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怎么起来的,我始终没弄清楚。 学院完全变了样子,到处贴满了大字报。漫天的传单。 我与同院儿的一个小男孩儿亚明很要好,平时我们在一起玩儿。 红卫兵在主楼散传单,唱歌儿,打人,人山人海地,看大戏似的。学校以前挺漂亮的,现在贴满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花花绿绿。这天,亚明跟我说:“贴了好多你爸的大字报,说你爸是右派是国民党特务。”我反问他:“你爸呢?” “我爸十六岁就参加了解放军。”他眼神很优越地瞥了我一眼,透出为我担心的神情。我马上跑回去问父亲,他表面显得很平静,说:“一九四四年我十五岁在台湾上过七个月中学,我怎么够当特务的资格呢?我已经申报过。放心!” 当时我特别担心出身问题,知道工人、农民、解放军家庭是好出身,我们家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更不是解放军,就问母亲“有没有一种别的出身呢?”母亲说“职员”,我觉得踏实了点儿,有救儿。因为我爱自己的父母,一点不想交换出身,我常见到邻居中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家,不分街头巷尾满口脏话地侮辱自己的孩子,还抽大嘴巴。 学校“文革”运动刚刚开始。每一天,学院里都有新的“牛鬼蛇神”被揪出,在外国留洋的学术权威、校长、出身不好的都要写从一九四九年以来自己的履历“交代书”,并且号召大家放下人情互相揭发。 批斗会一天一场,我挤在人群中看,发现开始还有对人性起码的尊重。后来,大学校园里来了许多外地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势态突变。他们站在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上,在学院的路上游行,连续唱着一首歌:“拿起笔来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批斗会上,外地的红卫兵叫着:“北京的大学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们太温良恭俭让了!……对于阶级敌人就是要打,打——打呀!”他们脸上放出要杀人的凶光,是活人都能觉出来的。一个很美丽的苗条少女,穿着一身绿军装,刘海整齐而漆黑,她大概是文工团的吧。她解下皮带,动作像电影里的女英雄,用有铁头儿的一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抽下了第一鞭,校长凄惨地叫着,可以听出他作为男人和以往权威性人物的抑制。我闭上眼,这是一生中第一次看到暴力。我从人堆里玩命挤出去,往回跑。我看见,张张脸上挂着看好戏的表情,人们把自己的弱小汇总成集体的亢奋。“那打人一定有‘道理’了。牛鬼蛇神这些‘坏人’的惨叫已不是人声儿,与理直气壮‘好人’的叫好声儿上下辉映。”我的恐惧远远比不上听到惨叫声而悲哀的感受来得强烈。我不懂为什么别人挨打我会“疼”得逃跑,惨叫声追着我的耳朵,我跑回家,把着阳台栏杆远远地望去,心中惊悸而且彻底糊涂了。 红卫兵把这些人打得死过去,再用凉水泼醒,让他们头顶着别人的屁股在校园里排队爬行。学校很大,他们爬遍大街小巷。红卫兵强迫他们唱歌儿:“我是牛鬼蛇神,我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如果最后“我该死”的高音提不上去,铁头儿皮带便雨点般落下。 突然,从阳台栏杆儿缝里,我看见一个秃头,那是我同班好朋友亚明的父亲,难道出身好的共产党员也是“牛鬼蛇神”吗?世界已经神经错乱。 第二天我又去了,伤心地关注着好友亚明的命运,我蹲在一棵树下,他和姐姐蜷曲着身体紧紧挨在一起,把头夹在腿中间儿,他们仿佛小罪人。他姐姐的辫子蓬乱,两个孩子不哭也不闹,面对毫无同情心的空气,等着被批斗的父母。树梢上挂着条条横幅“遣返地富反坏郭××……”批斗会在一片口号中结束。一辆卡车来了,他的父母被乱七八糟的手胡乱揪着扔上卡车,亚明的母亲大声喊叫:“我从新加坡回来是为了找毛主席找共产党闹革命的!我无罪!我丈夫是共产党员,无罪!我的孩子是无辜的……”话没喊完,“哔啪”打人的声音山响!她的党员丈夫没有护着妻子,恐惧地躲藏在车的角落里,亚明和姐姐是自己爬上卡车的。车“轰轰”启动,亚明一家被遣送原籍,合肥的什么村,让农民监督改造去了。 亚明的母亲是几天来我见到的第一个敢反抗的人,是女人。 我惊恐伤心,我喜欢亚明,如果在卡车上他肯看我一眼,说一句“跟我来”,我真的会爬上车去。 全家人话越来越少—父亲担心,要求我们也紧跟革命形势。全家破四旧,连夜做了一次大清理,线装书、英文小说、好看的玻璃器皿、水晶艺术品、古董都翻出来,堆在地上准备砸碎后扔掉。母亲把自己以前最喜欢的衣服、首饰翻出来。高跟鞋的后跟儿,连锤子带锯子地往下薅。我偷偷在五颜六色的“四旧”堆儿里拿起一块心形海蓝宝石,握在手心里,真好看呀!我又拿了一颗象牙的内绘珠,拇指大的珠子上有一片小小的放大镜,里面绘有精美的观音像。虐待它们真是太可惜了,我把它们藏在枕头套里。 我九岁了,又一个俗话秋老虎的季节来了。一天,我和姐姐准备去玉渊潭游泳,本来父亲说他也准备去游泳,姐姐十二岁了,跟父亲玩儿已经没意思,就没有等他,我们自己玩去了。母亲给我们每个人两毛钱,正好够来回的车票,加一根冰棍儿和一包米花儿的钱。 还没游泳,我就已经忍不住把两根冰棍儿买了,吃完,馋虫被勾出肚子,下水之前,坐在岸边儿稀里哗啦吃光了米花儿。那时一包米花儿三分钱,糖米花儿四分。姐姐问:“你还馋吗?”我使劲儿点点头。“哎,待会儿咱们混车,不买票,省下的钱可以多买一包糖米花吃,你个子小,用不着买票,长得也不起眼儿,人家不会注意你。”我不够漂亮又被姐姐拐着弯儿地强调出来,可甜米花太诱人了,我答应了一声:“行”!站起来冲进水里,游呀游,水太神奇了,水可以洗掉我“不漂亮”的自卑感。我蛙泳时望着远处的绿树,狗刨时感受着深水浅水凉热翻滚交替在肢体上的刺激,仰泳时,我望着北京的蓝天白云,幻想在现实之外有一个人爱人的世界。 游完泳在公共汽车这段路上,我紧张得不行,甜米花儿也突然不甜了,人越害怕什么就越会吸引到什么,下车就被抓住了。我永远记得这种由道德教育而来的耻辱感,我脸红红的,不敢抬头,到售票站。几个售票员七嘴八舌把我们狠狠说了一大顿,过后也就把我们放了。有时你不得不迷信,好像冥冥中真有一种祸不单行的运势。 天都塌到自己身上了,更可怕的还在后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