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骑的车是辆破车,最好的那辆,也不过是辆骑了快十年的德国生产的老名牌车,留给母亲骑。父亲车上有一个人造革黑包。我们姐仨都特别喜欢父亲的包儿,因为父亲的包里时不时就有点儿好吃的。翻大人的包绝对是犯忌,但我知道他绝对会给,他是个“馋”爸爸但绝不是“独食”爸爸。 那天游泳回来,混车被抓的焦虑紧张还在心头没散,刚进路口就看见我们家楼道的窗口、门口有很多人头晃来晃去,住宅区十几栋楼所有的孩子都在外面看热闹。 发生了什么?我们的直觉已经感到“我们遭难了”。我俩走过去,孩子们立刻喊道:“狗崽子回来了!狗崽子你们家被抄啦!”抄家的是大学的红卫兵。 孩子的无知往往残忍—我见过自己的儿子捉到一只蚂蚱,专心地把它的腿慢慢揪下来,要看到它微妙的反应,并且把缺腿的蚂蚱放回去,观察它是如何继续爬行的。 我和姐姐互相紧紧地拉着手,试探着前行。孩子们的围攻开始了,声音尖锐:“打倒狗崽子!打倒狗崽子!”这个地区就我们一家挨抄,孩子们肯定是要宰我们啊! 我觉得可怕极了,无依无靠地忍着。从小我就学会了忍,多痛也要忍,仿佛是一种依靠自我内在天性的无形祈祷。 早已打碎了的四楼破窗户上,吊着我家的缎子被面、床单,母亲珍惜的洋布旗袍搭在破窗口上,母亲最后的一次生日礼物——那件艳黄色华丽的布拉吉(连衫裙)和一条粉色长长的纱巾拧成绳子,被孩子们拉来扯去地拴在树上……自己家的东西自己太认识了,无论在什么地方,哪怕把它们撕成碎布头你也会认出,那是带着记忆和故事的隐私。小孩们把我母亲的高跟鞋踢来踢去,唱片满地,书页如雪片散落。红色雕金花儿的箱子、古董花瓶……曾经美好而被珍惜的东西一夜之间变成了被人忌讳的粪土,随便被孩子践踏的破玩意儿。生命会不会也是个戏法儿?时而颠三倒四,时而真假难辨。 我们姐儿俩就这么挤在一起往前蹭,心已变成快要被吓死的小兔子,“怦怦!”狂乱地超负荷地跳动着,我们只剩下一线希望:回家,赶快回家!但那个叫“家”的地方到底在哪儿? 家里站满了红卫兵,个个红袖章,绿帽子,十几个人,有的还拿着棒子。 父亲游泳去了。幸好不在,他要是没去游泳,准给打死。红卫兵中有些是父亲最重视的高材生,领头儿的姓常,是父亲教研组里的教师,个子很矮,也带着红卫兵的袖章。多年来他一直担任父亲的助手,也是暗中的竞争对头。九十年代,我父亲担任中国环境科学院的院长,一九九八年我父亲去世,环科院和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在八宝山联合举办了隆重的葬礼。整个葬礼都是他忙着组织、筹备,并且亲手布置了灵堂。 父亲曾经聪明过人,在学问上是一流的,却因为是个理想主义者,不免在研究业务上太精益求精,有些吹毛求疵,招致嫉恨。这十几个人拿着棒子就是冲我父亲来的,母亲在学院里人缘儿很好,这些人下不去手。 大门敞开——只能看见母亲的背影,此刻的我,多么需要扑到母亲怀中,寻求保护啊,却见她几乎站都站不住,马上要晕倒的母亲脆弱得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了。害怕她“摔倒”的情绪使我突然强壮起来,是,当心中的恐惧,已无处宣泄,在一堵坚硬的墙面前,人或退或进就听天由命吧。 我不懂,父母干了什么,招来众人如此讨伐,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从感情上我坚信他们是好人,因为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母亲嗅到了自己的孩子,她转过身,目光多么无助而且内疚。在见到我时,她坚强起来……我想扑到她怀里,想哭,想埋怨,想问为什么!但我都没有做。对命运的一种接受降临了,我意识到只有接受并且扛起它。人总是能继续活下去,人是有弹性的。 母亲的身影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她歪着身体靠在门框上,看着别人随意在自己的家里乱翻,所有的隐私和珍惜,被陌生的人们以最最野蛮的方式玩弄、唾弃、践踏、砸得粉碎。几个学生头目和矮个子教师把我家所有的椅子都占满了,他们抄累了。 过了多久事儿才完,怎么完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些人是怎么走的?一切都掉进了黑暗里。 天快黑了,我知道父亲回来了,因为外面孩子们一片喊声:“打倒大右派,打倒李献文。” 这天我并没有同情父亲,“家变成这个样子就因为他是右派。”明天、后天、大后天被侮辱的日子怎么过,我的心理世界没有了支撑点,已从里到外塌陷了。可是我坚信父亲不是电影里和教科书里所描写的那种坏蛋。 我问:“咱们家到底是什么出身?以前你们说是职员。”母亲说:“资产阶级。”父亲说:“资产阶级算什么出身啊!”母亲说:“你爸是右派,那时你爸年轻太轻信—” “信谁?”我问,母亲觉得失口,停住。 “右派是什么?”“有左派就有右派,你爸反正是好人。”被翻烂了的家在骚动的寂静中,像没魂的鬼屋儿。没有人可以给我一个解释,所有的话都驴唇不对马嘴。 父亲定定神儿坚持说:“你填表不要填右派……”其实他对了,我就永远没有填过“右派”。在这件事上他很坚决,让孩子们精神上有种支持。有的人家是当着孩子们的面抽自己嘴巴,说自己是王八蛋,走资派,要改邪归正。到处传来子女殴打长辈的故事。有人唾弃,有人赞誉,似乎好坏的界线是模糊、可以随意玩捏的橡 皮泥。 我们旁边儿的楼门儿,校长的女儿带着全班同学和红卫兵抄自己的家。这个女孩儿是他父亲最不喜欢的一个女儿,不光是因为她眼睛很斜,一只眼睛差不多全是白眼。她是校长前妻的女儿,在家里的地位就像灰姑娘。这个校长很有名,是个大人物。但关上门儿以后的故事谁也猜不着…… 我们旁边还有另一户邻居,孩子是我一个小学同学,出身职员,一时外地的红卫兵抄家上了瘾,见屋门就闯,到他家时,一家人已经熄灯,正赶上他的父母亲在黑处吵架……男人爬起来给红卫兵磕头,说:“红卫兵爷爷,我不就和老婆拌几句嘴怎么惊动了您大人?”红卫兵见弄错门牌号,就说:“没什么,看看你们家有没有四旧。”他老婆当时就跳起来给了他四个大嘴巴,说:“你这个混蛋,红卫兵来家,你肯定有什么罪过!把你的手枪给我拿出来!”他说:“我哪儿来的手枪?”她非说丈夫有把手枪。后来他被隔离审查了很久,也没有逼出什么手枪来。被放出后,老婆已经和另一个解放军小干部在一起了,无家可归的他失踪了。不久八一湖里打捞出来一具尸体,已经快被鱼吃光,只剩下骨头。通过一颗金牙家人说认出来是他。现实,使许多时代的英雄一夜间变成了狗熊。英雄和狗熊的故事常常被成倍夸张,添枝加叶胡乱传开,总之,人很难活在真实中,往往想从历史中学习或借鉴点什么,却发现历史是早已被加减了的历史。 通过这个同学,我发现自己是幸运的;没有人再理她了,只有我与她同病相怜。她悄悄告诉我:“我妈因为看那个八一湖里的死人有金牙才认领,” “你爸有金牙么?” “没有。” 抄我家那天早上,我母亲说:“别人家都开始挂主席像,咱们家也挂吧。”我就把以前放照片的框子拆了,在动物园商店里选了半天,又要美观还要不贵,我们选了一幅黑白绢织的主席像。我非常仔细,绝对认真地装好毛主席像,可是我把主席像装反了,又急着忙着去游泳,说:“晚上回来再换吧。” 回来就晚了。人间有些事情无法合理地找到解释,霉运当头时,刮来的风里都带着倒霉的腥气,倒霉的怪风再把你吹进更加恐惧的危险中。那貌似偶然性的东西,并不偶然。 我们家新添的罪名儿是:倒挂毛主席像,而且是挂在墙壁的正中央,有好几个证人都看见了。 我喜欢草啊,花啊,可花草已被打上四旧的符号,爱花的人家哭着用开水烫死祖传的古盆景。没得可种,我在阳台上埋了两个土豆儿,捡来几颗被当四旧扔了的“死不了”花梗种在阳台上一个破脸盆儿里,它们疯长起来,土豆秧下面结了好多小土豆儿。这是我的私人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