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怎么说呢？母亲家和父亲家是完全两样儿的家庭。只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喜爱西方文化，不同之处是，父亲家是一个中国望族之家，他们媚宠西洋却封建。母亲家是一个少数民族之家，他们欣赏西洋文化却崇尚中国文化。 外祖父，我姥爷，姓“俞”，俞培新，祖籍西藏，从祖上就迁移到山东一带。 传说，曾外祖父自幼被一个北欧传教士收养，信仰基督教，并做了长老会的长老。我姥爷俞培新相貌特殊：身材高大，头发卷曲，白皮肤，高鼻梁，深眼窝。不过没有人知道曾外祖父与那个传教士到底是什么关系，那将是一个永远一目了然的谜。 俞培新在济南上学时，已经结婚，娶的是童养媳。童养媳的祖上也是云南一带的藏人，她就是我姥姥江文秀。在我的生活里，姥姥像一个保护神一样重要，老太太实在平凡无奇却非常了不起。 姥姥听自己父亲说，他们曾经姓朗顿旺吉，是西藏的贵族，不知何故招来灭门九族之灾。全家族决定逃往内地，路有天险金沙江为阻，因老天保佑他们安然渡过金沙江，从此全家族就改姓为江。 姥爷在济南认识了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专做东方古董生意，需要找个小伙计缝邮包儿，把收藏的中国东西寄到美国。我姥爷就做了这个伙计，之后成了那个美国人的可靠合伙人。 美国那边儿收到一个邮包儿，我姥爷就得到一些钱。 二十多岁的俞培新靠这个养家，同时给济南大学当会计。他说那时家计窘迫，有两个幼小的儿子，姥姥每天去缝邮包时，只好把孩子拴在床栏杆上，孩子总是揪着绳子到处够东西玩。 她讲述两个舅舅：“你二舅大舅到现在背还有点儿驼。” 姥姥细小的眼睛，看着我时，里面丰盈的爱可以填满世界。 姥爷跟着美国人学做古董生意，渐渐开始自己做，后来决定迁移到北京，哪一年迁的我就不知道了。他到了北京，古董生意做得越来越大，算是专家。他手里有特别宝贵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全被砸碎，毁了。剩下一些没被抄走毁坏的，我相信有一天它们可以住进博物馆安心了。 当时他在美国的名声特别大，因为信用好，美国人叫他“诚实俞”（HonestYu）。他最喜欢的格言是“成功的生意就得诚实”，他说，“我成功因为我诚实”。 老头子信基督教，流利的英文全是自学成材，学完英文又学日文。 抗日的时候抵制日货，他特别生气，说自己“干什么要学日文！”并且把准备送往日本留学的大儿子转送天津工商学院。二儿子送到了美国留学。我母亲是老四，最小的女儿，叫俞天玫。姥爷说：“你妈出生的时候像太阳出来了，我突然发家了。”他一点儿一点儿积累经验给美国朋友坐庄，收集好东西，但是日子一直不宽裕，而且那个美国人非常精打细算。 他喜欢这个带来了好运势的女儿。 然而我母亲有一种跟我一样的心理，也觉得自己不够美丽。 实际上我母亲是一个蕙心纨质的女人，越老越好看。中国人不觉得好看，外国人觉得好看。“李爽事件”以后，我的家人接触了很多欧洲人，见过她的洋人都说：“你的母亲很有风度。”可能东西方的审美观不同，西方人更器重女子的气质，中国人要求女子顺从。 这对我父亲来说也是新鲜事儿，外国人都说他的妻子美丽。虽然父亲很乐，但还是不甘示弱地说：“你妈当年有几个同学嫁给了中央级的大干部，那才是彩凤随鸦，而我俩是自由恋爱！” 我的小名叫“柿饼子”，后来又从“柿饼子”变成“铁饼子”。 那是一次春节聚会，十好几口子在客厅听《白蛇传》。表兄弟悄悄和我说：“唱得真难听。” 我说：“就是，像哭死耗子。”我们溜出去玩“跳房子”，见到姥姥家院子里的大窗台上摆了些柿子。表兄弟拿下一个柿子想看看冻得是否够硬，用脚一踩，糟糕！柿子被踩瘪了。表兄弟吓得哭了起来，我赶紧说：“你就说是我踩的！”正好戏唱完了，大人们出来送戏子……好家伙，大人开始七嘴八舌地“逼供”，结果我给表兄弟“死扛”，说：“是我踩的！” “干吗要踩柿子？” “好玩。” “还没吃年夜饭你就撑得慌！” “我没看见。” “爽子，‘好玩’和‘没看见’可不是一回事儿。” 我姥姥赶来说：“爽子，抬起脚来……” 结果旁边的表兄弟吓哭了，因为他新鞋上全是黄浆儿，而我的新鞋干干净净。我母亲接岔儿了，“傻丫头！”但从那天起“柿饼子”的外号还是归我了。加上无数调皮捣蛋的典故，我就成了“铁饼子”。 我和爷爷不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再也听不到父亲讲爷爷祖籍的事情了，好像有什么忌讳，只知道祖上有很多姨太太，爷爷是海关总署的税务司长。 奶奶叫单桂珍，她的父母都是高丽人，但她不愿意提及自己的祖籍，大概因为中国人歧视高丽人，称他们为高丽棒子。可我奶奶太像高丽人了。 爷爷住在天津租界，有十一个孩子，五男六女。第一个儿子是个花花公子，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个小官儿，据说只喜欢玩儿狗、弄枪、骑马，一九四九年后被关进劳改营……后来病死在里面。大女儿因为爱上了一个平凡又没钱的男人，被爷爷锁起来不许他们恋爱。大女儿在那间屋子里自杀了，死时二十二岁。 爷爷晚年又娶了个姨太太。她在天津一家酒楼做舞女，嫁过来之后，没有生育。除了爷爷，所有的人都和这个女人作对。 但爷爷最高兴的事儿就是让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出去做客和看戏。一大家子人都背后叫她“妖精”，至今我也不知道她的真正名字。 记得一次去天津给老爷爷祝寿，我吃惊地见到如此众多的“亲戚”，吃饭需要一个点名册。有个小堂兄悄悄对我说：“你还不快上前去叫一声儿‘瑶静’奶奶，爷爷听见准会高兴！”我赶快进去大声叫她：“‘瑶静’奶奶好！”爷爷生气了，纠正我，“头一次见姨奶奶就这么没礼貌！叫姨奶奶！”我发现，在场的人都暗地里偷着乐，上当的沮丧使我面对山珍海味没一点儿胃口。 我父亲李献文行三，自幼聪颖，英俊，喜欢学习，希望到外国去念书。当时我父亲身边很多姑娘追求他，都漂亮能干。当然，这话我是从长辈儿那听来的。 我母亲的二哥与我父亲在天津英属租界的姐姐，我应该叫大二姑的认识了，俩人谈起恋爱来。我母亲去天津找二哥玩儿，认识了我父亲。后来我二舅没有娶我的姑姑，他说，因为见到大二姑和别的男人很亲热地手拉手儿滑冰，而且那男人是袁世凯的孙子。 父亲认识母亲后，开始追求她。 母亲有时候喝几杯啤酒，话就多一点儿，变得更可爱。我记得她有一次说：“啊，你父亲从来没有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过‘我爱你’。”中国男人确实不大会说“我爱你”这句话，我用中文也说不顺溜，用法文就轻松自如，可以一天儿说无数次。我在中国的时候如果有人对我说“我爱你”，我会觉得肉麻，而且“我爱你”意味着有“越轨”或“犯错误”的嫌疑。 我受母亲家的影响很多，因为他们住在北京。 我父亲当时念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和母亲相爱后，爷爷家觉得不错。但姥爷家不同意，认为门不当户不对，而且非常看不惯爷爷家娶小老婆。 姥爷家与爷爷家有仇恨，因为我爷爷是天津海关的税务司长。姥爷说：“海关的官儿全是贪官。” 姥爷在天津经常有运往美国的货物，如果要保证满箱子明代、清代的瓷器平安无恙，需要给大大小小海关上的官员送礼。文化大革命时我姥爷瘫在床上，我一来就陪他说话，聊起往事，他说：“你要是不送，或送得不够，海关他们给你的古董摔一半儿，你不是叫‘诚实俞’吗？通知你，货已运走啦，其实货物还压在码头上，让你不能按期抵达……‘诚实俞’就诚实不了了吧……这都是你爷爷干的。你母亲当时很坚决，非要和你父亲结婚，我收到洋人的验货电报：‘俞先生：收到明代古董，每箱货里有半箱是残品……’唉！结果我同意了这桩婚事。”姥爷与我说这些故事的时候，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显得很难受。我纳闷姥爷瘫在床上已经很不幸，干吗还去追忆更多的痛苦故事？ 姥爷有钱，他给儿子们办结婚喜事都办得很排场。但是，他最喜欢的小女儿结婚，他什么都没有做，连客都没请自己去杭州了…… 父亲告诉我：“我和你妈结婚那天，你姥爷没影了，你姥姥说，‘我去王府井买些冰淇淋大家吃吧。’” 听母亲讲，一九四九年姥爷的弟弟来找他，“哥哥我去南洋，你也得走，否则我敢保证你长不了。” 姥爷犹豫了，说：“孩子老婆和家产呢？”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那就试试吧。”姥爷拿了一只箱子……姥姥急了，“你有四个孩子，还有这么多财产。” 姥姥这么一闹，他想：北京朝阳门南小街有近百间房产，在西郊海淀还有别墅…… 回头劝弟弟说：“共产党有什么不好？可能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多了？”那是他们兄弟最后一次谈话，从此再也没有见面。 一九五一年，根据中央发布的一系列企业清理条例，没收了姥爷的房地产和古董，生意被封。给了他一个职务，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资料室主任。 我小时候经常住在姥爷家。 姥爷爱讲故事，我坐在他膝盖上，觉得他很巨大。他不仅高大，还有很多胸毛儿，我老揪他的胸毛儿，还有很多痦子，红的，棕的。 老头子在孩子心中可爱慈祥，不过在父母、舅舅、姨妈眼中姥爷是个威严的人，聪敏过人说话算话，却也有不少锱铢必较，度量小的故事。奇怪的是，姥爷只冲离他亲近的人们发火儿，而不冲外人和孩子辈儿发火儿。 看来外面坦荡的君子是免不了里面戚戚小人的煎熬。这可能就是人性中真正的瑕疵，与软弱、爱面子一样的。 我的卧室和姥爷的卧室很近。我睡的房间有一面是方格窗户，玻璃上面画着圣经故事，我天天想尽办法不进去睡觉。叫耶稣的人脑袋上有一个圆圈儿，使我联想到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耶稣给麻风病人洗脚，耶稣走在漆黑的海浪上，一个妓女半裸着身子，紧紧地托着基督的脚。那些图画给我一种压抑感，感觉活在世上是为了与罪恶博斗。所以我睡觉时总是面朝墙，早上起来歪着头出去，不敢看。可能对我来说生活是绚丽的图画，所以我最喜欢《神笔马良》的故事。 第二可怕的是我床头儿有一幅巨型景泰蓝的画儿，一只金毛儿虎，吼着往山下冲。我老觉得它马上要冲到我的床上来！ 有一夜我睡不着觉，就跑去找老头儿，“姥爷我不敢睡觉，听到有老虎叫……可不可以钻你被窝儿？”他掀开被子让我钻进去，把一粒安眠药掰成四瓣儿，给了我一点儿。迷迷糊糊中听见他说：“别害怕，那是一只假老虎，不过这只假老虎可值海了。”我早上从姥爷的床上醒来，第二天晚上，那古董老虎不见了，墙上只留下挂过画儿的痕迹。 姥爷有山东口音，“关灯”叫“嘎灯”，或者是他故意开玩笑。他床头上有一盏精美的绿色景泰蓝小灯儿。六十多岁时，他忽然心血来潮要学德文，晚上背德文单词儿，一只手半握拳，另一只手的指头在被子上写单词儿，眉毛很长很重，大大的鼻子，大约要聚精会神地学一个小时。他想睡觉了，就大喊一声“嘎灯”，所有的人睡着睡不着的都得睡。 他不跟姥姥睡。姥姥和姥爷是从小儿订的亲，曾祖家要求媳妇有文化，就送她上教会学校。姥姥以后又自学英文，差不多学到小学水平。我的姥姥为人公正又坚强。 姥姥也很喜欢我，为什么我并不知道。 姥爷信仰基督教，出于文化道德价值的束缚，表面上他痛斥爷爷娶小老婆的封建习俗，但他却暗养情人。我母亲说他的情人是个蒙古公主，姥爷很爱她，但始终没能离弃原配，公主很快就离开了他，使他一生痛苦，说自己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没有尝过爱情滋味。 “道德观”把偷偷瞥了情感一眼却道貌岸然的男人钉死在“形像”的图画上，然而没有一个有爱的女人喜欢偷偷摸摸活在图画的影子后面。 姥爷睡的卧室是最小的一间屋子，没有窗户，屋子里有一扇厚厚的天鹅绒帘子，颜色紫红，绒帘子遮盖了一面墙，对我来说那儿是个很神秘的地方，因为是“禁区”。一次我跟着姥姥溜进去，里面满满当当的古董架子……一股股臭香臭香的旧东西味儿。那是一个巨大的库房，每一件古董都很宝贵。姥爷有时候在里面待很长时间，厨子招呼“吃饭喽！”他都不出来。 母亲说库房里面还有一个库房，她年轻时也对这个库房很好奇，结婚以后才进去过几次，为了看看古代的春宫画儿。 姥爷如何收购古董呢？ 原来家里的院子挺大，现在这院子里已住进少说四十来户人家，连搭带盖的已无法辨认出原来的结构。每到星期六，农民和城里的古董小商贩用驴拉着货，等在胡同口，到时间，进院子里坐一圈儿，摆摊儿，姥爷从楼上下来选购。 后来我问过姥爷：“有假货吗？”他说：“太有了！假货一般骗不了我，原因是我上了无数次当，才被训练成专家，呵呵！”他谈论古董时的笑声总是很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