她穿一件合体而又简洁的条纹布连衣裙,体态轻快优雅。 --这人是谁? 我问莫尔根斯坦。 --她正在拍一部名为《夏娃欲眠》的片子。她叫芭芭拉。据说导演在一家电影杂志上为这部影片招募演员,她只寄了一张照片便一举夺标。 他对我说。 莫尔根斯坦大概看出了我对她怀有浓厚兴趣,便成全了我。几天后,经他介绍,我们俩相识了。她叫芭芭拉·克维亚特科夫斯卡。
波兰斯基回忆录——这人是谁?
书名: 波兰斯基回忆录
作者: [法] 罗曼·波兰斯基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译者: 喇培康
出版年: 2008-1
页数: 403
定价: 32.00
装帧: 平装
丛书: 新星电影
ISBN: 9787802253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