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恐怕很难理解曾经有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大多数的人惟一想象得到的“政治”体系似乎只有王朝而已。因为“真正的”(serious)君主制本质上存在于一个和所有与现代的政治生活有关的概念相交会的位置上。王权把所有事物环绕在一个至高的中心四周,并将它们组织起来。它的合法性源于神授,而非民众——毕竟,民众只是臣民(subjects),不是公民(citizens)。在现代概念中,国家主权在一个法定疆域内的每平方厘米的土地上所发生的效力,是完全、平整而且均匀的。但是在比较古老的想象里面,由于国家是以中心(center)来界定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是交错模糊的,而且主权也颇有相互渗透重叠之处。[21]因而,很吊诡的是,前现代的帝国与王国竟能够轻易地维系他们对极度多样而异质,并且经常是居住在不相连的领土上的臣民的长期统治。[22] 我们同时也要记得,这些古老的君主制国家,不只通过战争,也靠一种和今日所实行的颇不相同的“性的政治”来进行扩张。经由垂直性的法则,王朝之间的联姻把多种多样的民众聚合到新的顶点之下。就此而言,哈布斯堡王室是个中典范。诚如那收场的戏文所云: “让别人去战斗吧!汝,幸运的奥地利结婚去吧!”(Bella gerant alii tu felix Austria nube!bella gerant alii(让别人去战斗吧),语出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的拉丁文史诗(Heroides)。在诗中,劳达米亚(Laodamia)在写信恳求她那正在特洛伊战场上的丈夫普罗特西劳斯(Pretesilaus)要远离危险时,写下了这句话。不过,普罗特西劳斯却是第一位死在特洛伊的希腊人。——译者注)以下是一段稍作简化了的哈布斯堡家族后期君主拥有的头衔:[23]奥地利皇帝;匈牙利,波希米亚,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加利西亚,罗德美利亚,与伊利里亚之王;耶路撒冷等地之王;奥地利大公;托斯卡纳与克拉科夫大公;洛林,萨尔茨堡,史地利亚,卡林西亚,卡尼奥拉,与布科维纳公爵;特兰西瓦尼亚大公,摩拉维亚边境伯爵;上下西里西亚,摩德纳,帕尔马,皮亚琴察,与瓜斯地拉,奥斯维茨和萨托,泰申,福里奥,拉古萨,与扎拉大公;哈布斯堡与蒂洛尔,基堡,哥兹,格拉地斯卡伯爵;特兰托与布利琛公爵;上下洛斯茨与伊斯的利亚边境伯爵;霍恩姆斯,费尔得克奇,布莱根茨,索能堡等地之伯爵;的里雅斯特领主,卡塔罗与温地斯马克领主;伏伊伏丁那与塞尔维亚大公……诚如贾希(Jaszi)公允的观察,这个头衔“不是没有滑稽的一面……这是哈布斯堡家族无数次联姻、 讨价还价和掠夺的记录”。 在一夫多妻为宗教所认可的世界里,复杂的多层妻妾体制对于王朝的整合具有关键的重要性。事实上,可否容我说,王室血统的威望除了源自神命之外,经常也来自异族通婚(miscegenation)呢?[24]因为,这种血缘的混合是统治地位的表现。从11世纪以来(如果在此之前真的有过的话)就再也没有一个“英格兰的”王朝统治过伦敦。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而我们又该把波旁王室(the Bourbons)派给哪一个“民族”呢?[25] 然而,17世纪时,由于某些无须在此细究的因素,神圣君主自然而然产生的正当性在西欧开始慢慢衰退。1649年,查尔斯·斯图亚特(Charles Stuart)在现代世界的第一场革命中被斩首,而在17世纪50年代,这个重要的欧洲国家的统治者不是国王,而是一个平民出身的监国(Protector)。但即使在诗人波普(Pope)和爱迪生(Addison)的时代,安·斯图亚特(Anne Stuart)仍然在使用以皇族之手触摸病人的方式为人治病。在启蒙运动时代的法国,直到旧政权瓦解前夕,波旁王室的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也都还在做这种事情。[26]然而1789年以后,统治者就得要声嘶力竭而且自觉地辩护他们的合法性了,而在此过程中,“君主制”(monarchy)变成了一个半规范化的模式。天皇和天子变成了“皇帝”。在边远的泰国,拉玛五世(Rama V)[Chulalongkorn(朱拉隆功)]把他的子侄送到圣彼得堡、伦敦和柏林的宫廷里去学习这个世界性的模式的机微奥妙。1887年,他将法定长子继承的必要原则予以制度化,从而将泰国带入“与西欧诸‘文明的君主制国家并列”之境。[27]这个新体制在1910年,把一个在早先的旧制下当然会被略过的古怪的同性恋者送上了王位。不过,在他的加冕典礼上,来自英国、俄罗斯、希腊、瑞典、丹麦甚至日本等国的代表出席,等于宣示了各君主国对他登基为拉玛六世的认可。[28] 迟至1914年,君主制国家还是世界政治体系成员中的多数,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下面仔细探究的,早在旧的正当性原则无声无息地消亡之际,很多君主早已在探求“民族的”标志了。尽管腓特烈大帝(1749—1786年在位)的军队中还有为数众多的“外国人”,他的侄孙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年在位)的军队,在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格耐斯瑙(Gneisenau)和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等人格耐斯瑙伯爵(August Wilhem Anton, Graf Neidhardt von Gneisenau, 1760—1831),普鲁士陆军元帅和改革者,重建1806年被拿破仑摧毁的普鲁士军队的核心人物,并且也是1813年解放战争打败拿破仑的功臣。他的军事改造哲学就是将雇佣兵式的军队改造成公民的军队。沙恩霍斯特(J.D.von Scharnhorst)是格耐斯瑙改造普鲁士军队的同僚。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是普鲁士军官与军事理论家,他的名著《战争论》(On War)中有不少原则是从格耐斯瑙的实际战功中抽绎出来的。——译者注了不起的改革之后,已经彻底地变成“普鲁士的国民军”了。[29] 现代人恐怕很难理解曾经有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大多数的人惟一想象得到的“政治”体系似乎只有王朝而已。因为“真正的”(serious)君主制本质上存在于一个和所有与现代的政治生活有关的概念相交会的位置上。王权把所有事物环绕在一个至高的中心四周,并将它们组织起来。它的合法性源于神授,而非民众——毕竟,民众只是臣民(subjects),不是公民(citizens)。在现代概念中,国家主权在一个法定疆域内的每平方厘米的土地上所发生的效力,是完全、平整而且均匀的。但是在比较古老的想象里面,由于国家是以中心(center)来界定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是交错模糊的,而且主权也颇有相互渗透重叠之处。[21]因而,很吊诡的是,前现代的帝国与王国竟能够轻易地维系他们对极度多样而异质,并且经常是居住在不相连的领土上的臣民的长期统治。[22] 我们同时也要记得,这些古老的君主制国家,不只通过战争,也靠一种和今日所实行的颇不相同的“性的政治”来进行扩张。经由垂直性的法则,王朝之间的联姻把多种多样的民众聚合到新的顶点之下。就此而言,哈布斯堡王室是个中典范。诚如那收场的戏文所云: “让别人去战斗吧!汝,幸运的奥地利结婚去吧!”(Bella gerant alii tu felix Austria nube!bella gerant alii(让别人去战斗吧),语出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的拉丁文史诗(Heroides)。在诗中,劳达米亚(Laodamia)在写信恳求她那正在特洛伊战场上的丈夫普罗特西劳斯(Pretesilaus)要远离危险时,写下了这句话。不过,普罗特西劳斯却是第一位死在特洛伊的希腊人。——译者注)以下是一段稍作简化了的哈布斯堡家族后期君主拥有的头衔:[23]奥地利皇帝;匈牙利,波希米亚,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加利西亚,罗德美利亚,与伊利里亚之王;耶路撒冷等地之王;奥地利大公;托斯卡纳与克拉科夫大公;洛林,萨尔茨堡,史地利亚,卡林西亚,卡尼奥拉,与布科维纳公爵;特兰西瓦尼亚大公,摩拉维亚边境伯爵;上下西里西亚,摩德纳,帕尔马,皮亚琴察,与瓜斯地拉,奥斯维茨和萨托,泰申,福里奥,拉古萨,与扎拉大公;哈布斯堡与蒂洛尔,基堡,哥兹,格拉地斯卡伯爵;特兰托与布利琛公爵;上下洛斯茨与伊斯的利亚边境伯爵;霍恩姆斯,费尔得克奇,布莱根茨,索能堡等地之伯爵;的里雅斯特领主,卡塔罗与温地斯马克领主;伏伊伏丁那与塞尔维亚大公……诚如贾希(Jaszi)公允的观察,这个头衔“不是没有滑稽的一面……这是哈布斯堡家族无数次联姻、 讨价还价和掠夺的记录”。 在一夫多妻为宗教所认可的世界里,复杂的多层妻妾体制对于王朝的整合具有关键的重要性。事实上,可否容我说,王室血统的威望除了源自神命之外,经常也来自异族通婚(miscegenation)呢?[24]因为,这种血缘的混合是统治地位的表现。从11世纪以来(如果在此之前真的有过的话)就再也没有一个“英格兰的”王朝统治过伦敦。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而我们又该把波旁王室(the Bourbons)派给哪一个“民族”呢?[25] 然而,17世纪时,由于某些无须在此细究的因素,神圣君主自然而然产生的正当性在西欧开始慢慢衰退。1649年,查尔斯·斯图亚特(Charles Stuart)在现代世界的第一场革命中被斩首,而在17世纪50年代,这个重要的欧洲国家的统治者不是国王,而是一个平民出身的监国(Protector)。但即使在诗人波普(Pope)和爱迪生(Addison)的时代,安·斯图亚特(Anne Stuart)仍然在使用以皇族之手触摸病人的方式为人治病。在启蒙运动时代的法国,直到旧政权瓦解前夕,波旁王室的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也都还在做这种事情。[26]然而1789年以后,统治者就得要声嘶力竭而且自觉地辩护他们的合法性了,而在此过程中,“君主制”(monarchy)变成了一个半规范化的模式。天皇和天子变成了“皇帝”。在边远的泰国,拉玛五世(Rama V)[Chulalongkorn(朱拉隆功)]把他的子侄送到圣彼得堡、伦敦和柏林的宫廷里去学习这个世界性的模式的机微奥妙。1887年,他将法定长子继承的必要原则予以制度化,从而将泰国带入“与西欧诸‘文明的君主制国家并列”之境。[27]这个新体制在1910年,把一个在早先的旧制下当然会被略过的古怪的同性恋者送上了王位。不过,在他的加冕典礼上,来自英国、俄罗斯、希腊、瑞典、丹麦甚至日本等国的代表出席,等于宣示了各君主国对他登基为拉玛六世的认可。[28] 迟至1914年,君主制国家还是世界政治体系成员中的多数,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下面仔细探究的,早在旧的正当性原则无声无息地消亡之际,很多君主早已在探求“民族的”标志了。尽管腓特烈大帝(1749—1786年在位)的军队中还有为数众多的“外国人”,他的侄孙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年在位)的军队,在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格耐斯瑙(Gneisenau)和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等人格耐斯瑙伯爵(August Wilhem Anton, Graf Neidhardt von Gneisenau, 1760—1831),普鲁士陆军元帅和改革者,重建1806年被拿破仑摧毁的普鲁士军队的核心人物,并且也是1813年解放战争打败拿破仑的功臣。他的军事改造哲学就是将雇佣兵式的军队改造成公民的军队。沙恩霍斯特(J.D.von Scharnhorst)是格耐斯瑙改造普鲁士军队的同僚。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是普鲁士军官与军事理论家,他的名著《战争论》(On War)中有不少原则是从格耐斯瑙的实际战功中抽绎出来的。——译者注了不起的改革之后,已经彻底地变成“普鲁士的国民军”了。[29]
想象的共同体——王朝
书名: 想象的共同体
作者: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作名: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副标题: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译者: 吴叡人
出版年: 2005-05
页数: 199
定价: 24.00
装帧: 平装
丛书: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前沿
ISBN: 9787208054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