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斯基回忆录——我生命的关键

当我追忆自己遥远的过去，真实与想象的界线总是那样令人失望地模糊而混乱。 我生命的关键就在于此。也许它需要我用一生的时间去理解。也许就是它使我饱经磨难与挑战，感受悲伤和失望。但我看到前面的大门已经打开。若不是它，也许这扇大门会紧紧关闭，直到永远。 艺术与诗歌、幻觉与想象对我来说，始终比在波兰伴随我度过童年时代的窄小空间更为现实。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自己与众不同：我生活在一个单单属于自己的孤独世界里，因为这个世界是我想象的产物。 没有把握获得冠军，我绝不参加在克拉科夫举行的自行车比赛。不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位明星，或者干脆是一名摄影机后面的导演，我绝不看一场电影。每当坐在剧院顶层楼的座位上，我就深信不疑，早晚有一天，只有我会在华沙、莫斯科，甚至巴黎这个如此遥远又如此浪漫的世界文化都市的舞台中央吸引所有观众的目光。所有的孩子迟早都会这样让自己的想象纵横驰骋。但是，与大多数听天由命、饱食终日的人们相反，我毫不怀疑自己的梦想将会实现。我曾十分天真幼稚地确信，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与即将落到我头上的暗无天日的生活一样是无法抗拒的。 我的朋友和家里人常常取笑我这些疯狂的梦想，他们很快把我看成一名小丑。而我总是喜欢逗人发笑并乐于扮演这一角色。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有时，在我生活的道路上会出现障碍，这障碍就是因缺乏想象，使我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一月份的一个晚上，在巴黎马里尼剧院（TheatreMarigny），我童年时代的一个梦终于如愿以偿地实现了。我身着法国式戏装，头戴假发套，打扮成莫扎特的样子。在这出剧中身兼导演和主角二职的我就这样准备粉墨登场了。 前来观看首场演出的观众，都是被记者们称为"光彩夺目"的人物，他们包括政界人士、电影明星、名流显贵和社交界人士。我当然欣喜若狂、受宠若惊。但我想的更多的是所有那些以自己的光临来表示对我的支持的老朋友们，他们有的还来自大洋彼岸。这些人的光临意味着我对他们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也意味着我最终有了一个从最广义上说的--家庭。 我们上演的这出话剧是彼得·谢弗编剧的《阿玛多伊斯》。这出戏从头到尾由几个"吹风者"--即人们常说的幕后对白提词人--像老式合唱队一样宣告并推进剧情的发展。在幕后准备上场时，我竖起耳朵静听这些人低声交谈。我仿佛在一片模糊不清的声音中听到他们在悄悄谈论我的过去。在这些窃窃私语中，有的训斥我，有的指责我的梦想没完没了，但也有的鼓励我早日梦想成真。 就在这一刻，真实与想象的界线真的不存在了。两者终于合二为一了。 开演的时间到了。我走上舞台，以我童年时代在朋友面前表演时的坦然和奔放洒脱开始进入角色。但是，当我想起莫扎特生前最后几年的悲剧，便重新沉浸在梦幻之中。我忽然发现，我生活中，无论是胜利的时刻，还是悲剧、欢乐与痛苦的时刻，或在激情与忧伤的残酷现实，在这些明显不连贯的事物之中，一条戏剧性的思路在不断伸展。同样，舞台灯光另一端一张张依稀可见的面孔和我过去众多幻想之间的差别使我难以区分。这次演出几乎就像为我所有的朋友而演，为所有我喜爱过的、过去的和现在的、健在的或已故的朋友而演。 《阿玛多伊斯》演出完毕。剧场亮起灯光。观众全体起立，跺着脚向我们欢呼，"乌拉"声喊成一片！要求演员上场谢幕的掌声此起彼伏。兴奋之中，我徒步来到离剧院一百米左右的夜总会，几年来我经常光顾此地。首场演出成功的庆祝活动已进入高潮。而这时，沁人心脾的香槟酒使我发现，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别对我来说依然不存在；在我的头脑中，这次庆祝活动与我在伦敦、纽约、洛杉矶以及最近在华沙经历的类似时刻相互混淆。 事实上，在巴黎上演《阿玛多伊斯》之前，我曾导演并主演了波兰文版的《阿玛多伊斯》。我们离开华沙后不久波兰便发生了军事政变。这使我的许多波兰朋友无法来参加《阿玛多伊斯》在巴黎的首演。从不错过这种机会的父亲这次没能离开克拉科夫。 这场被我们波兰人称为"战争"的军事政变，给这个可能成为我一生中最快乐最灿烂的伟大时刻投下了一层阴影。在华沙，我们的首演式异常感人，因为许多影响过我和培养过我的人都光临了。看到他们，与他们谈论过去、参观自我童年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的地方，这些让我思绪万千，一下子淹没在对往事的追忆之中。 孩子能清楚而迅速地理解事物，但以后他会永远失去这种能力。 在我最初保留的记忆中，有一条位于克拉科夫的科莫罗乌斯基大街。我四岁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就住在那里。在我们住的公寓大楼的每个大门上方，都有一个用新的技法刻在建筑物的石块上的大象、野牛、刺猬之类的动物雕像。在九号大门的上方，刻着一个似鹰非鹰、似龙非龙的丑陋无比的神话动物。我小的时候，这座楼房刚建成不久，门窗还散发着油漆的芳香。 九号大门的二层，有两套单元式住宅。我们家住在右面那套。这套住宅很小，但空气畅通，阳光充足，除了传统的外面贴着瓷砖的壁炉之外，充满了现代感。两个大房间面对科莫罗乌斯基大街，这条大街是市区内安静而又豪华的交通要道。大楼的后面有一个买卖兴旺的农贸市场。在那个时候，农妇们可以进城挨家挨户兜售黄油和鸡蛋。她们身上特有的泥土香气与城里面包坊的小伙计们送来的新鲜大圆面包散发出的美味清香浑然一体，煞是好闻。 我的母亲是位喜欢整洁干净的主妇，家里所有的地方被打扫得一尘不染。唯一零乱的地方是位于阳台墙根处的小壁橱，里面堆满杂七杂八的旧物。在这些旧物中有一台神秘的仪器。我父亲声称只要我说谎，这台可怕的仪器便会测出来。我相信了世上真有这样的仪器。每当想起家里也安装了一台，我就毛骨悚然。每次我被怀疑不说实话，父亲就要咨询这台家用测谎仪。只是在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台仪器不过是一台报废的设计独特的床头灯。 我的父亲不算富裕，但我并不因此缺这少那。从许多方面来看，我是一个爱挑剔、难伺候、好赌气、神经质、鲁莽和惹人讨厌的宠儿。为什么这样说呢？也许是因为我长有一头使我恨之入骨的长发，它经常让我被大人看成女孩儿；也许是因为我对那些嘲笑我并且笨拙地模仿我口音的人反应过激，因为我总不能发好相当于法文字母"R"的发音。我于希特勒上台那年生于巴黎。我在巴黎度过了生命的头三年，对此我没有保留任何记忆。我在这三年中学会的法文发音到五六岁时已全部忘光。最后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我的名字。我的父母非常希望在我身上留下一点儿法国特征。他们在报户口时给我取名雷蒙。他们当时错误地认为这就相当于罗曼这个非常一般的波兰名字。遗憾的是，一般波兰人发不出来雷蒙这两个字音，只能读成雷莫。这个洋味儿十足的外来名使我极为痛苦和愤怒，我决定只要一有可能就立即改名。从那天起，对所有的人来说，除了无可奈何的父母和喜欢打趣的同班同学，我终于改叫罗曼，有了个堂堂正正的波兰名字。我甚至还有了一个爱称，叫罗密克。 我是个随心所欲的孩子。父亲后来总是这样说。当父亲在地铁站自动扶梯上紧紧拉住我的手时，我就大发脾气。我面红耳赤，两脚使劲跺地，怒气冲天。当我用一根小绳系在我父亲珍贵的照相机上像玩具车一样在地上拉着玩时被他坚决制止，我亦有同样的反应和表现。 我时常莫名其妙地生气。八月十八日，我过五岁生日。我婶婶特奥菲拉送给我一件精美的礼物。这是一辆鲜红色玩具救火车，上面带有橡胶车轮，可以伸缩的云梯和一个编队的小救火队员。父母和来客们很快沉浸在闲谈的快乐中，而我却一个人被搁在一边，似乎我的生日招待会不是为我而是为他们举办的。我决定趁机走近这件玩具以便看个痛快。把小救火队员从救火车上拿下来后，我又去拿驾驶室里的驾驶员。谁知，小驾驶员被我不慎捏碎。这个小驾驶员是固定在车上的，是整套玩具的组成部分。我惊恐万状，连忙把它藏进壁炉。大人们终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我身上。他们发现救火车上的驾驶员不翼而飞了。我假装不知情，但母亲轻而易举地把它找了出来。客人们对我闯的祸报以一阵宽容的笑声。这笑声比对我进行最严厉的惩罚更加伤害我的心。 这一幕幕旧情旧景的次序在我记忆中颠来倒去，但却是那样的真切和清晰。因为在我的记忆中还没有任何其他情景来与之比较。这个年轻的大脑，在它新鲜而又纯洁的空白中，不断吸取全新的感受，兼收并蓄，装满信息。 就这样，我的大脑中又被存入另外一段记忆。一天，有人给我家送来一些酪朊塑料。这是我父亲经营的小塑料厂需要的一种新型原料样品。在我父亲的小工厂里，这种原料被加工成一串串的小玩意和装饰品。 我父亲当着我的面试图打开样品箱。不一会儿，我也拿起一把拔钉锤，拔起木箱上的铁钉来。"谢谢你了"，父亲生硬地对我说，"我不要你帮忙。"我受到了极大的侮辱。父亲马上拿起一块红色发亮的酪朊塑料递给我以示和好。父亲递过来的酪朊塑料从外观到气味都非常诱人，尽管我伸手的欲望十分强烈，但我还是摇摇头，转过身去。 我父亲习惯于来这一手。他经常伤害我的自尊心，但从不动手打人，即便我斗胆违犯了家里唯一的禁忌。我父亲严禁我动他那台笨重的安德伍德牌打字机。他常坐在家里用这台他为之骄傲和快慰的打字机以令人惊叹的速度打出一封封业务函件。不过，父亲允许我在他身边站着观看，甚至鼓励我给他指出键盘上的所有字母。我就这样学会了波兰文字母表。 不巧，幼儿园开学的第一天，我被勒令退学了。因为我对我们班的教师--一位姑娘说了句"Pocalujmniewdupe"。这句话大概是我从我的一个叔叔嘴里听到的，准确的意思是："来吻我的屁股吧。" 被幼儿园赶出大门后，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度过的，陪伴我的只有安妮特和保姆。安妮特已步入少女时期，她是我同母异父的姐姐。她是个影迷。我们经常下午走出家门，肩并肩地坐在克拉科夫一家只有一半观众的影院里，观看一部部对我来说犹如天书一样的影片。我对第七艺术的第一个记忆是一部由美国女演员珍妮特·麦克唐纳主演的音乐喜剧片。影片中，麦克唐纳身穿一件乳白色薄而透明的连衣裙，在《甜心》这部影片里的音乐伴奏中，从一个纪念性建筑物的楼梯上飘然而下。如果说我对这段记忆异常深刻，那是因为我当时被一泡尿憋得动弹不得。影片使安妮特如醉如痴，她拒不走出影院，哪怕是一分一秒。她索性建议我在座位下面偷偷地方便方便。 我从不寂寞无聊。在家里的各个房间，我总可以看到窗外各种有趣的事物。无论如何，在像克拉科夫3这样的城市中生活是不会寂寞无聊的。这里有圣玛丽亚教堂的喇叭，它会在钟声响起时发出阵阵音乐；有瓦维尔城堡；有维斯瓦河；还有一年一度的花环节和仲夏节，人们习惯把这个在每年夏天举行的盛大活动称为维安基节。 这个节日在我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节日期间，我每天都拉着安妮特跑到河边去寻找最佳的位置以便观赏烟火和五彩缤纷、装点精美的大小船队。维安基庆典活动源于公元前，是为纪念万达公主拒绝嫁给普鲁士王子后从克拉科夫城堡的城墙上跳入维斯瓦河传奇般的死亡而诞生的节日。傍晚，在离我们住处不远的地方，成百上千个点着蜡烛的彩环和花灯被放入河中，顺流而下；一位白衣少女扮装万达公主，从一条船上的克拉科夫城堡模型上纵身跳入维斯瓦河。随着一片令我窒息的烟花爆竹声，节日的气氛达到高潮。对我来说，烟火具有纯粹的魅力。烟火开花之前我是那样的急不可耐，结束之后我又是那样的无法忍受。 冬天也有其魅力。装饰在我家圣诞树上五颜六色的小彩灯使我着迷。这种一亮一灭的彩灯就是家庭微型烟火！我在科莫罗乌斯基大街九号的家里欢度圣诞节的第一个记忆，就是由这棵奇妙的圣诞树与美味的葡萄干、无花果和胡桃一起编织而成的。 皑皑的白雪很快成为圣诞节的组成部分。叔叔斯特芬送我一副滑雪板。我立刻在维斯瓦河积雪覆盖的河岸上滑了起来，虽然摇摇摆摆，但兴致高昂，热情饱满。 我对母亲保留的记忆清晰而又模糊。我记得她说话时的声音、她美丽的容貌以及她在拔除眉毛后又在这一位置勾画一条细小的圆弧时准确的动作。我还记得她以同样的细腻，用一支口红改变上嘴唇的轮廓以适应朝夕变化的潮流；她以同样的精心梳理她那条狐狸围脖，使狐狸的小丑脸紧挨自己的尾巴。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忽然闯入她的房间，看到她一丝不挂，然而她却以那样的镇定自若朝我走来。后来许多人跟我谈起过她不同寻常的美貌。此外，母亲还是个聪慧能干、豪爽大度的人。不久后发生的战争将会证明这一点。我常对自己说，我已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她特有的执着和力量。 我记得一年夏天，父母在一个山区度假村租了一间充满乡土气息的小木屋。这个度假村的名字非常特别，不好发音，叫斯兹斯齐尔克。后来，我发现这是我们全家最后一次欢聚一堂共度这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真正与大自然直接接触。被树木厚厚覆盖的山丘景色如同梦幻一般。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以为大片的森林只能生长在山丘的斜坡上。 父母在花园里和几个朋友全神贯注地打牌。我独自坐在一把离他们不远的折叠躺椅上，一边乱动乱叫一边看着他们。由于我晃动过于剧烈，折叠躺椅在我身下忽然倒塌，我的手指被狠狠地卡在折叠躺椅的木框上。我顿时产生一种尴尬感和犯罪感。这使我更加窘态百出、疼痛难忍。大人们事先对我说过不要在折叠躺椅上乱玩，可我没听。剧烈的疼痛是可怕的，很快我便失去了知觉。当我苏醒过来，一位医生站在我的床边。"你浑身都是乌青块。"母亲对我说。 我的六岁生日正巧是与我们在斯兹斯齐尔克的度假一起过的。母亲请了几个孩子来吃饭。他们提前来了，可我还坐在便盆上大便。我听到母亲以极自然的语气对他们说："罗密克正在trone（便盆）上坐着呢！"我当时真想让地板出现一条裂缝，把我连同便盆一起吞没进去。母亲怎么能这样出卖我呢？我拒绝走出房间。母亲说trone还有王位的意思，我是今天的皇帝，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母亲竟然不顾我儿童的尊严，开出这样的玩笑。没办法，我还是拒绝出来见我的小伙伴们。 克拉科夫周围有个环城花园。这个叫普朗蒂的花园沿古城墙环绕一周。一天，父亲带我在花园中散步，我们看到一个小贩正在出售人物画像。这些画像稍加折叠便可变成四个像猪头一样丑陋的人头像。小贩周围站满一群好奇的观众。在这些人七嘴八舌的起哄之下，这堆蹩脚的画像十分畅销。父亲告诉我，这四个人头分别是希特勒、希姆莱、戈培尔和戈林。他给我介绍了这四个人，并告诉我纳粹用什么来威胁我们的国家。 这四个人名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交谈中。这好像预示着一种新的紧张气氛--一种对即将来临的一场战争的恐惧。全城上下，人们都在专心致志地从事各种活动：有的在普朗蒂花园挖掘防空壕沟，有的在窗架和玻璃上横七竖八地贴满黏性胶纸以防震动和爆炸。我们家则举行一连串的会议，严肃认真地讨论了几个小时。我被排除在这些会议之外。最后父亲决定放弃科莫罗乌斯基大街的住宅，去华沙租一间隐蔽的住所，以便远离德国边界。在动身去华沙之前，为了观察形势的发展，我们和两个单身的叔叔斯特芬和贝尔纳一起搬进了祖母家。所有的迹象表明，形势已经相当严峻。看来把全家人集中在一起更为安全。 祖母的公寓住宅在卡西米尔兹区。这是克拉科夫市唯一一个被视为犹太人居住的地区。 这个公寓与我们家的公寓差别很大。这是一个大而阴暗的住所，进去时要穿过一个破旧的院子。壁炉与我们家的不一样，外面贴的不是白色瓷砖，而是那种怪里怪气、过分装饰的大块材料。 这里每个房间都有一种特殊气味。祖母把她的卧房让给了我们。房中有一张装饰精美的双人铜床和一个装有三折镜子的小型梳妆台，祖母使用的软膏呛人的怪味不时向我们袭来。洗澡间里装着陈旧的自来水管道和完全过时的下水装置，里面有一个老式浴缸，浴缸上装着一个铜制热水器。两个叔叔的滑雪板也放在这里。我被禁止进入他们两人合住的房间。客厅被他们用作自己的皮货商老板裁剪各种皮衣的车间。保护皮革的樟脑丸散发出的气味弥漫着整个客厅。 祖母名叫玛丽亚。父母和叔叔们叫她母亲，而我叫她阿婆。我非常喜欢她。她体形矮小，灰色的头发盘成发髻，平时爱穿黑色衣服。她把自己的卧房让给我们，自己睡在厨房。从此，只要我不被送入学校，我就在这间厨房度过我的大部分时间。祖母以极大的耐心陪我玩耍并回答我提出的各种问题。另外，我还在这里找到无数稀奇古怪或趣味盎然的小玩意儿。厨房里有一个又高又大、上面雕花的碗橱，有一只可以称各类物品的天平，还有许多短颈广口瓶，里面装着神秘的糖汁和家里自制的果酱。在厨房的窗台上，另有一个略小的短颈广口瓶，瓶口上盖着一层薄纱布，里面装的都是水。薄纱布上放着一种豆子。豆子长出卷曲的白芽。这些豆芽一天天地变长，似乎有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就像某种异国海洋动物的触手一样。善良的祖母乐于给我讲解植物的生长过程，可我觉得这种景观与其说可以使人增长知识，不如说使人看了害怕。 一个星期天，母亲和往常一样带我去维斯瓦河岸边游玩。一九三九年的夏天炎热异常，但河面上吹拂着宜人的微风，成群的蝴蝶在灿烂的阳光下翩翩起舞。有一种蝴蝶明显与众不同，它长得宽大，褐色的翅膀上有蓝色斑点。用我的海员贝雷帽捕捉这种蝴蝶实为一件不易之事。叔叔贝尔纳用乙醚把我捕来的蝴蝶麻醉至死，然后插在一个瓶塞上。他告诉我这种蝴蝶叫孔雀蝶，是一件真正的收藏品。 在捉到这只值得留念的孔雀蝶的第二天，恐怖笼罩了我们全家。我们的紧急计划就要付诸实施了。母亲匆忙装好皮箱，宣布由她带安妮特和我去华沙。由于大部分家产放在克拉科夫，父亲决定与两个弟弟一起暂时留下，以便等待形势进一步的发展。祖母向来听天由命，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她都拒绝离开家门。 战争爆发了。也许需要更大规模的战争才能迫使我同意放弃我所收集的宝贝。母亲要我扔掉蝴蝶。我大发雷霆。最后母亲不仅作了让步，还建议我把蝴蝶与行李放在一起。这个建议没有使我满意。我们最后上路去火车站时，我被沉重的行李压得直不起腰来。我抱着母亲的帽盒，还挎着个布包，里面装着我的午饭、毛绒玩具熊，以及那只插在木塞上绚丽多彩的孔雀蝶。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父亲，第一次乘夜班火车。几个醉汉走来围着我母亲纠缠不休。在三等车厢的包厢里已经面色苍白、精疲力尽的母亲被迫买了一张二等车厢的加票。我们换了车厢。 父亲认为，我们在华沙会有更多的安全。我们的新住所也是个公寓套间，位于华沙郊区一座尚未完工的楼房里。住所内墙壁洁白，与我们在科莫罗乌斯基大街的公寓完全一样。除了一张折叠床和床垫以外，整个套间空空如也。不过，这无关紧要，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整夜整夜地，甚至有的白天也呆在地下室里。 时而突如其来的防空警报使所有陌生的邻居处于无法形容的恐慌之中。他们争先恐后地跑入地下室，又个个都盼望着尽早返回地面。地下室内，婴儿的哭声、老人的怨声以及歇斯底里的妇女们尖锐的喊叫声交织成一片，形成一个可怕的混乱群体。我们的地下室没有通风设备，闷热、潮湿，经常传来德国人将要使用毒气的极可怕的消息。华沙的居民都备有标准的防毒面具，但我们这些新来的外地人就只能用一块浸泡在一种气味难闻的化学药剂里的布团来充当替代品。 在地下室过夜，真正使我难以忍受的是母亲禁止我脱鞋，因为她考虑到我们随时需要逃离这里。在晃动的烛火的催眠作用下，我时而酣睡在母亲的怀抱里；时而紧抱我的毛绒玩具熊；时而昏昏沉沉、迷迷糊糊；时而猛然惊醒，直到解除警报的信号发出为止。人们拿起防毒面具，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上楼梯回到各自的家中。一两个小时之后，当防空警报再度吼叫，大家又都像龙卷风似的飞奔下来。 随着警报吼叫次数的不断增多，钱和食物开始紧缺。父亲也杳无音信。我母亲是俄国一户有钱人家的大家闺秀。她家指责她目前的婚姻是一桩与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缔结的婚姻。不过，她在克拉科夫倒还始终拥有一个保姆。现在，她显得聪明机智，开始以令人惊叹的效率寻找食物。 她每天外出，四处寻觅。一天她带回一包掺满细粒碎石的白糖。这包白糖是她在马路上拣到的。母亲把糖倒在一个饼干盒里融化之后，过滤出细粒碎石，然后再用这些糖作配料制成一块块精美的糕点。我们卖掉其中的几块，挣回几个零钱。 还有一次，母亲带回整整一大罐酸黄瓜。我们一连吃了几天。开始时我们吃得很香，因为酸黄瓜味道鲜美。可是我们很快发现，酸黄瓜中的盐分让人越吃越渴，而这时饮用水已开始定量配给。我们曾接到通知，要我们在浴缸和所有可以找到的器皿中装满饮用水，以防万一。水龙头停止供水时，我就在安妮特的陪同下，带上水壶和铁锅在饮用水供应点前排队的长龙中一排就是几个小时。 有时，母亲不在的时候，我和安妮特提心吊胆，生怕最坏的情况会忽然发生。"我们睡觉吧，"安妮特说，"这样时间会过得快一些"。这话一点儿不假。 我总是急切地盼望母亲早点儿回来。一天晚上，我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跑去开门。结果不是母亲，而是四个陌生人。这是一对来避难的无家可归的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他们一言不发，试图住在我们窄小的厅里。正在他们自我安顿的时候，母亲回来了。她无奈，只好同意他们留宿。 对于我来说，这是平生第一次大人对我不加看管，让我单独活动。这当然对我是有好处的。我开始和其他顽童一起在弹坑里玩耍。我拣到一个德国炸弹的尾翼并把它拖到家中。这又是一件战利品。在隔壁一条大街上，我看见一具拉车的大马可怕的尸体。第二天，我靠近一看，发现马的臀部有一块肉被人切掉了。第三天又有许多块肉被切掉。最后，在这具正在腐烂的尸体骨架上到处是被切割的痕迹。我们三人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永远不能受饥饿的驱使去食用正在变质的马肉。 还有一天，在离家更远的地方，我看到一幅更为凄惨的景象：在一栋被炸得只剩下一堆四面透风的混凝土骨架的三层楼上，一条被遗弃的狗正绝望地呻吟着、吼叫着。马路上竟无人过问。这一场面深深地刺激了我。我拦路请求行人设法前去营救。他们纷纷把我推开，继续匆匆赶路。 几天后我在我们楼前的空地上玩耍，发现一个人蹲在地上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我。过了一会儿，我才认出这个骨瘦如柴、满脸胡须的人就是我父亲。他向我展开双臂，我朝他飞奔而去。他紧紧地抱着我，深深地吻我。他的胡须刺着了我的脸。我"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似乎在告诉他我也会拉防空警报了。 父亲的忽然到来，给我带来了许多欢乐，何况他及时为我们赶走了那四个不速之客。我们三人围着他缩成一团，听他讲述这段时期的经历。 为了躲避德国人的入侵，父亲和叔叔们卷入了涌往东部的大规模逃难浪潮。他们徒步前往卢布林。三叔戴维已和面包师的女儿特奥菲拉结婚，他推着岳父的送货车一同前往。当他们三兄弟到达卢布林，德国人已经占领了这座城市。他们只好迅速躲藏起来。最后三人决定分手。两个叔叔返回了后来也被占领的克拉科夫，父亲则来到华沙与我们汇合。从整体上说，我们制订的紧急计划失败了。我们没有留在克拉科夫这座未见任何战斗的城市，反而盲目地来到华沙这个战争中心！ 我再也不想离开父亲了。我带他去看那条狗。狗的呻吟越来越微弱。父亲耸耸肩膀，"毫无办法。"他对我说。而我在脑海里却只想着这条狗。第二次去时，这只狗已不复存在了。 不久以后，我看见一辆波兰装甲车孤单单地从一条两旁都是废墟的道路上徐徐驶来。装甲车上的士兵显得精疲力尽、惶惶不安。当天下午，父亲领我上街。我看到德国国防军的步兵肩并肩排着紧密的方阵列队穿过华沙市区。他们身穿灰绿色军装，显得威风凛凛，如同铝制玩具兵一般。看到军人我就兴奋，即便是德国军人。但父亲紧紧地攥着我的手，从牙缝中进出一句话："啊！这群混蛋！混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