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来说,德国人占领波兰是伴随我们躲藏在地下室里开始的,它的结束亦是如此。但这次的气氛与开始时截然不同。 一九三九年的华沙,恐怖和歇斯底里笼罩着全市。我在返回克拉科夫又来到蒲戴克家后,尽管担心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天还会出现意外,但仍然情绪兴奋,难以平静。更不必说米戴克的父亲仍在那栋曾被征用来给德国人当宿舍的大楼里当门卫,虽然德国人刚刚搬走,但它依然是克拉科夫市区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我们知道德国人正在失去这场战争,因为白天德国人苟延残喘的空袭变得越来越频繁了。在我们的地下室里回荡着炸弹和火箭弹雷鸣般的爆炸声。但人们仍为德国人终将失败而高兴。地下室里,除了少数几个邻居外,大部分是陌生人。他们都是在马路上遇到空袭后逃到这里来的。在这些人中,有一个穿着花哨、香气袭人的棕发女郎,举止像个上等妓女。一些男士似乎与她很熟,也许他们曾在她的"工作间"里打过交道。地下室里还有一只惊慌的鹅,它既是吉祥物,又是备用食物,我们大家轮流把它抱在自己腿上。蒲戴克太太说,等德国人滚蛋后在我们举行的欢庆宴上再吃这只鹅。 我们的地下室几乎同外面一样喧闹。有人开着留声机反复听一张在德国夜总会轰动一时的唱片,一群单身男士同那位棕发女郎戏谑调情、眉来眼去,女郎轻蔑地拒绝跟他们走进地下室最隐蔽的角落。这里伏特加的消耗量大如流水。我们估计战争不会缓和,更不会马上结束,于是便把那只大鹅捆在一块洗衣板上,请来住在同一楼层的一位高大粗壮的搬运夫。他拿着一把斧头,准确地对准了鹅头。鹅头被砍落在地,鲜血喷得一塌糊涂。我感到一阵恶心。去毛净膛之后,鹅被放入了平底锅。 如果不是有人用拳头连续敲击我们的铁门,我们也许会无限期地呆在地下室里。这是一位恶毒的"占卜官"的声音,他专门负责向我们传送德国人要来搜查或来家里视察的通知,而且他每次来都用德文大喊:"快开门,畜生们!"当满脸灰土的蒲戴克打开铁门准备道歉的时候,站在门外的却是隔壁一栋大楼的门卫约瑟,他喝伏特加酒喝得醉醺醺的,喜出望外地喊到: --快出来,这群混蛋滚了!他们滚了,这是真的! 所有的陌生人迅速离开了。我们也离开了地下室来到二层楼蒲戴克夫妇在德国人搬离后腾出的一套公寓房中。在这里,大人们开怀畅饮德国人遗留下来的白兰地和香槟酒。 --你说说你喜欢德国人什么?不过他们至少使我们摆脱了犹太人。 约瑟大声说。 有人在街上为我们领来一位俄国士兵。他与我在以后看到的苏联战争片中的英雄毫无相似之处。他原本是一个可怜的斯拉夫人,大扁脸,塌鼻子,神情呆滞,穿的军装破旧不堪,而且满嘴镶着金属大牙。他身上没有枪,只配备了一根棍子。我坐在他身边,蒲戴克太太给他端来一大盘蔬菜炖鹅肉。他狼吞虎咽,还劝我像他一样吃。 --吃呀,吃呀! 他不停地重复道。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也许是唯一一次)俄国人在波兰受到欢迎。在最初的这段日子里,几乎所有波兰家庭都像蒲戴克夫妇一样邀请俄国士兵来到家中与他们共享最后的食物。 这也是几年来我第一次上街而不用担心被逮捕。我对这段时期保留的记忆,是苏联人进入克拉科夫后引起的交通混乱。天气极为恶劣,积雪变成半化不化的冰渣,我们的鞋和衣服总是湿漉漉的。苏联红军的车队不断陷入泥泞,军官的喊叫、司机的粗话、汽车发动机疯狂的轰鸣,再加上周围目瞪口呆的波兰围观者,使市内交通乱作一团。 我们逐渐了解了大量驻扎在市内的苏联红军部队。他们的卡车车架是木质的,马达坚固耐用;士兵们穿的皮鞋是毡子的,防寒性能极好;他们的随身行李是个简单的布袋,布袋的下面和四周有个交织在一起的皮带网,背在身上极为方便。 俄国士兵对波兰孩子非常友好,在德国投降后克拉科夫发生的严重饥荒的几个星期内,他们不仅把自己的口粮分给波兰孩子,而且还在市内设立了不少流动食堂。当时人们无处寻找食品,而我则比战争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饿死的边缘。 俄国人把他们的意识形态引入波兰。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俄国人还把他们的大型半身石膏塑像运进波兰。他们在波兰兴修纪念碑,碑顶上有红五星,石碑上还刻有歌颂苏联红军英雄主义的碑文。所有这一切像是在教育孩子。不错,孩子们接受了苏式教育。我当时还不懂共产主义,就已成为它的信徒。 我迫不及待地观看苏联影片。在看了几年德语电影后,俄语电影给我一种新鲜感;影片的内容也与我以前看的电影大相径庭。 德国人刚刚撤离克拉科夫,市民就自动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的拾荒队伍,他们寻找食物、日用品、衣物;当然,他们不可避免地也要去寻找武器。在战后的几个月甚至几年内,许多波兰人都穿着德国旧军装,因为他们当时没有其他衣服。 在这场新兴的拾荒运动中,我很快成为一名真正的行家。我对所有能够发出巨响的物品感兴趣,我和本地区的一群顽童一道,从子弹、手提式防空警报器一直到德国军人的领章和帽徽无所不要,并用这些同别人交换。 在蒲戴克家大楼前面有一排简易房,战争期间是德国人的武器库。我们这群孩子经常深入里面去寻找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我们甚至在那里找到了步枪、手枪和一箱箱的子弹。没过多久,俄国人就在这座军火库门前设立了岗哨,防止武器被盗。 俄国岗哨的出现并没有结束我们的拾荒活动。武器库中有取之不尽的草制护鞋套,我们就在俄国人和蔼可亲的眼皮底下拿走不少护鞋套。但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在护鞋套下面藏着子弹、照明弹、可拆卸的枪支和其他禁止动用的武器。 德国照明弹就像绚丽的烟火。放照明弹的方法很简单,在照明弹的底部开个洞,然后把一根火药引线插入其中,点燃后拔腿就跑。我就这样在一条无人的马路中央点了一颗照明弹。突然,一位俄国士兵骑着自行车出现在马路上,他发现了被点燃的引线,顿时在自行车上左右摇摆,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摔倒在地。一句粗话刚从他嘴里脱口而出,照明弹就在他鼻子下面开了花。 我拔腿便跑。但没跑多远就被人抓住送到了警察局。警察搜我的身,在我口袋里搜出了一个雷管。事情变糟了,我竟把自己编造的一个假名和一个假地址告诉了警察局。我心里发慌,担心警察局派人带我去核实我编造的谎言。真是万幸,警察局没有去核实,他们把我释放了。 我和那群顽童不是克拉科夫唯一一帮热衷于点放照明弹和雷管的人。在克拉科夫郊区的一块空地上,另一群孩子点燃几箱炸药的引爆线,然后跑到不远的地方躲藏起来。可惜他们躲藏的地方太近,随着一声震撼方圆几公里的巨响,爆炸中心被炸成一个几米深的大洞,周围的这群孩子无一生还。 出于好奇,我们赶到现场。我们看到一个人把一个鼓鼓的旧布袋扔上一辆两轮车准备离去。 ---你们想看我的儿子吗? 他以极低沉的语气问道。 --他的尸体少一条腿,如果你们找到,告诉一声。 不久,我们又来到这里看热闹,果然发现了一条小孩子的腿。它已经变成土灰色,而且距离弹坑很远。 这削弱了我玩爆炸物的热情,但没有消除。我决定再试投一颗德国手榴弹。我拉开引线,把手榴弹投到一堵墙的另一端。我估计几秒钟后就会爆炸。几分钟过去了,没有动静。我想,这也许是一颗滞了火的手榴弹。于是,我又等了片刻。当我绕过墙角准备前去查看的时候,手榴弹爆炸了。我拣了一条命。 米戴克从不陪我玩这些东西。蒲戴克夫妇认定我正在对他们的儿子产生不良影响。我的同谋是克鲁巴。他已无报可卖,抢劫成为他新的职业。我的大部分伙伴与我一样,都不同程度地对火药感兴趣。我曾拣到过几枚德国印章,我对这类玩意没有热情。几名黑市上的波兰人用高价从我手中买走了这些印章。我当时不知道他们为何买这些印章,但很快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波兰解放后不久,国内没有合法货币,当局正在赶印新货币。当局规定,凡出示一张德国身份证,就可以领取五百兹罗提。我出售的印章被不法分子拿去伪造假证件。我把卖掉印章的钱交给蒲戴克太太,以便买些食品。在吃完我们饲养的最后一只兔子之后,我们不得不吃储存的已经发了霉的面包头。 衣服几乎同食品一样匮乏。我当时穿的衣服虽然实用,但样式很古怪。我曾拣到一条多用途的裤子,裤腿长得吓人,长到可以弯过来作袜子。我的粗制皮鞋也大得像一条船,弯过来作袜子的裤腿卷成一团完全可以塞进鞋里。这样的穿着使我两脚非常难受,我只能自我安慰,并为这种装束给我带来的军人风度感到自豪。 德国人还给我留下一段令我终身难忘的记忆。一天午夜,我起来上厕所。我打开卫生间的电灯,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飞机的轰鸣声。当时,当局颁布的防空条例仍在实行。卫生间没有窗帘,考虑到窗口朝着一个小小的天井,我就没有熄灯。当我准备返回自己的房间,突然被一股强烈的气浪推到卫生间门口,我穿破卫生间毛玻璃门,摔倒在走廊里。我神经呆滞,两耳打鸣,什么也听不见。 一股厚厚的灰土在空气中飞扬。我看不见这股尘土,因为走廊内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鼻孔已被灰土堵塞。我和蒲戴克一家有气无力地在黑暗中互致问候,为所有的人都平安无事感到欣慰。我们摸索着走进地下室,生怕楼梯被震塌。进了地下室才发现,我流了很多血,左前臂被一块玻璃碎片划了一道深深的伤口,一小块肉还挂在伤口上左右晃动。我把晃动的小块肉按在原位,蒲戴克太太为我进行包扎。第二天早晨,我在地段医院的挂号处前排了几个小时。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确信自己对德国人在撤出波兰后唯一一次对克拉科夫的空袭负有责任。那天夜里德国人投了三颗炸弹,一颗投在德军武器库,一颗投在我扔手榴弹的地方,最后一颗就投在我们这座大楼的中央。 波兰解放后不久,我还亲眼看到几幕令我感到恐惧和耻辱的场面。德国人把一些士兵的尸体丢在大街上,而波兰人却亵渎这些尸体,不仅把空伏特加酒瓶插在尸体的两腿中间,还在上面拉屎撒尿。几个星期后,我还看见一个大概为躲避苏联红军俘获而潜藏起来的德国军官被人抓住,他们用绳子把他反绑起来到处游街。抓获这位德国军官的波兰人不停地用刺棒戳他,围观的人们乱吼乱叫,有的趁机打几下,有的往他身上吐痰。 我曾在被遗弃的顶层楼上翻箱倒柜。我发现一个小密室,里面全是用酚醛树脂制作的类似白雪公主一样的童话人物雕像。克拉科夫最著名的玩具商店已经重新开张,我带着几个雕像样品找到玩具店女老板。 --你一共有多少?你想要什么价? 女老板问。 --我有几大堆。 我说着,然后指向玻璃橱窗。 --我想换这个。 就这样,我把我一生中第一台幻灯机搬回了家。这是一个上了颜色的硬纸箱,装有一个透镜和一只灯泡,使用效果极好。我从早到晚摆弄这台机器,我对它表现出来的热情没有人能够理解,甚至米戴克也大为不解。 米戴克的父母终于对我的事完全漠不关心了。只希望我别在他们与邻居或与当局之间制造麻烦。他们对我完全撒手不管了。一天,当我正以"罗曼·维尔克"的化名享受无拘无束的生活时,听到了一句刺耳的叫声:"雷莫!"我叔叔斯特芬在街上与我不期而遇。 在我的三个叔叔中,有两个在我后来的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尽管这不是我的本意。斯特芬叔叔是四兄弟中的宠儿。战争期间,他大部分时间躲藏在克拉科夫的一间小房间里,他在犹太区娶的太太玛利亚一直守护着他。玛利亚长得像雅利安人,因此她获得一张假身份证。小叔叔戴维娶了面包师的女儿特奥菲拉,他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是一名看守其他囚犯的囚犯,所以免于一死。但我最尊敬的大叔叔贝尔纳却没有这份幸存的运气。我们后来得知,他在集中营里被一名看守其他囚犯的囚犯用椅子腿毒打致死。这实在是命运的嘲弄。 斯特芬叔叔见到我似乎很高兴,他要我离开蒲戴克家去和他住在一起。与其说我高兴地接受了他的要求,不如说我服从了他的命令。我在过去四年中的经历是无法向任何人述说的,更不能向他述说。我已经是十一岁的孩子,又重新受到家规的管束,但没有得到一个真正的家庭所能带来的满足。住在斯特芬家里使我想起了父亲和母亲,而他们是无法代替我父母的。我为自己又重新被当作一个孩子而怒火中烧。使我聊以自慰的,是我时常想起我在布沙拉家度过的岁月以及那些值得留恋的诸多往事。 我从未上过学,因此人们把我当成一个奇怪的孩子。我的学业被耽误使斯特芬叔叔深感不安。他试图帮我在一所学校注册。然而我对波兰文学和历史全然不知,对算术和几何学更是一窍不通。我没有通过学校的入学考试,导致注册失败。 --四年中你多少也应该学点儿东西! 斯特芬叔叔最后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斯特芬在他窄小的房间里度过的这几年对他的神经刺激很大,后来他的性格也因此受到影响。他虽然还留有一点儿幽默感,但他的讽刺和尖刻伤害了我。尽管婶婶玛利亚对我关怀备至,但我这个不识字的、前途渺茫的孤儿已明显地成为这对夫妇的负担。每当我忘记作诸如为斯特芬擦皮鞋这样的家庭琐事,就会受到他喋喋不休的训斥,而他却以此为乐。我发现,原来叔叔斯特芬拥有大量的皮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三个人心里都暗暗确信我的父母不会再回来了。这使我在空虚和失望中不断沉论。他们和无数死者一样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但渐渐地,少数幸存者开始露面了。这是悲欢离合的时刻,大部分家庭为永远看不到亲人而悲愤欲绝,少数家庭则为能与回归的幸存者重新骨肉团聚而欢天喜地。在火车站,当仍穿着条子布衣服的集中营幸存者从车上下来找到自己的亲人时,人们便可看到这种激动热烈的场面。我曾不止一次看到这种场面,看到激动的人们热泪盈眶。我问自己何时我也能在这里接到自己的父母。面对不公正的命运,我的对付方式是越来越长时间地把自己单独关在斯特芬叔叔的公寓内摆弄我心爱的幻灯机。我用这台机器把一张张幻灯片打在房间的白墙上。 我们就是在这五层楼的公寓中获悉德意志第三帝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的。俄国和波兰士兵朝天鸣枪,以表示喜悦的心情。白天,空中冒起一股股的烟雾;晚上,曳光弹划破黑夜的长空。婶婶玛利亚的妹妹给我们带来了她的未婚夫。他是一位波兰军人,我们与他共进欢庆胜利的晚餐。我劝他也去朝天鸣枪。他来到阳台,把子弹放入步枪打了一阵,然后又把步枪递给了我。我重新上了子弹。我刚扣动扳机就在出乎意料的反弹作用下,被一屁股弹进厨房,摔在地上。 苏联红军的宣传很快被波兰政府张贴的各类公告所取代。许多机构宣告建立或重新组建。我希望自己隶属于一个组织,不管它是什么组织。我就这样报名参加了童子军。在填报名表"姓名"一栏时,我写了"罗曼·维尔克"。当看到"信奉何种宗教"这一栏,我犹豫片刻,最后填了"信天主教"。也许承认自己信天主教会被童子军拒之门外。不,怕什么,罗曼·维尔克,天主教信徒--就是我。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我身材矮小,没有军服,人们很快把我单独分开。在第一次和童子军外出军训回来之后,我的两脚疼痛难忍,我明白我必须有一双像样的鞋。我不想求助叔叔斯特芬。一个朋友建议我去克拉科夫的犹太教慈善机构碰碰运气。天主教徒罗曼·维尔克为难了。"我们只救助犹太儿童。"我听到里面的人们这样打发我。 但是,当我回答完一连串具体问题之后,人们给了我一双非常美观的、全新的黑色橡胶底长统皮鞋。遗憾的是,这双鞋子我穿着非常合适,以至于我不能再把过长的裤腿弯过来充当袜子了。我只能把裤腿卷起来,光着脚穿这双新皮鞋。 我同斯特芬叔叔的关系每况愈下。最后戴维叔叔和特奥菲拉婶婶把我带到他们家。他们有一个七岁的女儿叫罗玛,并与人口众多,如同部落一般的奥罗维茨一家合住一套巨大的公寓套间。小里夏尔还在,他的父母及妹妹诺齐阿还在,两个曾在犹太区夜总会乐队工作的罗斯耐叔叔也在,另外还有一对夫妇。 里夏尔是克拉科夫犹太区少数几个被关在集中营后又幸存下来的孩子之一,也是后来集中营转移时幸存下来的唯一一个孩子。在德国人把孩子集中起来准备统一消灭的时候,里夏尔的父亲把他藏进一个茅坑,垃圾和粪便一直淹到他的脖子。说来也怪,里夏尔所经历的这些考验丝毫没有改变他的性格,他始终是个宠儿。就如同当年在犹太区为他举行的生日庆祝活动时一样,他仍旧那般任性,仍旧拒喝可可茶。 雷吉娜·奥罗维茨是典型犹太家庭的母亲。她热情、宽容、充满生机。她每星期五晚上总要点燃蜡烛,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生活在一个犹太人的习俗得到彻底尊重的家庭里,对我来说是一次全新和奇特的经历。犹太人不敢公开进行宗教活动,因为当时波兰反犹主义非常猖獗。那时候曾发生过几次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其中至少有一次是在克拉科夫发生的。 戴维叔叔在战前开的专门出售卫生设备和黑白铁管道的商店又重新开张了。由于战后人们需要重建,所以商店生意兴隆。戴维叔叔雇我在商店作售货员。我很快成为这方面的行家,并在这份新的职业中找到了许多乐趣。但这些乐趣就在戴维叔叔决定另开一门生意的时候消失了。戴维叔叔批发了一大批用赛璐珞制成的身份证夹子,让我到大街上去叫卖。这种流动小贩的工作使我厌恶,我感到拿着一块小货板沿街向一群冷漠的行人推销他们认为毫无用处的商品纯粹是一种自我侮辱。我白白在马路上浪费了许多时间。我得到的唯一补偿是可以选择靠近一家摄影器材商店的地方出售我的商品,我可以在这儿尽情观看橱窗里摆着的各种二手电影放映机。 就在这段时期,第一批联合国救援物资开始运抵克拉科夫。这些物资就像来自一颗遥远星球的使者。奥罗维茨家里堆了许多红运牌香烟、速溶咖啡、炼乳和咸牛肉。还有许多我们这些孩子喜欢的东西,比如水果糖、口香糖和棒棒糖。另外还有滴滴涕杀虫剂。 大人们外出时,我就同罗玛和里夏尔排练戏剧节目。我们把一个大衣柜放倒当作舞台,穿着大人的衣服当戏装。我们还收养了一只迷路的小狗。不到几天的时间,我们就三人抱成了一团,形影不离。不久,小狗失踪了。戴维叔叔装模作样地帮我们四处寻找。但后来诺齐阿告诉我们,就是戴维把狗淹死在维斯瓦河里了,唯一的原因就是他认为现在的房子已经拥挤不堪了。 一天,我作了一件坏事,具体我已记不清了。为了惩罚我,戴维叔叔对我施以毒打。他要我脱下裤子弯腰趴在一张桌子上,然后用自己的皮带抽我屁股。戴维一边抽一边要我给他数数,直到我屁股流血为止。抽完后,还要我感谢他对我的体罚。由于我拒绝这一要求,他竟又动手重新抽打。这是他在集中营里看守其他囚犯时养成的习惯,也是集中营里维持秩序的一种手段。他的抽打声与我痛苦的喊叫声混杂在一起,使其他孩子吓得心惊胆寒。婶婶特奥菲拉尽了一切努力让我忘掉这一事件,但无济于事。这件事使我永久地疏远了我的叔叔和婶婶们。 我的赤身裸体又开始亮相了。几年来我第一次又能够洗澡了。我已学会手淫。我认为自己已经开始明白大人们为什么总对有关性的问题小题大作、谈虎色变。我曾十分可怜地认为我是手淫的发明者,而手淫的快感对我来说常常被一种深深的犯罪感所抵消或冲减。我祈求上帝,目的丝毫不是希望抵御我的欲望--我知道,我的要求过多--而是想把这种祈求当作一种能够阻止我产生这种欲望的方式。这种祈祷仍然是天主教式的。 在奥罗维茨家的公寓里,我根据一本书的说明用一堆在跳蚤市场买的旧无线电元器件给自己作了一个矿石收音机。这台矿石收音机居然响了!我在一个噼啪作响的旧扬声器里听到了一位波兰播音员的声音。由于这个扬声器没有喇叭筒,我便把它改成耳机。我请一位住在同一层楼的老人来听我为他调好的节目,他先是疑惑,但很快变得如醉如痴。奥罗维茨夫妇对我的矿石收音机反应平淡。他们家没人对它表现出兴趣,只有能说会道的里夏尔把我的成功窃为己有并以此说服父亲为他买一台正牌的收音机。这台真正的收音机在我们的公寓中引起轰动,从此我们每晚必听,天天如此。 一天,一个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幸存者回到克拉科夫,他带来了我父亲的一封短信。我已记不得父亲的笔迹。短信上的字体十分漂亮,使我不敢相信这是我父亲的亲笔信。但我一直保留着这封信。戴维叔叔在得知这一喜讯后,试图让我明白我母亲再也回不来了。我虽然耐心地听他劝说,但内心深处对他说的话一个字也不相信。 一天晚上,我从商店下班回家,听到厨房有一个极为熟悉的声音,这是我父亲的声音。他正和戴维叔叔共饮伏特加酒。我觉得父亲比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更年轻了。我兴奋地叫着冲向父亲的怀抱。他让我坐在他的膝盖上。已经有好几年了,没有人这样爱抚我。虽然欢乐和幸福涌遍我的全身,但我略微感到拘束--我长大了,不应再与父亲搂搂抱抱。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能向他讲述蒲戴克夫妇、布沙拉夫妇以及我在维索卡村度过的蹉跎岁月。这些是我应该忘却的记忆,我的内心深处不允许我对我的感情、对与父母分离后我所付出的代价作出任何解释。我是多么思念他们啊! 父亲没有提到母亲,我也不提及她。父亲明显地在悲痛面前退缩了,可他却偏偏激起了我的悲痛。我害怕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不提这个问题。很久以后我才得知母亲的消息:她被关进集中营后没有几天就死在德国人的毒气室里。我甚至在以后的很长时间内,仍然认为消息不实,我母亲早晚有一天会回来的。 安妮特在奥斯维辛幸存下来。父亲在一个分类集中营里找到了她。她不愿与父亲留在波兰,决定去法国定居。 至于我父亲本人,他目前的状况使我欣慰。我看了许多关于集中营获得解放的新闻片。父亲的身体如此之好,是我没有料到的。他的皮肤晒黑了,头发剪短了,集中营解放后他吃的是美国人提供的食物,穿的是美国人的作战服。在父亲回来后的第一个晚上,我坐在他的膝盖上缩成一团,一幅幅集中营里四肢骨瘦如柴、关节大如皮球的死者的照片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很难使自己相信一切都会变得很好。隔着一层裤子,我感觉到父亲的双腿,我想到父亲的双腿也有可能变成皮包骨。我知道有许多从集中营里回来的幸存者表面上看来身体健康,但回来几天或几个星期后就被疾病夺去了生命。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对自己重新得到的幸福表示怀疑是不无道理的。因为父亲只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几天。之后,他外出去作生意。当父亲返回克拉科夫的时候,已不再是孤身一人。一位年轻美貌、长着褐色浓密头发的女郎站在他的身边。 又过去了几年,父亲娶了这位女郎。她叫万达,很久以后她才把我当成自己的儿子。起先,我和她相互蔑视。我把父亲同她的关系看成是对我母亲的一种令人不能饶恕的背叛。我看不起万达,因为我认为她浅薄、自负,也因为她总当着家里人的面傲慢地摆出女王的架势。所有的人都抱怨她。我的心就这样在对她的反感和对父亲的热爱之间被撕碎了。 父亲的再度出现无疑是件好事。从他回来那天起,我再也不愁吃不愁穿了。我很快比我认识的大部分顽童穿得要好,而且口袋里的零用钱也比他们要多。由于我坚决拒绝继续住在叔叔和婶婶家,再加上我当时同万达的关系异常紧张,父亲在市内给我另找了一处住所。我终于有了靠山。我被人痛打、沿街叫卖和四处流浪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更重要的是,父亲为我找到一位家庭教师,他帮我补上了耽误的学业。另外,还有一所学校准备接收我为正式学生。
波兰斯基回忆录——德国人占领波兰
书名: 波兰斯基回忆录
作者: [法] 罗曼·波兰斯基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译者: 喇培康
出版年: 2008-1
页数: 403
定价: 32.00
装帧: 平装
丛书: 新星电影
ISBN: 9787802253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