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从观察者的立场、利益或视野来看,这些年的"世界危机",就像这个词组本身所表明的那样,体现了太多的中立、淡薄或天真。世界危机被认为是生产、失业、金融、战争债务和赔偿、内政外交等领域的一场危机,并且首先是世界大战的结果;人们认为,如果外交家有更多的真诚与技巧,世界危机应该可以避免。人们用不以为然的挑剔眼光看着德国,讨论着战争的要求和战争的罪行。伊兹瓦斯基(Izvolsky)、普恩加来(Poincaré)和格雷(Grey)伊兹瓦斯基(1856-1919年),俄国外交家,1906年任俄国外交大臣。普恩加来(1860-1934年),法国政治家,1913-1920年任法国总统,他强调民族团结,坚持进行战争。格雷爵士(1862-1933年),1905-1916年任英国外交大臣。自然能够预见他们国家现在的形势,本应该放弃能产生他们所希望的--完全围绕着德国--政治后果的意图,即通过在1911年的黎波里(Tripoli)战争1911年9月,为夺取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殖民省份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意大利向土耳其宣战,从而意土战争爆发,意土战争又称利比亚战争。和1912年巴尔干战争得到实践的战略试探。即便如此,人们怀疑如此强烈的冲突能否因此而被推迟,哪怕是保持十年没有政治紧张局面的状态,尽管力量分布格局终究会有 所变化而不再那么可笑。24人终究要受制于现实,即使对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来说,可能性的范围远不及外行想象的那样大。那么,从历史的角度看,发生变化的是灾难的形式和节奏,而非灾难本身。自拿破仑时代以来,西方高度发展的一个世纪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而这种发展正在为灾难做准备。 我们已经进入世界战争的年代。世界战争开始于19世纪,并持续到现在,也可能持续到下个世纪。世界战争意味着从18世纪世界国家(worldofstates)到世界帝国(Imperiummundi)的转变。这与从坎尼战役到亚克兴海战之间灾难性的两个世纪相对应,在那两个世纪罗马和迦太基组成的希腊式世界国家转化成了罗马帝国。正如罗马帝国的疆域包括古典文明和其辐射地区--也就是地中海世界--那样,世界战争将在尚无法确定的时期内主宰我们星球的命运。帝国主义是一种理念(idea),无论帝国主义的支持者和执行人是否意识到了这一事实。在我们这里,帝国主义也许从未被充分地意识到。帝国主义可能与其他的思想一起在"白人"国家世界之外交织着出现,但帝国主义作为伟大历史形态的发展趋势,是此刻正要发生之一切的基础。 现在,我们生活在"过渡性时代"之中。西方的世界国家仍然严守着18世纪等级森严的风格,这种风格也主宰着当代音乐创作和数学研究。125这些国家和这种风格,不仅体现了它们过去的状态差别,也表现了它们在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方面的差异。古老而强大的传统统治着一切:政府及其反对者,国家间的外交与战争关系,挑战与失败的承认与谈判桌上的妥协,都充满了贵族传统。荣誉仍然起着无可争辩的作用。一切都像决斗一样庄重而优雅地进行着。 彼得大帝(PetertheGreat)在彼得堡(Petersborg)建立了一个西方形态的国家以后,2"欧洲"一词开始在西方人中广泛使用,并毫无察觉地融入到现实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趋势之中。在此之前,即发现美洲之前,"欧洲"一词一直是地理科学领域的学术语。之后这一术语才在制图学中得以应用。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土耳其帝国这个当时囊括了整个巴尔干半岛和俄罗斯南部地区的真正世界大国,都被本能地排除在这些地图之外。俄罗斯只把自己当作事实上的彼得堡市政府。有多少西方外交官对阿斯特拉罕(Astrakhan)、下诺夫哥罗德(NizhniNovgorod)、甚至莫斯科有足够的了解,并把它们当作"欧洲"的一部分?西方文明的界限并没有超出德国所征服的地区。 德国形成了这个欧洲的中心--不是作为一个人的国家,而是作为各个国家的战场。这里所做出的决定是关于印度人、南非人和北美人之归属的决定,他们大多拥有德国血统。26俄罗斯、奥地利和土耳其位于东方;西班牙和法国位于西方,而这两个衰落中的殖民帝国的优势正被岛国英格兰夺走--英格兰战胜西班牙是在1713年,它不仅是国家,还是一种风格(style)。而英格兰战胜法国是在1763年。英格兰变成了这个体系的领导者,与"大陆"相比,英格兰非常富有,她从未将自己视为"欧洲"的一部分,英格兰将自己的财富用于雇佣军、水手和整个国家,她驱使雇佣军、水手和国家为了岛屿而战斗。 西班牙在上世纪末就已不再是一个大国,而法国正在步西班牙的后尘。两个国家老态龙钟、气数已尽,骄傲自大却萎靡不振,它们对往日的辉煌记忆犹新,但缺乏在未来继续起创造作用的真正野心。如果米拉波1789年的政治蓝图已经取得了成功,那么法国或多或少可以建立起比较持久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度,这种制度的本质在于满足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当中的食利者的口味。在公司式的治理之下,整个国家好像是在听天由命、毫无生机,正在欢迎任何能确保内外和平的政府。但之后,到来的是拿破仑,他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把巴黎当成了争霸计划的基地,并在他的军队里创造了新一代法国人的典范,他让法国称雄整整一个世纪,这个典范勇敢、优雅、夸夸其谈又粗野不堪,27还喜欢任意地、毫无目的地杀人、抢劫和破坏,其结果是这些胜利并没有给法国带来哪怕是一丁点的持久利益,尽管法国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法国威名远扬,但却没有获得相应的荣誉。说到底,米拉波的政治蓝图是雅各宾派(Jacobin)式的理想,与小商人和市民组成的吉伦特派的理想相左,其背后绝不是多数人的意志,而总是强大者的意志。古代政治制度(ancientrégime)尤指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及政治制度。的贵族气质已经被其他人所取代,准确地说是被平民所取代。整个国家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人群,战争就是向百姓征兵,战役就等于人的生命的消耗,粗暴的和约就是由狡诈的律师随意制定的外交政策。然而,英国需要用所有欧洲的和她自己的全部财富来摧毁这个个人的创造,这种个人的创造仍然处于人们的理想之中。在维也纳(Vienna)会议上,18世纪再次战胜了现代,"保守主义"一词再次出现。 但这只是一次表面的胜利,其结果在19世纪剩下的时间里不断地遭到质疑。梅特涅(Mettenich)(就个性而言,其政治眼光比俾斯麦时代以后的任何政治家都更为长远)对这一点心知肚明:"我个人认为,古老的欧洲即将走到自己的尽头。而我,知道如何尽自己的义务,决心与欧洲一起走向灭亡。另一方面,崭新的欧洲正在形成;在终点和起点之间,将会出现混乱。"仅仅为了尽可能地推迟这种混乱,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体系出现了,28以奥地利(Austria)、普鲁士(Prussia)和俄国之间的神圣同盟为起点。缔结合约、寻找联盟、控制国会,都是为了阻止"欧洲"已经无法承受的政治混乱。尽管如此,当战争在个别强国间爆发时,中立者立刻武装起来,旨在以维持均势而达成和平,即使是边境线发生了微小移动,克里米亚(Crimean)战争就是一个范例。唯一的结果是一个新格局的出现:俾斯麦以一己之力将德国缔造为一个强国,而更重要的是,德国成为了现存体系的中心。在这个简单的事实之中却存在着悲剧的根源,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这一悲剧的发生。但只要俾斯麦在实行统治--他确实统治着欧洲,甚至一度比梅特涅更有影响--整个政治图景就不会出现变化。欧洲自己管理自己;没有人干涉欧洲的事务。世界强国无一例外都是欧洲强国。可怕的是,国家间的这种状态行将结束--俾斯麦的联盟噩梦(cauchemardescoaliation)如期而至--这为所有相关国家的外交定下了基调。 不管怎样,到1878指俄土战争(1877-1878年)。1878年3月,俄土双方签订《圣斯特凡诺和约》。同年6-7月,欧洲列强召开柏林会议,对该和约作了修改。年为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已经成熟。俄国站到了君士坦丁堡城外,英国想要干涉,法国和奥地利也想干涉;战争立刻蔓延到亚洲和非洲,也许还蔓延到了美洲;因为土耳其斯坦(Turkestan)对印度的威胁,保护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问题,以及中国问题都出现了,29而且在这一切的背后,伦敦和纽约之间的竞争正在展开,这表明在美国的南北战争期间,英国对南方各州的同情,还没有被美国遗忘。俾斯麦本人在操纵大国问题的决策上具有独到的优势,因为无法和平解决战争--即便将来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于是,为潜在的战争而进行军事竞赛,以代替真正的战争。这意味着一种新式战争:各国在军队、装备、发明和可支配的黄金储备数量上相互竞争,竞争不断地加剧紧张形势,真正的战争一触即发。3正在这个时候,俾斯麦时代的欧洲一直没有注意到的日本,在明治天皇(Mutsuhito)(1869年)的统治下开始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欧式军队、策略和军事工业的强国;而美国则从1861-1865年的内战中获得了合乎逻辑的结果,殖民者和种植园主与煤炭、工业、银行和交易所达成妥协,美元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 从19世纪末开始,这个国际体系的衰落已十分明显了--尽管不是因为当权的政治家,他们之中不再有任何杰出人物了。他们疲于应付司空见惯的联合、同盟和协定;因为在他们的任期内,常备军提供了安全,他们相信表面的和平并想象着未来将延续目前的和平。30欧洲和北美的所有城市,都在为铁路和社论的长度、工厂烟囱的高度和激增的选举人数字、装甲车和保险箱里的股权证书的厚度中体现出的"人类进步"而欢呼雀跃。那些为愚蠢的欧洲人溺爱和赞美的小个子黄种人,显示了以技术优势为基础的危险性,并给了俄国关于亚洲局势之看法一次最有力的提醒,俄国的目光从未离开过西方的边境线。 同时,俄国恰恰有充足的理由忙于"欧洲"事务。弗朗茨·约瑟夫皇帝(theEmperorFranzJosef)弗朗茨·约瑟夫皇帝(1830-1916年),奥匈帝国的缔造者和第一位皇帝(1867-1916年)。逝世以后,奥匈帝国不能或几乎不能幸存下来,如此广阔的国土采用何种新的组织方式,是否可以避免战争,这些都是奥匈帝国面临的问题。因为不仅在多瑙河帝国(DanubianEmpire)内部有多种--相互冲突的--方案和倾向,而且奥匈帝国寄以希望的邻国也都有各自的想法,除了他们,更遥远的强国也有各自的想法,他们希望奥匈帝国发生冲突,以使他们可以在其他地方追逐自己的目标。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国家体系已经结束,而在1878年推迟的世界大战,因同一地点的同一问题而仍然有爆发的危险。1912年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 31与此同时,欧洲政治体系开始进入一个今天仍然在持续着的格局,很像后希腊化时代(LateHellenic)和罗马帝国时代的版图(Orbisterrarum)。在那个时期,古希腊城市国家,包括罗马和迦太基在内,处于中心地位,而围绕在它们周围的"周边国家"为他们的决策提供军队和钱粮。4马其顿、叙利亚和埃及在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产中出现;非洲和西班牙则从迦太基人遗产中升起;罗马征服了北部和南部意大利,恺撒把高卢纳入到罗马版图之内。从汉尼拔与西庇阿直到安敦尼(Antony)与屋大维(Octavian)时期,关于谁将会控制未来帝国的斗争所导致的战争,以广阔的边疆地区提供的物资为基础。这与1914年之前的最后几十年中欧洲和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相似。欧洲秩序中的大国是那种能在欧洲大陆驻扎几十万常规军、拥有充足的黄金和物资以便在紧急时刻在可预计的时间内迅速扩充军队规模的国家;以这些条件为基础,这个大国在其他大陆上控制着宽广边疆地区,这些边疆地区的海军基地、殖民地军队和原材料生产者与产品的消费者,形成了这一大国的财富和大国在本土相应的军事打击力量的基础。这或多或少是大英帝国以及法国在西非、俄国在亚洲的真实形式,而在这几十年中,德国目光短浅的臣僚和政党已经 错过了在中部非洲建立一个庞大殖民帝国的良机。32殖民地将在战争中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即使殖民地与德国本土之间失去陆路联系,无论如何都要阻止海上交通被切断。对殖民地的激烈争夺使地球表面强国势力范围内其余的可利用部分被迅速瓜分,结果,俄国和英国在伊朗(Persia)和渤海湾(GulfofChiLi),英国和法国在法绍达(Fashoda)、英国和德国在摩洛哥(Morocco),所有这些列强在中国的掠夺,都引起了巨大的摩擦。 各种危险的战争同盟正在形成,例如在法绍达(Fashoda)危机和日俄战争中,俄国和法国站在一边,英国和日本是另一方。每个地区都存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最终于1914年,战争以一种根本无任何意义的形式爆发了。这次世界大战是对德国的围攻,德国作为"中心帝国"受到整个世界的围困;这次战争是为解决重大而遥远的地区的问题,通过传统方法在德国土地上进行的战争,毫不顾及对象和地点,莫明其妙。如果能够促使俄国断绝与德国的和平关系,把俄国带到同盟国一边,那么战争将完全具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结局。依同盟国采取的方式来看,战争注定失败。像过去一样,今天的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问题也永远不可能通过像英国和俄国、日本与美国这种宿敌之间的联盟得到解决。 这次战争标志着以俾斯麦为新近代表的大外交的所有传统的终结。33在他之后的可怜的政治家之中,没有一个理解自己的任务和自己国家的历史地位。自此之后,不止一个政治家承认自己是在绞尽脑汁、束手无策的情况下被迫卷入事件进程的。这就是"欧洲"走向愚蠢透顶而尊严尽失的死亡的事实。 谁胜谁负到1918年便一目了然了。至少法国仍然无法摆脱自己的罪过,因为它不敢在道德上放弃获得作为一个大国的政治地位的最后的构想。那么,英国怎样呢?或者俄罗斯怎样呢?克莱斯特(Kleist)克莱斯特(1777-1811年),德国剧作家及短篇小说家。的短篇小说《决斗》(DerZweikampf)已经被提到世界历史的高度了吗?"欧洲"精疲力竭了吗?或者传统的力量一败涂地了吗?事实是,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已经形成,作为未来危机的前提,它在将来的某一天必然会以破坏性的力量登场。俄罗斯已经在道义上被亚洲征服,而大英帝国是否已经再次成为了欧洲的重心,这已经遭到质疑。此刻,"欧洲"的其余部分被置于亚洲和美洲--即俄罗斯和日本主导的东方与北美和英国主导的西方--之间,这个其余部分主要是德国,它站在古代的位置上,成为对抗"亚洲"的边疆;意大利,只要墨索里尼(Mussolini)在世,它就是一个强国,也许要在地中海获得成为一个真正世界大国所需的大型基地;法国,再次自立为欧洲的霸主,国际联盟和东南欧洲地区的国家是这些国家的政治体系。但这些完全可能,34或很有可能是渐渐逝去的现象。世界政治格局变幻无常,没有人能想象得到几十年后亚洲、非洲乃至美洲地区的局面会是什么样子。 梅特涅试图通过辞职和毫无创造性的举动来尽可能地使欧洲避开所谓的"混乱",这些努力都因为旨在维持现状而大打折扣。这与其说是欧洲均势国家体系的衰落,不如说是个别国家尊严(Staatshoheit)的丧失,国家体系这个概念对于今天的我们几乎失去了意义。今天我们认为的"秩序",以及在"自由"宪章中表达的秩序,不过是习以为常的无政府状态。我们称这样的秩序为民主政治、代议制政体、国民自治政府,但事实上这样的秩序仅仅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自觉而负责任的权威和政府--也就是说,这样的秩序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 高级文化阶段的人类历史是政治力量的历史。这种历史的形式就是战争。但和平也是这种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和平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延续着战争--企图以条约的形式摆脱或维持战争的结果。一个国家象征着一个民族集体为应对真正和潜在的战争而训练和建起的"良好状态"。 若这种"气势"非常高昂,国家便获得了赢得一场战争的价值,即只需展示将要投入的军队数量便可兵不血刃地赢取胜利。如果状态很糟糕,国家大概要在与其他列强的政治关系中不断遭受挫折。国家是纯粹的政治单位,一种展示力量的政治单位。国家不是与种族、语言或宗教结为一体的单位,而是凌驾于这些要素之上的。每当国家与这些要素重叠或交织在一起时,国家的力量通常会因为内在的矛盾冲突而衰退,但绝不会增强。只有确保对外政策的力量和一致性,对内政策才能存续;当二者追求各自不同的目标时,衰退便随之而来,而国家便会"偃旗息鼓"。 对一个"有生机"的国家而言,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它必须在自己的领导权、统治和权威中保有力量和一致性,否则国家就无法真正地运行。但无论为了存续,还是为了行动,国家和政府都要政令统一。18世纪的列强无不"充满活力",这种活力是被王朝的宫廷传统和社会传统严格地定义的,在一定程度上国家融为一体。礼仪与风度、交涉和谈判中遵守的礼貌只是美好社会显而易见的表现方式。英格兰也充满了这样的活力:它的岛国地位是国家某些重要特征的化身,而依照古代法建立起来的议会政体是最贵族化的且行之有效的处世方式。法国卷入了一场革命,不是因为"人民"反对专制--36专制早已不存在了,也不是因为国家的贫困与债务--因为这些情况在其他地方更为严重,而是因为权威正在瓦解。所有的革命都始于国家最高权力的衰微。一次街头暴动决不可能有这种效果;街头暴动只是一个结果。现代共和国不过是摧毁了一个已经自甘堕落的君主制罢了。 在19世纪,欧洲列强从王朝国家(dynasticstates)转变为民族国家(nationalstates)。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民族(nations)--也就是文明化的人群(peoples)--当然早已存在。况且,民族国家基本上与各个王朝权威所及的区域相一致。在歌德(Goethe)所讲的存在之观念的意义上,这些民族都是一种观念(idea):未认识到的和未被注意到的有意义的生命的内在形式是由所有的言行所启发的。但"民族"(lanation)一词在1789年的意义上是一个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理想,一种特别的政治图景,而不是社会的发展趋势。在这个浅薄的时代,没有人能区别二者。观念是反思的结果,在"获得"观念之前需要建构概念或命题。相应地,观念在短期内变成了一个口号,人们在使用的时候无需再深入地考虑它。另一方面,观念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即便有的话,使用者也很少真正地意识到这些言语的表述,对其他人而言,理想几乎无法用言语传递。这些观念一定要在预设的事件中被感受到,在真正的现实中被描绘。观念拒绝定义。希望和目标都与观念无关。观念是模糊的驱动力,37这样驱动力以超越个人存在的宿命式的和指导性的方式在人们的生命与激情中形成:于是有了罗马人的观念、十字军的观念和追求永恒的浮士德式观念。 真正的民族都是观念,即便今天也是如此。但自1789年以来,民族主义所宣扬的一切都被这样的事实表现出来了,即民族主义混淆了自己的母语和城市的书面语,那里的每个人都学习读写--因此,也混淆了报纸和手册的语言,报纸和手册向所有人宣讲民族的"权利"以及从某个民族那里传递来的迫切需要。与非常有活力的有机体类似,真正的民族有着高度复杂的内部结构,并通过内部结构的存在而构成某种秩序。但是,一个不受任何秩序约束并把所有秩序当作敌人的"民族"理解政治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而言,"民族"类似于群众(mass),民族就是一种没有固定形态、没有结构、没有规则、没有目标的事物。理性主义称这为"主权在民"。民族严重地忽略了农民阶级的成熟思想和感受,民族轻视真实的世俗生活中的生活方式和习俗,而这其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权威的尊崇。民族知道的不是尊敬,而只是从理论中衍生出来的原则,首先是为平民的"平等原则"的,用数量代替令人憎恨的品质,用数字代替令人垂涎的天赋。现代民族主义用群众取代了人民。民族是彻头彻尾的革命的和城市的产物。 民族"自治"是这类观念中最糟糕的一个。一个民族当然不能像军 队统率自己那样的自治--毫无疑问,民族不得不被统治,38并且,只要民族拥有健康的本能,就喜欢被统治。但这意味着某种相当不同的东西:广为流行的"代表"这一概念一开始就是每个这种运动的主导原则。自命为人民"代表"的那些人,会真正地做起人民的代表来,并如此推荐自己。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为民服务"的意向;他们打算驱使人民为他们服务,以达到他们多少有些肮脏的目标,为了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这多少有些危害。他们反对传统的力量,以便取而代之。他们反对国家秩序,因为这些秩序妨碍了他们自己的行为。他们反对任何类型的权威,因为他们不想向任何人负责,而只希望自己能免于所有的责任。 没有一部宪法包含这样的上诉法庭,即各政党可以不得不在上诉法庭面前为自己辩护。政党首先反对已慢慢地成长和成熟的国家文化模式,因为他们不能像在18世纪的美好社会中那样占有文化模式,因为国家文化模式是一种迫在眉睫的模式--此文化模式不是为了文明人的。因此,我们才明白,本世纪的"民主制"--不是模式,而是在各种意义上作为一个原则的宪政式的无政府状态--代议制政体和共和政体都是对各种权威的否定。 因此,欧洲国家越是被"进步地"统治,就越一如既往地处于混乱之中。正是这种混乱驱使梅特涅反对民主制而置民主制的发展趋势于不顾。解放战争的浪漫主义模式和39巴士底暴民(Bastillestormers)的理性主义模式--二者在1848年结合--对所有革新都持保守主义态度。自那以后,各国纷纷成立政党;这样,来路不明且德性更令人怀疑的政客与唯心主义者纷纷涌现:记者、宣传家、金融家、御用文人、政党代理人。他们受各自代表的利益的支配。元首和部长们总要对某些人负责,要是对民意负责就好了。只是这些群体不向任何人负责。原本是舆论喉舌的报纸,很久以前就开始服务于自己的资助人了;曾经作为民意表达渠道的选举,现在是胜利的政党在背后用巨资来控制的选择。然而,如果还存在着某种权威的国家秩序,或恪尽职守的统治,那么它还是18世纪以君主制的形式继续着的政治秩序的残余。这种君主制是军官团体(officercorps)和外交传统的宪政君主制。英国则保留着古老的议会制(特别是在上议院)和两党制。国家而非国会成功形成的所有制度都归诸于这些残余。如果俾斯麦未能依赖于他的国王,那么他应该已经果断地屈服于民主制了。国会是热衷于政治的人们的竞技场,这些人满怀猜疑和仇恨地看待这些传统力量。他们在原则上肆无忌惮、毫不考虑后果地与传统对抗。40因此,无论在哪里,国内政策都是富有经验的政治家的领域,这却与国内政策的重要性完全不符,浪费着他们的时间和力量,使他们忘记了--并希望忘记--政治家身份的本来含义,对外政策也是如此。目前的这种状况就是无政府主义的芭蕾舞表演,后者被当作民主制,这种民主制通过政治的、平民的理性主义方式摧毁了君主制国家的统治,并走向未来的专制主义。在我们时代的独裁趋势中,这种专制政治的苗头已经出现了,独裁注定要在历史传统的废墟之上掌握无限权威。 国家权威衰落的最重要标志之一是在19世纪经济开始被认为比政治更为重要。没有几个与现在的决策密切相关的人会否认这一点。政治力量不仅被视为公共生活的一个基本要素,而且政治力量的首要任务--如果不是唯一任务的话--是为国家经济服务,国家还被期待完全接受这种经济的要求和观点。简言之,政治力量由经济领导者来控制。这就是目前广泛存在的情况,其结果可能在当代历史中读到。 的确,政治和经济不能在一个国家的生活中被截然分开,因为它们是同一个生命体的两个方面(这一点必须再三重申)。41但政治和经济需要在一个容器的载货数量和货运的目的地等方面互相配合。在船上,掌握优先权的是船长,而不是携带货物的商人。如果经济领袖是更为强大的因素的印象在今天流行的话,这是因为政治领袖已经蜕变为各立山头的游击队长,根本配不上领袖之名。结果,经济领袖在这种反衬下突显出来。但当一场地震之后,一座房子在废墟里屹立不倒时,此房子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了。历史上,当政治在"良好状态"下运行时,当没有骚乱或革命时,经济领袖从来都不是作决定的人。经济领袖主动去适应政治目标,用自己手中掌握的资源为政治目标提供服务。没有强大有力的政治,就绝不会有健康的经济体系,虽然唯物主义的理论讲授的正与此相反。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AdamSmith)将经济实体比作真正的人类生命,把获取利润比作历史的意义,并习惯于把政治家描述成危险的动物;然而,恰恰是英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不是因为有了商人和工厂主,而是因为有了像皮特父子(twoPitts)老皮特(PitttheElder,1708-1778年),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时曾指挥其国内战事。小皮特(PitttheYounger,1759年-1806年),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1783-1801年,1804-1806年)。这样真正的政治家,在他们宏伟的外交政策推行过程中,却经常受到短视的经济学家们的激烈反对。他们也是纯粹的政治家。他们与拿破仑展开持续的对抗,直到财政几近崩溃,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是下一年度的财政平衡--42我们今天政治视野的正常底线--更深远的事情。但目前的情况是,我们主要的政治家无法各司其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自己关心的事情感兴趣,并准许商业强有力地干涉重要决策。然而,这种商业是有着广阔内涵的商业:不仅包括有或没有政党庇护的银行和公司,还涉及处理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等问题的工人政党。工人政党是银行和公司的逻辑结果,在每个经济体系中处于悲惨的一方,工人政党都尽力确保自己的安全。这首次在1789年的吉伦特派中出现,他们想要使富裕的资产阶级的商业利益为国家权力所用,后来资产阶级的国王路易·菲力普(LouisPhilippe)在很大程度上将这变成了现实。恶名远扬的格言"致富"(Enrichissezvous)也进入了政治道德领域。此格言由于通俗易懂而广受欢迎,不仅受到贸易、商业以及政治家自己的追捧,也得到工薪阶层的响应。当时(即1848年)人们都利用国家权威的衰落谋求自己的利益。此刻的经济趋势变成了本世纪革命当中典型的掩人耳目的所谓民主制的最高点。民主制定期地表现出来:站在群众的角度,通过投票进行对抗或设立障碍,重组内阁,代表人民的一方投票否决预算。这就是英国的情况:43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贸易理论被工会用在一种叫做"劳动力"的商品上,并最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得到理论化的阐述。于是,政治被经济彻底地废黜,政府被会计室(countinghouse)取代,外交家被贸易工会领袖取代;正是这种状况而不是世界大战,埋下了经济危机的种子。这种总体的破坏性经济萧条完完全全是国家权力衰落的结果。 然而,本世纪也许已经从历史经验中获得了警示。没有一个富有政治野心的政府的支持,任何经济实体都无法真正实现自身的目标。将维京人(Vikings)的"抢劫"与西方世界控制制海权相提并论,是完全错误的。很明显,西方世界力图得到的是战利品--无论是以土地和人口的形式,还是以财富的形式,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维京人的舰队本身就是一个国家,远航的计划、统帅和策略都是纯粹的政治。当船只聚集成舰队,国家便以舰队的力量为基础而建立--在舰队背后也有最明显的权威,就像在诺曼底、英格兰和西西里那样。维京人又称"诺曼人",属于8-11世纪自北欧日德兰半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原住地向欧洲大陆各国进行掠夺性和商业性远征的日耳曼人。其中在不列颠群岛、西欧、南欧等地定居的诺曼人很快被当地居民同化,在法国西北部建立诺曼底公国,并于1066年在英格兰建立诺曼底王朝,同时又在意大利南部建立西西里王国。如果德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强国,那么德国的汉萨同盟应该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当这个强大的城市联盟解体之时--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没有人将保护这个联盟作为德国政府的一项义务--德国便不再是西方世界经济联盟中的成员了。德国到19世纪才恢复到应有的地位,不是通过私人企业,44而只是通过俾斯麦的政治功业,正是后者激发了德国经济体系的帝国主义进步。 海洋帝国主义(Maritimeimperialism)作为渴求无限的浮士德精神的表达,自1453年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在政治上阻断通向亚洲的商路之时,就开始形成雏形。这是葡萄牙人探索通向东印度群岛的海外贸易线路,也是西班牙人发现美洲的深层动机。自此以后,强国周期性地出现。个人的主要动机无疑是野心及对冒险的热衷、对战斗和危险的热爱和对黄金的渴求--当然不仅仅指"有利可图的买卖"。被发现的国家将被征服和统治;这些国家被用于加强欧洲联盟中哈布斯堡(Habsburgs)家族的权力。一个帝国傲视四海的视野是一种政治视野,是卓越的政治领导的结果,而此视野只是寻求经济回报的领域。英国也同样赢得了霸主地位--不是通过她的经济实力(这在最初的时候并不存在),而是通过托利党(Tory)和辉格党(Whig)之流的贵族阶层的英明统治。英国是通过战争而不是簿记法与投机交易赢得的财富。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人尽管有"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和语言,在实践中却成了欧洲最保守的人;也就是在保留全部以往权力格局意义上的保守主义,甚至是要保留最细小礼仪细节的保守主义,尽管英国人可能对保守主义者不屑一顾,甚至公开嘲讽他们。只要没有更强大的新格局出现,所有传统的东西都会继续保持下去:45两党制,是政府与国会在决策时相互分离的模式,上议院和君主制作为危机形势中的制动因素(brakingelements)的制度。这种本能一次又一次地挽救了英国,如果这种本能现在消失就意味着失败,不仅是世界政治方面的失败,还是世界经济方面的失败。米拉波、塔列朗塔列朗(1754-1820年),拿破仑帝国的瘸腿外交部长,以在政治上左右逢源著称。1788年任奥顿区主教。、梅特涅和惠灵顿都不懂经济。毫无疑问,他们找到了其中的借口--但如果经济专家取代他们试着支配政治,那将会多糟糕啊!一旦帝国主义落入工于算计、唯利是图的商人手中,它便不再是高级政治,会立即从经济统治阶级的利益水平线沉没到现实劳动者的阶级战争中,于是,庞大的经济体系被撕裂,并且强国被摧毁、被推入深渊。 自1789年以来发生的"民族"革命的各种表现中,19世纪的常备军的影响最为深远。王朝国家的职业化军队被以普遍兵役制为基础的规模化军队代替。这基本上是雅各宾派的理想。1792年实行的普遍兵役制体现了作为群体(mass)的民族,与稳定有序的古代民族相比,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组织而成的。但人权的热心家们不久便发现,这些身着制服的群体的野蛮进攻产生了某些非常意外的事物:46在危险、征服和胜利中的那种声威显赫、野蛮而又十分不合情理的愉悦。野蛮进攻是健康种族本能的遗迹,是日耳曼民族的英雄主义在这些国家留下的痕迹。血液再次战胜了心灵。一个武装起来的民族追求理想的理论激情有完全不同的、更自觉的、更理性的目标,而不是抛弃这些自然的动力,就像德国解放战争期间--特别是在解放战争之后的时期那样。这导致了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这些军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们认为这些军队为未来的国家提供了一种模式,在这个未来国家里所有阶级、财产和能力的差异都以某种方式清除掉了。这是1813年的很多志愿兵内心的想法,同样也是"青年德意志"文学青年--海涅(Heine)、赫尔韦格(Herwegh)、弗赖利格拉特(Freiligrath)赫尔韦格(1817-1875年),德国的诗人和革命家。弗赖利格拉特(1810-1876年),德国诗人。--和保罗教堂(Paulskirche)6的一些人,如乌兰(Uhland)乌兰(1787-1862年),德国诗人。等人的想法。这种人为的平等原则对他们来说具有决定意义。信仰雅恩(Jahn)、阿仑特(Arnde)思想烙印的人没有这种1792年9月大屠杀1792年9月2日至5日期间,数千名犯人和"嫌疑分子"被集体屠杀,其中多数为拒绝宣誓的神父,这一暴行标志着法国大革命完全侧滑进恐怖的深渊。9月22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中的观念,即平等的第一要义是高喊"祖国万岁"。 他们也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他们民歌中的浪漫主义只是在吟唱着普通士兵的英雄主义,但这些军队(首先在军人职业中是非专业军人)的内在价值、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纪律、他们的训练,都依靠军官团体的素质,这些军官的能力全都得归因于19世纪的传统。47对雅各宾派而言,从道德上来讲,军队的价值恰恰与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的军官的价值一样大。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承认,假使把他的巨额战争物资配备给像奥地利那样的军官队伍,他绝不会战败,因为那样的军官团体仍然保留着忠诚、荣誉和沉默的自律(silentselfdiscipline)。一旦负责指挥的军官变得优柔寡断、摇摆不定--或自暴自弃,就像在1918年那样--就连最勇猛的军团也会当场变成一群懦夫和废物。 倘若欧洲的权力格局迅速瓦解,那么这种权力的工具能支撑这种局面实在是一个奇迹。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庞大的军队是19世纪最保守的因素。正是军队,而不是那些虚弱的君主、贵族或教会,支撑着国家权力形式,并使之能应付自由主义的无政府趋势。"在这片废墟中会出现什么",梅特涅7在1849年写道:"我们不得而知。不仅在奥地利,甚至在整个危机四伏的欧洲,一种力量因素已经兴起。这个因素被称为常备军。不幸的是,常备军只是一个保守的因素,而非一个有创造力的因素,常备军缺乏创造性。"的确,军官团体的严谨理念在整体上--即在普通士兵受到训练的水平上--是这一切的基础。在1848年及其以后发生的地方暴动和叛乱中,失败的责任总是可以追踪到军官的道德败坏上。48自称为政治统帅的人,依照自己身上的军衔来做出政治家一样的决策与行动,这样的人一直存在--在西班牙和法兰西以及普鲁士和奥地利--但作为一个整体,军官团体总是无法坚持自己的政见。在1830年、1848年和1870年,坚守阵地的,正是军队,而不是嘉奖军队的那些人。 也正是军队阻止了1870年以来的战争,因为害怕军队不可预计的后果,所以没有人敢将这种强大的力量发动起来。因此,1870年至1914年间,一反常态的和平使我们不能看清真正的形势。8直接的战争被以稳步增长的战争储备、军队和技术发明等间接战争所取代:这种战争有着类似的胜利与失败以及短命的和平条约。9但这种变相的战争状态以有着庞大工业体系的国家所积聚的国民财富为先决条件--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财富便表现为资本,资本实际上是基于工业体系的--而这个体系的生存要有所有工业所不能或缺的煤的供应。10发动战争需要金钱,战备需要更多的金钱。因此,工业主义实质上变成了一种武器。工业主义越有生产能力,越有把握取得胜利。49每个熔炉、每个机床车间都在增加着战争储备。经济繁荣的前景越来越多地依靠无限物质消费的可能性--首要的是军需品。这种事实只是慢慢地为人们所熟知。1871年的和谈中,俾斯麦仍然将全部重点放在像梅茨(Metz)和贝尔福特(Belfort)这样的战略要地上,一点也没有注重洛林(Lorraine)矿区。但只要经济与战争、煤与加农炮之间的整体关系变成现实,便先出现一场剧变:一个强大的经济体系开始被认为是战争的最重要前提;现在,最紧要的事情是,大炮马上开始被用于获取煤炭。11作为概念的国家的衰落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急不可耐地实行代议制政体。经济体系--从托拉斯到行业工会--开始通过自己的选票在制定和影响外交政策的目标和手段中发挥作用。殖民地和海外政策演变为对工业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产地的争夺,而石油在这些原料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石油开始威胁到--不,是驱逐了--煤炭。没有石油,柴油机、汽车、飞机和潜水艇都无法运转。 我们在海战战备中看到了同样的趋势。12美国内战开始时,武装商船事实上可与当代的军舰相提并论。三年后,装甲船成为海洋霸主。50这些海船被以极快的速度建造出来,并发展出更大、更强的型号,几年之内便淘汰其中的一部分。这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海上堡垒,这些巨大的机器,因其对煤炭的需要量而更加依靠沿海基地。在海洋与陆地之间的古老竞争开始在某种意义上向陆地倾斜。谁拥有作为码头和物资储备的海军基地,谁就可以支配海洋,不管船队的规模如何。"统治大不列颠"(RuleBritannia)英国的第二国歌。的最终手段是英格兰依靠殖民地的财富,这是发展舰队的结果,而不是相反。这就是直布罗陀(Gibraltar)、马耳他(Malta)、亚丁(Aden)、新加坡(Singapore)、百慕大群岛(Bermudas)和许许多多其他战略基地的重要性所在。海上决战的意义被忽略。将敌人的船队与海岸间的道路切断,使之孤立无援,即可击溃此舰队。总参谋部从没有制订过海战计划,没有一个决定是最终通过炮舰的厮杀来解决的。关于无畏舰的价值,一直存在理论上的争论,这是因为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建造了这种类型的战舰,但还没有在战争中检验其威力。在世界大战中,军舰也静静地停泊在海港里,就像它们不存在一样。即使斯卡格拉克(Skagerrack)(即日德兰)之战也只是一个意外,英国舰队在开战以后尽可能逃避。的确,过去的五十年,几乎没有大型战舰退役,如此陈旧的战舰互相开火没有任何意义。51今天,空军的发展,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疑惑,即装甲战舰是否需要退出历史。海盗战争也许是唯一遗留下来的海战。 世界大战期间,陆地上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在兵员征召和武器制造上都达到了极限的各国集团军,与确实"报废了"的海军舰队相反,都消耗在战壕里。在战壕中对德国的围攻一直是进攻和突围,直到投降。数量战胜了质量,机械战胜了肉体。大量为拿破仑采用的那种灵活性策略已经消失,特别是在1805年的战役中,拿破仑带领军队在几周之内穿过乌尔姆(Ulm)到达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乌尔姆,是德国南部的一座城市,拿破仑于1805年在此地击败奥地利军队。奥斯特利茨,是捷克斯洛伐克南部的城镇。1805年12月,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附近决定性地击败了俄奥联军。,而美国在1861-1865年间用铁路进一步提高了这种流动性。没有使德国能够在东线和西线间调动全军的铁路,世界大战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局面和这样持续的时间。 在世界历史中,突然提高的机动性导致了两次真正的战争革命:一次战争革命发生于公元前1000年以后的最初几个世纪,当时多瑙河与阿穆尔河(Amur)之间广阔的平原上的一些地方出现了骑乘马。骑兵的 机动性远远胜过步兵。1352骑兵可以自由出没,而不为敌人留下任何进攻或追赶的机会。从大西洋到太平洋,那些将骑兵配备给他们的步兵团的国家都在枉费心机,因为这样会妨碍马儿的自由奔跑。罗马人、中国人用城墙和护城河保卫自己的国家,那也是徒劳。(中国的长城横穿半个亚洲,而古罗马在叙利亚-阿拉伯沙漠修建的城墙刚刚被发现。)中国、印度、罗马、阿拉伯以及西方国家里,这些城墙后面居住着的农业人口不可能在遭受突然袭击后快速组织军队进行抵抗,在无助的恐惧中再三地屈服于帕提亚人(Parthians)、匈奴人(Huns)、塞西安人(Scythians)、蒙古人以及土耳其人。农民与马背上的生活似乎在精神上是互不相容的。这种骑兵的无比速度也保证了成吉思汗(GenghisKhan)军队的胜利。 在我们的时代,经历了另一次战争革命--浮士德技术(Faustiantechnics)的"马力"代替了马匹。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欧诸国古老而世界闻名的骑兵团比其他任何军队都值得接受骑士制度那种敢作敢为、英雄主义的傲人光环。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是陆地上真正的维京人。他们越来越成为真正职业的代表和士兵们的生命,普通步兵则要等而下之。这在将来会发生变化。飞机与坦克群取代了骑兵的位置。53从有机体的可能极限转变到非有机体的机械--但只是单个的机械--的可能极限,机动性进一步加强,然而,与战壕里机械化的连续炮火不同,这种机动性代表着个人英雄主义的隆重开幕。 比这种规模与机动性之间的取舍更有意义的是,另一个因素介入了常备军的命运当中,并不可避免地对19世纪普遍兵役制原则带来了严重影响。权威的衰微,国家政党的轮换--总之,越来越陷入无政府状态--一直持续到1914年,那时兵员短缺状况才告结束。只要仍然由军官团体来训练这个迅速变化的人群,就会保留着军队的荣誉、忠诚和绝对的顺从以及腓特烈大帝、拿破仑、惠灵顿精神的道德价值--它属于18世纪--和骑士时代的生命观。当匆匆训练出的年轻军官被派往已经经历多年战事的古老的军队中时,这一根本的稳定性因素在战争中第一次被动摇。1870年到1914年的长期和平再次中断,必然伴有国家"形式"上的积累性衰退。普通士兵,包括低级军官在内(他们自下而上地看这个世界,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职业获得领导者的地位,而是为满足一个过时的需要),开始形成自己的政治观。毫无疑问,这种观念是从外国进口的,或者从敌人那里或者通过自己国家内的激进党派的宣传和瓦解活动得到的,54与这种观念相伴而来的是驱使士兵们去谋划行动之方法的冲动。无政府状态最终出现在军队中,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可以抑制无政府状态的制度。战后,无政府状态继续在和平时期常备军的营房里发挥影响。而且,与职业政客和激进党派的领袖一样,普通人四十多年来恐惧并夸大了现代军队对外国军队和起义军带来的未知后果,因此甚至几乎不考虑抑制现代军队的可能性。14社会民主党人早在大战之前就放弃了革命的念头--革命在他们的计划中仅仅是一个措词而已--而且一个连就足以控制几千冲动的平民。但世界大战证明,在巷战中即使用上威力强大的重型火炮,我们石头建构的城市也同样表现得坚不可摧。正规军失去了革命时期那种所向披靡的光环。如今应征入伍的士兵已与战前的士兵有着根本不同的观念。结果,士兵丧失了自己只是控制武器之物的意识。我很疑惑,例如在法国,为对付一个险恶的敌人而发起的总动员是否会得到完全执行。如果群众拒绝应征入伍,那将会发生什么?在不知道法国的道德败坏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哪些人可以依靠的时候,这样的军队有什么价值?这就是1792年开始实施的普遍征兵制带来的后果。55当时,在全国战争狂热的推动之下,人们开始招募职业性的志愿军,志愿军聚集在一些有名望的领导者周围,或为一些伟大的目标而群情激昂。在所有的文化中,例如,就马略之后职业化的雇佣军替换招募的罗马农民军的结果而言,雇佣军已成为通往专制的必经之路。雇佣军本质上是一种对遗留的、与生俱来的种族特质、原始权力意志的本能反抗,是对金钱和知识的物质力量、无政府主义理论和剥削他们的投机行为--从民主制走向财阀政治的方式--的对抗。15 自18世纪末以来,这些唯物主义的平民力量十分合乎逻辑地采取其他更接近于他们思考和行动方式的斗争手段。陆军和海军都越来越远离单纯的国家目标而只服从于个别集团的商业目标--所谓的"鸦片战争"就是其最明显的说明,在"和平"时期足以导致战争胜利和签订和平和约的经济战争手段已经出现,而战争胜利与和约都是为了纯粹的经济目的。可以想象得到,像老毛奇(Moltke)一样真正的军人定会藐视这些方法,并且必定会低估这些方法的效果。军人更多地求助于"现代"政治家,而后者基于自己的教养与素质首先考虑经济方面的手段,其后才(可能)是政治方面的手段。56代议制政体的政府当局越来越涣散,这给想在这个方面利用政府权力的组织提供了机会。首要的是,到19世纪中期,英国已经成为一个"店主之国",敌国不是通过军队来推翻它,而是通过经济的竞争手段来摧毁它,同时还继续使自己作英国产品的购买者。这就是自罗伯特·皮尔(RobertPeel)罗伯特·皮尔(1788-1850年),英国政治家。以来自由贸易的"自由"帝国主义意图。拿破仑想到的大陆封锁政策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手段,因为他没有其他可资利用的手段与英国对抗。在欧洲大陆上,他只是创造了新式王朝,而皮特正在远方的陆地上开拓贸易与种植园殖民地。然而,1914年的战争是因为英国的利益,而不是法国的利益,更不是比利时的利益。要不是周末的缘故,这次战争差点要废掉德国--作为英国在经济上的一个竞争对手,如果可能的话,那就是永久性地摧毁德国。1916年,与军事战争一起开始的是系统的经济战,当军事手段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的时候,战争目标越来越指向经济战斗这个方向。《凡尔赛条约》无意于创造和平局面,而是要以这种条约的方式结成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新的需要和手段得到保证的力量关系。接下来的事务便是交接殖民地与商船船队,没收银行债券、全国的财产和执照,分割上西里西亚地区(UpperSilesia)和萨尔区之类的工业区,建立共和国--人们预测(当然是正确的)德国的工业可能会被工会力量摧毁,最后是战争赔偿,57至少英国认为战争赔偿不是最后的补偿,而是作为加在德国工业身上的永久性负担,直到德国工业崩溃为止。 但与主宰条约的国家的期望截然相反的是,我们积极地加入了一种刚出现的新式经济战,此经济战是导致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世界权力格局已经因美国的强大和其巨额资本以及新式俄罗斯帝国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手和手段也变化了。现今使用经济武器的战争(这在将来可能导致另一场世界大战),在五年计划中表现出的布尔什维主义经济攻势中产生了全新的形式;美元和法郎攻击英镑;通过外汇市场加剧一国的通货膨胀,从而摧毁整个国家的财政来源;经济体制的专制可能持续到与敌对国家断绝贸易往来的程度,随即整个经济体系和大国生存所需的物资贸易也被禁止;道威斯-杨格计划代表了财团欲使所有政府强制劳动力任由其驱使的企图。这一切的现实原因是本民族生命的获得必须以破坏其他民族的生命为代价。经济手段在即将倾覆的船上挣扎。当所有其他手段都用尽时,最古老、最原始的军事手段便再次登场了。58军事强国将迫使弱国放弃经济防御,投降并消失:大炮成为比煤炭更强大的最后手段。没有人知道这场经济战争将怎样结束,但肯定的是,这场经济战争最后会求助于将历史权利作为权威的国家,而国家以自愿的、因此是可靠的和训练有素、高度机动的军队为基础,这种军事战争会使经济退回到适合自己的次要位置上。 62正如中国北方的满族和土库曼人那样,真正的俄罗斯人在其生命体验中仍然是游牧民族式的。17俄罗斯人的家不在村庄,广阔无垠的平原才是他亲爱的俄罗斯母亲。这种无限宽广的土地的灵魂驱使他毫无目标地四处游荡。"意志"是这里缺少的东西。德国人生命体验中有赢得胜利的目标,哪怕是一块远方的陆地、一个问题的解决、一位神灵、权力、名望或财富,但这里农民家庭、技工和劳工从一个地区迁到另一个地区、从一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不是因为必须如此,而是受到一种隐藏的欲望所驱使。俄国并没有一种强制性的手段成功地阻止这种行为,虽然俄国已不可能培养出一群训练有素的与他们的工作关系密切的劳动者--事实上,按西欧模式建立并维持其经济体系的企图注定要失败。 作为一个理想,已经有无数人为它牺牲,更多的人则被迫忍受着饥饿与贫穷,但布尔什维主义的蓝图真的一直得到认真地对待了吗?63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有效的保卫受压迫人民的手段--首要的是农民--和向可恨的俄国之外的世界发动进攻的武器,在俄国被推翻之前,能将其瓦解吗?18显然,即便有一天按大国政治的要求而抛弃布尔什维主义的章程,这里也不会出现令人吃惊的变化。 除了在宣传中鼓动战争以外,这个大国不会向西方或东方发动任何对外战争。整个体系过于造作,因为它仍然带着从圣彼得堡有文化的底层社会继承来的西欧理性主义的特征。这个大国不会转败为胜,因为它甚至不能坚持到胜利;如果遇到一场胜利,莫斯科的老爷们也可能一败涂地,苏俄则被其他的俄罗斯人占领,而它的统治集团可能遭到屠杀。64俄国人在中国东北的姿态和与西方签定的互不侵犯条约都在明确地表明,俄国在任何环境下都力求避免军事争端的决心。俄国人还有其他的手段,如经济上消灭敌人,但首先是革命--不是作为一个理想的目标,而是作为一种武器,像英国和法国在1918年用它来抵抗德国一样--其危险性较低且更行之有效。 相反,日本占据着一个很重要的地理位置。日本几乎不能由海路攻破,因为日本由一连串的岛屿组成,各个岛屿之间狭窄海峡的安全可以通过雷区、潜艇和飞机得到保证,以致外国舰队无法进入中国海。而且,日本已经在中国东北占据了一块陆地。中国东北在经济上有极大的重要性(中国东北的大豆已经使南太平洋和西非地区的椰子和油棕无利可图),而此地区的人口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19况且,此地区最后的边界还没有固定下来。布尔什维克采取军事手段对抗大国力量变化的企图将导致对海参崴等地的占领。唯一有实际抑制作用的是中国的革命65。像印度或中国那样古老的"农业"(Fellaheen)民族20很难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这些古老民族可以更换自己的统治者,将他赶走--像英国人退出印度那样--但又不得不屈从于另一个统治者。这些民族永远不会再次产生出一种他们自己的政治存在形式。因为这些民族太古老、太僵化了。这些民族现在的革命形式以及目标--自由、平等、议会、共和国、共产主义等等--大多是从西欧和莫斯科进口的。这些民族是西方大国争夺的目标和战争资源,他们的国家是外国人决战的战场,虽然他们会恰好因此而大获全胜,即使是暂时的胜利也很重要。 俄罗斯和日本毋庸置疑地将目光锁定在这些民族的潜在用途上,正暗中通过"白人"既不知道也未见过的手段进行操作。但今天的日本真的会像日俄战争中那样坚不可摧吗?那时的日本由古老而傲慢、尊贵又勇敢的武士阶层进行统治。然而,今天人们听到的是日本的激进分子、罢工、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和被谋杀的大臣。此刻,太平洋上的争夺正进入决定性阶段,这个已经走过了生命鼎盛时期的辉煌国家,66被白人国家的民主主义者和革命者破坏了吗?如果日本原有的攻击能力威力不减,而且其海洋战略位置无与伦比,日本就能对付任何敌人的联合。但这里谁会被认定为敌人呢?当然不是俄罗斯,也不会是西欧诸国。这些国家的政治地位大不如前,再没有一个像这个转折这样如此清晰可辨了。太平洋问题一度是一个欧洲问题。此刻,连英国也不会冒险去开发新加坡,那可是数十年前就规划好的。新加坡应当是亚洲局势复杂化之时英国海军的大型基地,但现在的问题是:一旦法国从陆路穿越印度斯坦,英国能与日本和法国抗衡吗?另外,如果英国在这些海洋中退出自己以前的位置,必将使澳大利亚置于日本的压力之下,这块大陆将必定离开帝国,转而投入美国的怀抱。美国是唯一的真正对手,虽然占有巴拿马运河,但美国目前的海军又有多强大呢?作为与日本对抗的海军基地,旧金山与夏威夷之间的距离过远。菲律宾群岛几乎无法占领,日本很可能已经同拉丁美洲结成对抗美国的联盟,67拉丁美洲的重要性并未因没有提及而有丝毫减少。 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有前途的大国吗?1914年之前,浅薄的观察家在对这个国家观察了一两周的时间后,谈起由浅薄的暴民组成的西欧各国的无限可能和战后"社会"时,对远比我们"强健"而年轻的美国充满了无限向往--不,美国实在是我们效仿的典型。但持久的格局记录和美元无法替代美国人民应有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深度;运动(sport)不必为种族公正所困,商业智慧亦不为精神与心灵所扰。什么是"不折不扣的美国精神"?是一个与底层社会看齐的群体实在,一个原始的姿态,还是一个未来的承诺? 众所周知,美国迄今为止既不是一个民族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State)。这是命运打击的结果,还是因为它是殖民地这一事实所决定的精神历史的丧失与死亡所致?美国不会像英国人那样谈论国家或祖国,而是说"这个国家(country)"。事实上,这是因为美国有广阔的疆域和利欲熏心的人口,他们在追名逐利中四处漂荡,肆无忌惮又放荡不羁;还因为该国的法律只为那些不够狡猾或没有强大到无视法律的人而设立。 美国与布尔什维主义俄国远不止于形似。68两个国家同样幅员辽阔,这首先排除了入侵者成功入侵的任何可能,结果排除了真正的国家危险的遭遇;其次,因国家可有可无,从而使任何真正的政治观的出现成为泡影。生命因专注于经济生活而缺乏深度,这因为没有蕴涵丝毫的历史性悲剧、缺少用几个世纪扩展并提炼的西方人的灵魂的命运而变得更为严重。他们的宗教原本是一种严格的清教,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义务性的表演,而战争则成为一种新奇的运动(sport)。那里有同俄国一样的专政(专政无疑是由社会而非某个政党所强加的),专政影响着一切--调情和教堂礼拜、鞋子和口红、舞会和流行小说、思想、食品和娱乐--在西方世界这些都统统交由个人来处理。人们眼中的美国人有标准化的典范,首要的是美国女性的身体、衣着和心理;像在莫斯科一样,在纽约,这种典范的任何偏离或公开批评都会招致公众的指责。最后,那里有俄国式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m)或者国家资本主义(Statecapitalism),其代表是大型托拉斯,托拉斯像俄国的经济管理部门那样进行系统地标准化管理,并操纵着生产和销售的每个环节。托拉斯在两个国家都是真正的主宰。托拉斯是浮士德式的权力意志,只是从有机增长转化为无情的机械化。69金元帝国主义(Dollarimperialism)在整个美洲蔓延,远至圣地亚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金元帝国主义试图在这些地区暗中破坏并根除西欧(首先是英国的)贸易,这种通过掌握政治权力来控制经济趋势的金元帝国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帝国主义完全一致。布尔什维主义的座右铭是"让亚洲成为亚洲人的亚洲",这在原则上也与现在基于美国的经济实力而使所谓的拉丁美洲成为所有美洲人的美洲的门罗主义相呼应。这是建立像古巴和巴拿马一样的"独立"共和国,干预尼加拉瓜,用美元的力量推翻不与人方便的所有拉丁美洲总统的终极意义。 但是,这种建立在纯粹经济基础之上、不受国家和法律约束的"自由",也有负面影响。美国已经崛起为一个比英国更加强大的控制着两大洋的海洋大国。美国有自己的殖民地:菲律宾群岛、夏威夷和西印度群岛。商业的利益和英国的鼓动使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越陷越深,最后终于参战。但美国已然成为国际政治的领导者,无论愿意与否,美国此刻要么学习依照国家战略去制定与实施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要么以目前的状态从国际政治舞台上消失。美国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可走了。"美国佬"能胜任这项艰难的任务吗?它是代表一种牢不可破的生命,还是体现在身体、心理和道德上的一种时尚?而且,70在这个国家,还有多少居民本质上不属于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类型的人?除了黑人,战前二十年间的移民便属于此类,包括--仅仅一小部分德国人、英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至少1500万的波兰人、俄国人、捷克人、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南洋华人(EasternJews)EasternJews即"东方的犹太人",是对南洋地区华人的贬称。、希腊人,以及小亚细亚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没有融入美国精神,却形成了一种各不相同的、保留着原有文化和精神家园的芝加哥工人阶级。他们也渴望无限制的经济战争,但对美国怀有一种不同的观念。 的确,美国没有共产党。但俄国的共产党也不是沙皇统治下以选举为目的的组织。每个国家都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强大的底层社会,这个底层社会怀着对权力的强烈渴望,运用自己的破坏手段和经营方法,即在行政组织和军队中盛行的贪污腐化,摇身一变成为社会中的暴发户--特别是酒精走私极大地加深了政治腐化与社会堕落。这个社会底层与职业犯罪群体同流合污,又与三K党的秘密组织、黑人以及所有从欧洲过来的人渣组成的秘密社团沆瀣一气,这个社会组织拥有一些非常有效率的组织,肯定会像意大利的克莫拉(Camorra)克莫拉是1820年前后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区的一个秘密社团,1911年被取缔。、西班牙的游击队、俄国1917年前的虚无主义者及其后的契卡(Cheka)契卡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1917-1922年)的俄语缩写的音译。一样长盛不衰。71私刑、诱拐和暗杀、谋杀、抢劫以及纵火都是政治经济宣传活动中屡试不爽的手段。幅员辽阔而人烟稀少的地区的革命在形式上与西欧城市必然有所不同。拉丁美洲革命不断地证明这一点。这里没有一个强权国家是由一支有着古老传统的军队推翻的,但也没有一个国家能靠对其存在的遵从来捍卫既定的秩序。所谓的"政府"(government)在这里会很轻易地突然垮掉。即使在世界大战之前,托拉斯也经常使用他们的要塞和机枪在罢工中保卫自己的事业。在这片"自由的沃土"上只有自由人的坚定信念才能拯救自己--随身携带枪支是美国人的发明--但这种自卫方式对那些有产者和其他一切人都同样有效。不久前,爱荷华州的农民围攻了几个城镇,并扬言:如果这些城镇不以合适的价格购买他们的农产品,城镇的粮食供应将被切断。近些年来,谁要把"革命"一词与这个国家联系起来,谁就被骂作白痴。这种观念到现在仍然很适用。当失业群体--我需要强调一下,其中的大多数人不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在失去救助来源而又得不依靠政府的帮助之时,因为没有能对这些贫困中的人们进行准确而诚实地统计并对他们进行管理的组织化的政府,他们会干什么呢?他们会转而依靠自己的拳头和他们之间共享的经济利益吗?72利欲熏心的并有知识的上层阶级在这种危险面前,会展现其建立真正政府的那种沉睡着的道德力量并为此牺牲财富和生命的精神觉悟,而不是现在这样将战争当作攫取财富的手段吗?或者个别地区的特殊经济利益得到过分强调,并像1861年以前那样,导致国家分裂为东北部工业区、美国中西部农业区、南方黑人国家、落基山脉以西地区等不同的州吗? 除了只想在东亚和澳大利亚不受干扰地实施自己帝国主义蓝图的日本,只有一个大国将无所作为,不想为这种蜕化做出任何牺牲,它就是英国。英国以前有过这样的举动,恰恰在1862-1864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只是没有在名义上宣战而已。那时,南方政府的军舰和私掠船都是在英国港口建造或购自英国。这些军舰装备着欧式武器,并由欧洲人驾驶--亚拉巴马海域甚至游弋着英国的军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英国人在海上遇到北方商船,便将其烧毁、击沉。于是,英国当之无愧地成为这片海洋的实际主人。这就是英国未向华盛顿宣战的原因。"航海自由"意味着英国的贸易自由,仅此而已。自1918年以后,这一切就结束了。曾经是19世纪"世界出纳室"的英国,已没有足够的财富阻止舰队缩减的步伐,73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阻挡其他国家超越的脚步。英国历史将出现重大转折的征兆是发动对德战争的原因之一,而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可能是最后的理由。这个昔日的大国沉浸于一次大胜的错觉中,可整个过程太短暂了。除了英国的战舰建设每况愈下外,制海权的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飞机和潜艇这两种高级武器使腹地变得比海岸和海港更为重要。对于法国的轰炸机中队而言,英格兰在战略上不再是一个岛国。作为海洋的女主人,英国与无畏舰一起沉入历史。 但是,英格兰民族不再年轻和强壮,它在精神上和种族上也不再生机勃勃,在与这场可怕的危机战斗时,显得力不从心。19世纪向白人领地大批移民和有色人种地区的破坏性气候,消耗了英格兰民族太多的宝贵血液。最重要的是,英格兰缺乏坚韧的农民身上那种种族基础。日耳曼或凯尔特种族中占统治地位的上层人士--他们之间没有差别--自征服英格兰后就已经消失了。原来人口的主要部分被误称为凯尔特人(Celts)21,因其极为特殊的"法兰西人"的生命体验而走向支配性的位置。74例如,英国已将古老的议会制政府的寡头政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转换为大陆式的、永无休止的党派之争的无政府形式。高尔斯华绥(Galsworthy)高尔斯华绥(1867-1933年),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福尔赛世家》是其代表作之一。在他的《福尔赛世家》(ForsyteSaga)中描绘了这种过渡时期的悲剧带来的痛楚。食利者(rentier)理想的经济胜利超过了资本帝国主义。英国还保有很大一部分以前的财富,但缺少争夺新财富的冲动。英国从事贸易和商业的方法在慢慢地过时,却没有人按照美国和德国的模式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冒险的渴望正在枯竭,年轻一代的心灵、道德和世界观的堕落是世上绝无仅有的。"祖国希望每个国民恪尽职守"这是英国海军中将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Nelson,1758-1805年)在1805年的特拉法加战役(Trafalgar)开始前由其旗舰胜利号战舰发出的讯号。特拉法加战役是拿破仑战争里的决定性海战,使英国控制了大海,从而制止了法国入侵和占领英国的计划。纳尔逊在这次海战中身负重伤。,那些门第高贵的伊顿中学与牛津大学里的英国年轻人在战争之前还把先人的召唤当作人生的向标,而此刻他们却在装聋作哑。年轻人在布尔什维主义问题上自娱自乐,像参加运动一样兴奋不已,并将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生的职业与奋斗目标。大战前活跃于高层的那代人现在正茫然不知所措地要在自己即将死去之时去捍卫大不列颠的理想。75萧伯纳在《苹果车》(AppleCart)中暗示,"某些"人宁可绝望地把与美国优越性的斗争进行到底也拒不投降--但在一二十年之内,这样的人会有多少呢?1931年,英国依照法案授予白人占统治地位的英联邦成员以完全平等的地位,从而放弃了自己的特权,并因共同利益而与这些国家结成联邦,特别是那些受英国海军保护的邦国。但这无法阻止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抛弃这种情感转而投入美国的怀抱,如果它们作为白人国家有机会得到更好的保护的话--例如,为防御日本。英国放弃了以前在新加坡的地位,如果失去了印度,英国在埃及和地中海地区维持自己的地位也将失去实际意义。英国旧式的外交手段试图以传统的方式动员欧洲大陆为英国服务,也是枉费心机:英国作为债务国之一与美国周旋,又作为布尔什维克斗争的前线与俄罗斯对抗。1914年是英国命中注定的最后一次胜利。如果俄国和美国因英国沉湎于旧日风光而忘乎所以便达成协议,那又能怎样呢?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面对这种局面,世界的命运很可能陷入几个世纪的黑暗与混乱,拉丁国家只能冷眼旁观。这甚至也适用于法国,像维也纳、佛罗伦萨和罗马时代的雅典一样,法国的首都将成为一座历史名城。76只要凯尔特人和条顿人--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民族大迁移与十字军东征--中古老的贵族控制着世界政治,就像在路易十四以前做的那样,那么就会有像十字军、甚至是17世纪拓展殖民地一样的宏伟目标。当然,法兰西民族总是将仇恨加之于强大的邻邦身上,西班牙人、英国人、首要的是德意志人--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的成功总会激起法国人的嫉妒,并且法国人会陷入癫狂;对德意志人的仇恨因"萨多瓦(Sadowa)复仇"1866年7月,普鲁士在萨多瓦战役中打败奥地利。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开战前,法国宣称要报"萨多瓦之仇",但1871年的色当之战中,法军大败。的失败而更加刻骨铭心。法国从来没有在更宽广的时空里进行思考,政治学和哲学都是如此;法国对"荣耀"的激情总能在边境地区的分分合合中得到满足。除了高级军官和巴黎的金融家,有哪个真正的法国人会对广阔的西非殖民地抱有真正的热心呢?甚至又有谁对远印度(FartherIndia)抱有真正的热心呢?美洲大陆发现之时人们误以为这里是印度,故把加勒比地区称为"西印度",而把印度以东地区称为"东印度"或"远印度",中国称之为"南洋"、"南海"。一旦他们"夺回"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他们还会关心什么?法国因那次征服而失去了全部光芒。 法兰西民族越来越分裂成两种根本不同的精神部分(spiritualingredients)。到目前为止,"吉伦特派"越来越占上风,他们受到外省的法国人、怀着领取年金者理想的热心家、农民和资产阶级的拥护。他们不过是希望一个因行为不检、贪婪和感觉麻木而变得萎靡不振、无所作为的民族的和平:77他们想要的是一点金钱、葡萄酒和"偷情",而不是世界政治、经济野心和为极其重要的目标斗争。然而,在此之前是正逐步衰弱的雅各宾派。自1872年起,雅各宾派就左右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并把法国民族主义冠以沙文之名--沙文是1831年一场古老喜剧中的一个角色。雅各宾派由军官、实业家、拿破仑集权政府中的高级官员以及巴黎的记者、可为任何政党或计划卖命的代理人--在巴黎,代理人代理的是私人业务--和几个像共济会(Masonic)和退伍军人联合会(exsoldierunions)那样的强大组织组成。通过赞助报纸和选举,巴黎的国际资本巨头一直暗中操纵、剥削着这群人。一直以来,沙文主义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宗生意。 这个统治阶级的无上权力依靠的是难以名状却实实在在的恐惧,恐惧流行于对外政策中出现风吹草动和他们的储蓄接连贬值之时--巴黎的报纸维持着这种恐惧,操纵选举是这个统治阶级惯用的伎俩。但这种感觉是危险的,在未来几年里威胁着并将会威胁所有邻邦--无论英国,还是意大利或德国。在1914年以前,恐惧被英国和俄国广为应用,而且恐惧将来仍然是娴熟的外交家手中的一种常用工具。沙文的形象慢慢变成了第二个西班牙的堂吉诃德,变成了一场庄严的闹剧,78惹得世人嘲笑。沙文曾经是个苦心钻营之人和英雄事迹里的英雄,而今已经白了少年头,他--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财富和武装到牙齿、身着各式盔甲、手持各种武器却四处游荡的军队--向所有昔日的旧友求救,满怀恐惧地战栗着从他的堡垒窗口向外观望,而一看到所有全副武装的邻居便噤若寒蝉。这就是这个伟大民族的结局。法国在地中海和北非地区的继承人也许是墨索里尼之流,如果他的统治时间持续得足够长,就会获得必要的精神上的稳定性和耐久力。 今天,没有人能预言这些大国是否会在本世纪中叶仍然以目前的形式存在。英国可能已禁锢在自己的岛上,并沦为美国的附庸。日本和法国,目前只知道一支强大军队的价值,也许已经落入共产主义者手中。俄罗斯未来的走向在某些方面无法想象。但此刻的局势为英国和俄罗斯在东方和英国与美国在西方的利益冲突所主导。在两种情况下,英国在不断退却--经济、外交、军事和道德上--至少英国失去的自身地位不可能通过一场战争来恢复。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战争和投降书之外已经别无选择了?或者,战败国已经别无选择了?大西洋两岸的大部分盎格鲁-撒克逊人相信他们之间的血缘和传统的纽带是如此强烈,以致他们无法面对这样的抉择。79但血浓于水的信条在英德关系中失去了效力。在人类社会中,兄弟之间的仇恨总是比对敌人的仇恨更加强烈。兄弟之间的仇恨特别容易因小小的争端而突然膨胀成无法消退的愤怒。 这就是德国四周的世界图景。一个没有领袖和武器、贫困潦倒、破烂不堪的民族,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能奢望苟且偷生。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在东方的某些地方被屠杀、忍受饥饿,而对世界上其余的人而言,这不过是第二天就被遗忘的新闻报道而已。西欧没有一个人为此寝食难安,这会使情况更加危险。这种情况是应当引起我们警觉的威胁;它也是我们需要容忍的既成事实。个体或国家都可能死去--无一能幸免。由于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德国人除了为政党理想、为行业和地方性利益呼号之外,迄今为止尚一无所获。但不涉足世界政治并没有因此给德国人带来安全。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和达伽玛打开东印度贸易路线的年代,当西欧世界开始将权力和财富扩展到全球之时,在英国商人的要求下,伦敦的斯蒂尔亚德(Steelyard)商站1320年,亨利二世准许科隆商人在伦敦泰晤士河畔的斯蒂尔亚德商站经商。他们向英王提供财政支持,而作为交换,它享有诸多特权,俨然一个国中之国。英国商人对此极为不满。1597年,伊丽莎白一世签署法令驱逐德国商人,商站于次年关闭。英国商人由此控制了英国与北欧各国的呢绒贸易。被关闭,德国的商船便从海洋上消失了,因为德国的旗帜再也不能从他们的桅杆上升起。由于德国变得过于贫困,根本就拿不出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80德国不得不坚持与外国资本斗争而又为这些资本提供服务,德国不得不发动战争以结束小邦之间无休止的内耗。有关远方大陆的重大决策既没有人提及,也不会得到理解。政治是如此可怜而无用,只有无足轻重的角色才关心与他们有关的部分。现在,在这个决定性的年代,战争会重演吗?我们会像空想家、热心家和吵架者那样被这些事实吞没,而在我们身后除了献给历史终结的某种庄严之外什么都留不下吗?争夺世界主宰之位的赌博刚刚开始。谁在游戏中胜出,谁就会成为世界的主人。德意志人和其他民族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吗? 注释 1参见《西方的没落》第2卷,英译本,第391页及以下。 2《政论手稿》,第112页及以下。 3《西方的没落》第2卷,英译本,第428页及以下。 4《西方的没落》第2卷,英译本,第407页及以下。 5这个词是在运动(sport)的意义上运用的;参见《西方的没落》第2卷,英译本,第361页及以下。 61848年法兰克福的国民大会在此举行。--英译者注 7致哈悌格(Hartig)书,3月30日。又参见俾斯麦:《思考与回忆》(GedankenundErinnerungen),第1卷,第63页。 8参见本书英译本第16页。 9参见《西方的没落》第2卷,英译本,第428页;《政论手稿》,第132页。 10《政论手稿》,第329页及以下。 11《政论手稿》,第330页。 12《西方的没落》第2卷,英译本,第421页;《政论手稿》,第134页以下,第173页以下。 13战车只能用于战斗中而不能用于长途行军。它们在这些地区比骑兵早出现了大约一千多年。它们一出现,便获得了与当时作战方法相比的巨大优势。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中国和印度采用了战车,近东的一些地区更早一些,而在希腊世界大概始于公元前17世纪。它们很快得到推广,但在骑兵(尽管作为步兵的辅助兵种)成为常设兵种后便消失了。 14《政论手稿》,第179页及以下。 15《西方的没落》第2卷,英译本,第401页以下,第431页及以下。 16《西方的没落》第2卷,英译本,第401页以下,第98-99页。 17《政论手稿》,第110页及以下。 18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8年写道:"所有的人都必须变成俄国人,绝对要成为俄国人。如果普遍的人性就是俄国人的民族观,那么所有的人必须首先成为俄国人。" 19它通过大规模的移民而拥有总数超过3000万的人口。 20《西方的没落》第2卷,英译本,第105、185页。 21日耳曼人在那些国家因战争和迁移变得精疲力竭之时,法国的农民和资产阶级和大部分西班牙人也都被这样误称。真正的凯尔特人直到公元前1世纪中期才在中欧北部出现。除了语言之外,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是否有区别,这是个问题。凯尔特人在恺撒时代的高卢和不列颠的贵族中形成,统治着规模巨大的人口,后来的法兰克人、萨克森人和诺曼人亦复如此。 在两个变幻莫测、混乱不堪的年代之间,混乱减少和秩序重建之时遥遥无期,指向遥远未来的新趋势只隐隐地露出自己的面孔。列强一定会为争夺这个星球上的霸权而发动决战,列强正开始进入角色,着手准备;这些列强之中只有一个国家可以得到世界帝国之名,如果这个国家在达到目标之前没有遭到厄运的话。新秩序中的国家即将出现,这个国家不同于当前地位平等、语言相同的个体之和,也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国家,这个国家依赖于一定的风格、自己的灵魂、一幅画、一场战役、一张脸、一个概念、一种像意大利人那样的人生观和见解形式--虽然至今还尚未存在过意大利政府。20世纪末的浮士德民族将是类似的民族,他们有着关于生命的共有情感、有着同样必要的坚强意志,59自然有着同样的语言,但他们不了解那种或鲜明或局限的语言。他们将是种族--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种族,而是在我的意义上,即作为一种强烈本能的意义上的种族,现在的世界主义者和作家们无法再把自己对现实的透彻看法与一闪而过的知识辨别开来;简而言之,他们感觉到自己天生就是要被号召去成为征服者。数字又有什么关系?只有那些比上个世纪的专政更加残暴的人们才对数量崇拜有加。一个人意味着根本上与奴隶胚子、和平主义者和世界改良主义者不同,后面这些人为了安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是"自由"。由汉尼拔时代的罗马公民(populusRomanus)转化而来的公元1世纪的寡头根本不是"罗马人",马略和西塞罗见识了几个寡头。 西欧好像已经丢掉了自己的权威地位,但这显然不包括政治领域。浮士德文明的理想在这里成长。这里是浮士德文明的根,它将在这里赢得历史上的最后胜利,或者迅速毁灭。无论什么情况下做出的决定,都是强调西方世界,虽然不是为了西方的财富或幸福,而是为了西方的灵魂。但现在强国已经转移到亚洲和美洲的边疆地区。有一个大国占据了地球最大的一块陆地;而由美国和英国主宰的另一个大洲已经由横跨两大洋的巴拿马运河将两大洲连接起来。60然而,今天的世界强国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地位稳固到可以胸有成竹地宣称自己在未来的一百年或五十年中、甚至永远都将是一个大国。 今天,一个大国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呢?一个拥有世界目标的政府治下的国家,或类似于国家的结构,会通过自己可资利用的任何手段来实现这种大国目标,这些手段是陆军、海军、政治组织、贷款以及具有共同利益的大型金融或工业集团,而一个稳固的全球战略位置是最重要的手段。我们可以用大国和寄托着大国梦想的成千上万的城市来命名这些结构。与这些结构相比,整个国家和人民都只是"地方"。16 这些结构当中的第一个就是"莫斯科"。神秘莫测的莫斯科在西方人的想象与感受中是非常难以琢磨的。自1812年以来,莫斯科就是欧洲的决定性因素(当莫斯科依然作为欧洲国家时),但到1917年,莫斯科成为整个世界关注的焦点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预示着某种与政治社会主义或理论经济学完全不同的历史趋势。俄罗斯重回亚洲的怀抱,而在彼得大帝看来"欧洲"只是亚洲的附属物。因此,"欧洲"的概念在实际的政治思想中再次消失--或者应当如此,如果我们有一个不同凡响的政治家。但这个"亚洲"只是一个观念,也是一个有前景的理念。种族、语言、风土人情、宗教等现有形式都不是重要问题。所有这些因素或任何一个都能够并将要被彻底地改变。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在那时只不过是这片广阔的陆地已经孕育的并不久便将产生出的一种新生命。61这不是用文字便能解释的,"亚洲"这个词的传播者也是无意识的。那些试图为未来规划、确定、制订计划的人们,都为这个词而困惑,占统治地位的布尔什维主义也一样,它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西欧的、理性主义的和世界主义的起源。 地球上这块最大内陆上的人民是不可能从外部攻破的。距离是一种尚未被征服过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拿破仑逐渐了解到这一点。如此宽广的地区,敌人占领了它又有什么用呢?布尔什维克使自己体系的重心转向越来越遥远的东方,使那种占领它的企图更为不可能。对大国政治至关重要的大型工业区都建在莫斯科的东部,多半位于乌拉尔山以东至阿尔泰山、南至高加索山之间的区域。莫斯科以西的全部区域--白俄罗斯、乌克兰、里加湾(Riga)到敖德萨港(Odessa)的地区一度是沙皇俄国时期最重要的区域--今天却变成了对抗"欧洲"的一段古怪的缓冲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整个体系的缓冲区,俄国将成为牺牲品。同样,任何来自西方有进攻性的思想都已经失去意义。此思想可能陷入没有目标的真空地带。
决定时刻——世界大战与世界强国
书名: 决定时刻
作者: [德]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出版社: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 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
译者: 郭子林
出版年: 2009-8
页数: 263
定价: 35.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格致学术译丛
ISBN: 9787543216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