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营制度的缺点曾国藩练湘军，开始时目的，即为矫正当时绿营之弊。绿营名称： 《大清会典》（光绪本），卷四三，页２：“国初定八旗之色，以蓝代黑，黄白红蓝各位于所胜之方，惟不备东方甲乙之色。及定鼎后，汉兵令皆用绿旗，是为绿营。”遂创立了一种有效率的军旅制度。而营制组织，特别是湘军的重大贡献，这是人所共知的。绿营系世兵制，全国设有定额绿营兵数： 《清史稿》（联合本），卷一三七，页５２２：“绿营之制，有马兵守兵战兵，战守皆步兵，额外外委皆马兵，综天下制兵，都六十六万人。” 又： 《清朝文献通考》（万有文库本），卷一七九，页６３９５，统计全国绿营兵额共计五十八万余人。 又： 《大清会典》（光绪本），卷五二，页１—２，统计全国绿营兵额则为五十六万余人。，每兵均注于册，由各省按年册报，存于兵部。兵有兵籍，不同于民户，父在役，子为余丁，父退役，则子补其缺额，所食额定之饷，即赡其身家。绿营之腐败，始形于嘉庆间，平川楚教乱之时，而大著于对太平军之役。其废弛情状，当时朝野，多能指论。有识之士，亟欲痛加整饬，以求振作。然其颓废之势，终不能挽回，遂予创立新制的湘军以诞生的机会，继以承此运会，担当晚清半个世纪的国防任务。 绿营之废坏，当时后世，言者甚夥，归纳诸说，约为七点。就制度本身言，缺失有三： 其一，饷薄不足以赡身家，兵丁则另谋兼业，多营商贩以活口，自不专心于兵事；其二，分汛太多，兵员分防汛地，以致兵力单弱而不能集中，在营时间减少，遂乏训练与监督，形同游散；其三，出征应敌，例由各省各标杂乱抽调，凑成一军，以致将与兵不相属，兵与兵不相习，意志不齐，难收指挥之效。就平时积习而言，缺失有四： 其一，虚伍缺额，将弁于兵士出缺，不加补募，干没其饷，或以杂役挂名支薪，形成风气，以致军伍不实；其二，游滑偷惰，绿营兵丁分于营汛，多应差使，养成衙门习气，平时钻营取巧，遇战则趑趄退避，实难使之效命疆场；其三，顶替征操，绿营兵丁既多兼营小贩，又滑巧为习，凡遇征调，自然不舍故居，常转雇乞丐流氓，顶替应召，以图偷免；其四，虚应操练，绿营兵丁往往久不操练，即使集中，演习阵式，多用相沿已久的花式空架，徒饰外观，不能临阵实用，等于不练，自无战力可言。罗尔纲： 《湘军新志》，页１—１６，综合前代人对绿营之批评为七点，兹并为六点，再增入曾国藩等人所论之顶替征操一点。 湘军的创建湘军为曾国藩手创，始自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53年1月21日）。国藩奉到办理团练之命，即准备招练一支新军，创行新制，以代替团练组织。卒能超越侪辈，建立殊勋，足征其才识过人。湘军初创，原无独当全局之志，其扩充发展，俱是后日之事。惟曾国藩自始即抱定两点观念，作为建军的基本原则： 其一是练乡勇以代兵，其一是采用束伍之法。舍兵就勇，在改换兵员的本质《曾文正公书札》，卷二，页１０，咸丰三年二月与宝庆知府魁联书：“适接来书，盖多至论，就现在之额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改其恶习。故鄙见窃谓，现在之兵，不可练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练之使补额兵。”；立束伍之法，在加强营伍的组织曾氏于咸丰二年十二月练兵之始，即奏陈参仿明人戚继光成法。其所取资于戚氏者，则为《纪效新书》中之《束伍篇》，该书卷一，页１云：“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分数者，治兵之纲也；束伍者，分数之目也。故以束伍为第一，由此而十万一法，百阵一化，咸基于此。”。曾氏本意，乃在于立定制度，以革绿营积弊。嗣后之运用得宜，克奏大功，实基于此。国藩始终不以知兵自许，却自命必能练兵，盖于其创制之才能，颇具深信。 束伍系取资于戚继光的练兵成法。其要义如戚氏所说：夫营阵之法，全在编派伍、什、队、哨之际。计算之定，若无预于营阵然。伍、什、队、哨之法，则或为八阵，或九军，七军，十二辰。古人各色阵法，皆在于编伍时已定，一加旌旗立表，则虽畎亩之夫，十万之众，一鼓而就列者，人见其教成之易，而知其功出于编伍者鲜矣。戚继光： 《纪效新书》，卷一，页９。所以束伍的精义在于编伍，也就是在营阵之先，立有一定编制，以为建军之根本。后来国藩再依湘军成法为淮军立制，也是一脉相承。 曾国藩虽本戚继光成法，编组湘军，却并非原盘移植，而是有不少损益之处，以构成湘军自有的一套体制，当于其编组淮军时，附带申述之。 淮军成军时的编制淮军的初定制，始于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12月），由曾国藩一手经理，一仿湘军营制。《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七，页４１，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复左宗棠：“少荃赴上海，系新募舒庐一带之勇，名曰淮勇，另拨湘勇二三营与之。今淮勇一法湘勇之营制营规，目下未经战阵，安得号为劲旅？” 招募之制湘军的组成，最慎重招募，盖与其基本原则极有关系，也构成了湘军本质的特色。湘军的招募，严守两个要点： 第一，所招须是湖南乡土农夫。《曾文正公杂著》（扫叶山房本），卷二，页２，招募之规：“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胜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募格： 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 又： 《曾文正公重定营规》，有单行本，系咸丰十一年九月改定。其必以乡土者，在有里居可稽；必以农夫者，在取其朴实忠勇。第二，勇营必须分由统将亲自招集成军。《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八，页１８—１９：“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目的在使兵将意志贯通一气，可收指臂之效。淮军的招募，最初大抵合于湘军规制，后来虽然渐有权宜的变革，但就整体观之，乡土的本色，仍为淮军长期所保持。 营伍之制淮军建军之初，营伍规制，一仿湘军，无丝毫不同之处。湘军营制，初定于咸丰二年十二月，每营仅三百六十名。嗣后每营又加长夫一百四十名，合为五百名。至咸丰三年十二月，曾国藩又与罗泽南议定现行营制，并刊刻颁布，为湘军久行之制。此俱见黎庶昌著《曾文正公年谱》，卷二，页７；《曾文正公书札》，卷三，页４２，卷四，页５２，卷五，页１０。王定安： 《求阙斋弟子记》，卷二四，页１—１９。其组织以营为单位，设营官一员。每营分前后左右四哨，每哨设哨官一员，管理全哨，设哨长一员，以副哨官。每哨正勇，分为八队，其配置： 第一、 五两队为抬枪队，第二、四、六、八各队为刀矛队，第三、七两队为小枪队。刀矛、小枪每队正勇十名，抬枪每队正勇十二名。就此八队言，每队又置什长一名，伙勇一名。就四哨言，每哨官有护勇五名，伙勇一名。合计连哨官、哨长、什长、护勇、正勇、伙勇，每哨共一百零八人。合四哨共四百三十二人。此外营官又有亲兵六队，不置哨官哨长。其配置： 第一、三两队为劈山炮队，第二、四、六各队为刀矛队，第五队为小枪队。各队均置什长一名，亲兵十名，伙勇一名，计六队共七十二名。连亲兵与四哨合计，每营官统带五百零四名。综合一营之武力，计劈山炮两队，抬枪八队，小枪九队，刀矛十九队，共为三十八队，是为一营之制。淮军各营人数，及配置情形，均据周世澄： 《淮军平捻记》，卷一一，页１所载。然淮军营制，实本湘军，故其员额配置，又见之于《曾文正公杂著》，卷二，页５—６；王运： 《湘军志》，卷一五，页３；王定安： 《湘军记》，卷二，页３—４。王定安： 《求阙斋弟子记》，卷二四，页６—７。 又： 一般说来，营官亲兵不置哨长，但湘军中亦有不少例外，亲兵亦置哨长，只不入制而已。 淮军之编伍，营为最重要之单位，兹列表示明，以便与后日的变化相比较： 长夫之制与营伍有连带关系的人员配置，则为长夫之制。长夫的设置，以至确定名额，立为制度，则是湘军的最大特色，也可以说是曾国藩最卓越的创制。长夫之制，确定于咸丰三年十二月，历久不移。淮军亦始终因袭其成法，无所改变，直至承平时期，李鸿章屡受朝命指示，始作部分裁减。其制每营用长夫一百八十人，详细的分配如后：营官及帮办人员四十八名 搬运子药火绳及一切军装等项三十名 每哨哨官哨长及护勇四名（长夫） 每一劈山炮队三名 每一抬枪队三名 每一刀矛队二名 每一小枪队二名 合计全营一百八十名是以全营正额，自营官以至长夫，共计六百八十五人。周世澄： 《淮军平捻记》，卷一一，页１—２。 又：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 咸丰八年十月初五日所记，长夫之配置，尚因哨长官阶之不同而有增减，均为制度之外的办法。长夫的职事性质，极类似现代的工兵，只是尚未臻于完美境地。就中国兵制而论，是一项极大的进步。湘淮军之有长夫，当为中国专设工兵之滥觞此处所谓工兵之创制，须略加说明，以免误会。在此之前，军中本有弓匠、箭匠，甚至于铁匠、鞍匠之配属，盖为兵工厂业务，湘淮军则另有炮局火药厂之类。近代兵种均视为后勤作业。湘淮军之长夫，乃后世之工兵队，均不从事制造，惟将昔日兵卒所兼任战阵中之攻守工程，于此时独成一科，是以得称湘淮军长夫之制，为中国工兵队之滥觞。，曾国藩为开创之一人，故长夫之为湘淮军的特色，屡为其将帅所称道。光绪十三年（1887），户部议裁湘淮军长夫，两军首领，均力言不可。曾国荃奏称：查湘淮营制，自前督臣曾国藩于咸丰年间奏定章程，每营正勇五百人，额设长夫一百八十名，使之分执粗重之役。俾正勇出征，则无误战事，平居则致力操防。募一勇得一勇之用，操一日收一日之功，顿改曩时绿营惰窳之习，气象一新，始克悉成劲旅，转战数省，所向有功，皆由曾国藩苦心经营之所致。臣等恪守规模，凛凛焉惟恐失坠，竭力维持，以至于今。《曾忠襄公奏议》，卷二八。李鸿章复就中外兵制立言，以为长夫必不可少：伏查长夫之制，有关兵事强弱。自湘淮军转战南北，削平寇乱，其得力在于勇额足而拔队捷。勇额足则力厚，常以一营分扎两垒，故战守足恃。拔队捷则赴机迅速，不致贼退而兵始来。皆原于额设长夫，分执粗重之役，不使勇力过劳也。曾国藩老于兵事，所以为国家创法者，用意实为深远。议者谓长夫为征兵而设，防军可以不用。此仅因他省内地寻常分巡弹压姑为迁就之计，非所论于海防江防也。臣等所部各军，皆分扎滨江沿海要地，各有修筑洋式炮台营垒，及疏河垫道工程。防所距城市或数十里，或百数十里，且多孤悬海外，所需木石料物，薪粮子药，均须隔海搬运，资长夫之力。昔年行队坐营，皆用土枪炮，尚须多夫搬运。近年因备外患，所操枪炮，全系西洋精利之器。即如臣鸿章所部淮军，现领用后门枪两万余枝，后门大小炮共三百七十余尊。臣国荃所部湘营较少，而用后门枪炮亦多，其子药零件之笨重，可按册而稽。各炮台大炮，每尊重者至数万斤，开花子母实心各弹，重者至五六百磅，非数百人不能运一炮，非十数人不能举一弹，较从前所用增至数十倍。凡操后门炮，自炮目至勇丁，皆有应管之物，应做之事，缺一不可。弁勇既须亲操畚锸帮做土工，而练习枪炮口令准头又不能一日间断，实与征兵劳苦无异。其间粗重杂役甚多，若长夫太少，运用不敷，必致有器与无器等。西洋营制，每军另有做工运物之人，名曰工兵队。工兵即长夫也。用以筑台浚濠修路及一切力作，而使正兵专练枪炮，各国皆欲强兵，断无用兵而不用夫之理。《李文忠公奏稿》，卷六一，页７—８。服制湘淮勇丁之服制，亦系曾国藩所定，帕首，勇字短上衣，长裤扎绑腿，足着草鞋。《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八，页１８；《曾文正公书札》，卷三，页４３—４４。 又：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五，页４２：“淮军规模事事妥善，惟号褂、雨衣、包巾等件，俱由上制，而扣钱微多。” 又： 柴萼： 《梵天庐丛录》，卷七，页２：“淮军入境，则皆芒鞋短衣，布帕首。” 统领之制湘淮军以营为单位，营以上并无固定编制。但两营以上至数十营，则设有统领，其制系由湘军逐渐演变而成。当时所谓统领，其性质与职权，并未作严格规定，在习惯上是招募与统带的首领，并是运用于战场上的指挥官。所统部众，多少不等。轻者形成作战时之一小支，重则可成为一方面之统帅。以淮军而论，若张树珊的树字营，仅只六营。树珊阵亡后，其弟树屏统带，仅有三营。而刘铭传的铭字军，则常在二十营以上，同是统领，权责职事，不能相提并论。就发展的最初基础来看，左宗棠之经营皖南以及入浙，李鸿章之援吴，当时都不过是湘军一支统领的部众。 薪粮之制淮军薪粮之制，一仿湘军，虽章制无所改变，而惯例却有极大的克扣。当于后章详述。至其支领情形，列表如后：营官薪水银五十两，办公费银一百五十两，均不扣建。（凡营内帮办及管账目，军装，书记，医生工匠薪粮，并制办旗帜号衣各费，在办公费内开支。） 哨官日给银三钱。（以下各员弁兵勇，均按日计算，大月小月，薪饷不同。） 哨长日给银二钱。 什长日给银一钱六分。 亲兵及护勇日给银一钱五分。 正勇日给银一钱四分。 伙勇日给银一钱一分。 长夫日给银一钱。总计每一营之薪粮： 遇大建月支银二千八百九十二两二钱，遇小建月支银二千八百零二两四钱六分。 统领薪粮： 除自带之一营薪水公费夫价照支外，凡统至三千人以上者，每月加公费银一百两，加夫十名。统至五千人以上者，每月加公费银二百两，加夫二十名。统至万人以上者，每月加公费银三百两，加夫三十名。 小口粮： 凡新立营头及奉札招勇，未经大营点名，其勇夫勇丁，均有小口粮。至大营上宪委员点名后，再起支大口粮。小口粮之制，勇丁勇夫一例，每名日给制钱一百文。《淮军平捻记》，卷一一，页１０—１２。 恤赏之制作战阵亡，受伤，均有恤赏。湘军最初规定，阵亡者恤银六十两；受伤者： 上等赏银三十两，中等二十两，下等十两。嗣后一律减半，成为定制。淮军沿用其法不改，惟将阵亡恤银增为五十两；受伤者： 头等赏十五两，二等赏十两，三等赏五两，残废者另加，均如湘军所定。《曾文正公书札》，卷三，页２；《曾文正公杂著》，卷二，页７；《淮军平捻记》，卷一一，页１２。 濠垒之制湘军无论攻城或野战，最重视先占地步。凡军至一处，必先扎营垒，无论风雨寒暑，不厌其烦。淮军因袭其制，屡用于平吴之役。至扎营之法，湘军为一营一垒，淮军沿之，亦偶为一营两垒，布置要点均同。湘淮军均称营垒为墙子，须高八尺，厚一丈，用草坯土块筑成，正墙顶厚一尺五寸，上有枪炮眼。子墙顶厚二尺，为人站立之地。营濠一般为内外两层，间或掘三层。外濠宽八尺，深一丈五尺，内濠减半，均上宽下窄。外濠不留通道，内濠每隔二丈留一横路，以便出入。每一营垒，开前后两门，前门正大，外设湾墙一道，后门则隐僻。垒中留宽阔甬道。四哨兵勇，分扎前后左右四厢，亲兵扎于甬道两侧。扎营未定，不许休息，亦不许搦战。兹制濠垒位置图，以备参考。《曾文正公杂著》，卷二，页１—４；《湘军记》，卷二，页６—７。 又： 刘体智： 《异辞录》，卷一，页３０，记同治二年正月淮军攻福山事：“壮肃（刘铭传）曰，贼脆弱不经战，直前搏击，擒捕鼠辈耳。中丞（潘鼎新）曰： 取福山守兵易，御常熟援寇难。不若翻墙子之为便。翻墙子者，先筑一垒守之，再前筑一垒，后移垒之兵于前，更调兵守后垒。如是者回环不已，直向敌垒而进，立于不败之地。古所云步步为营者是也。”此淮军平吴时所沿用筑垒之实例也。（图表二）濠垒位置图 行军之制拔营行军，淮军一守湘军规制，沿用不改。凡行军，则以七成队伍预备打仗，三成队伍押夫。若敌在前，则七成队伍走前，锅帐担子走中间，以三成队伍在后押之。若敌在后，则以三成队伍走前，押锅帐担子同行，七成队伍殿后。若十营八营，同日拔行，各守其制，分班序进，不许掺杂混乱。每营并派一弁在后押尾，稽查病卒落后，或不法者滋事。拔营之先，须派好手先走，择其善看地势，善察敌情者，在大队之前十里或二十里，遇树林村庄则搜之，桥渡则志之，以防埋伏。行程计每日三十里，长日则四十里。旨在节养气力，到处可以立足。《李文忠公奏稿》，卷八，页３５：“楚军营规，无论调援何处，事势缓急，仍守古法，日行三四十里，半日行路，半日筑营，粮药随带，到处可以立脚，劳逸饥饱之间，将领节养其气力，体恤其艰苦，是以用兵十余年，卒能成功，为其能自立于不败之地，致人而不致于人。臣军陆战，亦用此法，此又非他省将帅所能仿行，非他军但图野战，不肯扎营者所能合一者也。” （图表三）墙子横剖面图说明1． 墙子筑法： 用草坯和土块砌成内外两层，中间填紧碎土。每隔尺余，横铺长条树木。墙上留有枪炮眼，墙内筑有子墙，为守望站立之地。 2． 墙子尺寸： 正墙脚宽六尺或一丈，包括子墙脚在内。墙顶宽一尺五寸，子墙顶宽二尺。正墙高八尺或七尺。子墙高三尺五寸或四尺五寸。 3． 濠分内外两层，外濠宽六尺至八尺，深八尺至一丈五尺。内濠宽深减半。挖濠之时，每隔二丈留横路一道，挖毕之后，内濠仍留横路，外濠横路概行挖去。（程学启投降湘军，曾国荃置之于濠外，即如图中部位。） 4． 花篱布于外濠之外三箭地周围，用五尺余长粗木，埋土中二尺。或埋二三层，或五六层。 5． 所绘濠上桥梁，垒中帐棚，并不代表实际数量，盖难于图中表示甚多也。 营务处之制一军的基本组织，已略述如前，而运用于作战，及一切行动调度，则须有首脑机关，为一军之神经中枢，即所谓营务处。其性质，大则可说是一个参谋本部，小则可说是一个指挥总部。营务处并非湘军所创，也非湘淮军所独有，当时凡独立作战各军，多有此类组织，名目容或不同，或并无一定特称。惟就湘淮军言，营务处的组织与职司，是比较明显的。湘军营务处的设置，在咸丰四年东征之始，本为不得已之举，当时以朱孙诒为陆路营务处，褚汝航为水师营务处，一仿绿营左右翼长之制。嗣后曾国藩特别着重制度的确立，使其健全而完善。《曾文正公手书日记》： 咸丰九年九月初六日：“夜与李申夫（李榕字申夫）论营务处之道： 一在树人，一在立法。有心人不以不能战胜攻取为耻，而以不能树人立法为耻。树人之道有二： 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造就。申夫似能领悟，盖高明而有志于办事者。”由是湘淮军的营务处，就较别军显得出色，其效用也比较宏大。营务处因系随统帅行动的机构，主其事者自然是统帅本人。其下有所谓办理营务处，或径称营务处，有时一人，有时二三人不等，所负任务，等于作战或训练的参谋。承统帅之命，统筹全军各项调度。一般情形又均带领兵勇，任实际作战。由此发展，湘淮军营务处，就渐渐培养成不少统将之才，如湘军的李元度、朱品隆、李榕；淮军的李鹤章、丁寿昌、赵宗道、段、戴宗骞。营务处之下，有时特设左右翼长，分统大帅的亲军。湘军的萧启江、张运兰均曾任此职。此外又有文巡捕、武巡捕、银钱所、军械所、发审所、公牍、书启、文案等名目，构成一个统帅部的组织。营务处并不限于统帅部所有，其下大支部队，亦均有设置，用以调度全军，如铭军、武毅军、盛军、勋军、庆军等，均自有其独立的营务处。同上，咸丰八年七月十一及十八等日记有营务处组织。 粮台之制湘淮军的后勤组织，也是相当完密而有效率。若置筹饷筹械的厘捐局、报销局、转运局、支应局、炮局、火药局、船厂不计（淮军饷械另有专章讨论），则属于营制方面的重要后勤组织，就是粮台。各军均有粮台的设置，著名的江南江北两粮台，是支援江南江北大营的庞大机构，多半由藩司运司兼为主持其事，其权势远非前期的湘淮军粮台所可比。湘军粮台之制，系咸丰四年初曾国藩所订，及淮军成立，也因袭其制。粮台以亲信大员为总理，下分八个所，计为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各所均派委员管理之。粮台的任务，是直接应援大营，必须随军行动。照湘军的规定，粮台须距行营在四十里以外，八十里以内。所以此种粮台并非征集钱粮之所，而是一个随军的后勤补给站，其钱粮军械均来自转运局、支应局和火药局、炮局，再由粮台分发各军。淮军剿捻之时，粮台性质转向于专顾钱粮。其余各所，或合并或独立，已非昔时旧观。此种粮台，亦命名为行营粮台，平捻之后，淮军所属各部，亦均有之。黎庶昌： 《曾文正公年谱》，卷三，页２；《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八年七月十八日记；《淮军平捻记》，卷一一，页１６—１８。
