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白人世界里还会有人预见到他周围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吗?还会有人看到笼罩在这个民族之林上的巨大危险吗?我谈论的不是受过教育的或未受教育的城市民众、报纸读者、选举中投票的人们--就上述问题而言,选民和他们的候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质的差别。我谈论的是白人国家的统治阶级,因为他们还没被摧毁;我谈论的也是政客,因为他们还没有被彻底遗弃;我谈论的还是政治、经济生活、军队和思想等领域中真正的政治领袖。我想问,他们之中有谁能洞悉并超越时代、洲际、国界、甚或他自己活动的狭小圈子呢? 我们生活在重要时代。目前刚刚到来的历史时代拥有巨大活力,这使得这个时代不仅在西欧浮士德似的文明中最重要,而且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使它在整个世界历史中比恺撒和拿破仑时代更伟大,也更可怕。这个重大命运汹涌而至,致使茫然的人类头晕目眩、激动不已,然后又将其毁掉,人类是多么地盲目啊!4人类之中有谁看清并理解了正发生在自己身上和围绕在自己周围的这一切呢?或许是那些苍老而睿智的中国人或印度人吧。他们心灵深处有着千百年来积淀起来的思想,因此默默地凝望着周围的世界。但是,西欧和美洲人的判断方式是多么地肤浅、多么地狭隘、多么地目光短浅!美国中西部的居民知道纽约(NewYork)和旧金山(SanFrancisco)以外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吗?英国的中间阶级一般来说,学者们习惯于把MiddleClass翻译为"中产阶级",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译,因为一方面这个词本身没有"中产阶级"的含义,另一方面,中产阶级这种提法本身就不符合处于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之间的这部分人的情况,这部分人的财产不一定比社会上层少,也不一定比社会下层多,更多的是因为劳动分工的不同,才把人们分为上层、中间、下层等不同的人群。故而,中译者根据目前关于MiddleClass的研究成果,将其翻译为"中间阶级"。对欧洲大陆的发展趋势有什么认识吗?更不要说法国的外省人了。他们之中有人真正知道自己的命运正在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吗?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一些荒诞的口号,例如"克服经济危机"、"民族交流"、"国家安全与自给自足",我们还希望借助这些口号和"繁荣"与裁军等手段"克服"一代或两代时间内的灾难。 但是,这里我要谈论的恰恰是德国:暴风雨般的事实对德国的威胁比对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强烈,用最耸人听闻的话讲,德国的存在危如累卵。我们是多么地目光短浅和浮躁,而且当重大问题出现时,我们的立场又是多么地偏狭!让我们建立一个四面树敌的第三帝国(ThirdEmpire),或者建立一个苏维埃政府;让我们放弃军队或所有权,消灭经济学家或消除农业;让我们给地方以最大的独立性,或者压制它们;让我们准许以前的工业主或经理们再次以20世纪初的方式去工作,或者--为什么不呢?5--让我们进行一次革命,推选一位独裁者(不是有那么几个人相信自己适合这份工作吗?),这样一切都会变好。 但是,德国不是一个岛屿。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像德国这样积极或消极地深深地卷入到世界命运中来。单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德国缺乏自然屏障,这使得它不可避免地卷入世界命运中来。20世纪,德国像在13世纪和之后那样再次成为了对抗"亚洲"的前哨。从根本上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德国那样使自己国家的政治与经济思想远播四方。远方发生的一切都与德国这个中心密切相关。 我们的历史正在复仇,七百多年小邦林立、国家分裂的局面使德意志没有呼吸过一丝伟大的气息,更缺少相应的观念和目标。这种状况不可能在两代时间内就得到改善。俾斯麦的创造性事业也有一个重大缺陷,即他没有培养下一代人如何面对我们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新形式的事实。1事实已经有目共睹,却没有得到深刻理解。人们没有在内心深处使自己适应新的视野、新的问题与新的职责,他们无法面对这些新情况。普通德国人继续将传统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t)和派性观念--既浅薄又冷漠、既愚蠢又狭隘--加之于更伟大的国家之上。这种狭隘性始于霍亨斯道芬(Hohenstaufen)皇帝和汉萨(Hansa)同盟时代。首先,他们的视域只局限于地中海;其次,虽然他们的统治从斯凯尔特河(Scheldt)扩展到了诺夫哥罗德(Novgorod),6但由于自己的疆域内缺少智慧和物质支持,他们便拜倒在其他基础更牢固、势力更强大的国家面前。从那时起,德国便将自己陷于无数小邦国的分裂和琐碎的地方利益之中,用自己的视野衡量着世界历史,梦想建立一个贫苦而又悲惨的空中王国--"德国唯心主义"就是被发明出来描述这种情况的。从本质上讲,这种琐碎的德国式思维方式包含了几乎所有的政治理想和乌托邦思想,而后者早在陷于泥沼的魏玛政府时期就已经萌芽:国际主义、共产主义、和平主义、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联邦主义、"雅利安人"眼中的神圣帝国(sacrumimperium)、苏维埃政府或者第三帝国等等,不一而足。所有党派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都表明好像德国拥有了整个世界。工会只盯着工业区。殖民政策对他们来说通常面目可憎,因为这种政策不适合阶级战争(classwar)的方案。由于既教条又狭隘,工人们没有、也不会理解这样一点,即1900年前后那些年保证产品销售、原料购买的经济帝国主义恰恰是他们生存的基本前提。英国工人在很久以前就理解了这点。德国民主政府的裁军热情在遭到法国势力对边界的威胁时戛然而止。联邦主义者要将很大程度上已经统一了的国家再次分裂成一群旧式的矮子政府,这就为外国势力挑拨离间提供了机会。7国家社会党人相信他们有能力将世界置于一旁,或者与之对抗,他们搭建着自己的空中楼阁,丝毫不顾来自国外的强烈反应。 除此以外,还有对现实的普遍恐惧。我们这些"面色苍白者"全都怀有这种恐惧,虽然我们很少意识到恐惧,而且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这种恐惧。这是高级文明社会里"现代"人的精神缺陷,他们生活在城市中,与农民和土地隔绝,因此也就不能自然地体验命运、时代和死亡。现代人已经变得太清醒了,太习惯于对超越过去与未来的永恒思考,而且不能承受自己所看到的和被迫看到的事物:世事无常,机遇无情,而真正的历史正冷酷地穿越几个世纪,走进拥有私人生活碎片的个体命中注定的出生地。那就是他希望遗忘、拒绝或争辩的事情。他逃避历史而走向孤独,进入虚幻而漫无边际的思想体系,遁入一种或另一种宗教信仰,或者实施自杀。现代人就像奇异的鸵鸟,一头扎进希望、理想和怯懦的乐观主义之中:事实如此,但事实不应该是这样的,因此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我们在深夜的树林里歌唱,因为我们恐惧。类似地,城市里的懦夫向世界大肆宣扬其装腔作势的乐观主义,这也是因为恐惧。现实已无法再承受这样的事实。未来的希望图景以事实为代价建立起来,尽管命运从未注意过人类的幻想:8从儿童的游乐园,到成人的世界以及平和劳动者的天堂。 尽管人们几乎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在与其他文明的比较中,人们所能得到的只是未来事实的一般形式和这些事实的历史,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影响未来的力量正是过去的那些力量。这些力量是:强者的意愿,追求健康的本能,种族,占有权力的欲望;而正义、幸福与和平--这些梦想终究是梦想--毫无效能地萦绕在人们周围。 另外,自16世纪以来,在我们自己的文明中,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越来越不可能获得更加令人困惑的事件和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总体看法,或者越来越不能看清(更不用说控制)事件与形势当中起作用的力量和趋势。真正的政治家越来越少。在这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大多数活动(doings)(与事件[events]不同)的确是半专家和业余爱好者的好运气带来的结果。而且,他们总是依赖人民对他们出于本能的支持。只是现在,这种本能才变得如此微弱,轻率无知者口若悬河的批判才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如下情况越来越有可能了,即一个洞悉世事的真正政治家不会接受这种出于本能的支持--甚至是在吝啬的宽容中--但会因"聪明人"的反对而不去做本该做的事情。9腓特烈大帝(FredericktheGreat)是经历过这种反对的第一人;俾斯麦几乎沦为这种反对的第二个牺牲品。只有后人,而不是他们,能够领略这些领袖的雄才伟略。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这样一点,即现今的人们宁肯忘恩负义、画地为牢,也不愿敞开心扉、互相沟通。德国人特别擅长猜忌、批判和避免创造性行为。他们没有那些英国人生命当中固有的历史经验和传统力量。一个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正成为一个妄语者和迫害者的民族。每个真正的统治者都不能在他那些心有余悸的、怯懦的和缺乏理解力的同代人中间受到欢迎。"理想主义者"是无法理解这一点的。 我们仍然生活在理性主义时代,理性主义始于18世纪,而此刻正迅速地走向自己的尽头。2我们都是理性主义的创造物,无论我们是否知道或希望如此。人们十分熟悉这个词汇,但谁知道理性主义所蕴涵的深义?理性主义就是傲慢自大的城市心智,而这种城市心智已经远离了理性主义的根基而不再受强烈本能的指引,对过去的正统思想和古代农民的智慧投以轻蔑的目光。这是每个人都能读写的年代,因此每个人都必须能够各抒己见且始终"通情达理"。这类城市心智被一些概念--新的时代之神--所迷惑,它把自己的智慧运用于世界,就像它已经理解了这个世界一样。"这个时代糟糕透了",城市心智说,"我们可以让世界更美好;行动起来吧,让我们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制订计划吧!"10对于有知识的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而且他们一定感到这个世界会马上自动地实现这个计划。城市心智被加上一个"人类进步"的标签,于是它便有了一个名字,就是这样。那些怀疑城市心智的都是目光短浅的反动分子、异端,更糟糕的是,他们缺少民主精神:消灭他们!这样,对现实的恐惧被书生气的骄傲自大和源自于对生命中的一切的无知、精神贫穷、缺少敬畏和与世界格格不入的愚昧所克服--实在没有比这无所寄托的城市心智更愚蠢的了。城市心智在英国的办公室与俱乐部中曾经被称为常识;在法国的沙龙里,它被称作才智(esprit);在德国哲学家的研究中,它是纯粹理性。有教养的市侩(culturalphilistine)的浅薄乐观不再惧怕基本的历史事实,并开始轻视历史事实。每个"聪明人"都设法将这些事实吸收到自己的计划(经验不起作用)中来,以使历史事实在概念上比在实践上更完整,让事实任由其思想的支配,因为他没有直接经历这些历史事实,只是感受到了这些历史事实。这种教条主义者因为缺乏经验,说得更准确些是缺少获得经验的能力,便紧紧抓住理论不放。他在众多政治、社会和经济系统以及乌托邦的方案中获得了文字表述(literaryexpression),在对组织的痴迷中发现了实践表述(practicalexpression),组织本身变成了一个目标,产生了官僚机构,这些官僚机构要么因自己的空洞而毁灭,要么去破坏现存的秩序。理性主义说到底不过是批判,而批评家则是创造者的反对者:11他深入地分析,又重新组合;构思与创造都与他无关。故而,批评家的著作矫揉造作、毫无生气,一接触现实生活便失去活力。所有这些系统与组织都是纸上谈兵:它们只存在于批评家的笔下,井井有条却荒诞不经。在卢梭(Rousseau)和康德(Kant)的时代,随着哲学思想沉迷于一般性问题,这种理性主义过程就已经开始了;19世纪,理性主义通过科学、物理、达尔文主义的方法传播到科学领域,如社会学、经济学、唯物史观的著作;20世纪,理性主义在论述问题的小说和阐述政党纲领的文学作品中蔓延。 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是理性主义的一部分。下面这些人都是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者:康德与伏尔泰(Voltaire)和霍尔巴赫(Holbach)霍尔巴赫(1723-1789年),18世纪法国哲学家。,诺瓦利斯(Novalis)诺瓦利斯(1772-1801年),德国浪漫派诗人、哲学家。与蒲鲁东(Proudhon),自由之战(WarsofLiberation)即1813-1814年的德国解放战争。的空想家与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与唯心主义史观一样,其意义与目标要么是"进步"、技术、"自由"、"最广大人民的幸福",要么是艺术、诗歌和思想的繁荣。二者都不能认识到,在历史中,命运依赖于完全不同的更强大的力量。人类历史是战争的历史。没有几个健在的天才历史学家会受到人们的追捧,而当俾斯麦在政客中间受到欢迎时,这种追捧对俾斯麦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但是,由于缺乏现实感,浪漫主义也像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一样表现出了理性主义的妄自尊大。12事实上,它们之间息息相关,很难发现这些二分的思想取向在政治或社会方面的明确界限。每个杰出的唯物主义者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浪漫主义者。3虽然他可能会嘲笑别人头脑的冷酷、肤浅与教条,但他自己却一向如此,一样骄傲自大。浪漫主义没有表现出雄健的本能,相反,它显示出了一种弱不禁风、自恨自弃的智慧。这些浪漫主义者都很幼稚;这些人太长的时期(或者永远)处于幼稚状态,没有自我批判的力量,但从对自己个性之弱点的模糊认识中产生了终生的压制;改良社会这种病态的观念激励着他们,而这对他们过于阳刚、健康和严肃。要改变这种局面,不能用刀子和俄式左轮手枪--但愿不要这样!--而是要用高尚的对话和诗学的理论。如果他们缺少创造力,也缺少能说服他们自己拥有这种创造力的艺术天赋,那么他们真是太不幸了。在他们的艺术中,他们是阴柔而软弱的,无法将一本伟大的小说或一部伟大的悲剧置于膝头,更不必说一本纯粹的哲学著作了。他们的舞台到处是柔弱的田园诗、苍白的剧情和残缺的思想,他们无不表现出对世界的无知和敌意,所有这些都荒谬绝伦。身着"德国老式"外套和手拿烟斗的不朽"青年"(Jünglinge)也是如此--甚至包括雅恩(Jahn)雅恩(1778-1852年),现代体操之父,19世纪上半期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领袖。他强调通过体操运动培养青年人力量和勇敢精神以及男子必有的坚强意志。和阿尔恩特(Arndt)。13斯坦因(Stein)斯坦因(1815-1890年),出生于德国,法学家,行政学的创始人。不能控制自己对古代法十足的浪漫主义情结,这使他可以利用自己广泛的实践经验成功地撰写外交方面的著作。哦,他们是英雄、贵族,随时准备着殉难;但是他们在德国人本性这一问题上谈论得太多,而在铁路和关税同盟方面谈论得太少,因而变成了德国通向真正的未来的道路上的障碍。他们有没有听说过伟大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List)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德国经济学家。的名字?他在1846年自杀,因为没有人理解、支持他那富有远见而现代的政治目标,即建立一个经济强大的德国。但是,他们都知道阿米尼乌斯(Arminius)和图斯内尔达(Thusnelda)阿米尼乌斯(公元前16-公元21年),德国古代英雄。公元9年,在其率领下,德国人在条顿堡森林击败罗马人的三个军团,因而将德国人从罗马统治下解放出来。图斯内尔达(约公元前10-公元17年)是阿米尼乌斯的妻子。 这些同样永恒的"青年"现在又一次回到我们身边。他们稚气十足,缺少最起码的经验,甚至缺乏真正想获得经验的愿望,却对政治品头论足、指手画脚。他们因身上的制服和徽章而激动不已,又沉迷于某些学说。他们之中有感伤的共产主义者的社会浪漫主义,有政治浪漫主义--把选举人数和痴迷于群众集会时的演说作为功绩,还有经济浪漫主义--源于关于病态头脑的黄金理论,所谓的病态头脑是指对现代经济学的内部形式一无所知。他们只能在大众中感受,而他们通过增加人数来减弱他们的缺陷所带来的乏味感。他们将这种方式称为超越个人主义。 像所有的理性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一样,这些青年如同街头小调那样伤感。14甚至社会契约和人权都是感性时代(AgeofSensibility)的产物。相反,伯克(Burke)伯克(1729-1797年),政治活动家,现代保守主义思想的奠基人。很像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他认为,法国人应该像英国人一样要求自己的权利,而不是追求普遍的人权,他是正确的。这才是讲求实际的政治思想,而非那种带着无原则的情感因素的理性主义原则。因为这种致命的感伤情愫贯穿于两个世纪中的各个理论流派--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平主义--以及所有的著作、演说与革命。这种感伤源于精神上的无秩序,源于人性的弱点,源于缺少一种古老而坚定的传统所赋予的训练。这种感伤属于"资产阶级"或"平民",而这两个词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了。理性主义从地下室的窗口、街头、作家的咖啡馆、全国性的集会中观察人类的事物、历史和政治命运,即从下往上看;而不是从更高、更远的地方看这些事物。理性主义憎恨每一种伟大和所有高高在上、支配一切的统治;对它而言,这只意味着要摧毁所有文明的成就,推翻国家、社会,普通人却不能充分理解理性主义那可怜的感情主义(emotionalism)。这就是现在"大众"或"人民"之名的所有意思,因为"人民"在任何理性主义者或浪漫主义者口中都不意味着是发育良好的民族,不是在历史发展中被命运所改变与评判的民族,而是从"无产阶级"到"人类"的一群自我感觉互相平等的、迟钝而又无组织的群众。 无所寄托的城市理性的支配地位就要结束了。15怀疑主义作为他们最后一种理解事物的方法而出现--从根本上质疑理论反思的意义与价值,怀疑通过批评和抽象的方式得出结论的能力,或通过任何实践的方法认识事物的可能;怀疑主义的形式是宏大的历史的和相术式的(physiognomic)体验、公正地看待事实,有真知灼见的人教导人们事实为何物和不应为何物;历史学思想中的怀疑主义便教导说,在其他时期批判是万能的,而这些时期却没有给后人留下多少印象;尊重世界上正发生的事实的怀疑主义,始终能描绘但从不能阐明内在秘密,只能通过强大的种族才能掌握这些秘密,而强大的种族自身就是历史事实,而不是通过伤感的计划和体系掌握这些秘密。对始于本世纪的历史事实的刻板认识,无法忍受这种柔弱而无拘无束的天性。他们对缔造了他们并称他们为悲观主义者的人深恶痛绝。但这种强烈的悲观主义,是对所有熟悉人类的伟大人物的轻视,这与谦卑而厌倦、恐惧生命而不忍直面事实的人们怯懦的悲观主义绝然不同。他们希望过和平与幸福的生活,没有危险,充满舒适。这种生活乏味而陈腐,除了沉迷于幻想之外,无任何作为。每一种意识形态都必须建立在这一历史现实之上。 16就当前的国际形势而言,我们全都处在一种误读它的危险之中。美国内战(1861-1865年)、普法战争(1870-1871年)和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白种人的生存与发展就是如此难以置信地平静、安全、和平而惬意,这可能是数个世纪以来不曾遇到过的时期。在那个时期生活过的人,乃至从其他人那里听说过这一时期的人,都总是乐于将其视为正常现象,而将癫狂的现在看作是对事物本来状态的扰动,并期待所有这一切很快"再次好转"。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也将永不会再看到那种情况了。我们没有认识到什么导致了这种从长远来看是不可能的形势。事实是,常备军和扩充军队使得战争如此不可预料,以至于没有政治家敢于再次挑起一场战争;另一个事实是,经济技术发展所处的那种狂热状态,因其所依赖的条件的快速消失而注定迅速结束;最后,结果性事实是,时代中悬而未决的严重问题越来越被如此成功地推向未来,成为加在未来一代又一代人肩上的神秘义务,以至于人们甚至开始不再相信问题的真实性,虽然他们正在坚持用经济的稳定增长来编织未来。 如果很少有人能在经历了一场长期的战争之后却没有发生灵魂的退化,那么就没有人会经得起一段长期的和平。171870年到1914年间的这段和平时期,使所有白种人变得自鸣得意、贪得无厌、缺乏理解且难以承受不幸。我们看到了今天每个煽动性政治家的纲领中的乌托邦观念和挑战;纲领是对时代、政府、政党,事实上也是对"每个人"的挑战的结果;纲领完全无视可能性或责任的限制,要么去做,要么放弃。 在人们的兴奋不断增长的时期内,长期和平是一份可怕的遗产。今天,没有一个政治家,没有一个政党,甚至几乎没有一个政治思想家,会有一个足够安全的位置讲实话。他们都在说谎,他们都参加令人愉悦的合唱,无知的民众想使自己的未来像过去的时光一样美好,而且只能更美好--尽管政治家和经济领袖们至少应该觉察到那些令人震惊的现实。看看我们今天的领袖们吧!仅凭房地产投机商在证券交易所中操纵的股票交易,他们便懦弱而伪善地每月乐观地宣布着"上涨的周期"和"繁荣":自从一百多人获得了工作那一刻起,失业便消失了;只要国联--一群日内瓦湖(LakeofGeneva)畔养尊处优的度假者--一达成任何形式的议案,"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就成功地达到高潮。在每次会议上,在每个文件中,人们一谈到"危机"一词,就想到了以前和平时期的种种混乱。18因此,我们是在欺骗自己,是对那些不可预料的大灾难的视而不见。在历史出现重大转折时,大灾难将不可避免。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强大的时代。西方文明已经或将要知晓的更是自己最伟大的时代。这个最伟大的时代是从坎尼(Cannae)战役到亚克兴(Actium)之战公元前216年,迦太基人在汉尼拔的率领下在坎尼击败罗马人。公元前31年,罗马的屋大维在亚克兴之战里一举击败政敌安敦尼和埃及国王克娄巴特拉七世的联军。之间的古典时代,是因为汉尼拔(Hannibal)、大西庇阿(Stipio)以及格拉古(Granchus)、马略(Marius)、苏拉(Sulla)和恺撒(Caesar)等人的名字而光辉灿烂的时代。4世界大战不过是那片宿命的乌云在本世纪里响起的第一声霹雳。今天,就像罗马帝国建立之时那样,世界格局正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种变化丝毫不顾及"大多数人"的要求和意愿,或者说丝毫不顾及每次这样的抉择所需要的受害者数量。但谁理解这一点?谁在直面这一点?我们之中有没有人认为自己会幸运地看到这一点?时代越强大,其中的人民就越渺小。无论是舞台上的悲剧,还是现实生活中的悲剧,人们都无法承受。人们如此地痛苦和厌倦,以至于渴望着平淡小说那种皆大欢喜的结局。现在,曾将人们推到这些时代中的命运要扼住他们的咽喉,无论人们是否愿意,命运都一如既往地处置他们。20世纪懦夫的安全走到了终点。危险的生活,真实的历史生活再次走进现实。一切都已开始松动,现在人们只是在计算谁 能承担其中的风险,谁有预见并接受这些风险的勇气。19这个时代正在来临--不,它已经降临--心慈手软和心灰意冷之人再也没有容身之所。在成熟文化(ripeculture)的桎梏下,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潜伏在暗中的原始野蛮状态被再次唤醒,因为文化已经谢幕,文明(civilization)开始登场:以自己力量为荣的好战式健康,藐视皓首穷经的理性主义思想的时代,而未遭受破坏的种族本能渴望与书本上的理想所不同的生活。西欧的农民仍然富有这种精神,美国的牧场和亚洲北部大平原上的农民们也富有这种精神,那里也是世界征服者的诞生之地。 如果这是"悲观主义",那么,感受到悲观主义的人必定是那种需要用虔诚的谎言或理想和乌托邦的面具来从现实景象中保护与解脱自己的人。这无疑是这个世纪大多数白人寻求的避难所--但还要出现第二次吗?他们在民族大迁移(GreatMigration)时代和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先人不是这样的。他们的先人蔑视这样的懦弱姿态。现在,这些对悲观主义的膜拜正与我们如影随形。西方很可能正在形成一种新宗教--没有人能够说明它是否披上基督教的外衣,但不管怎么说,在作为一种世界哲学的理性主义之后出现的宗教"复兴",非常有可能导致一种新宗教的诞生。20疲倦、懦弱而老态龙钟的人们在新宗教时代寻求庇护之所,新宗教那不可思议的教条和习俗比基督教会更能使他们安然入睡。"我信,因为荒谬"(credoquiaabsurdum)的格言第一位拉丁教父德尔图良(Tertulian,公元160-220年)的一句格言。再次成为至上信条。但世界苦难的深重--一种如同苦难笼罩下的世界本身一样古老的情感,对荒谬的历史和残酷的生活的抱怨--并非源于事物自身,而是源于人们对事物的病态反映。这种病态反映是对人类自身灵魂的价值和力量判断的废弃。对世界的真知灼见,无需浸满泪水。 有一种日耳曼式的世界感(worldfeeling),从英国远达日本,恰恰因为担负起了人类的命运而欢欣鼓舞。这种世界感为了征服命运而去向命运挑战。这种世界感会骄傲地屈服,以此证明它比自己的意志更强大。讲述居楼(Kurus)和般度(Pandus)之间的战争的《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又译《玛哈帕腊达》,印度古代梵文叙事诗,意译为"伟大的婆罗多王后裔",与《罗摩衍那》并称为印度两大史诗。古老而纯正的篇章,荷马、品达(Pindar)和埃斯库罗斯(AEeschylus)品达(约公元前518-约前438年),古希腊抒情诗人。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前456年),古希腊悲剧诗人。的作品,日耳曼英雄史诗(Germanicsagas)指描写日耳曼英雄西格弗里德(Siegfried)的长篇民族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和莎士比亚戏剧,中国《诗经》的诗歌,以及日本武士的世界,都描绘了这种态度。日耳曼式的世界感是悲剧的人生观,它不但尚未死去,还要像在世界大战期间那样再次复兴。所有日耳曼文化中的伟大诗人都是悲剧家,从民谣到史诗都是悲剧,悲剧是壮烈的悲观主义最深沉的形式。没有体验过或经受过悲剧的人,永远不会成为世界意义的人物。他不能创造历史,除非他真真切切地体验了悲剧--一种命中注定的悲剧,21因此,在效用(utility)的崇拜者看来,日耳曼式的世界感是无意义的、无目标的和非道德(unmoral)的。这种世界感标志着人类上层气质与下层社会气质之间生活方式的决裂。个体的生命只对他自己最重要:问题在于他希望摆脱历史,还是想为历史献出自己的生命。历史从不在意人的逻辑。雷雨、地震、熔岩流等都是虚空的"近亲",是世界历史的基本事件。国家会沉沦,古代城邦的古老文化会化为废墟,但地球仍然会平静地围绕着太阳转动,星辰也不会改变轨迹。 人就是野兽。5我再三地这样说。所有主张或希望"超脱一切"的自以为是的道德家和社会伦理家,只是打碎了牙齿的野兽而已,他们憎恨那些足够聪明机智、能免遭打击的人。只需看他们一眼就知道了。他们因太软弱而不能阅读战争方面的书,但他们却聚在街头围观事故,让鲜血和尖叫刺激他们的神经。如果连这个对他们都算过分,他们便在电影上和海报展览上欣赏事故。如果我把人称之为野兽,那我侮辱的是人,还是野兽?要记住,那种较大型的野兽就是这些贵族的创造物,他们这些人很完美,并由于虚弱而无需人类道德的伪善。 和平主义者们高喊着"别再战争了!"--但他们期待着阶级战争。22一个凶手因激情犯罪而伏法时,他们愤愤不平,却在听到一个政敌被谋杀时暗中自喜。冲突是生命的原初事实,是生命本身,可怜的和平主义者无法完全根除冲突在自己灵魂深处造成的愉悦。至少,和平主义者在理论上可以与所有和平主义的反对者进行战斗并摧毁后者。 我们越走进浮士德世界的专制政治,就越清楚谁在伦理上注定成为历史事件的主体,而谁又将成为其客体。现在,世界改良主义者几个世纪以来枯燥无味的说教已经告一段落,其身后留下了成堆的印刷品,这是改良主义唯一的纪念碑。现在,独裁者要取代改良主义者。高级政治(highpolicy)这种可能性的艺术,将再次开启自己永恒的遗产,高级政治不受任何体系或理论的约束,高级政治自己就是判断事实的准则,就像一个优秀的马术师牢牢地控制着自己的马匹那样。 因此,这里我只是想展示德国以及此时此刻的世界所处的历史形势,而这个形势是过去整个世界的历史的必然结果,也将不可避免地传承一定的形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命运。我们可以拒绝命运,但这样一来,我们就等于在自暴自弃。 【注释】 1斯宾格勒:《政论手稿》(PolitischeSchriften),第227页及以下。 2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TheDeclineofWest),第2卷,英译本,第305页及以下。 3例如,海克尔(Haeckel)的《宇宙之谜》(RiddleoftheUniverse)就是一本纯粹的伤感主义者和蹩脚的逻辑学家的著作。信念远比任何证据更为重要,这是浪漫主义的显著标志。 4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2卷,英译本,第418页及以下。 5斯宾格勒:《人与技术》(ManandTechnics),第19页及以下。
决定时刻——政治视野
书名: 决定时刻
作者: [德]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出版社: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 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
译者: 郭子林
出版年: 2009-8
页数: 263
定价: 35.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格致学术译丛
ISBN: 9787543216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