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斯基回忆录——外国电影重新进入波兰

在五年级一班的教室里，与我同桌的是一位瘦小英俊的男孩儿，他额头前的黑发遮住眼睛，说话尖酸刻薄。我们经常在课间聊天。开学第一天的课间休息铃一响，这位新结识的朋友起身陪我走进操场时，我看出了他是个瘸子。放学后，我们发现彼此住得不远，便很自然地一同回家了。 他叫彼奥特·威诺乌斯基。尽管我们俩人情况不同，但还是成了知心朋友。他是华沙一个中产阶级兼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他父亲是小提琴手，战争期间在抵抗德国人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母亲是一家餐馆和一家点心店的老板，是社交界人士，以结识所有值得结识的人而自豪。她整天浓妆艳抹，打扮得花枝招展。她略微肥胖，不正常的肝脏常使她痛苦不堪。威诺乌斯基小时候曾患骨结核。现在的轻度腿瘸是当时手术失败的结果，那次手术使他的右腿明显短于左腿。 威诺乌斯基大脑灵活、思维敏捷，事事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他缺乏我所具有的务实精神。他不想在某一方面出人头地，也不渴望获得一种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换来的成功。他蔑视各种形式的抱负和志向，他讽刺挖苦老师，拒绝照章完成作业。母亲的过分溺爱使他逐渐堕落。他生活中唯一的乐趣是捉弄别人，模仿别人和扮演小丑。他也是我生活中遇到的最好的喜剧演员之一。通过交流，我们俩人的想象力得到了相互补充；我们俩人对电影的共同爱好得到了相互促进。一天，全校同学集体去影院观看一部二次大战以前拍的反映波兰民族英雄塔德斯·高休斯科的影片。影院里坐满了孩子。我们无法判定在混乱的场内秩序和平庸的影片之中哪样更让我们讨厌。当天下午我和威诺乌斯基又去影院，一起看了一部《罗宾历险记》，这才是真正的电影--我们俩人一致认为。 在战争期间中断了五年的外国电影又重新进入波兰。我和威诺乌斯基去影院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有时一天要去两次。我们先是对动作片和惊险片感兴趣，《罗宾历险记》我们看了无数遍。真正的好影片总能吸引大量观众。一旦有机会，我们就用手头多余的钱从票贩手里用高价买进几张票，然后借机以更高的价格卖出，换来观看下场电影的票钱。 我们开始收集引座员在电影开场前出售的带有电影说明书和剧照的节目单。由于钱数有限，我们不可能场场都买，便在剧院周围的垃圾箱里翻找。在一次翻找中，我们拣到几条被放映员扔掉的胶片。这个意外收获增添了我们继续翻找的热情。我们很快成为废片收藏者。我们没有把这项活动告诉任何人，更不想别人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通过翻垃圾箱拣到几条废胶片，进而产生了一种找到电影实质的感觉。谁能够理解这种感觉呢？这就如同作梦一样。久而久之，威诺乌斯基的热情减退了，我就一个人继续进行这项活动。许多旧拷贝严重划伤，放映员把划伤最严重的部分残酷地剪下扔掉，然后把拷贝重新接上。我从垃圾箱里收集到的最多的废片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我想影院中放映的这部影片一定是残缺不全的。 渐渐地我们变得挑剔了，对电影的品味越来越高。我们看了多遍《缓期八小时》和改编成电影的《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我大概看了二十几遍，在它的影响下，我阅读了所有译成波兰文的莎士比亚戏剧剧本，还考虑应该如何把这些戏剧剧本改编成电影。我阅读了一本名为《银幕之上》的书籍，它给我解答了长期以来一直困扰我的在电影技术方面的诸多问题。这本书对导演的描绘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像。该书作者把导演这个艺术技巧大师比作一条船的船长。他还说，摄影机一旦开始转动，就连制片人也无权进入摄影棚。 我和威诺乌斯基常作的滑稽动作主要是从美国滑稽剧和沃尔特·迪斯尼动画片中的人物那里学来的。迪斯尼动画片中人物的滑稽动作，威诺乌斯基能够模仿到相当准确的程度。我们从中得到不少喜剧表演和插科打诨的素材。我们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威诺乌斯基太太的三角钢琴从客厅搬到大街上。我们这个从未实现的梦想来自劳莱和哈台合演的一部影片，这部影片中，有两个人把一架钢琴运到阿尔卑斯山的一座绳索吊桥上，他们身后还跟着一只大猩猩。 威诺乌斯基善于发明恐怖游戏。他母亲一直没有看穿我们突然对拿破仑蛋卷感兴趣的秘密。这是一种裹着一层奶油卷的点心。她不知道我们在她儿子发明的一种恐怖游戏中拿这些点心作武器。我们同一两个伙伴一起，把自己关在威诺乌斯基家公寓漆黑的门厅里，每人拿着一个拿破仑蛋卷互相追逐。谁能够把蛋卷扔到一个人的脸上或最好把蛋卷扣在一个人的头上，谁就是游戏的优胜者。 我和威诺乌斯基是班上学习成绩最差的学生。图画课是我唯一能够取得优秀成绩的科目，地理和生物课成绩良好，波兰语和文学成绩刚好及格。我就这些科目还算过得去，其他课目成绩一塌糊涂。我地理和生物课的成绩相对不错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两门课可以发挥我的绘画才能；第二，这两门课由一位母老虎任教，她能够使全班同学的成绩保持在相同的水平上。每当她来上课，我们都乖乖地坐着如同木偶一样一动不动。我和威诺乌斯基几乎不在家做作业，因此我们尤其害怕被叫到黑板前回答这位母老虎的问题，我们不止一次在课堂点名时喊完"到"后，藏到挂衣架后面以逃避她的提问。 在上其他老师的课时，我们的表现多少有点儿像小流氓。上宗教课的时候，威诺乌斯基调皮到了极点。授课老师格雷齐阿克是位神父，他满面红光，眼睛发蓝，头发打绺，面部表情像个呆滞的农民。威诺乌斯基常在课堂上表演恶作剧。神父请他到前面擦黑板，他却偷偷在旁边的壁橱里拿出一个皮球，背着神父把球投向教室中间，突然制造课堂混乱。被他命名为"引蛇出洞"的一种恶作剧更为恶劣。为了把神父引入他事先设好的圈套，他一边拨弄一只金属梳子的梳齿让它发出响声，一边使劲重复神父讲课时的每一句话。当愤怒的神父朝着这股恼人的声音发源地方向走去准备出手制止时，一下便绊倒在一根连接两张课桌的小细铁丝上。可怜的神父站立起来，双手合十，仰面朝天默默地祈祷。祈祷完后，他忽地冲向一位怀疑对象，揪住他的头发，用巴掌把他打得晕头转向。不必多说，神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几乎永远抓不到真正的肇事者。 当我们的行为达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它就被写入我们的学生手册；情节特别严重的话，老师还要我们立即把学生手册送回家让家长签字。一次，威诺乌斯基抓住机会表演了一场荒谬的闹剧。他的不良行为刚刚被写入学生手册，他就离开教室跑到洗手间模仿母亲的笔迹在学生手册上签了字，不到两分钟后又回到教室，必恭必敬地把学生手册还给了神父。神父突然轻率地大发雷霆，死死抓住威诺乌斯基的耳朵。威诺乌斯基正好变无理为有理，他疯狂粗暴、原形毕露。他先跳上一只凳子，后又直接蹬上讲台，让神父难以抓到。 虽然威诺乌斯基品行恶劣，但他仍然能够激发我学习的热情。在我认识他之前，我看过的所有书籍仅限于卡尔·迈写的冒险小说。由于威诺乌斯基的推荐，我才有机会读到克诺特·汉姆生写的《饥饿》，阿克塞尔·蒙特写的《圣·米凯莱的故事》以及其他许多优秀书籍。 我同威诺乌斯基的友谊也使我有机会了解了许多关于波兰、战争和新制度等方面的问题。他的父亲曾是非共产党领导的波兰后方军的战士，这支部队在抗击德国人的战斗中表现英勇顽强。我就是在威诺乌斯基的家里第一次听说波兰后方军，以及"自由波兰"的士兵驾驶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同德国人展开空战的事情。 战后这段时期波兰住房十分紧张，威诺乌斯基太太被迫接受一对夫妇搬进他们的公寓住宅。威诺乌斯基母子只住其中的两间，其余的房间统统让给了这对夫妇。我们在漆黑的门厅里用拿破仑蛋卷打闹的游戏就这样中止了。威诺乌斯基的想象力极为丰富，这对夫妇的搬入让他得以在嘲弄别人这一方面得到病态的满足。他曾无数次模仿母亲肝病发作的神态，恶劣地同新来的房客剧烈争吵。 有一件事上我同威诺乌斯基没有步调一致。当我新加入的第二十二童子军分队在我的生活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时，威诺乌斯基却由于瘸脚而不能参加童子军。现在，父亲给我买了一个童子军所需要的一切，还给我买了一只波兰骑兵的背包。我从此再也不像叫化子了。 在我第一个学年结束的时候，第二十二童子军分队组织了一次夏令营。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也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度假。从此我一直拿它来作为衡量我欢乐程度的标准。这次夏令营从我们一出发，奇遇就伴随着开始了。由于战争的破坏，波兰铁路公司当时还只能用运送家畜的货车车厢来运送乘客。我们就坐在这样的车厢里上路了。不过，我们并没有在这种车厢里一直坐到终点站，因为在无数次的中途停车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它使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抬不起头来。 我和另外一名同学被指派看管大家的行李，其他人到车站的餐馆就餐。我站在车厢的外面，同伴在车厢内睡觉。我无所事事地在站台上晃来晃去，心不在焉地看着一个火车头慢慢地把货车车厢从车站的这一头拖到另一头。我突然焦急地发现这辆火车头正开着倒车进入我们这列火车的轨道。我本想跑去告诉火车司机他的车头马上要与我们的火车相撞了，但忽然间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占据了我的心头。灾难发生了。在一阵长长的令人撕心裂肺的金属撞击声中，火车头吞没了我们的家畜车厢，把它变成一堆废铜烂铁。熟睡的同学被惊醒了。 我不能饶恕自己没有跑去把这危险的信号告诉火车司机。我不仅因此成为一名"英雄"，还为大家免除了在家畜车厢内长途旅行的痛苦。这次事故迫使我们等了两天。第三天我们改乘一辆卡车继续长途跋涉。卡车剧烈的颠簸让我们个个头昏脑涨。在火车出事前的一刹那，我由于缺乏果断精神而使自己在几个星期的夏令营中被人起了一个外号叫"木头疙瘩"。 我们的目的地布托瓦位于格但斯克西部，过去这里是普鲁士的领土。一到这里我们便忘掉了一路上的遭遇和耽误的时间。我们在靠近一个湖泊的橡树林里支起了帐篷。橡树林位于一块高地上面，而我们的帐篷是联合国救灾基金会提供的。这里风景如画，同维索卡村没有两样。但这里的乐趣在于我有更多的伙伴。一个月的夏令营是对我们生活能力的一种训练，也是我学生生涯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幕。 我们童子军二十二分队的队长是一位前波兰后方军的老战士，名叫列支·齐盖维茨。我对他怀有敬意并把他当作一名英雄。他身材高大，动作缓慢，面部表情严峻，出身军事贵族世家。在他的指挥下，我们必须严格完成各项任务。在我们的全部任务中，还包括下厨做饭。一天，我们在土豆中吃出许多沙子，原来负责做饭的学生是在湖水里洗的锅。于是，我们就拿盘中的土豆向他扔去。一直到晚上点名之前，我们的队长没露半点儿声色。但就在点名过程中，齐盖维茨队长十分夸张地说： --今天有人用食物袭击了我。 底下鸦雀无声。 --有人袭击了小厨师。袭击我也好，袭击他也好，性质是一样的。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们。 他继续说道。 我们按照他的要求解散队伍，回去睡觉。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在深更半夜被军号吹醒。我们急忙穿上衣服，在漆黑的夜里出发去急行军。负责人先让我们便步走，然后拉我们到山丘上进行艰苦的长途行军，直到天亮。我们返回后精疲力竭，还没有来得及在帐篷里躺下，起床号就吹响了，新一天的紧张训练又开始了。这种模拟军事训练是艰苦的，它培养了我们的个性，没有人敢于抱怨我们的队长。相反，我们为属于这样一个由一群坚强的硬汉组成的分队感到骄傲，对各级负责人毫不怨恨，尽管他们对待我们既严厉又凶狠。我们甚至可以说从这种虐待狂式的训练中得到了某种满足。 一天夜里，两个放哨的学生在守夜时睡着了。驻扎在湖泊对岸一个营地的一群女生趁机偷偷跑来拔走了我们的队旗。第二天早上，这群女生煞有介事地赶来郑重地把队旗还给我们，以此对我们进行嘲弄。这使我们受到加倍的侮辱。我们对这起令人不能饶恕的严重事件很快作出了反应：我们组织了一支突击队，我有幸参加。 我们的讨伐具有军事行动的特征。突击队由十二人组成，趁黑夜坐船悄悄来到湖对岸。我们一登陆，便迅速分散开来。突击队中的一支小分队负责拔除她们的队旗，另一支小分队负责拔起她们的帐篷木桩然后推倒帐篷。行动结束后，我们立即撤离。登上小船清点了人数以后，我们得意地听到这些女生的营地里军号、哨子以及愤怒的尖叫声顿时响成了一片。 我还有其他理由，当然不是军事方面的理由，使我对这次夏令营永生难忘。因为在这次夏令营中发生了一件事，它改变了我生命的历程。 根据传统习惯，夏令营结束时的最后几天要连续举行篝火晚会，晚会上大家要表演唱歌和小品等节目。由于腼腆，我以前一直不敢当众表演。但这次我决定不顾一切，自告奋勇登台献技。我与威诺乌斯基疯狂的即兴恶作剧表演经历、我的模仿能力以及我在电影院中度过的无数小时是我准备登台演出的力量源泉。 就这样，我自愿要求在一天晚上表演一个喜剧小品。我在我隶属的第一童子军分队举行的一次晚会上就已记住了这个节目。柔和的篝火使我清楚地看到观众一张张聚精会神的脸。我看到高地下面的湖水荡漾着银色的光芒，看到周围高傲的橡树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摇晃着树枝。登上表演台后，我的所有心理障碍一下子全都溶化了。 这是一个用山里人的粗话表演的传统小品。内容是一个唠叨的老农诉说自己在说服一对游客坐上他破旧的马车开始旅游观光后遇到的无数件倒霉事。 我开始说道： --一天，天儿不错，鸟儿叽里咕噜地叫，我有匹好马…… 我惊奇地发现，在我说这几句开场白时没人嘲笑、没人尖叫，甚至连鸦雀也变得无声无息了。相反，随着我越来越坦然自若，欢笑从篝火周围频频传来。 发现自己具有一种能使别人获取快乐的天然才能，这是一种人生独一无二的感觉。当时我只有十三岁，身高比同龄人要矮，因此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小。我一下子感到自己充满了自信，第一次意识到我是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喜剧小品还没有演完，我就意识到我将在这一行当中度过自己的一生：面对观众表演喜剧，让观众捧腹大笑，让自己处于众目睽睽之中。从此，我成为童子军第二十二分队的文娱骨干，经常应邀组织节目。我组建了一个演出团，负责导演童子军的各类节目，我在节目中还担任主角。 我发现了自己的志向。 第六章 《欢乐的孩子》是一个儿童系列广播节目，每周播出两次。除一对成人喜剧演员之外，这个节目的对白完全是用孩子的声音录制的。 一天，节目的负责人邀请听众参观他们的录音棚。这个录音棚位于广播电台自战前一直沿用至今的破旧大楼里。我跑到电台所在的璐彼兹大街，喜出望外地走进电台大门，在大楼内东奔西跑。几个孩子在一间玻璃房内围着麦克风认真排练着。我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们。 两个大人正暗暗地观察我。其中一个是位四十来岁的太太，她黑色的头发中夹杂着几丝白发。她问我对《欢乐的孩子》有何看法。 --毫无价值。 两个大人笑出声来。 --真的吗？ 这位太太彬彬有礼而又不失讽刺地问道： --为什么？请你讲讲看。 --孩子们的声调不对。 --你认为你的声调一定比他们更准吗？ 我作了肯定的回答。 两位大人当即要我给他们背诵一段东西。他们大概以为我会背诵一首诗歌，但没想到我却把在夏令营时表演的喜剧小品拿了出来。还没表演到一半，我就看出他们表现出来的兴趣已经取代了刚才的傲慢。他们当场聘请我为《欢乐的孩子》的演员并让我两天后来报到参加首次排练。 我成为这个节目的正式演员，并领取到了报酬。报酬虽然少得可怜，但它仍为我和威诺乌斯基所热爱的戏剧表演提供了新的手段。我把大部分收入用来购买了一台柯达牌照相机，拿它来拍摄我们自制的布景。 我在《欢乐的孩子》中扮演阿尔塔邦。我为自己的声音能够在电台中播出感到自豪。然而，我们班的同学没有一个人收听这个节目。他们认为这个节目的情节孩子味儿太浓，内容令人厌烦。甚至威诺乌斯基对这个节目也不抱有热情。只有奥罗维茨太太一个人对这个节目感兴趣。 我在收音机里的声音成为我和奥罗维茨太太的主要接触方式。因为这时我已离开了我们曾一同合住的、已经超员了的公寓。我不能无限期地住在那里。现在父亲已经返回克拉科夫，该由他管我了。父亲租了一套小公寓与万达合住。这套小公寓没有我的房间，显然万达不愿意与我住在一起。这正合我意，因为我也有同样的愿望。但当父亲把我一人单独安置在一处备有家具的小房间里时，亲戚们开始担心了。家人又一次抛弃了我，又一次把我托付给陌生人。为了安慰我，父亲送给我一块美国防水手表，万达送给我一辆自行车。虽然礼物代替不了我所需要的爱，但至少这种安排可以既让我摆脱了父亲的严格管束，又没有远离父亲的公寓。从那时起，我拥有了一个仅仅属于我一个人的小天地。 我的房东是一位老妇人，名叫塞尔玛克。她的牙齿几乎已经全部脱落了，身上永远穿着黑色衣服。她的女儿和一个在战争中失去双亲的侄女住在我隔壁的房间。塞尔玛克太太的公寓很小，她自己只能睡在厨房。她的家庭信仰宗教，平时没有欢乐，而且生活极为困苦。我无法同这三位女人交流，因为我们不在同一档次，毫无共同语言。 我参观电台那天，以家长的口气与我讲话的那位女士就是《欢乐的孩子》的负责人。她叫玛丽雅·比丽桑卡，是一位著名物理学家的夫人。另外，比丽桑卡还是青年观众剧院的经理，几个《欢乐的孩子》的小演员被邀请到这个剧院表演喜剧。我很快和另外一个新伙伴雷纳克·诺瓦克一起被这个剧院录取。雷纳克的母亲患有精神病，他是母亲的唯一希望。他来剧院工作纯属迫不得已。除了在剧院从事艺术活动外，他还在跳蚤市场作买卖。我在这个剧院的第一次演出是在一出古装歌舞剧中当合唱团团员。我的角色分量不重，最多算个跑龙套的。这出歌舞剧的主角由一个与我同龄的男孩子担任，他叫吉雷克·茨罗尼斯基。他曾在《边界路》这部反映华沙犹太人生活的影片中担任主角，也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演过电影的人。我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我父亲认为我从事的这些文艺活动是浪费时间。而茨罗尼斯基的父母正相反，他们为自己儿子的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 比丽桑卡太太对待年轻演员的态度坚定而不动摇。她不喜欢明星，也不喜欢知名人士。她坚持要我们以上学读书为主，从不把我们看作是一群与众不同的学生。 --你现在回家吧，回家后好好作功课。 她总是不厌其烦地这样对我们说。 我已变得无法摆脱这个剧院了。从舞台上空吊布景的钩子一直到演员休息室，物品对剧院了如指掌。没有排练任务时，我就躲到剧场楼厅观看别人排练。我经常一件件地试穿戏装、试戴假头套、试着给自己化妆，我的这些行为对别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不过这也为我捉弄别人开辟了新的领域。有一次为了好玩，我在后台的洗手间里惊吓了一位中年女演员。我发出一阵可怕的呻吟，这位女演员推门走进洗手间，发现我倒在地上。我事先在手腕上画了一道伤口，像鲜血一样的化妆品从"伤口"里流了出来。这太有意思了！我给威诺乌斯基重新作了一次表演并告诉他如何化这种妆。这给威诺乌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剧院准备上演卡达耶夫写的话剧《团的儿子》。比丽桑卡为挑选主要演员让候选者进行了试演。这出话剧描写了一位俄国青年士兵的英雄壮举。这位俄国青年被德国人抓获，德国人企图从他嘴里获取有关苏联红军的战斗情报，但未能得逞。被俘的俄国士兵所在的部队利用他在被俘期间收集到的德军情报，向德国人发起反攻，并使德军遭到可耻的失败。雷纳克·诺瓦克和另一名小男孩儿交替扮演一个小角色，而我被选中扮演主角。 我从此同真正的专业演员一起排练，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在我刚刚起步的时候对我进行指点，向我传授技艺。这出话剧的导演约瑟·卡尔博维斯基是波兰戏剧界的名人。我的搭档安托尼·里沙尔斯基在剧中扮演红军上尉，他在排练时曾给我提出过许多宝贵建议，他也是第一个让我真正了解戏剧艺术的人。里沙尔斯基是位极具天赋的演员，但他有一个严重的缺点：他爱喝酒。他上台演出，人们永远也搞不清他在台上是处于什么状态。因为有一次该他上台时，他却醉得不省人事。这样一来，舞台上经常出现紧张气氛。我记得我曾多次在舞台上面对他充满伏特加酒味的大喘气而不得不向后退缩。 《团的儿子》公演后大获成功，评论界给予了热情赞扬。这出戏被入选参加在华沙举行的苏联戏剧节的正式比赛。消息传来，全院为之激动，这倒不是为了荣誉，而是为了我们能够有机会到首部参观。令大家感到宽慰的是，里沙尔斯基没喝一滴酒，精神饱满地来到了火车站。但好景不长，他过早地发现了餐车，很快醉意浓浓，我们不得不在火车抵达华沙站时把他背下火车。这次事件之后，全团人员被指定对他进行轮流看守，防止他再度喝酒。 我在华沙人地两生，这并不使我惊讶。我在战争最初阶段生活过几个星期的华沙已经不复存在了。在犹太区发生了暴动之后，市内许多地区被夷为平地，但更大一部分地区在一九四四年的起义中成为战场。起义中非共产党领导的波兰后方军被德军消灭。后来，在德国人撤出华沙之前，希特勒下令扫平这座城市。于是，华沙市民有的被驱逐出城，有的被送入集中营。希特勒派来的拆房队很快把华沙仅剩的一些建筑物一栋一栋地予以摧毁。 战后，波兰当局决定按照以前旧城的模样重建华沙。我们到这里的时候，重建计划刚刚实施。华沙市内处处是碎砖破瓦，但处处也是沸腾的建筑工地。我们住在彼斯多旅馆，这是当时华沙仅存的几栋建筑物之一。我和一名演员合住一个房间。 对于我同屋的这名演员和剧团的其他成员来说，我们的华沙之行正赶上好时候。数不清的妓女遍布大大小小的建筑物废墟内外。她们有个绰号叫gruzinki，译成法文后准确的意思是"灰渣"或"下等娼妓"。与我同屋的伙伴把一个妓女带到旅馆，因为在废墟里他尝不出妓女们的原汁原味。他让我去雷纳克·诺瓦克的房间过夜，因为他想和另外一名演员共同分享这位姑娘。于是这件事便成了我和诺瓦克彻夜长谈的主题。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两个男人怎么能够同时享受一个姑娘呢？ 返回克拉科夫后，我们在报上看到了我们的照片。除了荣誉，我们还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奖金。几年后，比丽桑卡才告诉我这笔奖金是授予我一个人的。她对鼓励年轻演员滋长虚荣心的厌恶促使她把这笔奖金平分给剧团的所有成员。 我分到的这份奖金帮了我的大忙。万达送给我的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应该说是足够了，但我很快有了别的要求。自行车运动已经迷住了我。我买了一个跑车车把，又买了一副轻便车轮。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把这辆自行车改装成一辆真正的赛车。所有我需要的零件都贵得惊人。再说这些零件都是从西方进口的，不适合我自行车沉重的车架。塞尔玛克太太嫌脏，拒绝我把自行车放入她的公寓。我只能花上几个小时在漆黑的楼道里趴在地上把自行车擦干净，弄得自己满身油污。 广播节目、戏剧和自行车已不再是我唯一的乐趣。我现在有一种全新的生活乐趣--结识真正有血有肉的年轻姑娘。在我结识的姑娘中有一位深深地吸引着我。她曾在安徒生的《白雪皇后》中担任主角。《白雪皇后》是在《团的儿子》之后，我们剧院上演的一出新戏。这位姑娘满头金发，笑容总是甜甜蜜蜜，皮肤艳丽娇嫩。一次过年的时候，吉雷克·茨罗尼斯基在他父母家举行了一个招待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讲究排场的聚会。会上有姑娘，有音乐，人们可以尽情跳舞。我们还玩了游戏，根据规则，优胜者可以吻一个姑娘。我把我的"白雪皇后"拉进楼道，像电影慢镜头一样，我的嘴贴到了她的嘴唇上。我们就这样在楼道里呆了很长时间。我神魂颠倒，恍恍惚惚。晚会一结束，我便上路回家了。一路上我回味着刚才看不见摸不着的感觉，只知道自己刚刚度过一生中最快活的时刻。只有一个遗憾不断在我脑海里纠缠：我忘记了刚才把姑娘搂在怀里时她的胸部紧贴着我的情景，我诅咒自己没有记住这一美好的感觉。 由于这类活动日益增多，我的学习成绩不断下降。我和威诺乌斯基在学校的处境非常困难。学年结束时，我们俩人险些留级。在所有升级的学生中我们俩人的成绩最差。格雷齐阿克神父选择了这一天赐良机进行报复。 一天晚上我刚回到住所，便发现神父正在同塞尔玛克太太谈话。老师家访是如此的不同寻常，以至于我一见到他心就剧烈地跳了起来。塞尔玛克太太进厨房后，神父朝我走来提了许多问题。他试图了解我的过去。我已感觉到不久前一个星斯天发生在教堂的事引起了他对我的怀疑。如果说我能背出天主教的全部祷文，那么忏悔的规矩我还不甚了解，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是从来不忏悔的。我早就知道没有被赦罪就去领圣餐是个极为可怕的错误。可是那天在教堂，威诺乌斯基暗地里推了我一下，正好使我跪在一排等待接受圣餐饼和圣餐杯的孩子中间。神父当时凑巧站在旁边，我害怕极了。当神父走到我跟前时，他竟然看也不看我一眼，直接把圣餐发给下一个孩子。而现在，神父用他的小眼睛紧紧盯着我。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是在哪里接受洗礼的？ 他问道。 我含糊其辞地作了解释。我对他说战争期间我一直在农村…… --在哪儿？你当时所在教区的神父叫什么名字？告诉我，我要给他写信。 他追问道。 为了躲避他的提问，我走进自己的房间。神父跟着进来，他轻蔑地注意到我桌子上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黑人处女图。威诺乌斯基是唯一一个能够治他的人，现在威诺乌斯基不在，神父可以无所顾忌把他对我的调查进行到底。 --你是个小骗子，你根本没有接受过洗礼。 最后他说。 他揪住我的耳朵，把我拉到镜子面前。 --看看你自己。看看你这双眼睛、这张嘴、这对耳朵。你和我们的五官不一样。 说完，他匆匆走出我的房间。我心里感到七上八下的。当一名波兰人很简单，首先要解决宗教信仰或者国籍问题，就如同要加入一个非常封闭的俱乐部。我想获得一个能够使我感到自豪的身份。一次我在填写身份登记表时，出于疏忽，忘记了说明我是犹太人。我就这样篡改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我没有因此感到惭愧，特别是在维索卡村生活了几年之后，我倾向于把自己当作天主教徒。而我的罪孽也正好就在这里。 一想起神父与塞尔玛克太太谈论我和我的家庭我就火冒三丈，我认为神父不应管我的闲事。更糟糕的是我怀疑威诺乌斯基为了好玩把我犹太人的身份告诉了神父。因为威诺乌斯基曾经有一次看到奥罗维茨太太在星期五晚上点燃了蜡烛。不过，我一直未能确认这件事究竟是否威诺乌斯基所为。 格雷齐阿克神父一走，我便来到镜子面前自我端详。如果说金色的头发和喇叭形的鼻子使我不太像犹太人，那么过于矮小娇弱的身材与我的年龄实在不相称。我无法改变自己的脸形，但我可以改变自己的体形。我拿起一个枕套来到马路上，把养路工人留在路边的铺路石子装在里面。我用这个石袋每天进行肌肉训练，决定永远不能让自己在未来受到这样的侮辱。 波兰当局对青年人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教育，收效巨大。但是，布沙拉太太朴素的宗教信仰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现在，天主教就等于格雷齐阿克神父的这张铁面孔，我便毫不迟疑地放弃了对它的信仰。我十五岁了，我已到了升学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的波兰学生或是进中学为将来上大学作准备；或是直接进入一个专科学校。以我目前的成绩，我不敢选择第一条途径，尽管威诺乌斯基已勉勉强强被一所中学录取。我一直对机械感兴趣，我后来被克拉科夫矿业工程学校电机工程专业录取并获得一份奖学金。这一消息使我父亲欣喜若狂。但我很快意识到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材料。我讨厌物理和化学，数学有一大部分我根本不懂。唯一两门能使我感兴趣的课程是电学和工业制图。 这一时期，我对自行车运动的爱好有了一个新的发展。我同威诺乌斯基的接触越来越少。雷纳克·诺瓦克现在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同我一样也喜欢自行车运动和喜剧表演。我们俩人一起加入了克拉科夫体育俱乐部，参加了难以承受的基础训练。这种训练为我们今后参加各种公路和赛道自行车比赛奠定了基础。 从自行车从可以使用那天开始，我便每天在克拉科夫至扎科帕内的公路上进行长达两百公里的长距离训练。我对自行车运动的热爱程度险些超过对戏剧的热爱。我自我感觉能够取得好成绩，但条件是要有一辆真正的赛车。为此我曾试探过父亲，他没有反应。父亲在其他方面慷慨大度，但他认为骑自行车是危险和无价值的消遣，拒绝出资为我买车。 一九四九年夏天自行车比赛季节即将来临。我渴望在训练中取得好成绩，以便在克拉科夫体育俱乐部内取得一个候选资格，甚至直接参加正式代表队。我的成绩特别是赛道上的成绩还能令人满意，但自行车机械故障已经使我在多次重要的训练中遭到失败。我经常长时间地同雷纳克·诺瓦克和另外一个与我们一起训练的朋友马利安·斯加里尼讨论我的自行车问题。马利安·斯加里尼是位全能运动员，他喜爱所有竞赛运动。一天我去市体育场看他打网球，一位年轻人走来同我攀谈。不一会儿，马利安回到看台，我们又接着谈起了自行车。我们谈到今年夏天将要举行的自行车比赛，谈到我的破车和我训练中的不幸。我和马利安都不认识的这位年轻人对我表现出极大同情。他知道到哪里可以找到一辆战前生产的新赛车，并且似乎准备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卖给我。在这一时期的波兰，"战前"是"可以变得更好"的同义词。听他这么一说，我一下子兴奋得激动起来。我想，在这个关键时刻认识了这位叫扎诺茨·祖巴的年轻人是天意。 我本应料到这类美事不可能是真的。但它毕竟冲昏了我的头脑，再说这位年轻人显得如此坦率、如此正直又如此普普通通。只要到跳蚤市场卖掉我那两个轻便车轮，再加上一点儿可怜的积蓄，我就可以给自己买来一辆真正的赛车。我们向祖巴提了许多问题。他显然对自行车运动一无所知。他对那辆赛车的介绍并不引人入胜，甚至也说不清楚这辆跑车的来历。他说赛车目前放在一位老妇家的顶楼上，但拒绝说出具体地址。 几天后，我根据他给我的家庭地址去找他，但那里根本没有这个人。后来，一次极偶然的机会，我在跳蚤市场碰见了他。我马上想起那辆赛车的事。到底还卖不卖这辆赛车？卖！他回答我说。然后他约我下星期四去自由广场找他。我立即卖掉了我的两个轻便车轮。六月三十日暑假的前一天，我去自由广场波兰安全部大楼旁边等他。马利安·斯加里尼怀疑这笔买卖有诈，坚持要陪伴着我。 祖巴来晚了，他手里拿着一件用报纸包好的东西。他把我拉到一边。 --这人是谁？ --怎么？你不是上次见到过他吗？！这是个朋友。 看到有人陪着我来，祖巴明显感到讨厌。这使我猜测他的赛车一定是偷来的。我感到自己似乎有罪，但现在有顾虑已为时过晚，因为我已卖掉了我那两只轻便车轮。 --东西在哪儿？ 我问道。 --防空掩体里。 我认识这个著名的地方，尽管从未进去过。这个防空掩体是德国人在战争期间修建的，位于马路对面的花园里，掩体的顶上是一块长满绿草的高地，有一百多米长。通向这个地下掩体的水泥斜坡常被公园的游客当作临时厕所。掩体内阴暗、潮湿、气味难闻。我猜想这辆跑车是偷来的，但也认为祖巴谨慎到了极点。 天开始下雨了。一位身穿制服的公园门卫正在掩体的斜坡上同一位推着自行车的人交谈。这个人推着的是一辆普通自行车而不是赛车，他和门卫两人似乎对雨毫不在乎。我急着马上达成这笔交易，但祖巴却站着一动不动。我们只好在广场另一头的一座楼房里等待他们离开。 --你在这儿等着。 祖巴对马利安·斯加里尼说，然后与我一起朝公园方向走去。 祖巴细心地绕过粪便，沿着掩体的斜坡走了下去。 --这些蠢猪到处拉屎撒尿。 他怨声怨气地说。 祖巴把报纸卷成一个火把，点燃后举在头上，走在我前面。掩体内显得空空荡荡。 --车在哪儿？ 我问道。 祖巴说赛车藏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他作的火把最后闪了几下，很快熄灭了。除了一道来自不远处一个通气孔的微弱的光线外，掩体内漆黑一团。祖巴一边摸索着一边前进。我稍稍走在他的前面，用手摸着掩体的墙壁引导自己往前走。 忽然，我感到自己遭到了猛烈的一击。这种感觉非常熟悉，我还以为自己的手碰到一根裸露的电线。很快，我意识到自己倒在水泥地上，感觉有人在我头上打了一下。我以为打我的人一定早就埋伏在一个角落里等着我，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祖巴弯下腰轻声对我说： --钱在哪里？ 我模模糊糊地听到他的话音一会儿变高一会儿变低，就像一台没有调好的收音机。 --钱在马利安那里。 我骗他说。 他把我翻转过来，让我面朝地背朝他。他发现了我裤子后袋里的钱包。接着，他又摘走了我的手表。这块手表是父亲送我的礼物，我把它视为珍宝。祖巴抢走了我的钱和手表后，便逃之夭夭。 我爬到通气口下面。这里正好有一堆土和垃圾。我爬了上去，踮起脚尖，顺着通气口一直爬到外边的地面。马利安正好站在上面，他低头看到了我，不禁惊讶万分。 --天哪！祖巴动手打你了！ 他喊道。 --东西都给抢走了。 我终于说出了一句话。 --你在这儿等着！ 马利安说完飞快地追去。 我撑着通气口的出口站了起来。雨仍在下。我低下头，发现我的衬衫布满了血迹。一位穿着淡灰褐色雨衣的太太在远处看见了我。她一边像鸟一样小声尖叫着一边朝我走来。我把她推开，手上的血迹弄脏了她的雨衣，这位太太又生气又恼火。 这时，我感到嘴里有血的味道，同时也发现血从脸上流了下来。不过，这倒无所谓。我当时脑子里只考虑着一件事：手表被抢，我该如何向父亲交待？正当我反复考虑这个问题时，一辆老式垃圾车沿着环绕公园的小路开过来，慢慢开到我的身边。马利安和两位清洁工站在垃圾车上。 --罗密克！ 他挥舞着手臂发狂似的喊着。 另一位站在垃圾车脚踏板上的清洁工把我拉上了车。我坐在祖巴旁边。垃圾车司机堵在车的一边，而站在脚踏板上的清洁工堵在另一边，两人看住了祖巴，让他插翅难逃。 几分钟前，垃圾车司机看见我流着血像猪一样从防空掩体的通气口里爬出来。这一幕场景加上马利安奋起向祖巴追去足以使他们明白必须快速绕过公园截住逃犯。祖巴惊慌失措，一头撞在垃圾车上。当两位清洁工抓住他时，他没有反抗。现在在垃圾车上，祖巴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伸手把钱包和手表递给我。 --别拿。 司机连忙对我说。 我照司机的话作了。我们赶到警察局后，祖巴开始装疯卖傻。警察让他脱掉鞋子，他却傻笑着两只脚跳来跳去。警察最后解下了他的腰带。 我对着警察局盥洗室洗手池上面的镜子仔细察看了自己的伤势。我看到头上有几道深深的伤口。我把身上的血迹擦洗干净后，问一位警察我是否现在可以告辞了。 --当然。救护车已经到了。你直接去医院看急诊。 他对我说。 我不想去医院，但我过于虚弱，警察恐怕不会接受我的意见。我要求马利安通知塞尔玛克太太，说我骑自行车出了点儿事，但情况并不严重。在去医院的路上，救护车上的一位医生一边向我提问一边填写手里的单子。我的头开始晕了，我记得起我住地的街名，但门牌号码记不起来了；我记得我出生的月份，但确切的日期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在医院，医生给我做透视。接着，医生不顾我的抗议，又给我剃光了头发。剃头的时候我疼痛难忍。缝完几针之后，我被请到一间病人众多的候诊大厅。医生说我的头被击了五下，我深感震惊。我只记得被击第一下后，我就已头昏眼花。医生说，我至少要住院半个月。我颅骨没有被击碎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几天后，我在同前来了解情况的警察交谈时，才知道我是真正的幸运者，因为我毕竟没有死在祖巴的手里。毫无疑问，那辆赛车根本不存在，祖巴当时只有包在报纸里的一块砖头。我问祖巴会受到什么处置，警察当即用一个指头横在脖子上，表示他将被判死刑。我还以为警察在开玩笑。 --难道仅仅因为他用砖头打了我的头？ 我大声问道。 警察冷冷地一笑。 --你应该感谢上帝给你一个厚厚的颅骨，我的孩子。 原来，祖巴是警察局正在追捕的逃犯，他曾三次作案杀人。他曾经为了抢劫价值远远低于一块手表和两个轻便车轮的东西而打昏过许多人。 使我得到巨大安慰的，是警察局不会控告我窝藏祖巴。我在医院的病床上最后担心的一件事，是不知父亲在得知了这件事后会作出什么反应。父亲一直把我看作一个一事无成的人，他认为我在戏剧方面没有前途，对我糟糕的学习成绩感到吃惊，他还为我迷上自行车运动表示深深的遗憾。 现在，手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警察局已经把手表和我的钱包作为物证保存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