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古希腊人就有衣冠冢(cenotaphs)了,不过那是为了遗体因种种因素无法找回来作一般性丧葬的特定、已知的个人之用的。这项讯息多承我专研拜占庭的同事朱迪丝·黑林(Judith Herrin)见告。 [2] 举例来说,请考虑一下这些不寻常的比喻修辞:(1)“那长长的灰色行列从未令我们失望。如果你让我们失望,百万个身穿黄褐色的、棕色卡其的和蓝灰相间制服的亡魂将会自他们的白十字架奋袂而起,以震耳欲聋的声音呼喊那神奇的字眼: 责任、荣誉、国家。”(2)“我(对执干戈以卫社稷的美国人)的评价早在很多很多年前就在战场上形成了,而且从来也没有改变过。我那时,正如同我今日一样,将他视为世界上最高贵的人物之一;不只具有最美好,也具有最无瑕疵(原文如此)的军人性格……他属于历史,因他提供了成功的爱国心的最伟大表率之一(原文如此)。他属于后世,因他教导了未来的世代以自由的原则。他属于现在,属于我们,因其美德,因其成就。”麦克阿瑟将军于1962年5月12日在美国西点军校的演讲词《责任,荣誉,国家》(Duty, Honour, Country),收于他的《军人声》(ASoldier Speaks),第354、357页。 [3] 试与雷吉斯·德勃艾(Regis Debray)刊在《新左评论》105期(1977年9—10月号)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Marxism and National Question)一文的第29页所言作一比较。20世纪60年代在印尼作田野研究时,我对很多伊斯兰教徒冷静地拒绝达尔文学说感到很惊讶。最初我把这样的拒绝诠释为民智未开。后来我渐渐把这个态度看成一种想要保持一致性的尊贵尝试:演化的教条根本就和伊斯兰教教义不能相容。对于一个正式接受了物理学关于物质的发现,但却没有努力将这些发现联结到阶级斗争、革命或者其他东西的科学的唯物论,我们该做何理解呢?难道质子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巨大深渊没有隐藏了一个没有被承认的人的形而上学概念吗?不过,还是请参见塞巴斯蒂阿诺·天巴南诺(Sebastiano Timpanaro)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论唯物论》(On Materialism)与《弗洛伊德之失》(Freudian Slip),以及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深思熟虑的回应《天巴南诺的唯物挑战》(Timpanaros Materialist Challenge),《新左评论》第109期(1978年5—6月号),第3—17页。 [4] 已故的苏加诺(Sukarno)总统总是以十足的诚意说起他的“印度尼西亚”所忍受的350年殖民主义,虽然“印度尼西亚”的概念本身是20世纪才被发明出来的,而且今天印尼的大多数地区都是在1850年和1910年间才被荷兰人征服的。当代印尼的民族英雄中最著名的一位是19世纪早期的爪哇王子迪波内哥罗(Diponegoro),尽管这个王子自己的回忆录显示他的意图是要“征服”(不是解放!)爪哇,而不是要驱逐“荷兰人”。事实上,很清楚,他根本没有荷兰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参见哈里·J班达(Harry J. Benda)与约翰·A.拉尔金(John A. Larkin)编:《东南亚世界》(The World of Southeast Asia),第158页;库玛(Ann Kumar):《迪波内哥罗》(Diponegoro,1778?—1855),载于《印尼》(Indonesia),13(April 1972),第103页。相同地,凯末尔·阿塔土克(Kemal Ataturk)将他的一间国立银行命名为西台德银行(Eti Banka),而把另一家命名为苏美利亚银行(Sumerian Bank)(休·赛顿华生: 《民族与国家》,第259页)。这些银行到今日依旧兴隆,而且也没有理由怀疑有很多土耳其人,包括凯末尔本人,一直都认真地把西台德人和苏美利亚人看成他们土耳其人的祖先。在笑过头之前,我们应该提醒我们亚瑟王(King Arthur)和包迪西亚女王(Boadicea)(卒于公元62年,英格兰东部Iceni女王,曾反抗罗马)的存在,并且思考一下托尔金(Tolkien)的神话故事何以在商业上如此成功。[托尔金(J.R.R.Tolkien,1892—1973),英国牛津大学的语言学家与幻想文学作家,以他所创作的居住在Middle Earth的霍比特人(Hobbit)的一系列冒险故事闻名于世,最著名的代表作是1956年完成的霍比特史诗三部曲《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在幻想国度Middle Earth中,他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宇宙起源论,有自己的种族、语言、歌谣、历史、地理和风俗。事实上,这个世界的造型,糅合了英格兰的田园景色与较黑暗的凯尔特(Celtic)和斯堪的那维亚神话。——译者注] [5] 这就说明了何以中国化的蒙古人和满族人会如此心平气和地被接纳为天子了。 [6] 约翰·林奇(John Lynch):《西属美洲革命》(The SpanishAmerican Revolutions, 1808—1826),第260页。 [7] 教会希腊文似乎没有获得真理语言的地位。导致这个“失败”的原因不一而足,但关键因素当然是因为希腊文在东罗马帝国的大半地区一直是一个活生生的民众语言(因此和拉丁文不同)。此一洞见我得之于朱迪丝·黑林。 [8] 尼古拉斯·布拉克斯比亚(Nicholas Brakespear)在1154年到1159年之间以亚德里安四世(Adrian Ⅳ)之名担任教皇。 [9] 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提醒我们:“(在中世纪)大多数的领主和很多伟大的男爵都是无法自行阅读报告或账目的行政官。”马克·布洛克:《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第一卷),第81页。 [10] 这并不是说不识字者就不阅读了。然而他们所阅读的不是字,而是可见的世界。“在所有那些有反省能力的人眼中,物质世界不过是一种面具,而所有真正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这个面具后面;这个世界对他们而言似乎也是意图用符号来表达较深刻的现实的一种语言。”《封建社会》(第一卷),第83页。 [11] 埃里奇·奥尔巴哈(Erich Auerbach):《拟仿》(Mimesis),第282页。 [12]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第158—159页。请注意福音书虽然被亲吻了, 但却没有被阅读。 [13] 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游记》,第152页。 [14] 亨利·孟德斯鸠(Henri de Montesqiueu):《波斯书简》(Persian Letters),第81页。(法文原文的)《波斯书简》最早出现于1721年。 [15] 马克·布洛克:《封建社会》(第一卷),第77页。 [16] 卢西恩·费柏赫(Lucien Febvre)与亨利让·马丁(HenriJean Martin): 《书籍始源》(The Coming of the Book),第248—249页。 [17] 同上书,第321页。 [18] 同上书,第330页。 [19] 同上书,第331—332页。 [20] 同上书,第232—333页。这句话的法文原文比较谨慎,就史实而言也比较准确: “Tandis que lon edite de moins en moin douvrages en latin, et une proportion toujours plus grande de textes en langue nationale, le commerce du livre se morcelle en Europe.”(当人们出版越来越少的拉丁文著作,而以民族语言写成作品的出版比例越来越高的时候,欧洲的出版业就四分五裂了。)《书籍始源》(LApparition du Livre),第356页。 [21] 请注意和这个转型相互呼应的对统治者命名方式的转换。对君主,学童记得的是他们的名字(征服者威廉姓什么?),而对总统,却记他们的姓氏[艾伯特(Ebert, Friedrich,1919—1925任德国魏玛共和总统——译者注)的教名(Christian name)是什么]。在一个理论上所有人都有资格担任总统的公民的世界里,“教”名数量之有限使它们不足以成为特定指称的符号。然而,在统治权专属于单一姓氏的君主制当中,提供必要区别的必定是加上数字或绰号的“教”名。 [22] 我们也许可以顺便在此指出,当奈伦将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的《统一法案》(Act of Union)描述为一次“贵族之间的交易”时,如果就这次统一的擘划者都是贵族政客这个意义上来看,他当然是正确的。(参见他在《不列颠的崩解》第136页以下的清楚讨论。)不过,我们很难想象两个共和国的贵族之间会谈成这种交易。联合王国的概念当然是促成这个交易的关键性中介因素。 [23] 奥斯卡·贾希(Oscar Jaszi):《哈布斯堡王朝的消解》(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y Monarchy),第34页。 [24] 这个情形在前现代的亚洲最显著。但是相同的原则也在主张一夫一妻制的基督教欧洲发生作用。1910年,一位叫做奥托·弗斯特(Otto Forst)的人出版了他的《弗兰兹·斐迪南大公家系图》(Ahnentafel Seiner Kaiserlichen und Koniglichen Hoheit des durchlauchtigsten Hern Erzherzogs Franz Ferdinand),书中列出了2047位这个即将被暗杀的大公的祖先。其中包括了1486名德国人,124名法国人,196名意大利人,89名西班牙人,52名波兰人,47名丹麦人,20名英国男人/女人,以及其他四种国籍的人。这份“奇妙的文件”被引用于奥斯卡·贾希:《哈布斯堡王朝的消解》,第136页。我忍不住想在这里引述(奥皇)弗兰兹·约瑟夫(Franz Joseph)在得知他那位古怪的继承人被谋杀的死讯时的精彩反应:“一个优势的强权就用这个方式恢复了我不幸地无力维持的那个秩序。”(奥斯卡·贾希:《哈布斯堡王朝的消解》,第125页)。 [25] 盖尔纳强调了王朝具有典型的外来性,不过他把这个现象诠释得太狭隘了: (他的诠释是)当地贵族比较喜欢外来的君王,因为他不会介入当地贵族之间的内部矛盾中。厄恩斯特·盖尔纳:《思想与改变》,第136页。 [26] 马克·布洛克: Les Rois Thaumaturges, 第390、398—399页。 [27] 尼奥尔·A.巴提耶(Neol A. Battye): 《暹罗的军队、政府与社会》(The Military, Goverwment and Society in Siam, 1868—1910),1974年康乃尔大学博士论文,第270页。 [28] 斯蒂芬·格林(Stephen Greene): 《拉玛六世(1910—1925)时期的泰国政府与政权》[Thai Government and Administ ration in the Reign of Rama Ⅵ(1910—1925)],1971年伦敦大学博士论文,第92页。 [29] 1806年,普鲁士陆军军官名册上的7000到8000人中有超过1000人是外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军队中,普鲁士的中产阶级人数比外国人还少;这个事实更加渲染了那句俗语——普鲁士不是拥有一支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拥有一个国家的军队。”在1798年,普鲁士的改革者们已经要求“把占士兵人数50%的外国人减少一半……”阿尔弗雷德·瓦格茨(Alfred Vagts): 《军事主义史》(A History of Militarism),第64、85页。 [30] 对我们而言,“现代服装”这个用暗喻的方式将过去等同于现在的理念,事实上反讽地承认了过去与现在命定的分离。 [31] 马克·布洛克: 《封建社会》(第一卷),第84—86页。 [32] 埃里奇·奥尔巴哈: 《拟仿》,第64页。试与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将旧约圣经描述为“未来(往后投下的)的阴影”作一比较。引于马克·布洛克: 《封建社会》(第一卷),第90页。 [33] 沃尔特·本雅明: 《启蒙之光》(Illuminations),第265页。 [34] 同上书,第263页。这个新的观念如此深藏于人类意识的底层,以致我们可以主张每一个根本的现代概念都是以“其时”这个概念为基础的。 [35] 虽然《克列芙公主》(Princesse de Cleves)(最早的法文小说)早在1678年就出现了,但理查森(Richardson)、笛福(Defoe)和菲尔丁(Fielding)的时代是18世纪初期。现代报纸起源于17世纪晚期的荷兰文报(gazettes);但是报纸要到1700年以后才变成一个一般类型的印刷品。卢西恩·费伯赫与亨利让·马丁: 《书籍始源》,第197页。 [36] 事实上,这整个情节要成立可能系于在时间Ⅰ、Ⅱ、Ⅲ的时候,A,B,C和D都不知道其他人想干什么。 [37] 这种对位法(polyphony)的状况决定性地把现代小说和甚至像彼托罗尼亚斯(Petronius)的Satyricon这么杰出的(现代小说的)先驱一线划开。这部作品的叙述是以直线前进的。当恩可比乌斯(Encolpius)为他那个年轻爱人之不忠而悲伤时,作者不会同时让我们看到基多(Gito)和爱西欧图(Ascyltus)同床共枕的情景。[Satyricon, 又名Satyricon liber:为森林之神式的冒险故事集,系罗马讽刺作家彼托罗尼亚斯(?—公元66)所写的小说,叙述两个名声不佳的年轻人恩可比乌斯、爱西欧图和男童基多四处游荡冒险的故事,生动地描绘出公元1世纪时罗马的社会风貌。——译者注] [38] 遵循这个讨论脉络,如果我们把任何一本历史小说和作为小说背景的那个时代的文书或叙述性文字拿来作一比较,应该是会有所收获的。 [39] 最能显示出小说是如何热衷于同质的、空洞的时间的,是古代的编年史、传奇和圣典所特有的,往往一直上溯到人类起源的书前家谱,而这已经不再出现于小说之中了。 [40] 黎萨是用殖民者的语言,也是当时族群背景特殊的欧亚人和本地精英的共通语(西班牙文)来写这本小说的。这本小说出现的同时,一个不只用西班牙文,也用塔加洛语(Tagalog)和伊洛卡诺语(Ilocano)这类“族群”语言的“民族主义”出版业也首度出现了。参见里奥波尔多·Y泰比斯(Leopoldo Y. Tabes):《菲律宾现代文学》(The Modern Literature of the Philippines),第287—302页,收于皮埃尔伯纳德·拉方(PierreBernard Lafont)与丹恩斯·隆巴德(Denys Lombard)合编的《东南亚现代文学》(Litteratwres Comtemporaines de l″ Asie du sudEst)。 [41] 荷赛·黎萨(Jose Rizal): 《社会之癌》(Manila: Instituto Nacional de Historia, 1978),第1页。我的译文。在《想象的共同体》初版发行的时候,我还不懂西班牙文,也因此无意中使用了格列罗(Leon Maria Guerrero)错误百出的翻译。 [42] 例如,请注意黎萨在同一句话里从过去式的“创造”(crio)微妙地转换成属于我们众人的现在式的“大量繁殖”(multiplica)。 [43] 无名的读者的反面(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人们立即可以认出来的出名的作者。如同我们将在下文讨论的,这样的无名/出名与印刷资本主义的扩散密切相关。早在1593年,精力充沛的圣多米尼克教派教士(Dominicans)已经在马尼拉出版了《基督教教义》(Doctrina Christiana)。然而从那以后有数世纪之久,印刷品都一直被教会所牢牢控制着。自由化要到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参见比恩弗尼多·L伦贝拉(Bienvenido L.Lumbera):《塔加洛语诗集1570—1898,传统、发展与影响》(Tagalog Poetry 1570—1898, Tradition and Influences in its Development)第35、93页。 [44] 比恩弗尼多·L伦贝拉: 《塔加洛语诗集1570—1898, 传统、 发展与影响》, 第115页。 [45] 同上,第120页。 [46] 这个技巧与荷马所用的技巧相同。关于荷马技巧的出色讨论,请参见奥尔巴哈的《拟仿》,第一章“奥德赛之疤”(OdysseusScar)。 [47] “Paalam Albaniang pinamamayanan ng casama, t, lupit, bangis caliluhan, acong tangulan mo, I, cusa mang pinatay sa iyo, I, malaqui ang panghihinayang.” “再会,阿尔巴尼亚,如今是 邪恶、残酷、野蛮与欺诈的王国! 我,你的护卫者,如今已被你谋杀了 然而哀悼那已降临尔等的命运吧。” 这节著名的诗有时会被诠释成菲律宾爱国主义的一个有弦外之音的声明,不过伦贝拉令人信服地指出这样的诠释是一种时代错误的误解。此处的(英文)译文出于伦贝拉之手。我稍微更动了他的塔加洛原文以求符合以1861年版为本的该首诗的一个1973年版本。 [48] 让·弗兰科(Jean Franco): 《西属美洲文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SpanishAmerican Literature),第34页。 [49] 同上书,第35—36页。 [50] 这种一位孤独的主角穿越一个坚实的社会情景的运动是很多早期的(反)殖民小说的典型特征。 [51] 在一段短暂的、昙花一现般的激进记者的事业之后,马可被荷兰殖民当局拘留在僻处西新几内亚的内陆沼泽地带的波文帝固尔(Boven Digul),世界最初的集中营之一。被监禁六年之后,于1932年死于该处。尚伯卢瓦(Honrei ChambertLoir):《马司·马可·卡多迪克罗摩(约1890—1932)于政治教育》[Mas Marco Kartodikromo (c.1890—1932)on LEducation Politigue],收录于《东南亚当代文化》,第208页。最近的一篇关于马可的事业的出色的完整记录,请参见白石高志(Takashi Shiraishi):《动荡岁月——爪哇群众激进主义,1912—1926》(An Age in Motion: Pohular Radicalism in Java, 1912—1926),第二至第五章,第八章。 [52] 此处译文依保罗·堤可(Paul Tickell): 《三篇卡多迪克摩的早期短篇文章》(Three Early Indonesian Short Stories by Mas Marco Kartodikromo c.1890—1932),第7页。 [53] 1924年,马可的一个好朋友和政治盟友出版了一本名为《感觉自由/自由的感觉》(Rasa Merdika)的小说。尚伯卢瓦(ChambertLois)在论及这本小说的主角(他误以为是马可)时写道:“他不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字的意思;但他在面对环绕着他的社会组织时感到很不舒服,而他觉得有必要用两个方法来扩展他的视野: 旅行和阅读。”尚伯卢瓦:《马司·马可》,载于《东南亚当代文化》,第208页。发痒的鹦鹉已经搬到爪哇以及20世纪来了。 [54] 看一份报纸就好像在读一本作者已经放弃经营一个完整情节的念头的小说一样。卢西恩·费柏赫与亨利让·马丁: 《书籍始源》。 [55] 卢西恩·费柏赫与亨利让·马丁: 《书籍始源》,第186页。这等于在至少236个城镇中印了不下于35000版。早在1480年,印刷机已经存在于110个以上的城镇,而其中有50个城镇在今天的意大利,30个在德国,9个在法国,而在荷兰和西班牙各有8个,在比利时和瑞士各有5个,4个在英格兰,2个在波希米亚,1个在波兰。“从那一天起,印刷的书籍可以说已经在欧洲普遍通行了。”第182页。 [56] 同上书,第262页。两位作者评论说,到了16世纪,对于任何能够阅读的人而言书籍已经是唾手可得了。 [57] 普兰汀(Plantin)的伟大的安特卫普(Antwerp)出版公司在16世纪初期时,在每一间印刷场拥有24台印刷机和超过100人的工人。同上书,第125页。 [58] 这是马绍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他那本异想天开的《谷腾堡银河》(Gutenberg Galaxy)(第125页)中提出的一个扎实的论点。我们也许可以补充说,虽然书籍市场和其他商品的市场相较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在传播观念过程中扮演的战略性角色却对现代欧洲的发展具有无比的重要性。 [59] 此处所提到的原则比规模大小更重要。19世纪以前,印刷版数通常都还很小。即使是像马丁·路德的《圣经》这样的畅销书,第一版也只印了4000本。狄德罗(Diderot)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e)的第一版虽说印量特别大,也不过印了4250本而已。18世纪书籍的平均产量在2000本以下。卢西恩·费柏赫与亨利让·马丁: 《书籍始源》,第218—220页。书籍由于其本质上有限的市场,因此总是可以和其他保值品区别开来。任何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捷克制的汽车,但只有捷克文的读者才会买捷克文的书籍。这个差别的重要性会在下文中讨论到。 [60] 此外,早在15世纪晚期,威尼斯的出版商阿尔杜斯(Aldus)已经率先推出可随身携带的“袖珍版”书了。 [61] 诚如《黑色的三宝垅》的个案所显示的,这两种畅销书之间的关联在过去要比今天更紧密。狄更斯也在流行的报纸上连载他的通俗小说。 [62] “印刷品鼓励了人们对不能在任何单一教区之内找到支持者的种种主张,以及对从远处向一群无形的群众宣扬其主张者的默默追随。”伊丽莎白·艾森斯坦(Elizabeth L.Eisenstein):《印刷术之于西方社会与思想的冲击: 数端推想》(Some Conjectures about the Impact of Printy on Western Society and Thought),载于《现代历史期刊》(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0:1(1968年3月号),第42页。 [63] 在论及中产阶级在物质上的无政府状态与抽象的政治性的国家秩序之间的关系时,奈伦观察到,“代议机构将真实的阶级不平等转化成抽象的公民平等主义,将个人的自私转化成一个非个人的集体意志,将原本会是一团混乱的东西转化成一个新的国家正当性”。汤姆·奈伦:《不列颠的崩解》,第42页。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代议机构(选举?)是一个不常发生,并且没有固定日期的庆典。我认为要产生非个人的意志,毋宁更应求之于日常的想象生活那种每日发生的规律性(diurnal regularities)。 [1] 古希腊人就有衣冠冢(cenotaphs)了,不过那是为了遗体因种种因素无法找回来作一般性丧葬的特定、已知的个人之用的。这项讯息多承我专研拜占庭的同事朱迪丝·黑林(Judith Herrin)见告。 [2] 举例来说,请考虑一下这些不寻常的比喻修辞:(1)“那长长的灰色行列从未令我们失望。如果你让我们失望,百万个身穿黄褐色的、棕色卡其的和蓝灰相间制服的亡魂将会自他们的白十字架奋袂而起,以震耳欲聋的声音呼喊那神奇的字眼: 责任、荣誉、国家。”(2)“我(对执干戈以卫社稷的美国人)的评价早在很多很多年前就在战场上形成了,而且从来也没有改变过。我那时,正如同我今日一样,将他视为世界上最高贵的人物之一;不只具有最美好,也具有最无瑕疵(原文如此)的军人性格……他属于历史,因他提供了成功的爱国心的最伟大表率之一(原文如此)。他属于后世,因他教导了未来的世代以自由的原则。他属于现在,属于我们,因其美德,因其成就。”麦克阿瑟将军于1962年5月12日在美国西点军校的演讲词《责任,荣誉,国家》(Duty, Honour, Country),收于他的《军人声》(ASoldier Speaks),第354、357页。 [3] 试与雷吉斯·德勃艾(Regis Debray)刊在《新左评论》105期(1977年9—10月号)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Marxism and National Question)一文的第29页所言作一比较。20世纪60年代在印尼作田野研究时,我对很多伊斯兰教徒冷静地拒绝达尔文学说感到很惊讶。最初我把这样的拒绝诠释为民智未开。后来我渐渐把这个态度看成一种想要保持一致性的尊贵尝试:演化的教条根本就和伊斯兰教教义不能相容。对于一个正式接受了物理学关于物质的发现,但却没有努力将这些发现联结到阶级斗争、革命或者其他东西的科学的唯物论,我们该做何理解呢?难道质子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巨大深渊没有隐藏了一个没有被承认的人的形而上学概念吗?不过,还是请参见塞巴斯蒂阿诺·天巴南诺(Sebastiano Timpanaro)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论唯物论》(On Materialism)与《弗洛伊德之失》(Freudian Slip),以及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深思熟虑的回应《天巴南诺的唯物挑战》(Timpanaros Materialist Challenge),《新左评论》第109期(1978年5—6月号),第3—17页。 [4] 已故的苏加诺(Sukarno)总统总是以十足的诚意说起他的“印度尼西亚”所忍受的350年殖民主义,虽然“印度尼西亚”的概念本身是20世纪才被发明出来的,而且今天印尼的大多数地区都是在1850年和1910年间才被荷兰人征服的。当代印尼的民族英雄中最著名的一位是19世纪早期的爪哇王子迪波内哥罗(Diponegoro),尽管这个王子自己的回忆录显示他的意图是要“征服”(不是解放!)爪哇,而不是要驱逐“荷兰人”。事实上,很清楚,他根本没有荷兰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参见哈里·J班达(Harry J. Benda)与约翰·A.拉尔金(John A. Larkin)编:《东南亚世界》(The World of Southeast Asia),第158页;库玛(Ann Kumar):《迪波内哥罗》(Diponegoro,1778?—1855),载于《印尼》(Indonesia),13(April 1972),第103页。相同地,凯末尔·阿塔土克(Kemal Ataturk)将他的一间国立银行命名为西台德银行(Eti Banka),而把另一家命名为苏美利亚银行(Sumerian Bank)(休·赛顿华生: 《民族与国家》,第259页)。这些银行到今日依旧兴隆,而且也没有理由怀疑有很多土耳其人,包括凯末尔本人,一直都认真地把西台德人和苏美利亚人看成他们土耳其人的祖先。在笑过头之前,我们应该提醒我们亚瑟王(King Arthur)和包迪西亚女王(Boadicea)(卒于公元62年,英格兰东部Iceni女王,曾反抗罗马)的存在,并且思考一下托尔金(Tolkien)的神话故事何以在商业上如此成功。[托尔金(J.R.R.Tolkien,1892—1973),英国牛津大学的语言学家与幻想文学作家,以他所创作的居住在Middle Earth的霍比特人(Hobbit)的一系列冒险故事闻名于世,最著名的代表作是1956年完成的霍比特史诗三部曲《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在幻想国度Middle Earth中,他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宇宙起源论,有自己的种族、语言、歌谣、历史、地理和风俗。事实上,这个世界的造型,糅合了英格兰的田园景色与较黑暗的凯尔特(Celtic)和斯堪的那维亚神话。——译者注] [5] 这就说明了何以中国化的蒙古人和满族人会如此心平气和地被接纳为天子了。 [6] 约翰·林奇(John Lynch):《西属美洲革命》(The SpanishAmerican Revolutions, 1808—1826),第260页。 [7] 教会希腊文似乎没有获得真理语言的地位。导致这个“失败”的原因不一而足,但关键因素当然是因为希腊文在东罗马帝国的大半地区一直是一个活生生的民众语言(因此和拉丁文不同)。此一洞见我得之于朱迪丝·黑林。 [8] 尼古拉斯·布拉克斯比亚(Nicholas Brakespear)在1154年到1159年之间以亚德里安四世(Adrian Ⅳ)之名担任教皇。 [9] 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提醒我们:“(在中世纪)大多数的领主和很多伟大的男爵都是无法自行阅读报告或账目的行政官。”马克·布洛克:《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第一卷),第81页。 [10] 这并不是说不识字者就不阅读了。然而他们所阅读的不是字,而是可见的世界。“在所有那些有反省能力的人眼中,物质世界不过是一种面具,而所有真正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这个面具后面;这个世界对他们而言似乎也是意图用符号来表达较深刻的现实的一种语言。”《封建社会》(第一卷),第83页。 [11] 埃里奇·奥尔巴哈(Erich Auerbach):《拟仿》(Mimesis),第282页。 [12]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第158—159页。请注意福音书虽然被亲吻了, 但却没有被阅读。 [13] 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游记》,第152页。 [14] 亨利·孟德斯鸠(Henri de Montesqiueu):《波斯书简》(Persian Letters),第81页。(法文原文的)《波斯书简》最早出现于1721年。 [15] 马克·布洛克:《封建社会》(第一卷),第77页。 [16] 卢西恩·费柏赫(Lucien Febvre)与亨利让·马丁(HenriJean Martin): 《书籍始源》(The Coming of the Book),第248—249页。 [17] 同上书,第321页。 [18] 同上书,第330页。 [19] 同上书,第331—332页。 [20] 同上书,第232—333页。这句话的法文原文比较谨慎,就史实而言也比较准确: “Tandis que lon edite de moins en moin douvrages en latin, et une proportion toujours plus grande de textes en langue nationale, le commerce du livre se morcelle en Europe.”(当人们出版越来越少的拉丁文著作,而以民族语言写成作品的出版比例越来越高的时候,欧洲的出版业就四分五裂了。)《书籍始源》(LApparition du Livre),第356页。 [21] 请注意和这个转型相互呼应的对统治者命名方式的转换。对君主,学童记得的是他们的名字(征服者威廉姓什么?),而对总统,却记他们的姓氏[艾伯特(Ebert, Friedrich,1919—1925任德国魏玛共和总统——译者注)的教名(Christian name)是什么]。在一个理论上所有人都有资格担任总统的公民的世界里,“教”名数量之有限使它们不足以成为特定指称的符号。然而,在统治权专属于单一姓氏的君主制当中,提供必要区别的必定是加上数字或绰号的“教”名。 [22] 我们也许可以顺便在此指出,当奈伦将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的《统一法案》(Act of Union)描述为一次“贵族之间的交易”时,如果就这次统一的擘划者都是贵族政客这个意义上来看,他当然是正确的。(参见他在《不列颠的崩解》第136页以下的清楚讨论。)不过,我们很难想象两个共和国的贵族之间会谈成这种交易。联合王国的概念当然是促成这个交易的关键性中介因素。 [23] 奥斯卡·贾希(Oscar Jaszi):《哈布斯堡王朝的消解》(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y Monarchy),第34页。 [24] 这个情形在前现代的亚洲最显著。但是相同的原则也在主张一夫一妻制的基督教欧洲发生作用。1910年,一位叫做奥托·弗斯特(Otto Forst)的人出版了他的《弗兰兹·斐迪南大公家系图》(Ahnentafel Seiner Kaiserlichen und Koniglichen Hoheit des durchlauchtigsten Hern Erzherzogs Franz Ferdinand),书中列出了2047位这个即将被暗杀的大公的祖先。其中包括了1486名德国人,124名法国人,196名意大利人,89名西班牙人,52名波兰人,47名丹麦人,20名英国男人/女人,以及其他四种国籍的人。这份“奇妙的文件”被引用于奥斯卡·贾希:《哈布斯堡王朝的消解》,第136页。我忍不住想在这里引述(奥皇)弗兰兹·约瑟夫(Franz Joseph)在得知他那位古怪的继承人被谋杀的死讯时的精彩反应:“一个优势的强权就用这个方式恢复了我不幸地无力维持的那个秩序。”(奥斯卡·贾希:《哈布斯堡王朝的消解》,第125页)。 [25] 盖尔纳强调了王朝具有典型的外来性,不过他把这个现象诠释得太狭隘了: (他的诠释是)当地贵族比较喜欢外来的君王,因为他不会介入当地贵族之间的内部矛盾中。厄恩斯特·盖尔纳:《思想与改变》,第136页。 [26] 马克·布洛克: Les Rois Thaumaturges, 第390、398—399页。 [27] 尼奥尔·A.巴提耶(Neol A. Battye): 《暹罗的军队、政府与社会》(The Military, Goverwment and Society in Siam, 1868—1910),1974年康乃尔大学博士论文,第270页。 [28] 斯蒂芬·格林(Stephen Greene): 《拉玛六世(1910—1925)时期的泰国政府与政权》[Thai Government and Administ ration in the Reign of Rama Ⅵ(1910—1925)],1971年伦敦大学博士论文,第92页。 [29] 1806年,普鲁士陆军军官名册上的7000到8000人中有超过1000人是外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军队中,普鲁士的中产阶级人数比外国人还少;这个事实更加渲染了那句俗语——普鲁士不是拥有一支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拥有一个国家的军队。”在1798年,普鲁士的改革者们已经要求“把占士兵人数50%的外国人减少一半……”阿尔弗雷德·瓦格茨(Alfred Vagts): 《军事主义史》(A History of Militarism),第64、85页。 [30] 对我们而言,“现代服装”这个用暗喻的方式将过去等同于现在的理念,事实上反讽地承认了过去与现在命定的分离。 [31] 马克·布洛克: 《封建社会》(第一卷),第84—86页。 [32] 埃里奇·奥尔巴哈: 《拟仿》,第64页。试与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将旧约圣经描述为“未来(往后投下的)的阴影”作一比较。引于马克·布洛克: 《封建社会》(第一卷),第90页。 [33] 沃尔特·本雅明: 《启蒙之光》(Illuminations),第265页。 [34] 同上书,第263页。这个新的观念如此深藏于人类意识的底层,以致我们可以主张每一个根本的现代概念都是以“其时”这个概念为基础的。 [35] 虽然《克列芙公主》(Princesse de Cleves)(最早的法文小说)早在1678年就出现了,但理查森(Richardson)、笛福(Defoe)和菲尔丁(Fielding)的时代是18世纪初期。现代报纸起源于17世纪晚期的荷兰文报(gazettes);但是报纸要到1700年以后才变成一个一般类型的印刷品。卢西恩·费伯赫与亨利让·马丁: 《书籍始源》,第197页。 [36] 事实上,这整个情节要成立可能系于在时间Ⅰ、Ⅱ、Ⅲ的时候,A,B,C和D都不知道其他人想干什么。 [37] 这种对位法(polyphony)的状况决定性地把现代小说和甚至像彼托罗尼亚斯(Petronius)的Satyricon这么杰出的(现代小说的)先驱一线划开。这部作品的叙述是以直线前进的。当恩可比乌斯(Encolpius)为他那个年轻爱人之不忠而悲伤时,作者不会同时让我们看到基多(Gito)和爱西欧图(Ascyltus)同床共枕的情景。[Satyricon, 又名Satyricon liber:为森林之神式的冒险故事集,系罗马讽刺作家彼托罗尼亚斯(?—公元66)所写的小说,叙述两个名声不佳的年轻人恩可比乌斯、爱西欧图和男童基多四处游荡冒险的故事,生动地描绘出公元1世纪时罗马的社会风貌。——译者注] [38] 遵循这个讨论脉络,如果我们把任何一本历史小说和作为小说背景的那个时代的文书或叙述性文字拿来作一比较,应该是会有所收获的。 [39] 最能显示出小说是如何热衷于同质的、空洞的时间的,是古代的编年史、传奇和圣典所特有的,往往一直上溯到人类起源的书前家谱,而这已经不再出现于小说之中了。 [40] 黎萨是用殖民者的语言,也是当时族群背景特殊的欧亚人和本地精英的共通语(西班牙文)来写这本小说的。这本小说出现的同时,一个不只用西班牙文,也用塔加洛语(Tagalog)和伊洛卡诺语(Ilocano)这类“族群”语言的“民族主义”出版业也首度出现了。参见里奥波尔多·Y泰比斯(Leopoldo Y. Tabes):《菲律宾现代文学》(The Modern Literature of the Philippines),第287—302页,收于皮埃尔伯纳德·拉方(PierreBernard Lafont)与丹恩斯·隆巴德(Denys Lombard)合编的《东南亚现代文学》(Litteratwres Comtemporaines de l″ Asie du sudEst)。 [41] 荷赛·黎萨(Jose Rizal): 《社会之癌》(Manila: Instituto Nacional de Historia, 1978),第1页。我的译文。在《想象的共同体》初版发行的时候,我还不懂西班牙文,也因此无意中使用了格列罗(Leon Maria Guerrero)错误百出的翻译。 [42] 例如,请注意黎萨在同一句话里从过去式的“创造”(crio)微妙地转换成属于我们众人的现在式的“大量繁殖”(multiplica)。 [43] 无名的读者的反面(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人们立即可以认出来的出名的作者。如同我们将在下文讨论的,这样的无名/出名与印刷资本主义的扩散密切相关。早在1593年,精力充沛的圣多米尼克教派教士(Dominicans)已经在马尼拉出版了《基督教教义》(Doctrina Christiana)。然而从那以后有数世纪之久,印刷品都一直被教会所牢牢控制着。自由化要到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参见比恩弗尼多·L伦贝拉(Bienvenido L.Lumbera):《塔加洛语诗集1570—1898,传统、发展与影响》(Tagalog Poetry 1570—1898, Tradition and Influences in its Development)第35、93页。 [44] 比恩弗尼多·L伦贝拉: 《塔加洛语诗集1570—1898, 传统、 发展与影响》, 第115页。 [45] 同上,第120页。 [46] 这个技巧与荷马所用的技巧相同。关于荷马技巧的出色讨论,请参见奥尔巴哈的《拟仿》,第一章“奥德赛之疤”(OdysseusScar)。 [47] “Paalam Albaniang pinamamayanan ng casama, t, lupit, bangis caliluhan, acong tangulan mo, I, cusa mang pinatay sa iyo, I, malaqui ang panghihinayang.” “再会,阿尔巴尼亚,如今是 邪恶、残酷、野蛮与欺诈的王国! 我,你的护卫者,如今已被你谋杀了 然而哀悼那已降临尔等的命运吧。” 这节著名的诗有时会被诠释成菲律宾爱国主义的一个有弦外之音的声明,不过伦贝拉令人信服地指出这样的诠释是一种时代错误的误解。此处的(英文)译文出于伦贝拉之手。我稍微更动了他的塔加洛原文以求符合以1861年版为本的该首诗的一个1973年版本。 [48] 让·弗兰科(Jean Franco): 《西属美洲文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SpanishAmerican Literature),第34页。 [49] 同上书,第35—36页。 [50] 这种一位孤独的主角穿越一个坚实的社会情景的运动是很多早期的(反)殖民小说的典型特征。 [51] 在一段短暂的、昙花一现般的激进记者的事业之后,马可被荷兰殖民当局拘留在僻处西新几内亚的内陆沼泽地带的波文帝固尔(Boven Digul),世界最初的集中营之一。被监禁六年之后,于1932年死于该处。尚伯卢瓦(Honrei ChambertLoir):《马司·马可·卡多迪克罗摩(约1890—1932)于政治教育》[Mas Marco Kartodikromo (c.1890—1932)on LEducation Politigue],收录于《东南亚当代文化》,第208页。最近的一篇关于马可的事业的出色的完整记录,请参见白石高志(Takashi Shiraishi):《动荡岁月——爪哇群众激进主义,1912—1926》(An Age in Motion: Pohular Radicalism in Java, 1912—1926),第二至第五章,第八章。 [52] 此处译文依保罗·堤可(Paul Tickell): 《三篇卡多迪克摩的早期短篇文章》(Three Early Indonesian Short Stories by Mas Marco Kartodikromo c.1890—1932),第7页。 [53] 1924年,马可的一个好朋友和政治盟友出版了一本名为《感觉自由/自由的感觉》(Rasa Merdika)的小说。尚伯卢瓦(ChambertLois)在论及这本小说的主角(他误以为是马可)时写道:“他不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字的意思;但他在面对环绕着他的社会组织时感到很不舒服,而他觉得有必要用两个方法来扩展他的视野: 旅行和阅读。”尚伯卢瓦:《马司·马可》,载于《东南亚当代文化》,第208页。发痒的鹦鹉已经搬到爪哇以及20世纪来了。 [54] 看一份报纸就好像在读一本作者已经放弃经营一个完整情节的念头的小说一样。卢西恩·费柏赫与亨利让·马丁: 《书籍始源》。 [55] 卢西恩·费柏赫与亨利让·马丁: 《书籍始源》,第186页。这等于在至少236个城镇中印了不下于35000版。早在1480年,印刷机已经存在于110个以上的城镇,而其中有50个城镇在今天的意大利,30个在德国,9个在法国,而在荷兰和西班牙各有8个,在比利时和瑞士各有5个,4个在英格兰,2个在波希米亚,1个在波兰。“从那一天起,印刷的书籍可以说已经在欧洲普遍通行了。”第182页。 [56] 同上书,第262页。两位作者评论说,到了16世纪,对于任何能够阅读的人而言书籍已经是唾手可得了。 [57] 普兰汀(Plantin)的伟大的安特卫普(Antwerp)出版公司在16世纪初期时,在每一间印刷场拥有24台印刷机和超过100人的工人。同上书,第125页。 [58] 这是马绍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他那本异想天开的《谷腾堡银河》(Gutenberg Galaxy)(第125页)中提出的一个扎实的论点。我们也许可以补充说,虽然书籍市场和其他商品的市场相较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在传播观念过程中扮演的战略性角色却对现代欧洲的发展具有无比的重要性。 [59] 此处所提到的原则比规模大小更重要。19世纪以前,印刷版数通常都还很小。即使是像马丁·路德的《圣经》这样的畅销书,第一版也只印了4000本。狄德罗(Diderot)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e)的第一版虽说印量特别大,也不过印了4250本而已。18世纪书籍的平均产量在2000本以下。卢西恩·费柏赫与亨利让·马丁: 《书籍始源》,第218—220页。书籍由于其本质上有限的市场,因此总是可以和其他保值品区别开来。任何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捷克制的汽车,但只有捷克文的读者才会买捷克文的书籍。这个差别的重要性会在下文中讨论到。 [60] 此外,早在15世纪晚期,威尼斯的出版商阿尔杜斯(Aldus)已经率先推出可随身携带的“袖珍版”书了。 [61] 诚如《黑色的三宝垅》的个案所显示的,这两种畅销书之间的关联在过去要比今天更紧密。狄更斯也在流行的报纸上连载他的通俗小说。 [62] “印刷品鼓励了人们对不能在任何单一教区之内找到支持者的种种主张,以及对从远处向一群无形的群众宣扬其主张者的默默追随。”伊丽莎白·艾森斯坦(Elizabeth L.Eisenstein):《印刷术之于西方社会与思想的冲击: 数端推想》(Some Conjectures about the Impact of Printy on Western Society and Thought),载于《现代历史期刊》(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0:1(1968年3月号),第42页。 [63] 在论及中产阶级在物质上的无政府状态与抽象的政治性的国家秩序之间的关系时,奈伦观察到,“代议机构将真实的阶级不平等转化成抽象的公民平等主义,将个人的自私转化成一个非个人的集体意志,将原本会是一团混乱的东西转化成一个新的国家正当性”。汤姆·奈伦:《不列颠的崩解》,第42页。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代议机构(选举?)是一个不常发生,并且没有固定日期的庆典。我认为要产生非个人的意志,毋宁更应求之于日常的想象生活那种每日发生的规律性(diurnal regularities)。
想象的共同体——注 释
书名: 想象的共同体
作者: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作名: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副标题: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译者: 吴叡人
出版年: 2005-05
页数: 199
定价: 24.00
装帧: 平装
丛书: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前沿
ISBN: 9787208054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