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39岁,清清楚楚地听见有人对我说:“这是1000万美元;公司不再需要你了。”那是一个夏天的早晨,约翰·古特弗伦德,这家华尔街最热门公司的主管合伙人,和亨利·考夫曼,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告诉我,我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职业生涯结束了。 “你该离开了。”约翰说。 1981年8月1日,星期六,我失去了我惟一干过的全职工作,失去了我热爱的充满挑战的生活。过去的15年里,我一直干着这份工作,每周6天,每天12个小时。 现在结束了! 15年来,我是这家全国最成功的证券公司,甚至也是华尔街,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并不只有我自己这么认为,如果我看到的报刊杂志还可信的话,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可是,突然之间,我不再被需要了。我是公司的普通合伙人,是老板之一,不是雇员。而我竟然: 被解雇了! 我将不再了解公司的状况,不再参与公司的决策,不再与“我的”公司分享利润共担损失,不再是公司的一员。“我们”变成了“他们和我”。 “我们把公司卖掉,你觉得怎么样?”亨利问我。 “既然我要被甩开,那么越早卖越好。”我回答道。 当然,我还能拿到1000万的遣散费。美国真是个充满奇迹的国度。 *** 所罗门兄弟公司执行委员会决定把这家有着71年历史的合伙制企业跟公开上市的菲普诺商品交易公司(以前属于安格矿产化学公司)合并。我们在那个炎热的星期五晚上才得知这个消息。那天,公司匆忙召集合伙人开会,要求“必须参加,最高级别保密”。会议在塔里敦会议中心举行,这里曾是社交名媛玛丽·杜克·比德尔女士在纽约的庄园。整座庄园周围到处都是保安,每一位与会者到达时都要接受检查。(遗憾的是,保安并没有发现那位事先得到消息躲在树上的《财富》杂志摄影记者。如此保密而已!)我们63个人都是最后一次作为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合伙人参加会议。正是在这个场合,古特弗伦德和考夫曼告诉我,我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日子结束了。 晚餐之前,我们聚集在一个大会议室里。那些花了高额加班费请来的律师和会计师犹犹豫豫地踱到墙边。他们悄悄地互相使眼色,神情显得有点紧张,似乎在担心事先写好的文件出现纰漏。桌椅一排排地摆着,执委会坐在前面,面对着“大批人马”。每个合伙人的位子上都有一个写了各自名字的深灰色皮质文件夹。我坐到了我的指定位子上。尽管我们被告知等一会,但我跟其他人一样,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面前的文件夹。里面的第一份文件是公司跟那个名不见经传的石油、金属和农产品交易公司合并之后的财务预测报告。后面附上了预计收益表、资产负债表、法律文件和其他一些杂乱无章的公司信息。文件夹里的第二份报告远比第一份更让我感兴趣:这笔合并交易对我个人产生的影响。这意味着将有好几百万美元装进我的腰包! 毫无意义的讲话没完没了。执委会已经决定把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资产卖掉。这笔交易已成定局,这次会议只不过是走走程序而已:就像一场法庭审判,目击证人看见被告扣动了扳机,没有证据能够减轻他的罪刑,法官指示陪审团仔细商议之后做出裁决。所有陪审员走进陪审团会议室,领头的那个问道:“他犯罪了吗?” 12个陪审员马上同时回答:“有罪。” “那我们回去吧。” “不行。我们必须考虑充分。我们坐下来再讨论1小时吧。” 那天在塔里敦,我们也这样讨论了60分钟。我们是所罗门公司的人。我们是严肃认真的。有人询问了有关企业文化的问题,有人询问收入前景,还有人提出了关于管理结构和员工职能重复的问题。 这些都无关紧要!执委会想要促成这次合并,而且很可能已经内部投票通过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既成的事实。不过,他们没有做错。其他所有的普通合伙人都百分之百地赞成这笔交易。在这次会议上,没有一个人想过拒绝卖掉公司,也包括我自己。作为合伙人,这笔交易对我们很合算。 该走的程序都走完之后,我们坐下来吃晚餐。我们努力克制着脸上极度欣喜的表情,尽可能地表现出严肃认真、公事公办的样子。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做梦都没有想过自己会像现在这样富有。以前,合伙人的钱只是账本里某个户头上的一些数字,是“膨胀的货币”。我们可以把这钱捐献给慈善机构,或者等到退休10年之后再去领这笔钱。除此之外(有5%的利息会提前支付给我们),我们的财富都只是写在纸上的。不过那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是现在。突然之间,我们的财富变得触手可及。它是属于我们的,就在我们的口袋里,而且是现金! 我们被告知在下周一消息公布之前不能告诉任何人。无论是公司内部还是外界,此前甚至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笔交易正在考虑之中。(但是,我的朋友、公司合伙人鲍勃·所罗门前一天猜到了事情可能会与菲普诺公司有关。在我们开车去塔里敦开会的路上,他用他的股票监视器给我展示了那个公司的徽标。他比我们其他所有人都更加聪明!)执委会没有告诉那些退了休的有限合伙人。甚至没有告诉比利·所罗门这位公司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两天之后,公司派人乘坐直升飞机拜访了他在南安普敦的避暑别墅,当面告诉他这个消息,他很生气、很震惊。 尽管有严格的保密要求,消息还是泄漏出去了,有一些合伙人在星期五晚上就打电话告诉了他们的妻子。我认为这样做只会使自己的妻子担上泄密的嫌疑,没有任何意义。她迟一天知道又能有什么不同呢?其他那些人并不都像我这么想。有一个合伙人马上就给妻子打了电话,当时她正在一个乡村俱乐部里。她跑进俱乐部的餐厅大声尖叫:“我们发财了,我们发财了!”不过还好,没人注意到她。 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大吃牛排,大喝烈酒。我们打台球,抽古巴雪茄,玩扑克牌,尽情地放声大笑。这是一个盛大而美妙的同事聚会。我们一直痛饮狂欢到凌晨。完全没有想其他事情。这是只属于我们的时刻。我们一直为之辛勤工作,不管我们应不应该得到这些,我们都得到了。 *** 第二天,星期六,在狂饮宿醉后的一片混乱之中,每个合伙人和执委会的两个委员坐在一起。我是跟古特弗伦德和考夫曼见的面。63个合伙人中的大部分都被要求留在新公司继续当雇员。但是,没有我。另外还有6个人和我一起被扫地出门。 “既然你们不再需要我,那我回家了。” 没有理由继续留下来跟那些新老板见面。我跟他们不再有任何关系了。 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是不是觉得难过?你猜对了。但是,就如往常一样,我要像个男子汉,不能表现出来。我还得到了1000万的现金和可转换债券来弥补我心灵的创伤。如果我不得不离开,这正是时候。我在那时就把我的钱从公司拿出来了,而不是等到十年以后。因为菲普诺公司支付了一笔合并费,我的净收益翻倍了。由于别人已经替我做了决定,我自己就不用再去费心考虑是否离开所罗门,其实也只是时间问题,因为我留在公司的发展前景并不看好。 可是,我的内心仍然无法平静,以后如果再提起公司,那将是讨论别人的公司,而在此之前它一直也是我的公司。如果他们说:“我们有另外一个工作岗位给你”--然后打通阿富汗办事处的电话——我会在一秒钟之内接受这份工作,就像1979年我的职业发生转折一样,那时比利·所罗门和约翰·古特弗伦德让我放弃负责销售业务而转行去管理计算机系统。我愿意做他们让我做的任何事情。那是个伟大的公司,我很乐意留下来。我永远也不会自愿离开:在公司发展好的时候我没有理由离开,在不好的时候我又不能抛弃他们。不幸的是(或者对我来说是幸运的,正如后来发生的事情所证明的一样),他们没有给我选择留下的机会。 后来,我再也没有闲坐着去想这家以前的公司发生了什么。我从来没有回去过。我从来不向后看。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生活还在继续向前! *** 虽然从技术上说,是菲普诺公司收购了所罗门兄弟公司,但是所罗门很快就掌握了合并后的公司。权力以创纪录的速度转移。在交易发生的时候,菲普诺接管了公司,并且更名为菲普诺-所罗门公司。在证券业务生意兴隆的同时,商品交易却日渐惨淡。很快,这家公司就改名成了“所罗门公司”,拥有菲普诺能源和菲利普兄弟两家子公司。“菲利普”这个名字跟五年前一样,再一次变得默默无闻。收购者根本不知道它遭遇了什么。被收购者几乎从第一天起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一笔根本不相匹配的合并交易。 通过合并,原来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合伙人获得了自由和财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公司的所有权也在存续了几十年之后终止了。由于丧失了对重要职员的制约,所罗门失去了它最强大的优势。在那之前,所有的合伙人都考虑长远利益,以公司大局为重,因为有十年资本“锁定” 这样的金手铐制约着他们。而合并之后,每个人都只不过是公司雇佣来的劳动力。现在,在所罗门,以及菲普诺,合并当时的那些员工基本都离开了。合并之后那些合伙人可能都发了财,现在合并的公司可能也经营得不错,但是,两家历史悠久的公司最终都“不见了”。 *** 合并消息公布一周之后,我去拜访了比利·所罗门。我的目的是致谢和道别。他很不高兴。事实上,他非常激动和震怒,因为“他的”公司被卖掉了而他完全没有参与决策。 “你们耍了我。”他说。 “比利,这些都是你定的规矩。你多年之前就规定非执行委员会的普通合伙人和所有有限合伙人(他那时已经转成了有限合伙人)没有发言权。你决定了由执委会全权负责。你亲自挑选了执委会的每一个成员。无论对错,他们是你事业的接班人。是他们做出了合并的决定,而不是我们其他人。” 我从不认为比利对此事真的感到愤怒。也许他对事情发生的方式不满,但不是对事情本身。约翰和执委会有责任去做他们认为对公司(或者说对公司所有者)有利的事情。做出决策的人是比利自己挑选的。他们遵守了他制定的规则。他只是没有参与这个决策或是不喜欢这个结果。 我确实跟比利·所罗门道了“再会”,但在我印象中,约翰·古特弗伦德从没跟我说过再见。我下一次见到他是在七年之后,在我们以前的同事杰克·库格勒50岁的生日宴会上。“喂,年轻人,你过得怎么样?” “挺好,而且比你年轻。” “你一直是个聪明的家伙。” 就是这样。感谢约翰。他在我需要一份工作的时候雇佣了我这个刚毕业的MBA,当我在公司的时代确实已经结束的时候他又解雇了我。在这两件事情上,他的时间选择都无懈可击。 尽管我在所罗门公司的职业生涯不是我自愿结束的,我还是欠了威廉·所罗门 和约翰·古特弗伦德巨大的人情债。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们教会我伦理道德、博爱慈善、勤奋工作和关照他人。他们鼓励我为了成功而努力奋斗并且全力支持我,即使在我失败的时候也一样。他们给我机会证明我自己,更不用说让我带着从未想过的巨额财富离开公司,后来我正是用这笔钱创办了我自己的公司。那些年所罗门兄弟公司雇佣的职员里,有很多人一定也对他们两人怀有同样的感觉。 虽然他们两人职业生涯的结束方式不一样,比利(自愿退休)和约翰(因为一个下属做假账而被迫离开)都做出了他们各自的贡献。华尔街因为他们的努力而变成了一个更加美好的地方,我也因为他们而变成了一个更加聪明、更加善良(也更加富有)的人。直到今天,我还认为他们两个是我的朋友。 *** 所罗门合伙人在塔里敦最后聚餐之后的那个星期,我去第三大道上的一家皮货店给我的妻子,苏珊,订购了一件紫貂皮衣。当时我们已经结婚5年了,那几年我正是华尔街的明星。塔里敦聚餐之后,当她在街上遇到有人问她:“你丈夫是干什么的?”,她还是会忍不住回答:“噢,他以前是所罗门兄弟公司一名很重要的合伙人。”这件紫貂皮衣或许能够给她一个惊喜,让她不再去想那些事情。 我自己从来不会羞于告诉别人我被解雇了,现在正在经营自己刚成立的小公司,我比很多人都更加坚强(或者是一种心理防御,我说服自己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但是我担心苏(“苏珊”的昵称)可能会对我现在这种新的、不如以前体面的职业状况而感到难堪,甚至担心我无力养家糊口。这件紫貂皮衣或许能够告诉她:“这没什么。我们还有饭吃。我们还有机会。” 在所罗门公司工作的最后一天,1981年9月30日,我要求那家皮货店营业到晚上7点半。我像往常一样,埋头工作了12个小时。在回家的路上,我去取了那件皮衣。苏非常高兴。我们喝了一瓶香槟,亲吻了我们的女儿艾玛之后,出去吃晚餐。第二天早上,我创立了布隆伯格公司,之后就是不断开展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