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时刻——中译者序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年)，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历史形态学开创人。他生于德国哈茨山巴的布兰肯堡，曾就读于哈雷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柏大学。在青年时代，斯宾格勒不仅喜欢研究历史和艺术，还对数学和博物学有浓厚的兴趣，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奇特风格。1904年，他在哈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成为一名中学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因健康欠佳而未被征召入伍。战争期间，他隐居在慕尼黑的一所贫民窟里，在昏暗摇曳的烛光下完成了《西方的没落》。此书的出版给斯宾格勒带来巨大声誉，许多大学以正式、非正式的方式邀请他执掌教席，但他一概拒绝。此后，他一直过着一种近乎隐居的生活，以历史研究和政论写作自适。1936年5月14日凌晨，斯宾格 勒死于心脏病。斯宾格勒一生写下大量著作，重要的有《西方的没落》、《决定时刻》、《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悲观主义》、《德国青年的政治义务》、《德意志帝国的重建》、《人与技术》等。斯宾格勒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的大多数作品却未能获得一致好评(事实上，很少有一致好评的作品)，有时甚至批评者多于赞扬者，否定者多于肯定者。例如，《西方的没落》一经出版，便在欧洲大地上引起了强烈震动，有人用"骇人听闻"来形容斯宾格勒的某些观点，甚至有人把《西方的没落》斥为"历史的占卜术"、"恶的预言书"等等。我国一些学者在接触到这部书以后，也认为作者的观点令人难以接受，故而持否定态度，甚至久久未能译介到国内。斯宾格勒对这些反对意见和斥责之词一方面感到困惑，一方面以决裂的姿态予以回应，在《西方的没落》1922年的修订版前言里，他写道："对于那些只会搬弄定义而不知道命运为何物的人而言，我的书不是为他们而写的。" 《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继《西方的没落》之后而发表的第一部政论作品，实际上也是由《西方的没落》的一个注释展开来的，更是对德国局势的深入思考。事实上，《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的出版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甚至在德国曾一度被政府禁止出版，但它在被禁之前、甚至在被禁之后，创造了极高的销售记录，流传甚广。 发行量之大本身足以说明这部作品的价值，而其出版受到禁止恐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论著的深刻与敏锐。如果说《鲁普士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对德国社会革命的中庸评价，那么《决定时刻》则体现了作者对德国革命的明确褒贬。但要理解《决定时刻》的内容和作者对革命的态度，恐怕需要首先认真阅读《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虽然两者的侧重点因写作目的不同而不同，但两者都针对的是德国革命，所以要想使读者全面理解斯宾格勒关于德国革命的思想，使读者对这两部作品的内在关系和各自的观点有个全面了解，我们必须先从《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谈起。 斯宾格勒对德国和欧洲的政治局势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第一卷《现实与形式》就是斯宾格勒在写一部时评著作的过程中灵光突现后一鼓作气写成的。同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起义者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德皇随之宣布退位，斯巴达克党人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但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来居上，掌握了政权，于1920年1月对工人进行屠杀。1920年2月，政府在魏玛召开国民会议，魏玛共和国成立。4月，斯宾格勒生活的城市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的工人在德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起义，宣布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后遭魏玛共和国镇压。虽然革命的烈火被扑灭，但共和国仍然危机四伏：工人党仍在为革命寻找机会，保守派则对昔日的秩序念念不忘。是年岁末，在洞悉当时德国和世界各地的民族民族革命以及共产主义革命的政治局势的基础上，已经因《西方的没落》而声名远播的斯宾格勒，就德国当时的政治时局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政论作品《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 在《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中，他首先对德国的革命进行追根溯源的分析，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同期革命相比较，然后分别对社会主义的类型、普鲁士主义的内涵与本质、马克思和共产国际等进行论述与考量，层层相扣，逻辑严谨，论述深入。纵观全文，他认为，社会主义有西班牙式的、英国式的和普鲁士式的三种。马克思虽然出生于德国，却成为英国式社会主义的代言人。英国的社会主义与普鲁士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两种极端形式，维京人的后裔和骑士的后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民族精神与血气，在经济思想和关于自由的概念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德国的革命不过是这两种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而与普鲁士人血气相合的普鲁士主义注定要在这场斗争中胜出，虽然当时的德国政权因二者之间的斗争而由议会民主派掌握。在他看来，魏玛共和国所体现的那种英国式的个人主义的民主与自由有悖于普鲁士精神中集体利益至上的原则，注定不会长久维持。依照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对文化生命的阐释，欧洲文化已经进入了文化发展的晚期或最高阶段，也就是到了专制主义或恺撒主义时代。普鲁士主义所蕴含的建立独裁者进行专制统治的团体社会的要求，恰恰与这种文化晚期的恺撒主义形成对应。因此，斯宾格勒的政治取向就跃然于纸上。斯宾格勒也就变成了一个呼唤专制统治的到来以结束无政府的社会状态、复兴民族国家的保守主义者。事实上，当时各种保守主义政治构想层出不穷，相比之下，这本书并无特别之处，既没有得到保守主义的追捧，也没有得到激进派的反驳。 然而，当1933年3月德国建立起他盼望已久的独裁统治之时，他却在自己的书中对这位令无数保守派人士为之倾倒的领袖表示自己的不屑，这本书就是斯宾格勒的最后一部政论著作《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当时德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的深入分析，阐明德国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唤起德国政府当局和德国民众的"觉醒"和"警觉"，并希望德国政府和民众迅速做出决定和采取"进攻"措施，做好应对种种潜在危险的准备。 他在书中延续《西方的没落》中的那种悲观主义论调，在运用文化命运的观相术进行一番"透视"后作出又一场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预言。他指出，由于欧洲白人国家中劳工力量的膨胀，整个社会不得不人为地向工人支付"政治工资"，这促使资本家将工厂迁往欧洲以外的地区，以靠近市场、利用当地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资源。这也就是所谓的"白人的世界战争"。有色人种世界，就是今天所说的第三世界，它们不从白人殖民者那里学习先进工业技术，而且对白人世界爆发的革命所具有的力量心领神会，更在世界大战中看到欧洲世界的软弱。包括东方的俄国、日本在内有色人种国家正在发动对抗欧洲的种族间的"世界战争"。因此，白人世界陷入了内部阶级战争与外部民族战争的双重危机之中。在斯宾格勒看来，一旦这种危机同时爆发，西方文明行即覆灭。 如果说"白人的世界革命"是众人皆知的现实危险的话，"有色人种的世界革命"则充分地体现了斯宾格勒的洞察力。但在第三世界的革命到来之前，东西方主要民族国家之间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他对战争中崛起的美国的判断也体现了自己对这个前英格兰殖民地的无知。在西方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中，德国处境十分危险。德国作为欧洲的中心、世界的中心，首先要担负起带领各国渡过危机的责任。因此，斯宾格勒主张，只有在白人世界里弘扬团结、纪律和自足的普鲁士主义，才能使西方民族重新振作并强大起来，渡过危机。斯宾格勒一贯宣扬的这种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的政治理想，与当时甚嚣尘上的国家主义不谋而合。于是，纳粹党人力邀斯宾格勒加入其中，并希望把他和尼采一起作为自己的精神先驱，但遭到斯宾格勒的拒绝。因为斯宾格勒非常反感纳粹党极端的反犹主义，在他看来，种族并非生物性的，而是以群体的文化与精神传统为基础的；曾与他短暂接触过的希特勒没有给斯宾格勒留下好印象。在《决定时刻》一书的草稿中就包括对国家社会党的批评。然而，就在此书正式出版之时，希特勒掌握了政权。作者不得不对现实做出有限的让步：选择一个较为中性的题目；加了一篇看起来是向新上台的当权者"示好"的序言；直接删除原稿六十多页内容，所以有些批评家认为这本书逻辑混乱，译者认为这恰恰与此有很大关系。尽管如此，这部政论中暗含的锋芒还是刺痛了纳粹党。在第一节中，斯宾格勒就对纳粹党提出批评："国家社会党人相信他们有能力将世界置于一旁，或者与之对抗，他们搭建着自己的空中楼阁，丝毫不顾来自国外的强烈反应"；而在书的末尾，他直接给法西斯主义下的判决书："三十年代的法西斯将被一种新的不可预知的形式所代替，甚至当前盛行的民族主义也会消失"；他还在书中影射希特勒是英雄般的男高音。这本书在三个月内就卖出十万本。纳粹党人终于有所察觉，《决定时刻》被列入禁书名单，斯宾格勒的名字也在德国所有媒体上消失了。 这可以说是斯宾格勒晚年获得的最高荣誉。 可以说，作者在《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中还在热情地为德国革命指明方向--建立一个独裁政权，以便结束无政府主义状态。但是，当历史的车轮滚入20世纪30年代时，世界局势尤其欧洲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德国如他所料地进入了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但他并没有从中看到他理想中的真正德国革命，因此他在《决定时刻》一书中又对德国的进一步革命提出了高要求，这次是为了保卫德国的存在而早日做好准备，向"白人世界的革命"和"有色人种的革命" 进攻，以便掌握世界的发展方向。 斯宾格勒在这两部作品中，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深入翔实地分析了当时的世界局势，涉及了当时各主要国家的情况，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了当时世人瞩目的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从总体上看，作者对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抱有很强烈的偏见。作者是作为一名民族主义者和为德国的发展与存在而忧国忧民的政论者的身份写作这两部书的，他代表的是德国"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他的立场决定了他对共产主义的错误认识，把共产主义假想为德国乃至白人世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敌人，从而对共产主义进行了极尽能事的讽刺与批判。同时，这也反映了斯宾格勒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无知。但是，斯宾格勒写作的目的并不在于攻击共产主义，他只是出于写作的需要、并由于对共产主义的无知而进行了有偏见的评论，与魏特夫存在写作意图上的根本不同。 出生于德国、20世纪30年代加入美国国籍的犹太人卡尔·魏特夫，一生主要研究中国问题，于1957年出版了《东方专制主义》一书，旁征博引，把古代世界十几个古老文明都纳入到著作当中，杜撰出了所谓的"治水专制主义"的东方专制主义，认为东方包括中国在内自古以来就是专制主义的社会。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组织专家将这本著作翻译成了中文，立刻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祖德和陈启能两位先生联合全国各主要研究所和院校的著名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古代史学者，从中国古代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等的具体情况出发，用大量的事实论证，批驳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荒谬性，明确指出了魏特夫观点的别有用心之处。李祖德、陈启能主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行文充斥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之词，乍看起来，决不可译介为中文，但为了辨别真伪，追求真理，蠡清是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还是把其翻译 成了中文，结果引起了广泛关注，触发了一场热烈的学术讨论，学术讨论的结果使人们更加认清了魏特夫理论的错谬和荒诞。 斯宾格勒的史学思想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西方的没落》、《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和《人与技术》均有中文译本出版，邬国义：《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在中国的传播》，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4～2005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西方的没落》在大陆、台湾均有节译本出版，英译全译本已经由上海三联书店于2006年出版，吴琼译；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董兆孚译的《人与技术》；1941年，刘檀贵译的《马克思主义在欧洲》(PreussentumundSoziailismus)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中译本附录一的《普 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但我们并没有在国内找到《马克思主义在欧洲》一书。但斯宾格勒最后的政论著作《决定时刻》尚无中文译本，这是本书翻译出版的一个理由。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就学术意义而言，斯宾格勒的另一部作品《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也是很有价值的作品，也能体现作者的很多观点，甚至可以说是理解《决定时刻》的一部重要相关作品，故而我们把其放在《决定时刻》的末尾译出，作为附录，希望读者能够从这两部相互关联的作品中更全面地理解斯宾格勒的思想。 本书是由郭子林、赵宝海、魏霞共同翻译完成的，而赵宝海和魏霞二人对本书的初译和注释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甚至中译者序的部分内容也出自他们二位之手。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咨询了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我们的朋友王秦伟先生和陈恒教授对我们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理解，谨致诚挚谢意。 格致出版社的高璇编辑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并对本书的编辑校对付出了很多宝贵时间和大量心血，特致真诚的谢意。当然，尽管我们旨在尽一切努力使译稿完美无疵，但译介外文作品实属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无论我们怎样地认真仔细，译文之中还是会有某些纰漏，敬请专家批评指正，以便日后做更为深入的修改和完善。 郭子林 2009年6月1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