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人生起点到塔里敦会议中心，是一段漫长的历程。我出身于一个勤劳的中产阶级家庭，我父亲是一家奶制品厂的会计，我母亲是一位思想独立又开明的女性。我并不是生来就注定会在华尔街或其他地方取得巨大成就。但是在孩提时代，我就从父母那里学到了勤奋工作、追求知识，以及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雄心壮志--所有这些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无论是在我上学期间，还是在所罗门公司接受资本主义教育的时期，还是在后来我自己创办公司的时候。 马萨诸塞州的麦德福镇是波士顿郊外的一个蓝领聚居区。它的公立高中每个年级有250名学生（我是1960届）。这里毕业的学生几乎没人去读大学。职业培训是学校的主要任务。我对学习一直提不起半点兴趣，直到毕业那一年学校开了两门“荣誉”课程——一门历史、一门文学，才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学习的兴趣和挑战。 历史老师把历史事件讲述得生动逼真，特别是那些美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政治性事件，而这些事件以前在公办学校里是从来不会提及的。其中包括20年代的工人罢工运动，尤其是对两名无政府主义者萨科和万泽蒂的审判。他描述了他母亲每天去法庭旁听所了解到的情况（现在法庭电视节目的前身），有些人认为他们两个人是英雄，而有些人则认为他们是反基督的。通过结合他家人的亲身经历来讲课，老师让历史故事变得真实而贴切，不再是一些需要死记硬背的条条框框。文学课也是这样，英语老师帮助我们分析世界名著，而不是教我们单词拼写和语法（这两项我从来都没有系统地学习过）。讨论故事内涵和记忆故事情节两者的效果截然相反--令人着迷和令人厌倦。这两门课程都拓宽了我的视野：向我揭示了不受政治影响的真实的历史和文化、让我睁开眼睛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些过去的光阴有一部分被浪费掉了，多么令人遗憾。无论如何，我们的社会应当寻找一种方法，让我们的孩子在快乐中学习。我们不需要一代又一代的记忆机器。 少年时代，我记得在课余时间曾经读过《约翰尼·特瑞门》，一部关于一位独立战争时期在波士顿为美国起义军工作的少年情报人员的小说。我一定是把这本书读了上百遍，还经常坐地铁到市区去参观书里提到的革命战争遗址。我幻想自己是那个少年爱国英雄，坚持与老朽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进行斗争——一个特立独行的角色，我至今仍然在努力让自己扮演这样的角色。我形成了自己的历史价值观，我一直很困惑为什么很少有人吸取历史的教训；为什么我们总是重复地进行同样的战争；为什么我们没有记住那些错误的、短视的政策导致的萧条、战争、压迫和分裂。作为公民，我们总是容忍那些官员面对复杂问题却用过时的、简单的、漏洞百出的对策来拉选票。作为选民，我们总是忘记那些没有让当选官员承担责任的前车之鉴。如果真的像乔治·桑塔亚纳说的那样：“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那么，就只有上帝能够帮助我们了。 参加童子军培养了我的团队意识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抱负。我热爱童子军。我把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每一块荣誉勋章当作乐趣，我为每一次军阶的晋升而感到无比自豪。我是最高级别的雄鹰童子军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个。童子军夏令营是一年之中最令人难忘的日子。我挨家挨户地推销我们自己制作的圣诞花环（这是我的第一次销售经历），获得的收入用来支付我的住宿费用。在新罕布什州的荒野，6个星期里，我们一直露宿在星空之下，每两个人住一顶帐篷。每天清晨在号角声中起床。我们用冰冷的水淋浴。我们在一个宽敞杂乱的大厅里就餐，食物是热狗和汉堡，每个人还要轮流削土豆皮、摆桌子和洗碗。我记得我很爱吃那里的饭，尤其是一种葡萄味道的、被称为“虫子果汁”的合成饮料。白天，我们打靶、射箭、划船、赛艇、游泳，还可以学美术，做陶艺，还有很多其他的游戏和技能训练。徒步行军和沿河旅行是每周最令人兴奋的事情——整个夏天父母只有在探访日才会来烦我们一两次。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学会了自立，同时也学会了如何与别人一起生活和工作。 冬天里，星期六的上午我都会去波士顿自然科学博物馆听讲座，这些讲座介绍自然和物理，讲课方式是我们学校里没有的。每个星期的这两个小时，我都像着了魔一样：老师带来蛇、豪猪和猫头鹰让我们触摸；通过现场实验来解释基本的物理规律；就博物馆里的每一件展品向我们提问。所有的孩子，包括我，都抢着回答每一个问题来表现自己。这样的抢答让我们知道了仔细观察、注意细节和认真听讲的重要性。有一个问题问的是博物馆楼上展示的一个横截面直径达5英尺的树桩的树龄。这棵树看上去很有年头了，在每一个应该是年轮的位置上都有一个浅浅的圆圈，从最外圈一直向最中央的树心数过去，足有一百多圈。这个问题是关于“红杉树”的。我们因为老师拒绝接受我们都认为正确的答案而感到很泄气，直到有人看出来这个树桩根本就不是来自红杉树，而是来自 一种巨杉——与红杉同属但是略有区别的一种树。这些老师使我在上大学之前好几年就认识到了理性诚实和学术知识的重要价值。 *** 我读高中的时候，利用放学后、周末和暑假的时间在坎布里奇市的一家小型电子公司做兼职。这家公司的一位技术天才向我推荐了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对自然科学感兴趣，而她认识这个学校里应用物理实验室的人。既然我不得不去某个地方上大学，那为什么不选择这个学校呢？我寄去了一份申请书，没过多久就被录取了。依照事情后来的发展，霍普金斯大学应该不会后悔给了我这个机会。而我也从未后悔进了这个学校。 从学业上来说，我在大学里只是个中等生，主要是因为缺乏学习的动力而不是天赋，或者说我希望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多数时候，我的工科课程成绩都是C（平均水平），但是在最后一年，我选修了超出正常量一倍的课程，成绩几乎全都是班里最高的A。不过，我做的也基本上就是读书、听课、理解和重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超越这些去进行创新。我没有兴趣或才智去做一个真正的工程师、物理学家或数学家。我真正喜欢和擅长的是--跟人打交道。我是本校兄弟会主席，也是兄弟会校际理事会的主席，还担任班长，我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竞选这些学校里的职位，让我学会了如何参与公共职务的竞选。组织校园舞会和兄弟会派对，锻炼了我的组织能力。管理几个不同类型的课余学生社团，让我在实践中学会了如何让大家求同存异、团结合作。所有这些技能都对我后来在华尔街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工作以及再后来经营自己的公司大有裨益。 我开始考虑自己毕业之后的人生道路，我觉得自己显然应该从事管理方面的工作。如果不是因为霍普金斯大学的绝大多数学生都继续攻读研究生，我很可能就直接去找工作了。在这样的公共社会压力之下，我申请了哈佛商学院。当录取通知书寄到的时候，我正跟几个朋友在学校的收发室里，看见我的信箱里有一个从哈佛商学院寄来的棕色大信封。 “太棒了，被录取了。我们去喝杯咖啡庆祝一下吧！”我提议说。 “你不先打开看看吗？”一个朋友问道。 “有这个必要吗？”我回答说：“如果他们没有录取我，就不会给我寄这么厚的一沓信。拒绝信是很薄的。” *** 我在哈佛的两年很有收获。我学习了会计、营销、生产、管理、控制、金融以及行为科学的基础知识。哈佛的“案例教学法”使我的分析能力和沟通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没有什么比这种实时反馈更能教育人，如果你的发言准备不充分或者你的分析站不住脚，上百名同学会大声喝倒彩让你不得不闭嘴。 那里的学术水平很高，但我并不会称之为杰出。我所在的班里，有一些非常聪明的同学，也有一些同学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天赋”的，还有少数人在我看来根本是骗子，他们就会夸夸其谈。现在，30年之后，再看他们各自的状况，那些我认为非常聪明的同学大都取得了不错的成就；那些我认为比较笨的要差一些。而那些只会吹牛的已经不为人所知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是生存技能和判断能力，而不是学习成绩，决定了毕业之后的职业成就。尽管我在商学院的学习成绩只是平均水平，但我一点也不介意。 让我有点不好意思的是，我记得我当时对一些同学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他们的能力，而是他们的家世。作为一个来自麦德福镇工人家庭的孩子，我从未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那些出身显赫的人。有很多同学是那些我经常在报纸上读到的商界领袖的儿子。我曾经想过他们会不会只凭着父亲的关系而登上成功的顶峰？（通常，他们没有。）我曾经私底下希望被引见给他们的父母从而找到一份好工作吗？（他们父亲的公司没有几家一直生存到现在。）我曾经通过跟他们拉关系来扩大自己的名气吗？（现在，在我们办公室周围，“名人”多的是。）事实上，尽管我依靠了很多当年在哈佛认识的人才能走到今天，但是几乎没有一个是当时让我印象深刻的那些人。 *** 1966年，当我即将拿到MBA学位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考虑过生活和工作将把我带到哪里。跟我那一代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希望毕业之后直接去越南参加战争。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支持这场战争，我也不觉得在丛林中走着突然被打死很好玩，但是在那个年代，我们的头脑里绝对不会有与国家不一致的想法。实际上没有人为了逃避兵役而跑去加拿大，并不是报纸说的那样。家庭、学校、童子军、体育、政治、报纸——我们生活里的一切都教育我们要尽义务、要忠诚、要有责任感、要勇于牺牲和热爱祖国。有一小部分人游行示威，情绪激愤，还有人写了一些关于民间反抗的东西。但是大多数时候，山姆大叔一召唤，我们就听从。 一个军队单位承诺等我从哈佛毕业之后就授予我少尉军衔。毕业之前三个月，我去接受常规入伍体检。这只是一个形式而已，我的身体很棒。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医生告诉我：“你是扁平足。你不能参军。” 现在，不用去参战了，不会被打死了，这是个好消息。但我还是领到了一张并没有标明我不合格的征兵等级表。万一战争需要我们这些足部严重畸形的人，政府将来还可以改变主意。如果这样的话，谁知道我最后会被征召到哪个军队单位？我的职业生涯将如何发展？于是，我竭尽全力想要确保我的1A等级，好让我能够马上入伍。我给我们选区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写信寻求帮助，试图让自己可以去做正确的事情——保卫祖国——但同时也是希望能够保持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这些立法者们“表示”会提供帮助，这让我第一次领教了政客们的承诺从来不会兑现。除了由下属职员填写的标准格式的回信之外（“我们会尽力提供帮助”），没有人站出来为我干预此事。结果，尽管在6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25岁以下的人都可能应征入伍去参战，但是我再也没有从征兵局得到任何音讯。最终，我们宣布胜利，却输掉了战争。 *** 我的人生之路该怎么走呢？直到还有12周就要毕业的时候，我对如何把我所接受的学费昂贵的教育转化为谋生技能都还没有任何计划。我想都没有想过，也没有申请参加招聘面试。我的好朋友，史蒂夫·芬斯特，一位哈佛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了我公司的一名董事（在他患癌症去世前5年），让我给所罗门兄弟与哈兹勒公司（当时公司的名字）和高盛公司打电话，告诉他们我极其渴望成为一名机构销售员或者股票交易员。 “他们是什么公司？”我问道：“我将要干什么？”尽管我忙于钻研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和金融学教材里每一个艰深的细节，我对华尔街的人和事却并不熟悉。我一直认为我会进入一家工程或制造公司从事一般性的管理工作，或者像我在哈佛最好的朋友，罗恩·伯克一样，去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华尔街一直到80年代才变得像磁石一样吸引新毕业的MBA们。） “不要担心这些，”芬斯特告诉我：“去打电话吧。” 史蒂夫曾经在五角大楼当过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神童顾问”，之后又在摩根斯坦利工作了一个夏天。他经常在参军和华尔街方面给予我专家级的指导，他认为无论是去参军还是去华尔街，我都适合而且都会干得高兴。反正我自己也没有更好的主意，于是就打了电话。 我很幸运。在那个时代，对于那些有机会和洛克菲勒亲切交谈的人、那些父亲有权有势的人，证券交易和销售是二流职业。很少会有常春藤联盟学校的毕业生愿意从事这个行当。不像投资银行和研究分析，这绝对不是一份名声很好的工作；也不是那种特权阶层的孩子愿意屈就的职业。这份工作需要亲自打电话跟顾客交谈，这样会弄脏手。他们忘记了：在几乎所有的行业里，销售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销售你自己的公司、你自己的想法、以及你自己。他们没有注意到：那些投资银行的头头们对他们名片盒的依赖与对他们分析能力的依赖是一样的。他们忽视了：良好的销售意识与分类、集中、竞争获胜的能力和训练同等重要。那时候，没有一个自尊的分析员愿意打电话去拉生意。恳求别人被认为有失尊严。交易和销售工作就像是去乞讨。“了不起的人物”都不干这个。 我成长的家庭背景里没有任何社会等级观念。我自己也没有这种观念，如果有人试图跟我解释这些世俗规矩，我也不会理解。我生长在一个传统的美国普通百姓家庭，我的父母就是榜样：勤奋工作、注重教育、做你自己的事情，不管是脑力还是体力劳动。对我来说，还要还学校的贷款，能有一份好工作就很幸运了。在之后的人生里，通过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和我自己公司的工作，我明白了：只有那些实干者，那些瘦弱又充满渴求的人，那些眼里闪耀雄心、胸中燃烧激情的人，那些不为世俗等级所困的人，才能走得最远，成就最大。 作为一个愿意去华尔街工作的哈佛商学院硕士毕业生，史蒂夫建议我申请的那两家公司都给了我面试机会。作为极少数愿意接受高盛公司销售职位的MBA之一，我被邀请去纽约面试，被介绍给了古斯塔夫·列维，高盛公司的主管合伙人，一位真正的传奇人物。“迈克 ，这是列维先生。”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普通人，态度友好却难以接近，他的朋友和熟人都是世界政治和金融的领军人物，直到那时还不包括我。我和他握手并互致问候。因为当时对他真正的重要性并不了解，我对他没有留下应有的深刻印象。人们称呼他“古斯”，他确实是个人物，他做出了很多巨大的成就，是华尔街顶级的套利者和慈善家。直到他死后几十年，他仍然被推崇为一位具有创新精神的银行家、值得信赖的顾问和卓越的冒险家。我真希望我能足够聪明地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并且在我之后的职业生涯中能有机会与他共事。但是，在他去世之前，我没有做到。 然后我又匆忙赶去所罗门兄弟与哈兹勒公司面试。我是惟一一个到这家小型债券交易公司求职的哈佛毕业生，他们缺乏那种MBA普遍追求的著名大公司的形象。在他们的人事经理，斯图尔特·艾伦带着我四处参观的时候，我跟一个不知道全名、只听见别人叫他“比利”的人聊天。我们聊学校、纽约、天气，什么都聊。他看上去很亲切，就像一个在家族婚礼上遇到的远房堂兄。 “你觉得比利怎么样？”他缓步走开后，我的“导游”问我。 “他是谁？”我问道。 “哦，他就是威廉·R·所罗门。” 我不知道他是谁，只觉得他是个能谈得来的好人。不过，我在一家公司对主管合伙人直呼其名“比利”，而在另一家公司遇到的是高高在上的“列维先生”，这让我知道了自己该去哪一家公司工作。 我在所罗门公司真正的面试官不是比利，而是另外三个人：销售经理，哈利·尼尔森；股票交易负责人，桑迪·刘易斯（贝尔斯登公司后来的主管合伙人西·刘易斯的儿子）；还有所罗门公司的二号合伙人约翰·古特弗伦德。面试在一个没有窗户的会议室进行，里面有个门通向公司内部的合伙人理发室，这是那个时代老板们享受的标准福利。让我印象同样深刻的还有屋子里挂的那些名画（后来才知道都是租来的）。我现在还能回忆起那幅挂在他们客厅墙上的著名油画“登普西和菲尔伯拳王争霸赛”的浓墨重彩。以前我从未在博物馆之外见过一幅真正的名画。当我再一次去那里接受同一批人对我进行第二轮面试的时候，他们录用了我，年薪9千美元。与此同时，高盛公司的销售经理，迪克·曼舍尔也表示愿意雇佣我，第一年起薪1万4千美元--这是当时哈佛MBA毕业生的一般薪资水平。 “您瞧，在所罗门公司工作我就没法生活了，”我对尼尔森、刘易斯和古特弗伦德说，“我想在这儿干，我喜欢这里。可是我连另外一套西服都没有。”对于那些坐在哈佛教室后排的学生来说，正装就是牛仔裤（那时候叫做粗布工装裤）和校服夹克。“我没有公寓可住，我在银行里没有一分钱存款。我有的是还没还清的国防贷款，我用它来交学费了。因为我在学校的兼职工作是停车场管理员，赚的钱不够付学费。” “那你需要多少？”古特弗伦德问我。 那一刻，我觉得开口要1万4千美元会显得有些贪心。少要一点或许会让他们给我更多。他们应该也很清楚，只有拿到足够的薪水，我才能专心致志地干我的工作，而不是整天为一日三餐的饭钱操心。 “我要1万1千5百美元。”我脱口而出。 “那好吧，”古特弗伦德说：“9千美元的薪水加上2千5百美元的贷款。”然后他站起身走出房间。我的交易能力就值这些钱了。 “那就这么定了。”桑迪·刘易斯说道。 “可我还没说同不同意呢。”我抗议说。 “这不重要。” 就是这样。我签了贷款协议（至少不收利息）。第一年，我得到的奖金是免除了贷款本金里的500美元，12个月之后，剩余的贷款全部免除了。1973年，我把古特弗伦德签了字证明我已经还清贷款的单据和关于我成为公司普通合伙人的报纸声明镶在了一个镜框里。 *** 只说我适应所罗门兄弟公司并热爱这个行业还不够。我沉湎于其中，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都是。在1966年，华尔街还不像现在这样冷漠无情、公事公办。那时候一个人十年内跳槽六次是很奇怪的事情。人们不会跳来跳去。他们成为或者很快就成为“摩根斯坦利类型”（A.G.）、“贝克尔人”，“KL人”（库恩·洛布公司），等等。人们不只是以雇主来标志身份，言行举止之中也凸显各自公司的风格，有的高贵傲慢，有的面带微笑，有的毫无戒备。反过来，公司也是各自员工性格的集合体。从我被雇佣的那一刻起，毫无疑问，我就是“所罗门人”了。当时很多顶级公司追求门第、派头、口音，以及常春藤联校的教育背景，而所罗门兄弟公司不只是一个精英团体，它重视那些积极肯干的人，容忍古怪反常的行为，对博士和高中没毕业的员工一视同仁。我非常适应这里。这就是我。 我们每个人都套着雇主保护色，这是因为：那个时候在华尔街，重要的是组织而不是个人。我们从来不用第一人称单数。（有一次比利·所罗门听见一个股票交易员很大声地对客户说：“我要买5万股。”比利就问他：他的个人账户里怎么会有那么大一笔钱。）现在，很多公司都已经失去了大家庭的感觉，一下子可以雇佣或解雇上百人，公司精神消失而个人野心膨胀。职员们都一心争当“第一”。每个人都是牛仔。即使是最初级的助理交易员也把自己当成独挡一面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超级明星。现在的华尔街人几乎都不再珍视为他们提供支持的人、他们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公司的名誉和声望，以及他们的同事。他们只是“接受”雇佣，而不是加入一个组织。公司只是一个载体，一个能够让他们施展自己无人可比的天才（而且通常没有获得应有报酬）的场所；他们几乎在上班第一天就宣布自己的自由代理地位。 而当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我认为这将是我的终身职业。因为对于一个与创始人家族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说，进入一家投资银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可以通过努力工作不断升职，最终成为公司的合伙人，然后在年纪很老的时候死在一次商务会议中（西·刘易斯和古斯·列维都是这样辞世的）。你可能并不都喜欢你的工作伙伴或合伙人，但成功是“连带”的，他们的成功有助于你的成功，你的成就又能带动他们的。当70年代末期这个重要的原则被忘记之后，“华尔街”这个共同体成了一盘散沙。查尔斯·达尔文告诉过我们将会发生什么：自然界里适者生存，但是很多优秀的、有价值的物种在这个过程中灭绝了。 *** 所罗门兄弟公司是个独一无二的组织。这里没有典型的商业公司内部的拉帮结派和勾心斗角。这里的环境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所见即所得”。每一个有重要职责的人都在同一间屋子里办公，肩并肩地坐着，交易或销售股票和债券。分歧会让大家发火，因为他们是一群容易激动的A型员工。对某个问题持相反意见的双方会互相大喊大叫。然后达成妥协，争吵结束。面对新的问题又形成新的同盟。上一次争吵中的对立方在下一次争吵中结成同盟。虽然员工们彼此争吵、设置障碍，但怨气并不是在紧闭的门背后暗地里积累起来的。这里是开放的、迅捷的，注重现在的！ 这里也没有所谓的公司民主碍手碍脚。“权力下放”、“自我改进”或者“达成一致”都是后来才有的概念。一名主管合伙人在最高层负责全面管理，他下面有一个执行委员会，再下面是普通合伙人和其他所有员工。（合伙人以为自己比非合伙人拥有更大的权力，但在现实中，大多数情况并非如此。）那个时候，一切重大决策都由主管合伙人做出。我估计很多时候他做了决定之后甚至都不告诉执委会，更别说事先跟他们商议了。我敢打赌他们从来没有在执委会投过票。我知道他们从未就某件事情征求过我们其他人的意见。这是一种独裁，纯粹又简单。不过是仁慈的独裁。 1966年我加入时的老板，威廉·R·所罗门（我们在背后叫他WRS，或者他自己更喜欢的称呼“比利”），缔造了所罗门兄弟公司特有的企业文化。作为领导者，他坚决果断，言出必行。我从没见过他在做出决定之后又出尔反尔。虽然他很平易近人而且愿意倾听每个人的想法，但是，他让我们向左，我们就向左，让我们向右，我们就向右。我们用不着做两手准备。他制定了规则，他自己也遵守这些规则。个人生活不能有损公司形象是一条规则吗？他自己的私生活就是典范。如果他认为有谁没有做到，就会立即召开合伙人会议开除那个违规者——不管那个人对我们当时的盈亏余额有多么重要。他规定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能够随时跟其他人沟通？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到他的办公桌前。公司最底层的员工对他直呼其名的和公司高层一样多。所罗门公司强制要求合伙人在65岁的时候退休？比利在63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开始变得迟钝，就自愿退休了。他没有任何特权。他自己以身作则。他说到做到。我们其他人也效仿他的做法。 约翰·古特弗伦德也是一位伟大的领导者，但我总觉得他听取了太多人的意见。最后见他那个人的意见通常会被采纳。当我不顾一切地想要挽救我的工作时，这一招就能奏效。我只要最后一个去见他，说服他相信我的立场是正确的，他就会支持我而与整个执委会对抗。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使得他管理公司更加困难。约翰接替比利成为主管合伙人之后，聪明的员工总是事先做好两手准备。这种状况分散了资源，在行情不好的时候领导公司更是难上加难。跟比利不同，约翰在做出决策之前会征求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不管这种做法的动机如何高尚，它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优柔寡断，最终破坏了他的一致性，并导致了他自己的下台。 比利和约翰之间真正的区别在于，约翰更加精通证券，而比利更擅长跟人打交道。他们两个都不会为这样的区别而感到高兴，但我一直认为他们两个共同管理时公司的情况最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优势。没有约翰，我想比利会在经营金融业务方面遇到麻烦，因为证券世界随着衍生工具、互换、抵押证券等等的出现而变得越来越复杂。没有比利，当公司规模扩张到在全球拥有数以千计员工的时候，约翰在公司人事管理方面也一定会遇到困难。作为一个团队，在比利1978年退休之前，他们一直都是最好的。 他们两人的合作结束之后，由于我在股票方面的业绩下滑，想要换一个新的岗位。我试图说服约翰，他需要一个助手来提醒他什么时候皇帝没穿衣服--一个能站起来和他争论一下的人，一个检测他的决定并帮助他改进对策的人。但是他不同意。或许他觉得我不能胜任。也可能他只是不希望有人来干扰他做事情。不管怎样，我提出的设置一个幕僚长职位、一个守门人（我来担任）的建议没有被接受。 *** 1966年6月，我走进了位于华尔街60号的老旧的所罗门大楼，我在那里的第一个夏天是在“囚笼” 里工作，用双手费力地一张张数那些证券。对于一个哈佛毕业的MBA来说，这样的起点相当低。在一个没有空调的银行地下室里，我们穿着内衣像奴隶一样地苦干，偶尔来一箱六瓶装的啤酒，让自己感觉好受一点。我们每个下午都要数出几十亿美元的债券和股票凭证，然后送到各大银行作为隔夜拆借贷款的抵押品。然后，第二天早上，那些需要交给客户的凭证被一些衣冠不整的老头送回来（下曼哈顿的街上到处都是这样的老头，负责在各家公司之间运送“持票人”债券和股票），我们核对之后再把它们重新入账。到了80年代，这种做法就已经像马车一样稀奇了，已经被信息时代的电脑淘汰掉了。然而，那个时候不是。 工作三个月之后，我被提升进了购销部。有一天，天气很好，我们在外面闲逛了一会。结果我的经理，一位前码头搬运工，用他最大的音量喊道（令人难堪地、而且是故意地，当着整个部门所有人的面）：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并不意味着可以离开自己的办公桌超过60分钟，即使是、特别是一个哈佛商学院的高材生。在购销部这个家伙的眼皮底下工作，没有比我原来穿着内衣在“囚笼”里干活好多少。在那里，我，一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在地板上铺着破油毡布、摆着坏木头椅子的贫民窟般的房子里干着报酬不高的苦差事，整天把那些小纸片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好，还要被那些我应该尊敬但没法尊敬的人训斥。当朋友们问起我的工作是干什么的时候，为了保全面子，我告诉他们我在“研究简化工作流程的方法和步骤”。毕竟，我的朋友们都在宽敞舒适、窗明几净、铺着高级地毯的私人办公室里当分析师或银行家，而我只能被称为职员。我为什么没辞职呢？太令人难堪了。 尽管如此，最终，我还是等来了好机会。第一年年底，我被选中成为一名在交易大厅的公用事业部工作的真正的“职员”。这里是实际进行交易的地方，这里的工作报酬都不低。在这个特定区域，电力和煤气公司的股票和债券被买进和卖出。这个部门由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两个合伙人伊拉·莱克特曼和康妮·玛尼亚蒂负责。我主要的职责是随着交易的进展，不断地根据我们目前的存货来更新头寸帐目。一个合伙人在每一张交易票据上签字（重大交易需要有两个合伙人签字）之后，我在上面盖上序号章，并且更新我的记录。然后这些票据就“飕飕”地顺着传送带进了结算室，就是我刚刚逃离的那个地方。我终于成了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盖章和更新：我真高兴我升入了“研究生院”！ 执行我在公用事业部的另一项任务后来却把我害苦了——或者是把我拯救了，这取决于你怎么看。我还担负着一个重大职责：每天早晨在他们到达的时候把6支削尖的2号铅笔放在伊拉面前、6支削尖的3号铅笔放在康妮面前——也可能铅笔类型正好相反。反正有一天，为了缓解厌倦情绪和表现我自己，我故意把铅笔放错了，而且还把笔尖弄断了。康妮没有怎么样，而伊拉站起来冲着约翰·古特弗伦德尖叫，说我应该被炒鱿鱼。铅笔对伊拉很重要。 约翰立刻把我调离那个部门（从此彻底改变了公用事业债券业务的命运），把我暂时安排在他的集团部，但是坐在他的副手，杰伊·艾尔萨斯旁边的一根柱子后面。从那以后，伊拉的视野再也不会被我的脸破环了。在所罗门，恶作剧式的小玩笑是无所谓的，但是我做得有点过头了。 一个月后，我调去了股票部，其他的都成为历史了。不再跟债券打交道了。以后我就一直做公司的股票业务。公司刚刚从圣路易斯办事处调来了杰伊·佩里，一个伶牙俐齿、说话很快的推销员，来加强我们的大宗股票交易业务。几十年来，所罗门一直在交易所场外的单笔交易里买入和卖出成千上万的债券，以防止突然的价格波动。对于股票来说，大宗交易能够起到同样的作用，使得大机构可以大量购进和抛售，而不会干扰市场。所罗门想做这个领域的老大。我作为杰伊的右臂参与其中——或者说是他作为我的左膀，大家知道，我比较谦虚的时候就这么说。 事实上，佩里和我是最佳搭档。我们能把任何东西卖给任何人。如果你想处理一批股票，我们甚至能说服你的配偶买下。所罗门在当时还不是一个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公司，所以我们没有竞争对手所拥有的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研究、分析、关系。我们只是做所有伟大的推销员所做的事情：我们展示我们所有的一切，然后突出强调那些能使客户相信买卖划算的事实。 “它有强大的专家经纪人在背后支持。”我会对一个可能根本不知道专家经纪人为什么重要的买家说这样的话。（专家经纪人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里，负责买卖某个公司的股票，以确保市场始终有序。）“走势图看起来会猛涨。”佩里会对那些相信“走势是朋友”的人这样宣称。对那些喜欢“同病相怜”的人们，我会加上一句：“看看买家和卖家都是谁。”或者，我们会说：“你买下这个，我们就帮你把那个卖掉。”好像我们不能单独做其中的一件事情。 通常，当我们进行重大的、关键的、冒险的交易时，比利和约翰会站在我身边，默默地看着我跟客户通电话，低着头、全神贯注地推销这笔业务，交谈、解释、劝诱、请求。当他们看到我做成一笔交易的时候，我会感到非常兴奋。我挂上电话的同时会一脸自然、语气平淡地说一声“成交”，然后故意漫不经心地把填好的订单扔给交易员。之后他们就一言不发地走开。没有任何祝贺之词，不需要。我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我将做成大买卖。我（还有他们也）知道！ 如果我们的其他策略都无法促成交易，我们还有杀手锏：公司的资本和五个聪明的家伙，他们在需要的时候有“扣动扳机”的知识和决心。在操作台前工作的两个交易员大卫·希利和罗伯特·布莱德利（佩里和我自称交易员，但我们事实上只是销售员），还有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里的迈克尔·米汉、大卫·科克兰德和汉斯·克特斯，他们总是以通过所罗门公司自己的账户买进股票相威胁。这迫使那些还想等待观望的买家也不得不马上行动。因为他们由此得到的信息是：“现在就买，要不然很可能就永远也买不到了。”所以他们总是会买入股票。 这很好。大宗交易是个新概念。我们一边做一边发展它。贝尔斯登公司的西·刘易斯和高盛公司的古斯·列维开创了这种业务--像交易债券一样交易股票。一笔大额交易以单一的价格在交易所场外进行。与过去在交易所通过长时间地进行单笔小额交易来积累或处理大量股票的方式相比，这是一次彻底的革命。通过对大宗交易的开创性努力，我们创造了一个更大更快的市场，吸引大型新兴机构的资金，这些机构越来越多地成为股票市场玩家：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和保险年金。通过这样做，我们把买卖双方的关系从以熟人为基础进行交易的“老朋友”概念转变为以价格为基础的开放的公平竞争。这种业务是全新的、不同的，初期就可以获利，而且很有意思。我很自豪我是推动它发展的那些年轻顽童中的一员（还有我的同龄人吉尼·克拉克、布鲁斯·哈克特、詹姆斯·梅西，他们在后来的职业生涯里都成了华尔街的杰出人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利和约翰，虽然不像西和古斯那样亲自兼当交易员，但他们确实比其他华尔街领导做了更多的工作来推广这种概念。他们知道客户服务的一致性非常重要。他们也知道宣传的重要性，要让人们了解所罗门公司对这个新领域很熟悉，并且积极进取。他们鼓励我们做每一笔交易，不管这笔交易能否获利。在比利掌管公司之前，债券合伙人投资B&O;铁路债券，而不是哈洛德公司（后来成为施乐公司）的股票。比利接手公司之后，股票业务占据了主导地位。后来，还是同一批合伙人抱怨佩里太疯狂，但约翰力排众议，将大宗交易和股票承销作为公司将来的发展方向而大力推动。当合伙人要求公司的资本——他们的钱——不应该受到像布隆伯格这小子之类的非合伙人危害的时候，约翰没有理睬这些人，而是让我们组建了一个全部由积极上进的交易员组成的完整部门，由这些人来提供服务、承担风险并团结每一个人。“永远不要让客户到街上的另一家公司去--他会发现那里卖同样的东西然后就不回来了，”比利总是对我们说：“今天先把交易做成。明天再去想如何获利。” *** 我不仅仅是因为钱才喜欢华尔街，我还喜欢它所提供的生活方式。华尔街预示着巨大的财富——虽然实际上我没听说过有谁真的在那里发了大财。从约翰·D·洛克菲勒到山姆·沃尔顿（我希望最后是迈克·布隆伯格），巨大的财务成就是来自于在现实世界开办企业生产具体产品，提供就业岗位，创造价值和帮助人们。但在那些年，事业成功带来的舒适的物质生活，加上工作本身的乐趣，使我觉得充实而幸福。 作为一个来自外省的年轻人，我有很多东西要学，不只是关于华尔街，还有曼哈顿的时尚生活方式。我还记得1967年第一次去纽约一家高档法国餐厅“巴斯克海岸”，是跟戴夫·奥斯邦一起去的，他是一位来自大城市的销售员，和我同时开始在所罗门公司工作。（他跟我同一年成为公司的普通合伙人，多年之后，又跟我同一天被赶出公司。）我一直呆呆地看着。那是我第一次身处如此豪华的环境之中。12个人围坐在桌旁，桌子中央装饰着我所见过的最大的花篮。 坐在我右边的女人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跟我交谈，她有口音，我听起来有点费劲。她谈话的主题也同样不好理解，当然也没有意义：“我家的欧洲度假别墅在哪里？我们的游艇是在哪个国家注册的？我们的私家飞机停在哪里？我已故的父亲生前每年从未挣到超过6000美元的钱，如果他知道了这些一定会呵呵笑的。”我面前那些摆放有序的银制餐具比我家里全部的银器还要多。我从来没见过碟子两边和顶端都摆着刀叉。不用说了，我是等着别人先开始吃每一道菜，然后跟着学。 除了带我体验上流社会的生活，奥斯邦还教我使用公司的费用报销账户。我们带客户去剧院，看体育比赛，吃早餐、午餐和晚餐。我们甚至带他们去参加大会，去打高尔夫球，去西部滑雪胜地滑雪，花的都是公司的钱。因为我们忙于维护 “重要客户关系”，这一切总是一流的。是的，我们做的是合法的业务，但是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一起、做我们喜欢的事情。 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已经穿过镜子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有一次，我们乘坐一辆黑色的豪华大轿车招摇过市。我仅有的另外一次乘坐这种轿车的经历是参加我父亲的葬礼。到达目的地之后，有人递给司机50美元——这段路程如果坐普通的出租车只需要花2美元！那些钱足够我整整一周的生活、社交和吃饭的全部花销了。奇怪的世界。奇怪的金钱。一切都跟我以前所知道的不一样。 *** 回到现实，我乘坐地铁去上班，到公司之后读办公室里的《华尔街日报》，好省下在报摊买报纸要花费的15美分。我每天早上7点钟到办公室，除了比利·所罗门之外，比其他任何人到得都早。如果他想借个火或者聊聊体育比赛，我是交易室里惟一一个另外的人，所以他就跟我聊。在26岁的时候，我成了主管合伙人的“哥们”。除了约翰·古特弗伦德之外，我每天下班比其他任何人都晚。当他需要有人在非工作时间给那些最重要的客户打电话，或者听他抱怨那些已经下班回家的人，只有我在场。而且我可以免费搭他的车回家，他可是公司的二号人物。让我自己随叫随到并不是个苦差事——我喜欢我所做的事情。而且，不用说，跟那些掌权的人保持一种密切的工作关系，也不太可能会损害我的职业生涯。 我从来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其他人不这么做--让工作离不开他。我读研究生第一年和第二年之间的那个暑假也是这么做的，当时我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哈佛广场的一家小房地产公司工作。学生们到城里来就是为了找一个9月份可以搬进去的地方，他们总是很着急，很迫切地希望能尽快回去过暑假。我们在报纸上刊登了三、四个租金水平不同的广告，每个广告里我们列出了20套公寓。每天，那些新来的求租者起得很早，抓起宾馆里的报纸，看房地产版，然后打电话，跟“下一个有空的经纪人”约好时间去看那套听起来比较合适的房子，然后回床上睡觉。当天的晚些时候，他们才会出门去看房。 我早上6点半去上班。到7点半或者8点的时候，所有来到坎布里奇的潜在租房者都已经给我们公司打过电话跟在那儿的人约好了看房时间。当然，就是我，我是惟一一个愿意不辞劳苦地这么早来接电话的人：那些在这家公司工作的成年“专职人员”（我只是个“打暑期工的学生”）9点半才上班。于是，一整天，他们都坐在那里百思不得其解：一个接一个的人走进办公室找布隆伯格先生。 伍迪·艾伦曾经说过：人生中有80%的时间都不过是让自己到场而已。我相信这句话。你永远也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生存状态。你无法选择你起步时拥有的优势，当然也无法选择你天生的智力水平。但是你可以控制你工作的勤奋程度。我相信在某个地方有某个人足够聪明，不用努力工作就可以“胸有成竹”地获得成功，但是我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人。你干得越多，就干得越好。就这么简单。我总是比别人工作得更加勤奋（如果我不是这样做的，那现在就会是别人在写这本书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有我自己的生活。我不记得我曾经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或者过于投入工作而耽误了晚上或周末的娱乐。我跟所有的女孩子约会。我去滑雪、跑步锻炼和参加聚会的次数比大多数人都要多。我只是确保12个小时投入地工作，12个小时尽情地娱乐——天天如此。你越是努力，就越能拥有更多的生活。 虽然我对待自己的工作很严肃，但是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未来做过“预案”。不像我的大多数同班同学，我没有计划在30岁的时候成为合伙人或副总裁，或者35岁的时候成为亿万富翁，或者40岁的时候成为美国总统。为我的余生做个详细而全面的计划？当年填写大学申请表的时候，有一栏“你将来10年打算干什么”要求写上至少1千5百个字，为了凑够这么多没有意义的字，我绞尽了脑汁。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在家庭中，我从来不让计划妨碍我。 我发现，生活遵循以下规律：每天你都会遇到微小的出乎意料的机会。有时你抓住一个机会就能让你一步登天。但是大多数机会，如果有价值的话，只能让你前进一小步。想要成功，你必须把很多小的进步串连在一起，而不是指望一次就中乐透大奖。依靠好运气不可能对大多数人都有效。现实的做法是：不断提高你的技能，投入尽可能多的时间，为即将开始的事情做出具体的执行方案。然后，根据实际发生的情况，向前多看一步并相应地调整方案。要利用大量的机会，做出大量你自己的、当机立断的决定。 不要设计“五年计划”或“大跃进”。中央计划对斯大林和毛泽东没有起作用，对企业家也一样不会起作用。规划大师们告诉你，要像奴隶一样遵从那些特定的、按部就班的策略。他们说这种方法永远有效。在我的世界里不是这样。预测未来是不可能的。你努力工作是因为这样能积累更多的机会。但是结果无法保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手里碰巧拿了什么样的牌。我一直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多玩几手牌，尽可能地聪明点，充分利用我现有的一切资源。我或我的公司所取得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是渐进性的而不是革命性的：集腋成裘——而不是撞了大运。 我保持着“灵活性”。几年前，在所罗门公司突然给了我机会来创建我自己的公司之后很久，有个记者问我：与那些倍受关注的成功相反，我们布隆伯格公司在什么地方失败了。想了一会之后，我回答：“没有；不过我们所取得的成功并不都是我们计划内的事情。”通常，在发展过程当中，事情并不是按照我们事先的计划那样进行下去的；我们的产品产生了没有预计到的效用；我们不知道的客户出现了——跟那些我们曾经以为万无一失的客户正好相反。计划有它的作用，实际的思考过程有时会创造出伟大的新想法。但是你只能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实现条件允许的成功。 那么，无论你的想法是什么，你都要为之付出比其他任何人更多的努力——如果你能够把事情安排得令自己喜欢去做，完成任务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因为付出更多几乎总是带来更大的成功，反过来，你也会获得更多的乐趣。然后你会因为得到了回报而愿意付出更多更多。如此循环下去。我一直热爱我的工作并且投入了很多的时间，这帮助我获得了成功。我真的非常同情那些不喜欢自己工作的人。他们在工作中挣扎，非常地不快乐，最终取得非常少的成就，而这又给了他们更多的理由去憎恨他们的职业。在人短短的一生当中，有太多令人快乐的事情值得去做，如果不喜欢在工作日的清晨早起，就没有时间去做了。 *** 我原本打算先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干上一两年，然后在制造业找份工作。尽管我觉得我只是在跟所罗门公司“约会”，而并没有“嫁给”它，我和所罗门公司的罗曼史也是在15年后他们把我解雇才结束的。感谢上帝，每次有别的公司来找我想把我挖走，我都说了不。我总能找到一个理由留下，我对自己在所罗门的职业前景总有新的展望，这让我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交给了这家公司。也许我缺乏适应新环境的勇气。也许我有和最好的同伴并肩前进的决心与远见。无论如何，现在回想起来，留下来一直是正确的决定--这一点是我在1981年的时候发现的，正当我在所罗门的职业生涯结束的那一刻，在纽约塔里敦会议中心。 现在，刚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对当前的薪水太没有耐心，忽视了通过工作继续接受教育和给自己的工作一个机会。回去工作吧。忘记现在的金钱。以后有的是时间去赚钱。新手们应该进入他们能进的最好的公司——然后闭上嘴巴，去学点他们以前碰巧不知道的东西。 关于耐心的回报，最好的例子（也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好的例子）就是当我认为我应该被提升为所罗门兄弟公司合伙人的时候却没有，而我依然没有放弃。 我被雇佣之后的六年里，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我就是那个金发男孩，华尔街最具发展潜力的公司里最引人注目的部门里的大宗交易超级明星。我是公司两位高层管理者的宠儿。我迎接所有来访的重要客户，接受所有重要报纸的采访，我还经常在社交活动中扮演华尔街最具实力的经纪人的角色。比“我自己心目中的传奇人物”更加传奇。当其他顽皮的年轻人坐在一起讨论谁会获得被提升为合伙人这个终极奖赏的时候，我被他们排在第一位。 钱不是问题。我早就还清了我的贷款，过着即使不算奢华也是相当体面的生活。我坐地铁去上班，到中央公园听免费的音乐会，我最浪漫的约会是深夜和女朋友在斯坦顿岛的渡轮上喝啤酒、吃比萨饼（来回船票5美分，食物和饮料另算）。我在同一个小单间里住了10年，也不想买车给自己添麻烦。我从不花很多钱，但我也不记得我曾经需要什么东西却不能毫不犹豫地出门就买。美妙的时光、要好的朋友、热爱的工作，大把的现金：这一切我都拥有了。 不过，对我来说，合伙人这个名声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东西都要重要。那相当于骄傲地向世界宣布：我是最好的，我在竞争最激烈的环境之中登上了顶峰。这个商学院毕业的年轻人运用他的才智和技能努力奋斗而飞黄腾达。我有资格成为合伙人，而现在，我希望自己的价值这一次被公众永远地承认：我是大池塘里的大鱼。可能这是我自己脑子里想出来的一切，是我复杂的自卑心理在作祟。但是，毋庸置疑——成为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一名普通合伙人是我长久以来的神圣梦想！ 终于，那一天到来了，1972年8月的一天。新合伙人的名单公布了——而我不在其中！每个人，其他每个被预期的人都在上面。所有那些不如我有资格的人都在上面，甚至那些根据公司里的小道消息根本没有机会的人都在上面。这么多人都被认可了，而我却被忽视了、被羞辱了。这太糟糕了，甚至没有一个其他人也被剩下来跟我同病相怜。我被荒废了。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解释过为什么我没被选上。 我眼里含着泪水，开始的时候无法相信这是事实。然后我开始考虑疯狂地报复计划。我要找一个人为此负责。“我要辞职”，我开始嘟嘟哝哝地自言自语。“我要杀了他们。”“我要自杀。”我怎么有脸再去面对其他人？他们都会看着我，然后在背后嘲笑我。我知道我不应该那么高傲自大。该死的，我从来就没学过。 很幸运，我下班之后像平常一样在黄昏时候沿着河的东岸跑步，让我把怒火发泄在了坚硬的路面上，而不是管理层身上。第二天早上，我去上班，并且做成了到那时为止公司最大的一笔交易。我给每个i加小点，给每个t划横线。我专心致志。我认真工作。我面带微笑。我拨打电话。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坚强吗？没有人能跟我比。即使没当上合伙人，我也要跟我原来以成为合伙人为目标的时候做得一样好。“让他们好看！” 3个月后，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公司在比利·所罗门的办公室里临时召开了一个合伙人会议。之后，参加会议的人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走了出来。我的上司杰伊·佩里走到我的桌旁，站在我的身后，背朝着其他人。 “那些白痴要干什么？”我粗鲁地问道，头也没抬。 “他们要让你和唐·弗尔斯坦因当合伙人。”佩里说道。 他从来不会保守秘密。与此同时，有人向我喊道：“迈克，比利·所罗门的秘书，玛格丽特·威尔森找你，一线电话。” 我拿起电话。“喂，玛格丽特？”玛格丽特一直挺喜欢我。 “所罗门先生要见你。” “他还要见弗尔斯坦因，是吗？” “噢，是的。你怎么知道？” 比利从来没有跟我解释为什么他们那时才让我当合伙人而不是三个月之前。他是“从不道歉、从不解释”管理学派的一员，我现在也变成了这样。问他可不是好办法。无论如何我也不可能得到一个答案。所以当他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时，我没有问为什么他们等到现在。我只是说：“谢谢您。”不卑不亢也不失礼貌。即使当我得到了我想要的而且应得的东西，我也要比其他人都坚强。 *** 有人曾说：“在向上走的路上善待旁人，因为在向下走的路上你还会遇到他们。”我相信应该与同事融洽相处，但不是因为上面那个略带嘲讽的理由：我曾经几起几落，我的经历说明当你经过不可避免的好坏循环的时候，你遇到的是不一样的人。 从被提升为普通合伙人这个高峰，到1981年被解雇这个低谷，我在所罗门的经历就像是不断地坐过山车。1973年，我的事业达到了顶点。我刚刚升为合伙人，紧接着又成了所有股票业务的负责人。这是在管理套利部的合伙人迪克·罗森塔尔，和监管股票交易与销售的合伙人杰伊·佩里动手打架之后。佩里被调到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办事处；罗森塔尔被调到一个远离交易大厅的区域去“做交易”，而我被升职去综合管理所有股票的交易、销售和套利业务，还有可转换债券业务。 虽然从技术上说，我以前是杰伊的手下，但是我们三个人——罗森塔尔、佩里和我——已经为升职而激烈竞争了好几年。即使杰伊和我，两个曾经一起合作了很多年、世界上最优秀的一对销售搭档，也在互相竞争，特别是在他被调到西南之前的最后一年里。那段时间，他的情绪一直很糟。有的时候，他成了个隐士，可以连着几周整天都不离开他的私人办公室，也不接听业务电话。然后有一天早上，我正在楼上和我们两位最重要的客户共进早餐，他心里臆想出来的受到轻视的愤怒突然间爆发了，他狂暴地冲进交易大厅，把我办公桌的抽屉倒空在地上，然后又回到他的避难所里消失了。我被办公室的职员从餐厅里叫出来，我让他们在我吃完早饭之前把我的文件都放回抽屉里。客户们没有看到这个尴尬的场面。佩里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我也没有。而一个月后，在出了名的佩里/罗森塔尔打架事件之后，我成了头儿。 1979年，我在所罗门的职业生涯一改之前奇迹般上升的趋势。协定佣金率和日益增强的竞争，使得大宗股票交易变得无利可图。尽管我们在纽约证交所占据最大的交易量，我的管理和交易能力却不断地受到质疑。我们确实没有赚到钱。然后一份令人吃惊的行政通知被发给每一个职员，宣布迪克·罗森塔尔加入公司执委会，并从那时起开始监管公司的股票业务。我走到约翰·古特弗伦德的桌前，从理论上说，他的办公桌在我身后4英尺远。而比利的办公桌更是又远出了10英尺。“我要见你们两个，现在！” 我们走进比利的会议室，我举起那份通知。“我不想在罗森塔尔的手下干活，而且无论如何他也不会要我。” “我们知道这个，”古特弗伦德说道：“我们想让你到楼上去管理计算机部。” *** 于是我开始了我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最后一项工作，管理计算机信息系统。这个部门负责保存公司帐目以及向交易员和销售员提供他们需要的分析工具。跟上一个职位一样，我直接向古特弗伦德负责。但是从一开始起，执委会——尤其是某个委员，我以前的对手，迪克·罗森塔尔——就让我的日子不好过。他总是吹嘘他的业务成绩，尽管他从来没有读完位于布鲁克林的伊拉兹玛斯中学，他嫉妒所有上过大学的人，尤其是还在哈佛获得了MBA学位的人。迪克和我在60年代中期刚认识的时候是朋友。（我曾经和他的小姨子约会过。）1968年我被分配去跟佩里合作之后，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了，佩里成了我的导师和他的大敌。现在，他决心把他跟佩里和“佩里的小伙计”之间的战斗进行下去。 因此，即使我退出了股票业务，而且计算机也不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游击战仍然在继续。这不是一场公平的战斗。事实从来不会阻止迪克。如果事实对他不利，他就编造事实。在之后的两年里，他总是像个专家似的无时不刻地对我工作范围内的一切事情指手划脚，也同样对待他自己的以及其他所有人的工作。无知者无畏，确信并且拥有这一优势使迪克成为胜利者。我们两个的对立局面注定了只有以我离开公司来结束。 可以肯定的是，到1981年年初的时候，他已经说服所有人相信我无法胜任工作。很多人效仿他一起嘲笑我坚持建立一个全公司范围内的计算机系统来加强跨部门合作和多产品风险管理。我大声疾呼公司采用以利润为中心的会计方法是错误的，这种方法不适用于一个复杂而且完全一体化的企业，这使得我在公司的状况更加恶化。也许我不该批评公司改变人事策略，不再从公司内部提拔经理，却转而聘请外面的、临时的、会“呼风唤雨”的超级明星来担任部门领导。也许我应该在政策方面更加精明一点，不该把计算机开发的重心转向最新流行的微型机（这使得我同时被IBM销售部门的管理层和迪克两面夹击）。还有谣言说我不该声称自己能比执委会更好地管理公司，尽管我不记得自己曾经说过那样的话。 我得罪了大人物，输掉了战斗，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尽管约翰·古特弗伦德几乎一直支持我到最后。但最终执委会的决议却是一致的。他们赢了。我输了。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剩下的问题只是：什么时候走、怎么走、带着什么东西走了：没想到我会在1981年塔里敦那次“最后的晚餐”上同时得到这三个问题的答案。 *** 佩里和罗森塔尔都已经去世了。佩里离开所罗门兄弟公司之后罹患了白血病，在其他地方业绩平平。罗森塔尔去世得晚些，但是更加突然。1987年一个下着雨的、复活节前的星期五，在我家人逛商场的时候，我坐在车里听收音机。收音机播出一条消息说：一位来自纽约布瑞尔克利夫的飞行员遇难，他驾驶的毕奇男爵牌飞机在飞临威斯切斯特机场上空时撞到一栋房子而坠毁。然后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打赌那是迪克·罗森塔尔。”（男爵牌是非常昂贵的双引擎私人飞机。没有多少人买得起。而且那个人是来自迪克住的城镇。相吻合的地方太多了。）他们直到第二天才宣布死者的姓名。我是高兴还是悲伤呢？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痛苦争斗，我想我要惭愧地说，正确的回答是：两种情感兼而有之。 作为普通合伙人，我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度过了9年美好的时光，一共在那儿工作了15年。在这15年里，我每一天都是高高兴兴地走进办公室，即使在那些比较艰难的日子里也是如此。我赚了数不清的钱。我得到了一些（但不是所有）我认为我应得的承认和声望。我所学到的东西--更不用说我所赚到的钱——为我离开所罗门之后创办自己的公司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